古巷風云激蕩

楊國棟

一

千年古城福州的三坊七巷，有著風情濃郁、風格獨特的厚重文化底蘊，尤其是名揚海內外的明清時代閩派古老建筑，常常讓人們嘆為觀止，流連忘返。殊不知，在這個被今人譽為“明清建筑博物館”和古代都市“里坊制”街區的重要標本中，也深深地融入了紅色歷史文化的重要標識。

遙想當年，北京五四運動震撼爆發，消息傳來，福州市區吉庇巷60號的謝家祠即刻掀起驚濤駭浪。驟烈的風云變幻中，福州各校學生聯合會在此宣告成立，吹響了當年福州乃至福建第一聲愛國主義集結號。

吉庇巷60號謝家祠

安民巷立本弄中共福州地委機關舊址

安民巷立本弄的一戶院落，如今門楣上標注的是福建省文學院。然而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這里曾經是中共福州地委機關舊址。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革命黨人徐琛和余哲貞，隨北伐軍從廣東入閩，揮戈東進，占領了福州城。根據上級指示精神，中共福州地委進行改組選舉，年僅22歲的徐琛當選為地委書記，他的妻子余哲貞擔任地委委員兼婦女部長。他們就居住在安民巷的立本弄地委機關里，多次策劃了福州市工農群眾、廣大師生和知識分子參加的游行集會活動，發展了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青年婦女組織。其時，全國著名的工運領袖、福州人王荷波以中共中央特派員的身份，進入福州指導工運和統一戰線工作。王荷波同徐琛、方爾灝、蔡珊、陳興鐘等一道，在安民巷立本弄積極謀劃，派出大批黨團員參加國民黨省黨部的籌備處工作，短時間內以改組國民黨福州市黨部名義，掌控了國民黨市黨部中的組織部、宣傳部、工人部、農民部、商民部、婦女部、青年部等領導權，成為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人通過掌握領導權而實行大規模地方青年運動、工人運動、民眾運動的典范。

不久，王荷波因工作需要，離開福州，重新回到北方領導工運斗爭。從王荷波身上學到不少工作方法經驗的徐琛、余哲貞等同志，繼續以安民巷為紅色據點，堅持革命斗爭。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前，國民黨右派在福州發動了“四三”反革命政變，大肆抓捕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平靜的安民巷上空，突然風煙激蕩。中共福州地委機關遭受了慘重的打擊破壞，徐琛夫婦號召大家從地面轉入地下，保護了革命火種。為了其他同志先行安全轉移，徐琛夫婦耽誤了最佳撤退時間，不久被捕入獄，經受嚴刑拷打而不屈服，英勇犧牲于福州西門外的西洪路雞腳弄刑場。臨刑前，他們以未曾舉行過婚禮的理由，向世人宣布舉行刑場婚禮，讓國民黨的槍聲成為他們婚禮的最好禮炮。這一“刑場婚禮”比廣州陳鐵軍與周文雍還早8個月時間，震驚全國……

吉庇巷的劉氏宗祠，在1942年至1949年間，成為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聯絡站。黎明前的黑暗中，國民黨密謀修建寬大高厚的福州城墻以堅固軍事工事，阻撓葉飛領導的解放軍10兵團進軍福州。這個絕密消息被長時間潛伏在國民黨軍政兩界的福建行署副主任吳石獲取。他通過地下黨傳給中共福建省委秘密聯絡站，并通過媒體曝光，揭露敵人的陰謀，引起社會民眾公憤。福建省委多次組織廣大師生和工農大眾上街游行，堅決反對并阻止了國民黨軍隊的陰謀，為解放軍順利攻城立下大功。張鼎丞被中共中央任命為福建省委書記后，也在鼓樓的南街、三坊七巷一帶開展工作，同葉飛司令員緊密聯系，里應外合，短時間內就消滅了連江、閩清、永泰、長樂、福清和福州市郊、市內的國民黨守軍數萬，勝利地解放了福州……

二

在三坊七巷的紅色革命歷史中，當年影響力較大的還有安民巷53號的新四軍福建辦事處。這座房屋舊址系古老的清代民居，面積480平方米，原為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兒子林聰彝之老宅。

安民巷53號的新四軍福建辦事處舊址

1938年1月，后來成為新四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的張云逸踏著皚皚白雪，從風云浩蕩的長江邊一路向東南方向前行，來到福州。當時，剛成立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地址就設在了安民巷的林聰彝老宅子內。

