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的女性政治參與

孫雷

摘要：.2010年底，一場“阿拉伯之春”席卷整個西亞北非地區，大部分阿拉伯國家開始發生政治劇變。作為這場劇變的起點，突尼斯被認為是國家民主轉型的成功典范，這與公民有效的政治參與密不可分。女性政治參與作為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標志，是衡量國家能否實現長足發展和社會和諧的主要因素。在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積極有序地參與政治活動是推動國家民主化進程發展的關鍵動力。

關鍵詞：突尼斯 民主轉型 女性主義 政治參與

一、引言

2010年12月，突尼斯國內爆發大規模示威游行，導致時任總統本·阿里政權倒臺，標志著國家開始進入民主轉型時期。多年來，突尼斯政府努力保持政局穩定和維護社會安全，以期加快民主轉型的進程，隨著利益訴求和利益沖突的不斷增加，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女性政治參與是指女性公民通過一些合法的途徑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和政治意愿，以試圖影響政府決策的行為。作為社會發展中的重要群體，突尼斯女性長期以來都關注現實問題，積極表達政治訴求，并在國家民主轉型時期實現了有效的政治參與。

二、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原因

女性政治參與是男女平等在政治上的一種積極訴求，是女性主義理論和女權運動的重要體現標準。在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數量和質量與以往相比都有了較大的提高，其原因主要可分為三點。一是歷史原因，突尼斯在思想改革和女性解放方面具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為女性政治參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是政治原因，自突尼斯獨立至今，歷屆政府高度關注女性及家庭事務，女性的權利和地位一直都受到法律的保護，為女性參與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三是社會原因，隨著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推進，突尼斯國內涌現出一大批女權運動組織，進而也擴大了女性參政議政的機會。

（一）歷史原因

正如馬克思所言，在北非這樣一個“自然形成的不發達狀態中，傳統必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早在公元8世紀，突尼斯就出現了保護女性地位的文件《凱魯萬婚約》，它從社會傳統的意義上禁止了一夫多妻制，體現出突尼斯女性自古以來對于自主權的追求。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受歐洲現代主義浪潮的影響，突尼斯國內涌現出一批將女性解放思想和伊斯蘭教思想相結合的改革家，他們主張從文化教育和法律保障等方面入手保護女性權利。其中，塔哈爾·哈達德（Tahar Haddad）的思想對突尼斯女性解放產生了重要影響，他認為女性應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權利、女性應同男性一樣具有工作權利并從事與政府有關的工作、女性應擺脫對男性的依賴取得經濟獨立等。他的思想為當時突尼斯女權運動的興起指出了正確的發展方向，同時也為后來有關女性地位提升的立法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政治原因

1956年3月20日，突尼斯擺脫法國宗主國的保護宣布獨立。突尼斯歷屆領導人都重視社會穩定與和諧發展，將保護女性權利和地位擺在突出位置，尤其是保障女性享有政治參與的權利，提高女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獨立的四個多月之后，突尼斯頒布了第一部關于公民權利的法典《個人地位法》（The Code of Personal Status），該法典基于塔哈爾·哈達德的女性主義思想和首任總統哈比布·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的現代化思想完成，旨在強調突尼斯女性在家庭范圍內的合法權利。在布爾吉巴執政的三十年間，他始終堅持建立現代化的教育和社會福利制度，并致力于促進女性權利的保護，政府資助在教育和衛生等關鍵領域的優秀女性到歐洲接受培訓，鼓勵她們歸國后投身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當中。隨著國家社會狀況的改善和經濟快速發展，突尼斯女性的權利和地位也被賦予越來越多的法律保障。如1959年憲法規定，女性在政治上享有一切政治權力，具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有結黨結社權；突尼斯勞工法規定，男女必須同工同酬?！?977年10月14日，突尼斯議會通過憲法修正案，擴大國民參政、強調政黨在組織國民參與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降低議員選舉年齡和突出女性地位”。

到1987年，第二任總統本·阿里（Ben Ali）執政后繼續鞏固和保護突尼斯女性的法律地位，以期通過此舉削弱國內“伊斯蘭復興運動”（The Ennahda Movement， Renaissance Party）的發展勢力，維護政治改革的成果。政府批準執行一系列關于保護女性權利和社會地位的國際公約，如1985年關于取消歧視女性行為的《哥本哈根國際公約》、1995年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北京行動綱領》等。伴隨著相關制度和法律的不斷完善，突尼斯女性政治參與的比例也逐漸增加。在1998年，女性擔任政府職員的比例為24%；1999年，共有5名女性擔任政府要職，其中2名部長、2名副部長、1名總統顧問；2000年，女性為地方議會成員的比例達21.6%。與此同時，一部分女性官員還被派往國際組織任職，如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非洲經濟委員會、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等。

