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漢字書寫對思維方式的影響

金健人

（1.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 東北亞研究中心，浙江 紹興 312000；2.浙江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浙江 杭州 310028）

一、語言文字并非思維方式差異形成的主因

文字、語言與思維方式的關系，常常是與文化形態、民族生存、國家命運等宏大主題聯系起來進行討論，關于漢字、漢語與思維方式的關系，關于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種種表現和影響的研究與探討就是如此。德國語言學家洪堡特曾為漢語的特性與功能之間的矛盾深感困惑：“一方面我們看到，漢語和野蠻語言之間存在某些類似，另一方面我們又得考慮到漢語完全不同的性質，在許多方面它堪與最完善的語言相比，這樣看來，想必有某個原因致使漢語擺脫了各語言所循的常規道路，從而構成了一種新型的語言。但這個原因是什么呢？它何以會導致這樣的變化？這一連串問題即便有可能解答，也是很困難的?！保?］193而黑格爾從洪堡特那里似乎只接受其負面看法：“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粗看時這似乎是一種很大的優點，并且曾經得到許多大人物的贊成——其中有一位便是萊布尼茲。但是實際的情形對（筆者按，‘對’當為‘與’）這種優點恰好相反?！保?］178施萊赫爾接受黑格爾的觀點，結合達爾文學說，創立了自然主義語言學派，提出孤立語、黏著語、屈折語為語言進化三階段的主張。于是，認為漢字和漢語原始落后的觀點伴隨著鴉片戰爭、甲午戰爭等中國戰敗而甚囂塵上。

漢字和漢語成了近代中國落后挨打的替罪羊，漢字必須廢除乃成當時一些“有識之士”之共識。新中國成立后，“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之呼聲也一時甚囂塵上。如今，主張廢除漢字的聲音是幾乎沒有了，但認為漢語不利于邏輯思維的根源在于漢字“象形”的觀點卻還大有人在。要“洗刷”漢字的這種“原罪”，關鍵在于厘清造成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真正原因。

在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巨著中，中西思維方式的比較是貫穿始終的。張岱年等先生在《中國思維偏向》一書中明確指出，中華民族傳統思維弱于分析，強于直覺，具有模糊性、內向性、意象性等特點，這些特點不限朝代時期和學科領域，彌散于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和整個中華民族［3］2。而對造成這種思維方式的根源，成中英先生則歸結為漢語，最后又歸結為漢字。他認為中西方在語言問題上的這種差別和分野，根源在于中國語言是形象語言，西方語言是聲音語言，而且中國文字是象形文字，象形、指事、會意都顯示著文字的形象性，轉注、假借則是語義的延伸，也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3］191。類似觀點似乎已成學界共識。

說今天的漢字和三千年前的甲骨文同屬一個文字系統固然沒錯，但如果說今天的漢字還具有“象形”特性，那就太罔顧事實了。不要說甲骨文，就是篆書，不經過專門訓練，那也是無法識讀的。連識讀都做不到，又如何能從中看出對客觀自然現象的“模仿”？即便是甲骨文，伊斯特林也將其歸為“純表詞文字體系”［4］87-88，就是說這種文字體系與字母文字體系一樣，與所指稱的對象已然割斷了自然聯系。也就是說漢字與拼音文字一樣，適用于索緒爾的能指與所指之間只存在約定俗成的任意關系的理論。

許多人將缺乏語法形態作為漢語不擅于邏輯分析的主要原因。其實，這是把語言的結構差異混同于功能差異而形成的誤解。自從洪堡特指出漢語與梵語是兩種對立最為尖銳的語種后，漢語缺乏語法標記和梵語等印歐語系語言擁有明示的語法標記便被凸顯出來［5］314。王力說得更為明白：“在種種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出西文的組織偏重于法的方面，中文的組織偏重于理的方面?！保?］373這種漢語“意合”論與西語“形合”論便成為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產生于語言差異的理論基礎。意合靠詞語與句子本身意義上的連貫與邏輯順序來實現連接，形合則必須借助形態和形式詞來表示詞語間、小句間和句子間的關系。這是兩種語言結構上的不同，但并不意味著由此便會引起功能上的不同。應該看到，同樣的結構可以實現不同的功能，不同的結構也可以實現相同的功能。正如機械表和電子表結構不同，但都具有計時的功能；蒸汽機、柴油機、電動機構造不同，原理也不同，但并不影響它們可以有相同的功能。反過來也一樣，一塊普通手表與一塊瑞士名表，一輛普通汽車與一輛保時捷跑車，結構相同，但功能卻不相同：人們花幾十倍于普通手表、普通汽車的價錢去購買瑞士名表、保時捷跑車，看重的肯定是計時或交通工具之外的其他功能。

