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雎》西譯初探

吳茜 席悅

摘 要：本文從整體到局部、通過定量定性法對《關雎》三個西班牙語譯文進行了對比分析，以期使《詩經》在海外譯介研究的面貌更加全面，也將推動學界對《詩經》西譯的關注。同時，語料庫定量分析與具體實例定性分析相結合，以期使翻譯研究更具科學性與闡釋力。

關鍵詞：《關雎》 西班牙語 翻譯

《詩經》西班牙語譯本問世較晚，直到1984年才有了第一部西語全譯本Romancero Chino。目前無論國內國外，對《詩經》英譯關注較多，而《詩經》西譯研究成果十分匱乏。本文擬比讀《詩經》的開篇之作《關雎》的三部西班牙語譯本，從整體到局部考察翻譯策略。宏觀方面，使用語料庫檢索和分析軟件Wordsmith 6.0客觀地把握三部西譯本的整體翻譯策略；微觀方面，定性描述具體處理方法，一方面評估譯詩是否準確傳遞原詞蘊含的信息，另一方面探討譯詩的可讀性與藝術性。

一、《詩經》西譯本介紹

相對于歐洲其它主要語言的譯本，《詩經》西班牙語譯本問世較晚。18、19世紀，當歐洲其它國家陸續出版相應語種的《詩經》全譯本時，西班牙漢學卻因王位繼承戰爭、拿破侖入侵、美西戰爭等政治和歷史原因停滯發展，直到20世紀下半葉才逐漸開始復興，彼時第一部《詩經》全譯本Romancero Chino誕生，于1984年由國家出版社Editora Nacional出版。譯者兼主編為西班牙傳教士、漢學家杜善牧（Elorduy）。杜神父最初跟隨耶穌會來到中國，是為了向東方宣揚耶穌會天主教教義，但他在中西交流領域的影響與貢獻卻遠超出了傳教的范疇。他翻譯了《道德經》《莊子》《墨子》《詩經》等諸多中國傳統經典，且譯本多為直接從中文譯成西班牙語的全譯本，這些作品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在西班牙的傳播。作為耶穌會天主教士，杜善牧試圖通過對典籍的翻譯，使其他在華傳教士以及整個西方世界能夠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禮教。進入21世紀，中西交流頻繁，西班牙漢學蓬勃發展，2013年、2017年第二、三部全譯本Libro de los cantos與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相繼出版。第二部全譯本由西班牙格拉達納中文教授、漢學家García-Noblejas翻譯、編寫，由西班牙知名出版社Alianza出版發行。García-Noblejas認為杜譯本十分關注翻譯內容的忠實性，而他認為詩歌節奏感與音樂性同樣重要，故而重譯《詩經》，力求內容與風格并重。與前兩部“引進”式翻譯不同，第三部全譯本Poesía de la Antigua China，作為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之一，是中國方面為擴大中國文化影響力而展開的“外推”式翻譯，由北京外國語大學的徐蕾教授與西班牙譯者Catarina Valdés合譯，兼具中西合譯的優勢，是國內譯學界普遍認為最合理的翻譯模式。三部譯本誕生的時代背景不同，譯者文化身份多元，譯介目的也各不相同，各譯本的翻譯策略勢必存在巨大差異。

二、整體翻譯風格

自20世紀90年代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Mona Baker開創了語料庫在翻譯學研究中的應用以來，“學界圍繞語料庫在翻譯語言特征、翻譯規范、譯者風格和翻譯教學等領域中的應用展開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a。本文將借助Wordsmith 6.0，對《關雎》三個西班牙語譯文進行詞匯層面和句子層面的數據統計和量化分析，詞匯層面主要從類符/形符比和平均詞長進行了數據采集，以考察譯者選詞用詞之風格；句子層面則主要關注平均句長以及句長標準差。

（一）詞匯層面

類符形符比（TTR）可以比較直觀地考察文本中詞匯的豐富程度：數值高說明文本的用詞豐富，詞匯變化較大；數值低則說明文本詞匯量小，詞匯變化相對較小。由于文本詞匯總量未超過一千詞，所以未統計標準化類符/形符比（Standard Type Token Ratio，STTR）。根據表1，杜譯本形符數最低，但類符數最高，相應的類符形符比也明顯高于其他兩個譯本，這說明杜譯本傳遞信息量相對更大。這符合杜神父翻譯的初衷，即盡可能多地把中國典籍蘊含的文化知識傳遞給西方。García-Noblejas教授的譯本類符形符比最低，用詞變化性相對低，譯本相對更簡單樸實。而合譯本選詞用詞風格介于兩者之間。

