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分析

張金波 范喬希 周作昂

摘?要：隨著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上升為國家戰略，協調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成為推動川渝地區經濟高質量融合發展的重中之重。通過構建耦合協調模型，分別探討了兩者作用機制及協調關系在時序上的變化。結果如下：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耦合關聯作用強;川渝耦合協調度均不斷上升;四川省耦合協調類型由失調衰退上升為協調發展，而重慶市一直為失調衰退。優化產業、城鄉就業結構與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川渝地區亟需解決的問題。

關鍵詞：就業結構?經濟發展?灰色關聯?耦合協調

一、引言

就業乃民生之本。就業結構是反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1]。近年來，川渝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就業結也在不斷地的優化。自“成渝經濟區”到“成渝城市群”，再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提法的變化背后蘊藏著發展理念、層次定位、勢能動能與必由路徑的深層轉型升級，不僅是對于兩地發展的重大利好與戰略機遇，而且對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具有里程碑意義[2]。通過探尋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耦合作用機制，為促進川渝地區經濟可持續發展、制定合理的就業政策、推動區域融合發展等提供理論依據。

二、研究方法、指標體系與數據來源

（一）研究方法

1.灰色關聯分析法

灰色關聯分析法（Grey?Relational?Analysis，GRA）能準確地反映各要素之間的關聯程度，適于處理內涵不清晰、關系不明朗的數據[3]。通過構建耦合關聯度模型來討論系統之間的關聯程度，具體研究思路如下：

（1）數據標準化處理

考慮實際所收集到的數據具有不同的量綱與數量級，采用標準差方法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

（2）計算關聯系數

式（1）中，rij（t）為川渝地區在?時刻第i個就業指標與第j個經濟指標之間的關聯系數;ρ稱為分辨率，一般取ρ=0.5。

（3）計算關聯度

式（2）中，?γij為第i個就業指標與第j個經濟指標之間的關聯度，N為樣本數據。

（4）構建系統耦合的關聯度模型

以上述計算得到的關聯度來構建兩個系統的耦合關聯度模型：

式（3）（4）中，m、n分別為兩個系統的指標數，di為第i個就業指標與經濟發展系統的關聯度;dj為第j個經濟指標與就業結構系統的關聯度。

2.綜合評價分析法

綜合評價分析法（Comprehensive?Evaluation，?CE）是以指標權重為核心、反映評價對象綜合數量水平的一種分析方法。本文具體研究思路如下：

（1）計算耦合度

由計算所得的關聯系數來計算耦合度：

（2）構建耦合協調度模型

首先，采用熵值法來確定指標權重，然后通過線性加權法分別得到兩個系統的綜合指數得分以及綜合發展指數。

（二）指標體系

基于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內在聯系，遵循可行性、科學性、定量性、統一性的原則，構建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系統指標體系（見表1）。

（三）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數據主要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分省年度數據《四川統計年鑒》（2000-2019）《重慶統計年鑒》（2000-2019）以及2000-2019年四川省、重慶市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

三、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影響機制實證分析

采用灰色關聯分析法，以川渝地區為研究對象，研究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影響因素及關聯性;通過計算關聯系數得到2018年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的關聯度矩陣（表2）。

（一）川渝地區就業結構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分析

就業的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最高，綜合關聯度為0.74，屬于較高關聯，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就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度分別為0.37、0.80、0.92。就業的經濟類型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次之，綜合關聯度為0.65，屬于中度關聯，其中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其他經濟就業與經濟發展系統的關聯度相對較低，分別為0.36、0.39、0.68，而個體經濟、私營經濟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度分別高達0.91、0.87。就業的城鄉結構與經濟發展的關聯性最低，綜合關聯度為0.64，屬于中度關聯，但城鄉影響程度的差異較為明顯。其中城鎮就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度達到了0.91，鄉村就業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度僅為0.36。

總結發現，川渝地區第二、三產業就業、城鎮就業、個體和私營經濟就業與經濟發展保持高度關聯，所以合理分配就業資源，增加其就業人數對促進經濟增長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川渝地區經濟發展對就業結構影響分析

工業經濟、經濟效益與就業結構間的綜合關聯度分別為0.69、0.68，同屬于較高關聯。川渝地區作為傳統的老工業基地，工業經濟基礎雄厚，工業制造業等的發展是導致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變化的最主要因素。由于經濟的發展水平高低可以衡量一個地區的發展程度，就必然會對就業結構的變化帶來較大的影響，但略小于工業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就業結構變化。經濟總量與就業結構間的綜合關聯度為0.66，仍屬于較高度關聯。三次產業的發展必定會促進就業的結構發生變化。其中第一、二、三產業的增加值與就業結構的關聯度分別為0.65、0.70、0.70。

