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說黨史：檔案工作如何講好紅色故事

許曉彤 章岸婧

摘 要：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檔案工作、講好紅色故事、傳承紅色基因受到檔案界廣泛關注。圍繞“檔案工作如何講好紅色故事”主題，我們組織檔案學領域青年學者從助力黨史研究、融入教育教學、創新展覽形式、加強資源整合、挖掘數據價值、豐富敘事方式、開發文創精品等方面展開了一系列討論，以期對檔案學界與業界有所啟示。

關鍵詞：檔案工作;黨史;紅色檔案;紅色故事;建黨一百周年

閆靜（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共黨史研究關涉主題豐富，如人物、事件、考釋、正誤、史論、綜述等不一而足。檔案作為人類活動的原始記錄，是中共黨史研究的重要資料來源，有助于推動中共黨史研究的科學化發展。

檔案的原始記錄性契合了中共黨史研究存真的價值取向。早在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就中共黨史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等問題，作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的重要講話，提出要用“全面的歷史的方法”研究中共黨史。而從全面的歷史的方法研究中共黨史，離不開重要的文獻資料，這也是延安時期毛澤東親自帶領中共黨員收集、整理黨的六大以來主要歷史文獻的重要原因。在黨的歷史文獻中，檔案相較于口述、回憶錄、會議文集、報刊、黨內文件而言，是中共黨史史實最為真實的記錄載體，更能代表“往事的本身”。以檔案為原始素材的中共黨史研究更有助于在歷史的細節中還原諸多黨史真相和黨史事實，有助于在中共黨史研究的過程中走進黨史、貫通黨史，最大限度地實現中共黨史研究之存真的價值取向。

檔案的歷史敘述性契合了中共黨史研究實證的方法取向。歷史學是講求實證的科學，實證主義史學也是史學史中最為絢爛的一個派別。作為歷史學研究的重要專題之一，中共黨史作為研究中國共產黨所歷經往事的學術，無論是講求“論從史出”抑或是“以論代史”，都必須依賴于基本的史料。中共黨史雖不等同于“往事的本身”，但卻依賴于“往事的記錄”，可謂“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十分材料說十分話”。檔案作為“過去留存于現代的痕跡”，蘊含著歷史的細節，印刻著黨史中的真實場景。

而隨著數字史學的興起，檔案數據也以其自然性、互相關聯性、獨特性、真實性與客觀性的特點成為“講好黨史故事”的重要語言。依據檔案的中共黨史研究有助于研究者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觀點。從這個意義而言，檔案的歷史敘述性契合了黨史研究實證的方法取向。

常大偉（鄭州大學信息管理學院）：將紅色檔案資源引入教育教學，培養有理念信仰、意志品格和專業技能的社會主義接班人。具體來講，可從加強紅色檔案資源的保護與整合、做好紅色檔案資源價值的發掘與凝練、推進紅色檔案資源與教育教學目標的協調、實現紅色檔案資源與課堂教育內容的融入四個方面著手，促進紅色基因的傳承與發揚。

第一，加強紅色檔案資源的保護與整合。借助新的技術手段和管理措施促進紅色檔案資源的保護與整合，構建服務教育教學的紅色檔案資源專題數據庫，是將紅色檔案資源引入教育教學的重要基礎。

第二，做好紅色檔案資源價值的發掘與凝練。紅色檔案資源有著豐富的政治價值、道德價值、文化價值和時代價值，在紅色檔案資源保護與整合的基礎上，結合教育教學的需要和特性，將紅色檔案資源蘊含的多元價值予以發掘和凝練，是有效發揮紅色檔案資源思政教育功能的關鍵環節。

第三，推進紅色檔案資源與教育教學目標的協調。紅色檔案資源內容廣泛，涉及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社會建設、經濟建設等多方面多領域內容。以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愛人民、愛集體為主線，圍繞政治認同、家國情懷、文化素養、憲法法治意識、道德修養等重點優化課程思政內容供給，實現紅色檔案資源與教育教學目標相協調，有助于提升紅色檔案資源思政教育的成效。