2011年，突尼斯開始進入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機會進一步得到擴大，這一年女性任職法官的比例占到32.4%，到達了歷史新高。2014年，突尼斯政治變革后的首位民選總統貝吉·卡伊德·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上任，他在任期內向議會提交了一項關于男女繼承權平等的法案，被認為是突尼斯女權發展“歷史性的一站”。2019年10月23日，突尼斯新任總統蓋斯·賽義德（Kais Saied）在議會宣誓就職，在演講中表示將充分尊重女性的地位，繼續維護女性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權利?？偠灾?，自突尼斯獨立以來，歷任政府基于國家政策和立法改革來保護女性權益，為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的女性政治參與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證。

（三）社會原因

多年來，突尼斯女性主義組織相繼成立，形成了女權運動與女性政治參與的有機互動?！?936年，突尼斯第一個女性組織‘穆斯林女性聯合會投身到民族解放斗爭之中，并隨著斗爭的深入發展而不斷地顯示出自身的力量和價值”。在獨立前夕，突尼斯女性國家聯盟（National Union of Tunisian Women）成立，其目標是推動女性在政治、經濟、教育和社會等領域的地位發展。隨著該聯盟的成熟，突尼斯涌現出大量的非政府女性主義組織，女性在社會中的話語權也逐漸擴大，國家進入了女權運動發展的新階段。1990年前后，一批在歐洲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女性主義學者開始進入到政府、議會、工會等部門工作，時任突尼斯女性國家聯盟主席拉西亞·哈達德（Rahia Haddad）還曾經呼吁擴大女性言論自由和結黨結社的權利以鼓勵她們踴躍參與國家的政治建設。在突尼斯爆發革命后，諸如此類的社會組織也關注到如失業率升高、物價上漲等社會問題，為女性發聲提供了良好的平臺。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地位的提高，她們也掌握了更多的政治資源，從而得以順利進入到政治系統中以國家和政府的名義行使自己的權利。

三、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方式

一般認為，政治參與是以公民為主體通過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間接影響政府決策的政治行為，從而實現自身或群體的利益。在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作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積極參與其中，通過參加政治選舉、投身社會團體和媒體發聲的方式實現了自身的利益表達。

（一）政治選舉

隨著本·阿里政權的倒臺，突尼斯進入政治重建的新階段，各種新黨派如雨后春筍般出現。2011年后，一些激進女性主義者依靠黨派背景開始進入政壇。世俗黨派突尼斯呼聲黨（Nidaa Tounes）的黨員博什萊·哈米妲（Bochra Hmida）曾以選區領導人的身份參加國家制憲議會的選舉，并在該黨派領導人埃塞卜西當選總統后被任命為個人自由與平等委員會（Individual Freedom and Equality Commission）主席。作為該委員會的主席，她曾主持一項關于平等男女繼承權的立法改革，在議會引起了激烈的討論。由于在政治活動中的出色表現，她在2018年被突尼斯新聞媒體界評為年度政治人物，2019年又被授予為表彰在突尼斯人權領域做出杰出貢獻的法蒂瑪·菲利亞獎（Fatima al-Fihriya Prize）。與此同時，溫和伊斯蘭主義政黨突尼斯伊斯蘭復興運動的代表蘇阿黛·阿卜杜拉希姆（Souad Abderrahim）在2018年7月3日成功當選首都突尼斯市市長，成為160多年來的首位女市長。她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代表了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標志性突破，更大程度地燃起了人們對于男女平權的希望。

近年來，女性在公共和政府事務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其中擔任高級職務和參與決策部門工作的也不占少數。2014年，突尼斯通過立法改革承認男女享受同等的參政機會，擴大了女性政治參與的權利；2015年，突尼斯國民議會中有68位女性議員，占全體議員人數的31.43%；2018年的突尼斯市政選舉中，女性占據了47%的市議會席位；到2019年的突尼斯總統大選，在第一輪26名候選人中共有兩位女性參選者；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發布的《2020全球性別差異報告》（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顯示，突尼斯女性在議會中的百分比為35.9%，有10%的女性擔任部長職務，其它各項數據也均在北非阿拉伯國家乃至伊斯蘭世界中名列前茅。

（二）社會團體

社會團體或社會組織是現代政治活動的一種基本形式，也是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有效手段。在“茉莉花革命”期間，無論在農村還是城市，女性組織的成員都高度參與到示威游行和相關活動中去，表達出她們對于新民主的盼望。

