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與中國經濟活力

賀俊

【關鍵詞】競爭政策 基礎性地位 體制機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幾乎所有涉及體制改革的政策文件都強調要進一步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同時，國內外幾乎所有的有關中國體制改革和產業政策的學術研究都認為，在中國發展模式由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過程中，結構性產業政策主導的政策體系要相應地向競爭政策主導的政策體系轉變。雖然政策界和學術界在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問題上已經取得了高度一致，但在到底如何實現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問題上，尚未給出破解思路。

切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緊迫性

對于切實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當前首要的問題不是“必要性”問題，而是“緊迫性”問題。如果不能真正認識到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緊迫性，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就可能長期處于“雷聲大、雨點小”的狀態?！笆奈濉睍r期，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更加艱巨，面臨的國際競爭環境更加惡劣，只有更加堅定地、主動地、戰略性地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才能有效提升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活力，有效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和挑戰。切實強化競爭政策在我國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加快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是中國繼續深度融入全球多邊體系、實現更高水平開放的要求。中美貿易摩擦驅動全球貿易和投資秩序深度調整，未來無論是WTO改革還是TPCPP、美墨加協定等多邊組織的發展，都反映出更高標準、更高要求的多邊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形成和有效實施已經是大勢所趨，中國要想在新的全球治理體系中尋求更加積極主動的位置，從而持續分享全球經濟開放合作的紅利，就必須在未來幾年里主動建立起與國際規則接軌的開放、公平、透明的政策體系和規則，否則可能錯失參與和推動全球新一輪貿易和投資秩序調整的機會和主動權?！笆奈濉睍r期是既有的全球多邊規則體系加快調整、新的多邊規則體系加快形成的關鍵時期，形成公平、公正、公開的市場競爭秩序，也是中國能夠深度融入、主動適應新的全球多邊規則的前提。

其次，加快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要求。地方政府間的激烈競爭和多種所有制企業間的激烈競爭，是過去四十余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笆奈濉睍r期是我國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的關鍵時期，而高標準市場體系的兩個核心規定，一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市場化定價，二是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公平競爭。前者要求政府減少對價格形成機制的行政干預，主要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水平，后者則要求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保證各種所有制和不同規模的企業能夠在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公平地參與競爭。雖然不斷強化微觀主體間競爭是創造“中國奇跡”的重要經驗，甚至在高鐵這樣的國家高度管制的行業也通過創造“有控制的競爭”推動了技術趕超，但地方政府間激烈的招商引資競爭卻并不利于實現創新驅動發展；而隨著競爭性領域民營企業的大規模進入，民營企業如何在基礎設施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實現自由進入并能夠與國有企業進行公平競爭，成為未來中國可持續增長的重要條件，以上兩個條件都需要通過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來約束和倒逼推動形成。

最后，加快確立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是我國把握新技術經濟范式機會窗口、實現數字經濟領先的要求。隨著以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由導入期進入加速拓展期，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無人駕駛、遠程醫療、基因編輯等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必然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然而，與傳統產業后發趕超具有明確的國外成熟技術和商業模式對標不同，新興技術和產業沒有現成的技術可以引進，沒有成功的商業模式可以模仿，基于公平競爭的多樣化的研發探索和產業化競爭是自主知識產權和原始創新能力形成的有效路徑，更適合傳統產業后發趕超模式的結構性產業政策主導的政策范式，必須適時向更有效支撐新興技術和產業培育發展的競爭政策主導的政策范式轉變。當量子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通用目的技術和根技術發展尚處于萌芽階段時，大量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創業企業的多樣化技術探索對于推動主導技術的涌現和成熟至關重要，這時，競爭政策就要通過限制大企業的壟斷行為來促進競爭，保持新興技術競爭強度和產業動態性。

未來幾年仍然是我國經濟可以保持中高速增長的時期，“十四五”期間我國通過促進消費、擴大投資釋放經濟增長潛力的空間仍然較大，可預期的適度高速增長，為推進配套改革、消化改革成本、減小改革阻力，從而有效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提供了足夠寬松和有利的宏觀環境。當前，社會各界呼吁建設更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的聲音日益強烈，加快推進我國微觀經濟政策體系由結構性政策主導向競爭政策主導轉變，具有良好的宏觀經濟和社會環境，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

切實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面臨的根本性障礙

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的難點，也是建設高標準市場體系攻堅克難的關鍵，就是要逐步調整已經不能適應新發展階段、新產業要求和新國際環境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特別是那些曾經不同程度地發揮了積極作用而可能已經形成政策慣性、對其進行調整可能損害到部分主體利益而形成改革阻力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構建起更加符合新的政治經濟技術范式要求、能夠更有力保障國家利益和改善人民福祉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因此，必須清晰認識、充分評估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改革和各項工作推進所面臨的障礙：

首先，長期實施強結構性產業政策可能形成政策慣性和認知障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長期地、大范圍地使用財政補貼、稅收優惠、政府擔保貸款、產業投資基金、低價工業用地等結構性產業政策來支持特定地區、特定產業和特定企業的優先發展。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初期，這些結構性產業政策總體上對促進企業投資、擴大制造業規模起到了顯著的積極作用。但也正因此，盡管各級政府已經看到了大范圍強結構性產業政策對于轉變發展方式的抑制作用，但由于長期強結構性產業政策與經濟發展并存形成的“光環效應”、各級政府部門對既有政策工具箱的習慣性依賴等原因，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實際上受到了傳統政策惰性和認知模式的強有力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