第四，實現紅色檔案資源與課堂教育內容的融入。大、中、小學以及不同專業在課程設置和課堂教育內容方面存在很大差異。為了切實發揮紅色檔案資源思政教育的作用，需要打通紅色檔案資源與課堂教育內容的聯系，實現紅色檔案資源承載的信息和課堂教育內容進行深度關聯，實現紅色檔案資源與課堂教育的全過程融合。

李子林（ 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以檔案展覽的形式講好紅色故事。具體業務開展思路如下：

首先，堅持采取一元主題下的多元敘事方式開展檔案展覽活動?！皺n”說黨史，檔案館應明確以“敘說黨史”作為檔案展覽的一元主題，從多個維度、多個視角、多個主體出發完成檔案展覽素材的選取和敘事路徑的設計。以2015年北京市檔案館舉辦的《京津冀抗戰史料展》為例，選取了京、津、冀三地抗戰的重要事件，中方和日方陣營的關鍵人物等作為展覽敘事路徑的關鍵節點，旨在從不同的事件、利益主體視角多維度還原抗日戰爭的歷史事實。圍繞學“黨史”對各類檔案素材進行合理編排和有機組合，將為觀看檔案展覽的社會公眾提供多元、豐富、立體的敘事脈絡。公眾沿著每一條檔案敘事路徑，均可體驗一次獨特的“黨史”故事經歷。

其次，深挖檔案內容制定以價值傳播為導向的檔案展覽策略。以物為中心的常規型展覽以藏品資源為基礎，傾向于“文物的展示”，將文物作為人類發展過程中的見證物，以學術研究為主要目標構建歷史敘事;以觀念為中心的實驗型展覽以價值傳播為導向，側重于“觀念的表達”，展品成為信息的載體，文化敘事加入當代思考，服務于公眾理解和社會價值共識的達成?？紤]現實需求，檔案館在制定檔案展覽策略時應由過去簡單的“檔案實物展出”向更深層次的“檔案文化輸出”轉變。以檔案實物為基本素材，在此基礎上適當加入主題敘事和演繹元素，設計出彰顯紅色意識形態、具備國家價值導向、富含人文深度的檔案展覽服務，在觀展過程中為社會公眾提供觀念指引，實現社會公眾價值共識的塑造。

最后，立足數字環境探索“線下展覽”和“云端敘事”雙重服務。一方面，引入3D、增強現實、音視頻等技術為社會公眾打造多維立體的“線下展覽”空間。檔案館可以借鑒博物館等機構的空間敘事、移步換景、光影隨行、智能人聲等手段，為社會公眾營造出身臨其境的觀展體驗。另一方面，迎合數字時代公眾對信息和文化產品消費的需求，打造“云端敘事”檔案虛擬展覽服務。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利用門戶網站“多媒體展廳”等功能模塊展出《鄧小平與廣西》《紅色廣西——百色起義革命歷史檔案資源展》，使得全國各地人民足不出戶，在云端即可開啟檔案中的紅色記憶之旅。

謝鑫（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紅色檔案分布較為分散，一是由于檔案形成與收集主體多元，檔案館保存量最多，圖書館、紀念館及社會個人等收藏亦不少;二則是不同主體間圍繞檔案占有、使用權力的博弈進一步阻滯了由分散到集中的進程。針對這些問題，通過協調主體間關系，調控檔案權力與收益，實現檔案聚集或互通有無，就構成紅色檔案資源整合的第一層次。依托數字化技術、信息通訊技術等，實現檔案資源數字存儲、遠程訪問、網絡傳遞，為第二層次，即從檔案實體整合走向信息整合。過去，不少檔案館已通過交換、征集等方式謀求實體整合，推出檔案匯編、聯合展覽、數據庫等成果，支持一定區域內的共享。然而這還不夠，唯有整合上升到第三層次，即紅色檔案內容層面的深度融合，才能充分揭示檔案中相關聯的人物、地點、事件，呈現其所蘊含的精神內涵。當然，這需要一定基礎。2018年機構改革更加明確檔案館作為文化事業機構的性質，新《檔案法》鼓勵檔案館開展文化教育服務，這些有助于理順它與其他主體的關系;而知識組織、關聯數據、互操作等技術的成熟與應用也提供了可靠技術支撐?！盀榍叭苏渖y，為后人開其途徑，今則其時?！痹诮h百年之際，檔案館應圍繞使命職責，促進紅色檔案資源整合向更高層次邁進，構建語義深度揭示、關聯關系完整的知識體系，為講好紅色故事，發揮紅色檔案文化功能奠定堅實的資源基礎。