目前，突尼斯國內已成規模的女性主義組織達百余家，包括保守派和世俗派，多分布在首都及其它各大城市。這些團體的成員有企業家、地方議員、高校教師和藝術家等，常常還包括少數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和遭受到暴力侵害的青年女性，她們的政治獨立性較高且與政府有著良好的合作基礎，定期舉辦主題研討會和社會慈善活動，還通過出版相關刊物發表政治意見。她們反對以伊斯蘭主義和世俗主義來定義女權運動，主張各黨派和女性主義組織應聯合一致推動國家政治的民主轉型。例如，伊斯蘭主義傾向的“女性領導學院”（Womens Leadership Academy）一直以來專注于為女性在地方和立法選舉中的競選提供指導和幫助；在2011年和2014年的兩次選舉中，世俗化的“突尼斯女性選民聯盟”（League of Women Voters）頻繁呼吁進行立法改革，要求女性同男性享有同等的參政機會，以及禁止對女性實施暴力行為等；同樣屬于世俗派的突尼斯女性主義代表人物艾斯娃特·尼莎（Aswat Nissa）所創立的“女子政治學院”（Womens Political Academy）旨在為女性提供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專業培訓。此外，一些團體組織還試圖搭起宗教和意識形態之間的橋梁，2017年6月，突尼斯民主女性協會（Tunisian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Women）曾與伊斯蘭黨派議員和宗教學家們展開了一場關于突尼斯女權發展的研討會，為其它社會團體組織拓展政治參與的渠道樹立了良好的典范。

（三）媒體發聲

在推翻前任政府的統治后，媒體便成為了政客們宣傳國家民主轉型的主要工具。除了參加政治選舉和社會團體活動外，突尼斯女性還借助國家民主轉型的大好勢頭通過媒體發聲，力圖增加她們政治訴求的關注度。一些女性社會活動家開始參加電視訪談、辯論和脫口秀節目，針對保護自身權益展開公開自由的討論。除此之外，她們還利用臉書、推特等社交平臺的公共或個人賬號對社會變革發表意見，主要包括推動女性參與公共事務管理和鼓勵女性關注政治選舉等。

值得一提的是，突尼斯著名女性主義學者阿梅爾·格拉米（Amel Grami）和新聞記者莫妮亞·阿爾法維（Monia Arfaoui）以恐怖主義和女性的關系為主題撰寫出版了《女性與恐怖主義》一書，作者搜集了自2011年以來的大量檔案資料，圍繞女性在恐怖組織中的成員身份以及家庭環境對她們加入恐怖組織的影響進行了客觀理性的分析，使讀者清晰地了解到恐怖主義和性別之間的根源問題。該書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兩位女性作者相繼通過新聞媒體強調女性主義研究對于遏制國家非傳統安全威脅的重要性，第一作者阿梅爾·格拉米也在2016年被授予突尼斯共和國勛章以表彰她為維護國家安全做出的積極努力。

四、突尼斯民主轉型時期女性政治參與的影響

突尼斯的國家民主轉型與女性政治參與是相互滲透、彼此依賴的關系，二者在追求共同利益目標的同時其背后也隱藏著具體問題上的分歧。但總體來說，在大部分阿拉伯國家都處于政權更迭的大背景下，突尼斯女性作為國家轉型時期的重要力量始終高度關注并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在推動國家民主化建設的進程中也拓展了自身的發展空間。

首先，自突尼斯發生劇變以來，公民的政治參與成為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杠桿。突尼斯女性的政治參與從女性解放和女權主義的角度有效地制約了國家權力的擴大，正確地引導了政府與公民之間的矛盾解決。在個人、社會和政府層面，突尼斯女性都有自己的代言人，她們通過提交法案和決策參與以集體的力量推動了國家的政治轉型。其次，作為阿拉伯世界中最為開放的國家之一，突尼斯向來具有良好的民主政治基礎，公民政治參與的有效性及其規模也是突尼斯民主轉型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大部分參與政治生活的突尼斯女性代表著自身群體的基本利益，她們具有理性的判斷能力和獨立的民主意識，為鞏固和發展國家民主發揮了正確的政治作用。最后，在民主和傳統的碰撞中出現了許多國家女權主義者，她們尋求從不同角度重新塑造女性的政治身份，認為國家女性的利益不應該只由那些位高權重的女性政要來決定，而是更應關注到那些社會基層的女性訴求，表達了對促進國家全方面保護和發展女性權利的愿望。突尼斯女性積極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標志著她們開始以一股政治力量進入民主改革的歷史舞臺，也為其它阿拉伯國家女權運動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五、結語

女性政治參與是歷史進步和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v觀全球，許多國家的女性已經廣泛地參與到國家建設的隊伍當中，但也不乏少數女性地位低下、女權發展落后的國家。一直以來，突尼斯被譽為是“阿拉伯女性中心”，在女權保護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被認為是阿拉伯伊斯蘭社會中女權運動的先鋒。從2011年爆發“茉莉花革命”以來，突尼斯的政治重建已十年之久，雖然在一些領域已經初顯成就，但國家的民主轉型仍任重道遠，還需要更多有序的公民政治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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