平均詞長也是研究譯者用詞風格的重要指標之一，它反映了用詞的復雜程度。西班牙語的平均詞長約為4.4個字母。b杜善牧譯本的平均詞長最長，其用詞難度上高于其他兩個譯本，5.17個字母也高于西班牙語平均水平。García-Noblejas譯本用詞最短，說明其更傾向于使用較為簡單的詞匯，從而使得譯文簡潔流暢。中西合譯本的數據介于兩者之間。筆者另外統計了三個譯本中7個及以上字母的單詞的使用情況以及在各自譯本中所占的比重，其結果與其它數據得到的結論相符，如表2所示。

（二）句子層面

平均句長也是常用的體現文本風格的參數（Olohan，2004）?！蛾P雎》為四言詩，全詩工整簡潔、節奏鮮明，讀起來音調優雅、朗朗上口。所以比起每一八字整句的句長，我們更為關注各譯文四字短句的翻譯情況，以察各譯文是否保留原文凝練簡潔、句式統一的風格。鑒于此，我們在不改變原句翻譯內容的情況下，將譯文的整句分成兩小句，每小句對應原詩的四字短句。結果如表3所示，三個譯本的平均句長無明顯差異，分別含有5.3、5.7、5.55個詞。但各譯本句長標準差有明顯差異，杜譯本遠高于其余兩個譯本，合譯本最低。標準差反應樣本數據相對于平均值的離散程度，由此說明杜譯本各句句長與平均句長之間差異較大，而另外兩個版本的每句句長較接近平均值，因而句式更加整齊、更有節奏感，譯文風格更接近原文。以“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一節的翻譯為例：

A la izquierda y derecha， recogemos matas de nenúfares.

A l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

al son de cítaras y liras amigablemente acompa？amos.

（杜善牧譯本）

Alta y baja la lenteja de agua

a derecha e izquierda la cogían

buena y hermosa era ella

con cítaras qin y laúdes se la recibían.

（García-Noblejas譯本）

Las cardaminas cortas y alargadas，

son recogidas en la orilla.

Seduzco a 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

tocando la cítara y la lira.

（徐蕾 Catarina Valdés合譯本）

很明顯可以看出后兩個譯本基本每句控制在5個單詞，結構更加工整，與原文的風格更加貼近。

三、微觀翻譯策略

（一）名物詞——“雎鳩”

“雎鳩”究竟是何種鳥？李玉良教授從詩篇的內部邏輯、訓詁、民俗以及生物學的角度分析，認為“雎鳩”是兇猛的魚鷹。杜善牧將其譯為雖然準確，但西語讀者并不十分熟悉的pandion（魚鷹）一詞，并在括號內加入解釋águila blanca（白色的鷹），這樣的譯法與訓詁相符，但難免會破壞譯文閱讀的整體流暢感。García-Noblejas則選擇了歸化的翻譯方法，將其譯為tortolito（斑鳩）。在西班牙語口語中，tortolito可以指相愛的人，如“Aunque llevan 20 a？os casados， aún se comportan como dos tortolitos.”（他們雖然已經結婚二十年了，但仍像恩愛的斑鳩那般）所以該種譯法雖與訓詁相悖，卻更容易將譯入語讀者引入浪漫溫柔的語境中，從而使其體會到原詩所表達的藝術內涵。合譯本選擇cormoranes一詞——鸕鶿，別名也稱作魚鷹。巧妙的是，譯者在句中加入了過去分詞enamorados作雙重補語，整句為：“Arrullan enamorados los cormoranes.” 西語中的雙重補語兼有形容詞和副詞的特征，在句中同時修飾主語和謂語動詞。這樣一來便巧妙地表達出文中的魚鷹是恩愛的，并且正在深情繾綣地鳴叫著。三種翻譯方法各有千秋，但第三種譯法在內容的準確性與詩歌的藝術性中找到了平衡。

（二）文化詞——“淑女”與“君子”