劉坤鋒（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為遏制我國的發展，西方敵對勢力四處散播“中國威脅論”，采取一系列卑劣手段打壓中國。其中，歪曲英雄事跡、抹黑英雄人物是西方敵對勢力的慣用伎倆。受此影響，近年來歷史虛無主義抬頭，“英雄詆毀說”和“英雄懷疑論”在互聯網上掀起不小的漩渦，一些無知網民甚至推波助瀾，成為西方敵對勢力打壓中國的棋子。在此背景下，檔案界應主動擔當，充分發揮檔案的憑證價值，借助大數據技術讓檔案數據“發言”，維護歷史真實，捍衛民族英雄，為百年輝煌黨史提供強有力的“背書”。

關于紅色檔案挖掘，國內檔案機構和從業者已開展了大量研究和實踐，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一定的社會影響。然而，現有的紅色檔案挖掘多依賴專家學者的腦力和體力。鑒于紅色檔案數據存在量大、分散和無序等特點，現有的挖掘力度和范圍難以有效展現紅色檔案數據全貌，且難免存在一定主觀性，歷史虛無主義者正是以此為借口質疑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在大數據和高性能計算的加持下，深度學習革命到來?；谏疃葘W習從海量數據中挖掘出有效的規律、規則和模式，已成為實現對事物或事件進行精準預測、識別、判斷和檢測的重要形式。這種挖掘方式旨在揭示數據所反映對象的本質，挖掘結果具備較強的客觀性，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主觀人為因素的影響，因而受到眾多領域廣泛關注與應用?；谏疃葘W習，對海量紅色檔案數據進行挖掘分析，可實現對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的客觀描述，然后結合對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的特征挖掘，構建可視化的英雄事跡和英雄人物畫像，有利于為百年輝煌黨史提供更有力的證據支持，從而有效應對歷史虛無主義。

馬曉玥（四川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伴隨數字革命產生的跨媒體敘事是指敘事主體協同媒介平臺詮釋故事，滿足用戶需求的傳播過程。作為故事元素，紅色檔案因其年代久遠、內容獨特、形式多樣的特征成為弘揚愛國精神與建設意識形態的鮮活題材，借助媒體平臺觸發敘事效果將使公眾獲得敘事體驗。因此，通過跨媒體敘事能推動檔案館在數字轉型時代利用各類媒介向公眾呈現出紅色檔案中潛在信息和深層價值，充分發揮紅色檔案基于歷史而引領未來、存于檔案而指導當下的作用。

近年來，檔案館在媒介選擇、空間拓展、語言風格等方面提升了敘事技巧。一是拓展媒介平臺，從平面傳播啟發至新媒體傳播。如國家檔案局參與組織“追尋先烈足跡”短視頻征集展示活動，向各級檔案館、媒體機構和網民個人征集短視頻作品，強調以“小切口”深入歷史瞬間，1.4萬余件的報送作品在各短視頻平臺總播放量突破10億次。二是延展敘事空間，從長篇式傳播啟發至碎片化傳播。如云南省曲靖市馬龍區檔案館通過官方抖音號“馬龍檔案”發布“紅星照耀中國”紅色檔案解說系列視頻，以短評論的敘事結構和多人稱的敘事視角實現了實體展的空間延伸、內容延伸、用戶延伸和時間延伸。三是借助語言技巧，從官方式傳播啟發至互動式傳播。如江蘇省檔案館牽頭電影《趙亞夫》的攝制，以人物的語言風格和心理特征還原時代氛圍，營造強烈的代入感和體驗感，提升了人物檔案的擴散能力。