在人類對世界的各種各樣的編碼中，自然語言是其中最為根本的編碼。無論何種編碼，其規則無非兩種：形式規則和類屬規則。例如，姓氏按筆畫排列與職務職稱排列，電話號碼簿按音序編印與行業分類編印，前者是形式編碼，后者是類屬編碼。形式規則所根據的是數字、字母、序詞等的自組織，類屬規則所根據的是對象的特征屬性或“映射”于人的觀念意識中的位置。世界必須經過編碼才能為我們的大腦所接受，我們的大腦也只有通過不同的編碼系統才能方便地把握世界。所以，漢語語法的“暗含之理”與西語的語法范疇形態變化盡管結構不同，但并不能就此證明功能也會不同，它們并不會造成中西思維方式之間的差異［7］134。

眾多學者之所以把語言文字作為導致中西思維差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文字是凝固的語言，而語言又是思維的直接現實。所以，一提到中西思維差異，人們便不約而同地關注文字和語言，這是非常自然的。但在現實生活中，文字也好，語言也好，都必須在使用中才會發揮作用，動態的文字是記錄和傳播，動態的語言是表達和交流。而以今視古，歷史進程中的文字和語言都已物化在書寫活動之中，今人也只有以文本為據才能展開研究。所以，書寫成了文字和語言發揮效能的必要條件，書寫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上造成思維方式的不同。誠如洪堡特在他給阿貝爾·雷慕薩的信中所言：“為什么漢語沒有獲得我們在所有其他語言里或多或少都可以發現的優點？其原因我們是知道一些的。但我們幾乎不知道，漢語怎么會成功地贏得那些唯獨它才有的優點。不過可以肯定，古老的漢字和書面文獻在某些方面會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保?］199

二、文獻所見中西思維內容與方法

中國先秦和古希臘所存留于世的古老的書面文獻成為今天可資研究的根據。首先，從數量上看，兩者有很大差距。中國先秦文獻最經典的當數十三經，這是儒家十三部經典之合稱，今存西安碑林的開成石經共114 塊，650 252 字?！跋惹貍魇牢墨I的總體規模估計在三百萬字以內”，雖然考古發掘有新的發現，但“先秦出土文獻是很有限的，新出土的先秦佚籍就更少……其中篇幅最大的《左傳》大約 18 萬字，篇幅小的則只有幾萬字甚至幾千字”［8］9。

而據桑茲所著《西方古典學術史》，僅亞里士多德一人所著就“超過1 000 部”［9］101?？ㄌ乩锲嬷骶幍摹秳虿鍒D古希臘史》相對保守，認為亞里士多德“約撰有500 部著作”［10］339。而威廉·魏施德所著的《通向哲學的后樓梯》中說道，有人曾細心統計過，亞里士多德的存世著作竟有“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七十行”［11］48。那么，即使以每行10 字計，僅亞里士多德一人所著，就達400 萬字。再據桑茲《西方古典學術史》所述，稍晚的狄都慕斯，“據說他寫過3 500 到4 000 卷著作”［9］149。如欲統計古希臘文獻總數，當然已無可能，但如以亞歷山大圖書館所傳亞歷山大里亞城時期的藏書為例，則數據驚人：公元前285 年，“聲稱已經有20 萬部鈔本”，到公元前1 世紀中葉，“總數據言曾一度至于70 萬卷”［9］124。當然，關于這些記載和描述的真偽，學界的看法不同。譬如認為古印度有貝葉文獻，古埃及有莎草紙文獻，古巴比倫有泥板文獻，而古希臘則沒有獨立的對應的文獻載體。而關于傳說中的古希臘羊皮紙文獻和莎草紙文獻，國內外都有不少學者存疑［12］2。但是，無論對古希臘文獻持肯定還是否定的觀點，其根據都一樣：必須有書寫材料和書寫工具作為支撐。