建立新四軍福州辦事處意義重大，選擇張云逸來閩主持新四軍辦事處籌備工作，是有其原因的。原來，中央紅軍1934年10月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后，奉命留在中央蘇區和其他蘇區的紅軍共三四萬人，其中包括兩萬多傷病員。他們在遠離黨中央領導并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分散在福建、江西、廣東（含瓊崖）、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8省15個地區，就地堅持斗爭，史稱艱苦卓絕的“南方三年游擊戰”。國共第二次合作后，周恩來率領中共代表團，在同國民黨要員的談判中，明確地提出了改編我黨領導的南方8省紅軍游擊隊的方針。開始，國民黨拒不承認，甚至將這些紅軍游擊隊說成是“土匪”，企圖實施“北和南剿”方案，予以剿滅。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立場堅定，態度強硬，最終迫使國民黨承認紅軍游擊隊的合法存在。具體到南方各省，中央指派張云逸等同志負責這項工作。他立場堅定，絕不妥協，迫使國民黨同意將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包括瓊崖）的紅軍游擊隊，全部改編為新四軍，逐步向北移動，在大江南北開展抗日斗爭。

此后，張云逸又以中共代表和新四軍副軍長兼參謀長的身份，來到閩、粵、桂一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紅軍游擊隊改編的問題。雖然每一次談判都進行得異常艱難，但最后卻都被機智老到的張云逸副軍長一一破解。

當時，南方各省游擊隊由于長期轉戰于深山密林中，對于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缺乏了解。某些領導人對國民黨要消滅或吞并紅軍游擊隊的陰謀警覺性不高，在與國民黨地方當局談判中，沒有堅持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以致發生了部隊改編時被集體繳械的事件。有一位叫何鳴的閩粵邊特委，在1937年6月同國民黨駐閩粵軍第65軍達成合作抗日協議后，輕易地將特委領導的近千人的閩粵邊獨立大隊開進漳浦駐防，結果于7月16日被國民黨軍以點編發餉為名包圍繳械。史稱“漳浦事件”。對于這一事件的善后處理，是張云逸與陳儀等人進行談判的重要內容。經過反復交涉周旋，迫使福建國民黨當局歸還了游擊隊的300多支槍，大部分被閩粵駐軍關押的游擊隊員得到釋放，暫時編入閩粵駐軍。按照張云逸提出的談判條件，閩粵駐軍提供軍餉給養，保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一旦時機成熟，這些游擊隊員將歸建新四軍，北上抗日。

根據張云逸傳達的黨中央指示精神，閩西游擊隊的領導人統一了認識。譚震林率閩西游擊隊一部到閩南，與中共閩粵邊特委重建的紅三團會合，穩住了閩粵邊的形勢，保住了這塊游擊區。

張云逸還派人去贛粵邊游擊區糾正中共贛粵邊特委在與江西國民黨談判中出現的偏差。贛粵邊特委于1937年9月上旬開始就游擊隊改編同江西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由于贛粵邊特委與中央久失聯絡，對中央關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未能完全了解，以致答應對方將紅軍游擊隊調離贛粵邊游擊區。這種做法有悖于中央關于南方游擊區的工作方針。由于張云逸及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派人及時向贛粵特委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從而糾正了這一偏差，沒有造成不良的后果。

由于張云逸堅持黨性原則，對敵斗爭絕不妥協，挫敗了陳儀和福建地方企圖調動大批軍隊對游擊區瘋狂“清剿”的計劃，導致福建地方軍隊想借談判之機對紅軍游擊隊實行收編的陰謀破產。

三

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在積極的謀劃籌備之中，有一位重要人物不能不提，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開國少將孫克驥。

孫克驥出生在崇安縣（今武夷山市）一個書香世家。共產黨領導的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席卷神州大地，對孫克驥產生強烈的影響。在福州讀書的時候，他就與一大批同學一道，投身于反對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日本帝國主義侵犯東北的抗日救亡運動，繼而在福州等地積極從事地下革命工作。當時的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團委書記葉飛，多次組織青年通過文化教育、街頭宣傳、文藝演出等形式，開展反日活動，孫克驥是其中的積極分子。不久，孫克驥就參加了秘密的地下革命斗爭。后來黨內出現叛徒，孫克驥等人迅速秘密轉移，參加了共青團江蘇省委領導的中華人民抗日救國義勇軍。他們掌握了對敵斗爭的方式方法，于1936年9月被組織安排回到福州秘密發展義勇軍組織，進行抗日斗爭。孫克驥表現突出，經受了考驗，于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組織。