我認為，檔案館實現紅色檔案的跨媒體敘事不僅需要考慮制度建設、標準制定、多元合作等，也需要立足于敘事對象、敘事平臺、敘事表達、敘事結構等敘事角度著重優化。首先，以用戶需求開啟敘事起點，借助館藏資源建立敘事邏輯，以核心價值規范敘事引導;其次，搭建由平面傳播的傳統平臺、雙向傳播的短視頻平臺、立體傳播的微信公眾號平臺、裂變傳播的微博平臺構成的媒體矩陣;再次，力求詮釋到位，還原真實敘事表達，接納不同時代的敘事聲音;最后，協調元故事與子故事的敘事結構，注重要素間的互文連續，統一不同媒介間的風格，實現空間的拓展。

許曉彤（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紅色檔案文創精品既不是對檔案的簡單利用，也并非打著紅色旗號的普通文化產品，而應兼具文創之“形”與紅色之“神”，在充分挖掘紅色檔案資源文化價值的基礎之上，以文創產品的形式賦能紅色基因傳承，更好地詮釋檔案背后的紅色故事，實現紅色文化的現代性表達。

第一，提煉紅色文化元素，筑牢紅色根基。檔案文創要深入紅色文化肌理，就不能停留在淺表式的元素疊加和對既成品的拼貼之上。切勿“照本宣科”式搬運紅色檔案中晦澀難懂的原始片段，而要提煉和甄選出最能夠體現和反映其歷史內涵和紅色精神的元素。例如，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自主研發設計的“網紅”手繪筆記本，并未直接在明顯處標注主題，但從印花到書繩，每個細節都展示了一大會址的特征。當然，由于紅色文創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和教育意義，某些標志性的紅色檔案元素在開發時可以采取“復刻”的形式，真實地反映紅色文化的氛圍感和情境感。以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和東方網在慶祝上海解放70周年之際推出的紅色文創產品套組為例，其中便包含了《上海人民》號外復刻品、《解放日報》創刊號復刻品，還原了當時上海一片歡騰的景象。

第二，兼備美學與實用價值，面向廣大受眾。作為精品的紅色檔案文創不僅是紅色文化的優秀載體，還應該實現藝術性與實用性的有機統一。一方面，紅色檔案文創產品要“有質感”，離不開美學元素;部分具有高度紀念意義的紅色檔案經過藝術加工后更能突出其紅色意象和信仰力量，具有極高的收藏和審美價值。如以紅色檔案為藍本，深挖紅色故事，創作雕塑和繪畫作品等。另一方面，紅色檔案文創產品也需要“接地氣”，在需求側發力。手機殼、置物筒、彩妝、帆布袋等文創產品能受到公眾尤其是年輕群體的廣泛歡迎，正是迎合了大眾的消費心理與需求。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紅色文化的嚴肅性與特殊性，要慎重選擇產品依托形式，不宜太過隨意。既有美學價值，又有實用意義的產品應當是紅色檔案文創精品開發的重點。

第三，融入個體記憶與獨家視角，帶動公眾參與。宏大敘事固然令人心潮澎湃，獨家記憶則更容易喚起共情。紅色歷史是由無數平凡的個體書寫而成的，紅色檔案文創的開發也要回歸到個體的精神共鳴與接續之中?！鞍氤善贰薄盎有汀蔽膭搼{借其突出的參與性、體驗性往往能激發公眾的獨特記憶和個人成就感，從而提升宣傳效果?？梢詫⒘舸鎮€人記憶的私人檔案與紅色史實相互融合，形成專屬的時代文創。例如，針對老年群體，制作帶有個人標志的軍用背包、水壺和紀念相冊、光盤等，幫助其留住革命時代的烽火記憶;針對年輕群體，則鼓勵其勾勒出建設時代下個人的追夢圖鑒。還可以采用步步引導、深度體驗等手段，幫助公眾建構起新的紅色記憶。如蘇州市工商檔案管理中心出版的探索指引類系列叢書《我是檔案迷》，提高了讀者的建檔意識和對檔案工作的認識，為互動類紅色檔案文創精品開發提供了有益借鑒。

（作者單位：許曉彤、章岸婧，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其他作者，略 來稿日期：2021-0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