“窈窕淑女”一句中“窈窕”指嫻靜漂亮，“淑女”指賢德的女子。三個版本的翻譯分別為“Una doncella recatada y virtuosa”（端莊且品德好的少女），“buena y hermosa era ella”（她善良又美麗），“La doncella bella y virtuosa”（美麗品德好的少女）。杜譯本所用的兩個形容詞recatada（端莊持重）與virtuosa（品德好的），均側重描述了淑女的內在美。對于該詩的詩旨，杜善牧在注釋里寫道：“Cari？oso elogio a Tai Szu太姒，esposa de Wen Wang周文王y madre de Wu Wang，primer Emperador de la dinastía.” 認為詩歌是對太姒——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之母品德的高度贊揚。他與傳統經學家的理解保持一致，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在翻譯“窈窕淑女”時，杜氏格外強調了女子的內在品行，而未曾提及外表氣質。第二個譯本使用了主系表結構，主語為ella（她），所以相比其它譯本沒有體現出是未婚的少女。合譯本集前兩部譯本之所長：doncella體現了主角未婚的少女身份，bella和virtuosa兩個形容詞準確地表達出了女子容貌與品行的美好。

“君子”為當時貴族男子的通稱。杜善牧將其譯為rey（國王）來暗指周文王，這樣一來便將原詞的含義窄化了，倒與其“后妃之德”的詩旨以及“淑女”的譯法自洽。第二、三個譯本將其譯為se？or（先生）和caballero（紳士），與原詞的意思更為貼合。其中第二種更簡潔樸實，第三種翻譯更能體現出男子的儒雅之氣。

（三）重疊形式——“關關”與“優哉游哉”

“關關”為水鳥雌雄合鳴的象聲疊詞。前兩個譯本直接翻譯了象聲疊詞，分別采用音譯法“Kuan Kuan”與歸化法“Pío Pío”（鳥類的叫聲）。合譯本選擇使用動詞arrullar，arrullar本意為雄鴿求雌鴿時的咕咕叫，引申意為對情人的喁喁私語。該譯法雖然沒有保留原詞的形式，卻準確地傳遞了原句蘊含的情感。

處理“優哉游哉”一句時，前兩個譯本均保留了重疊形式。杜譯本選擇重復形容詞triste：“Tristes，tristísimas”（悲傷，非常悲傷）；García-Noblejas重復了疑問詞cuánto：“cuánto， ay， cuánto”（多么[思念她]，唉，多么[思念她]）。兩個翻譯十分注重語言形式的忠實，只是表達稍顯直白。合譯本將其譯為“Profunda y duradera es la melancolía”，兩個形容詞profunda表達君子思念之深切，duradera展現思念之綿長。相比直白的表達，更具原詩的含蓄美。且兩個詞與melancolía（哀愁）一詞以及后一句“輾轉反側”的翻譯“paso la noche en vela”均以元音a結尾，聲韻和諧，即使不采用直白的重疊用詞的方法也得以再現原詩的風格美。

四、結語

本文從宏觀到微觀，從整體到局部對《關雎》三個西譯版本進行了對比分析。杜善牧譯本的詞匯豐富程度相對較高，通過詩歌傳遞的信息量更大，在字詞的考釋上遵循傳統經學家的觀點，但詩句結構上與原詩的四言結構有差異。這與譯者多元文化背景以及譯介環境不無關系：杜善牧作為傳教士與漢學家，在西班牙漢學發展重新萌芽的重要時期，首次將《詩經》完整地翻譯至西語，更希望將詩歌內容以及其蘊含的道德禮教介紹給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西方讀者。García-Noblejas的譯本用詞更樸實，沒有著力尋求內容的忠實，而是力圖通過本族語中具有相同意象的詞匯來表達原詩的情感，且著意保留了原詩簡潔的風格以及極具節奏感的重疊形式。這與他的譯介目的相符，即翻譯一版與杜譯本不同的版本，力求內容與風格并重。不過有時García-Noblejas的用語稍顯直白，缺少一絲含蓄美。徐蕾教授與Catarina Valdés的合譯本是唯一沒有保留疊詞形式的譯本，但通過其細膩的用詞、句中和句末的韻腳、五個詞的平均句長以及較小的句長標準差使得譯詩十分接近原詩風格。用詞準確且細膩，一方面比較完整地體現了原詩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很好地展現了原詩的美感與藝術性，十分具有可讀性。

a 胡開寶、楊楓：《基于語料庫的文學研究： 內涵與意義》，《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第19—24頁。

b Cantos P. El inglés y el espa？ol desde una perspectiva cuantitativa y distributiva： equivalencias y contrastes1/English and Spanish from a distributional and quantitative perspective：Equivalences and contrasts[J].Estudios ingleses de la Universidad Complutense， 2011（19）：1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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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0年度山東省“傳統文化與經濟社會發展”專項課題：“《詩經·國風》文化詞匯的西班牙語翻譯及傳播研究”（ZC202011202）

作 者： 吳茜，青島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翻譯與跨文化研究；席悅，青島大學外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典籍翻譯。

編 輯：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