總結發現，經濟發展對就業結構的影響也較大，但相對來說比較均衡，關聯度集中在0.65～0.70之間，同屬于較高度關聯。

四、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時序耦合分析

為進一步探討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內部的耦合協調發展關系在時間序列上的變化情況，本文在耦合度的基礎上分別計算了四川省、重慶市在2000-2019年的耦合協調度。通過耦合協調度的劃分區間，借鑒努日曼古麗·亞庫普[4]（2019）關于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協調類型的劃分標準以及比較兩個子系統的綜合指數的得分來判斷該類型中就業或經濟發展的滯后情況。一般認為耦合協調度在[0-0.2]為嚴重失調，高于0.8為優質協調。

（一）四川省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時序分析

由圖1（左）看出2000-2019年四川省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2000年的水平最低，發展指數僅為0.385913，20年來，川渝地區產業就業結構持續優化，城鄉就業比例逐漸增大，且私營、個體經濟、其他經濟就業人數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8.86%、9.12%、5.52%;從經濟發展來看，四川省地區生產總值由3928.2萬元增加到41615.82萬元，年平均增長率為13.23%，可見就業結構不斷優化的同時，推動了經濟同向增長，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水平在2019年達到了0.907336。

2000-2003年耦合協調度由0.385913上升到0.39315，耦合關系表現為失敗衰退型，但屬于一般失調而非嚴重失調;2004-2015年耦合協調度由0.406278上升到0.772787，耦合關系發展為過渡發展型，這一時期西部大開發舉措成效顯著，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耦合協調差異性變小;2016-2019年耦合關系升級為協調發展型，耦合協調度由0.801568上升至0.907336，此時就業結構的優化基本適應了經濟的發展。但20年來就業的綜合指數均大于經濟發展的綜合指數，即均表現為經濟發展滯后，一般來說，高就業將帶來經濟的高增長，但四川省經濟發展一直滯后于就業，呈現出高就業低增長的發展態勢，就業與經濟發展之間長期存在著不協調性。

（二）重慶市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耦合時序分析

由圖1（右）看出，2000-2019年重慶市就業結構與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發展水平呈上升趨勢，發展指數由2000年的0.165752上升至2019年的0.370568，但耦合協調類型均屬于失調衰退型，就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長期處于不協調的狀態，但自2009年起由嚴重失調轉變為一般失調，預計會在未來的3-5年耦合關系將進入到過渡發展階段。

2000-2019年重慶市就業與經濟發展呈現非一致性變化，自2009年起由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就業滯后。2000-2008年就業綜合指數高于經濟發展指數，表現為經濟發展滯后，在這一階段總就業人數由1661.16萬人減少至1492.43萬人，但城鎮就業人數卻由528.97萬人增加到665.74萬人，年平均增長率達12.18%，可見就業結構發生了較大的改變。2009-2019轉變為就業滯后，這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年平均增長率達13.71%，而年平均就業增長率僅為1.20%，經濟迅速增長，但就業卻不能如期地增加，導致勞動力資源的配置扭曲，使得就業滯后于經濟發展。

五、推動川渝地區就業結構與經濟協調發展對策

（一）優化產業就業結構，推動二、三產業內部吸收就業

積極推動“三新”經濟與傳統工業制造業相融合，進一步提高工業化水平，增加就業崗位，推動第二產業內部吸收就業。積極拓寬就業門路，鼓勵第三產業就業，進一步向社會提供更加豐富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服務項目，有效推進現代化進程。

（二）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鼓勵城鎮就業

積極開展農村成人教育工作，對準備轉移到非農產業的勞動力進行職業技能和創業能力的培訓[7]。進而提升其創新能力和抗風險能力，加強市場意識，進一步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改善城鄉就業結構，推動城鄉統籌協調發展。

（三）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加大民營企業扶持

優化企業服務，進一步提升個體工商戶登記和私營企業開辦的便利度;優化創新創業環境，保證個體私營經濟參與市場競爭的平等性，進一步提升政務服務水平，同時放寬市場準入，鼓勵并引導個體私營企業健康發展。要加大對民營企業的政策扶持，鼓勵投資，努力培育出具有較強綜合競爭力、技術先進的民營企業，同時拓寬就業渠道，提高就業便利度，努力構建政策直達與便利相結合的就業環境。

（四）優化區域內部就業結構，推動1+1>2融合協調發展

進一步推動川渝地區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和重點實施的建設與完善，從而加速勞動力資源在區域內部的無障礙流動。強化勞動力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推動勞動力與就業崗位的精準匹配，從而解決川渝地區就業結構性矛盾問題。同時建立雙方開放平臺共享機制，提升區域整體的開放功能及水平，促進川渝區域一體化融合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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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琳，張平宇，譚俊濤，劉文新.東北三省人口結構與經濟發展的時空耦合特征[J].中國科學院大學學報，2017，34（03）：342-350.

[4]努日曼古麗·亞庫普.新疆就業結構與經濟增長耦合協調關系研究[D].新疆大學，2019.

[5]吳立力，孫暢.基于就業結構演進視角的重慶經濟增長研究[J].西部論壇，2006（05）：50-52.

[6]易瑩瑩，凌迎兵.勞動力流動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效應的影響——以重慶市為例[J].經濟問題探索，2015（08）：61-67.

[7]羅斌.提高農村勞動力素質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J].中國財政，2018（0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