抗戰全面爆發后，因組織需要，擔任中共閩浙贛特委委員兼統戰部長的孫克驥，于1938年轉入新四軍，并于同年跟隨張云逸等同志前往福州籌辦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他們組織召開了新聞記者見面會，宣傳國共合作背景下建立新四軍辦事處的意義、職能、任務，一下子就在媒體和公眾中產生良好反響。那段時間，孫克驥憑借對福州的熟悉和人脈，做了很多宣傳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聯合進步團體抗日的工作；又為黨組織的秘密恢復和黨員的發展忙前忙后，殫精竭慮，取得積極成效。一大批黨的外圍組織，如互濟會、反帝同盟會等，都成為黨的統一戰線中的重要力量。

有一次，張云逸在同福建省主席陳儀談判時提出：我軍將派人到閩東聯絡葉飛的閩東獨立師。在場的國民黨代表一口否認這一存在。張云逸一再堅持要親往會見葉飛，國民黨百般刁難，無法成行。張云逸退讓一步，提出雙方各派一人同去。我方派孫克驥同志，國民黨派保安處一人前往。事前，孫克驥將中央文件蠟封藏在一塊肥皂里。張云逸告誡孫克驥：文件在必要時應銷毀。并囑咐孫克驥：要做好兩手準備，萬一指派與你同去的人失約，你應立即設法到閩北去找黃道書記。閩北已同國民黨開始談判，送給葉飛的文件，可請閩北方面迅速轉達。這時閩北紅軍游擊隊已于談判后改名為抗日義勇軍，部隊還從各地分別向江西鉛山集中。孫克驥通過關系找到黃道。黃道根據張云逸的要求與孫克驥的建議，及時派出紅軍交通員將文件送給葉飛。久旱逢甘霖的葉飛部隊，獲得了上級黨和軍隊的指示，隨即踏上北上尋找新四軍的征程。

安民巷

四

1938年，攜著風霜雪雨走進春節的張云逸和王助、孫克驥等新四軍籌備處的同志，大張旗鼓地宣告了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的掛牌成立。之后，張云逸帶著孫克驥等同志離開福州北上，王助出任辦事處主任。

王助是福州市馬尾區亭江鎮象洋村人，1930年進入福州英華中學念書，受黨組織指派，秘密加入中共的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次年夏天被選為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反帝大同盟遠東大會，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2年秋天，王助憑著優異的學習成績考入北平燕京大學。他因領導學生運動，被學校當局列入黑名單。黨組織考慮到王助已經暴露，便將他調回福建開展地下秘密工作。他在組織的同意下，入讀廈門大學經濟系。他吸取了燕大學生運動的經驗教訓，改為秘密發展校內“反帝大同盟”組織，并以“讀書會”為名，成立黨的外圍組織“現代文化社”，吸收進步學生200多人參加。王助借此機會謀劃并創辦了《現代文化》刊物，成為青年學生反對與譴責日軍侵略東北、拋售日貨，國民政府軟弱無能的重要平臺。王助由于表現突出，成績斐然，光榮出席了在紅都瑞金召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后，王助結束了學業，加入了紅軍的行列，成為閩北軍分區政治部副主任，后又任政委。中央紅軍北上長征后，王助率領閩北獨立師第二、三團1000多人，堅持開展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周旋于國民黨地方武裝的多次“清剿”中，保存了紅軍游擊隊實力。

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后，根據上級領導指示，王助帶領部分游擊隊員深入建甌、松溪、政和一帶宣傳抗日救亡政策。面對一些地方反動勢力的阻撓和挑釁，王助在邵武、建陽等地組織游擊隊對當地民團組織武裝予以堅決的反擊，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

王助擔任新四軍駐福州辦事處主任期間，發生了國民黨頑固派將閩地紅軍游擊隊包圍繳械的“泉州事件”。王助與范式人等當即向國民黨省政府主席陳儀交涉，據理力爭，獲得勝利。

1939年5月，日本侵略軍侵占閩江口。新四軍福州辦事處遷到南平，王助率領大家繼續斗爭，在各縣重建黨組織。7月，中共福建省委在崇安召開第一次黨員代表會議，王助當選為福建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1941年4月，日寇攻陷福州。為打通閩北與閩中的路線以便南下開展抗日游擊戰，王助執行省委指示，率領林兆榮支隊挺進建甌、順昌、南平等地，恢復和開辟新的游擊區。隊伍途經建陽東坑頭時，遭遇一股土匪的襲擊。王助率領大家沉著應戰，邊打邊退，尋機突圍，不幸中彈犧牲，時年27歲。

為了紀念這位功績卓著的新四軍地方領導人，中共福建省委做出重要決定：將建（甌）松（溪）政（和）特委命名為“王助特委”，革命武裝支隊命名為“王助支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