其次，從中西古文獻所涉及的內容范圍來看，幾乎涉及所有學科。愛因斯坦指出：“古希臘的科學家們幾乎在我們今天的科學的每一個方面都曾經作出過巨大的貢獻，無論是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天文、地理、生理等等方面乃至更加深刻的宇宙是什么樣子的，人生與數學有什么關系等等，幾乎沒有他們不涉及的東西?！保?3］138相比而言，中國古人也對世界萬物展示出多方面的興趣，如數學有《墨子·經上》《周禮·考工記》《周髀算經》《九章算術》等；天文有《尚書·堯典》及《呂氏春秋》之《有始覽》《圜道》《明理》等；物理有《墨子》《呂氏春秋·精通》等；化學有《周禮·考工記》《周禮·天官》等；地理學有《尚書·禹貢》《呂氏春秋·有始覽》等，還有《山海經》中的部分篇什；醫學有《黃帝內經》《難經》《神農本草經》等。甚至在兩千年前，就有了“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的認識［14］118。然而盡管如此，還是可以分明看出其區別：雖然先秦諸子的探索眼光也觸及了各個不同領域，但焦點還是投注在社會人倫家國治理方面，而古希臘智者似乎對什么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再次，從系統性而言，古希臘文獻除了數量多、范圍廣之外，還特別系統，學科分明。不僅述其然，而且論其所以然；不僅給結論，而且展示推究過程；不僅有結果，而且提供獲得結果的方法。亞里士多德的《工具論》便是如此，而他的《形而上學》更是明言探究“無用之學”。愛因斯坦認為古希臘“不僅為近代發展起來的許多科學理論、科學觀點提供了胚胎和萌芽，更重要的是它為近代科學的發生提供了必要的思維方式、思考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理性分析和批判反思的一些規則與原理”［13］136-137。中國也曾出現過探討“無用之學”的學派，那就是名學。它有擺脫人事羈絆走純邏輯之路的傾向，但也因后世難以接受其“辯而無用”而湮滅。荀子曾這樣說：“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15］8-9說明荀子并非否定名家這類純思辨的東西自有其值得探索之處，但君子不糾纏這些，適可而止，只做值得做的。班固《漢書·藝文志》列名家七家，三十六篇，“到現在僅存三家，其中《尹文子》雜，《鄧析子》偽，只有《公孫龍子》五篇而已?！保?6］4如果不是與墨子、莊子的文章連在一起，恐怕連這點殘篇斷語都不可見。

所謂思維方式，其實就是兩大方面：思維內容框架和思維邏輯方法。文獻所涉的自然與社會的方方面面實質上反映了思維內容框架，而論述原因展示推理過程和提供獲得結果的方法實質上反映了思維邏輯方法。文獻所見這兩方面中西之間的確有很大不同，但這種不同到底是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西兩個族群的言語活動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呢，還是僅僅受限于書寫條件？如果認為這些都是當時中西兩個族群的言語活動和思維方式的真實反映，那就等于承認：第一，中國古人的思維框架除了社會人倫，對自然萬物幾乎沒什么興趣。第二，中國古人只知其然，不論其所以然；只有結論，沒有推究過程；只得結果，無所謂獲取結果的方法。顯然事實并非如此。

三、書寫速度和容量所影響的文字的功能和效應

無可否認，文字的出現當然是人類歷史發展特別重要的階段，所以，大家都以此作為人類文明開啟的要件之一。正因如此，無數學者都把文字或者語言作為中西思維方式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其實都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的現象：文字的書寫和傳播。沒有書寫和傳播，就沒有文字的任何效應。

書寫和傳播既不是單純的文字現象，也不是單純的語言現象，而主要是文化現象，因為它與地理、氣候、生物等自然條件有關，也與人類的發明、創造、制作等科技條件有關。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形成主要不是因為漢字與字母、漢語與西語之間的差異，即一個是字字獨立，字詞句靠意義組合；一個是字母相銜，成詞成句憑語法形式。原因主要在于記錄文字，也就是固化語言的媒介和手段的不同，或者可以說，是由于不同的書寫材料和傳播途徑，首先在記錄和傳播言語內容及思維成果的完整程度方面形成了差異，而后這種差異又強化了民族心理和文本樣式，以此為不同路向，最終在兩個相互封閉的環境中各自發展為具有明顯差異的思維方式。

首先是書寫對象，古希臘為字母文字，從古沿用至今，幾無大變，字母文字已成為如今世界大多數國家的現行文字。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文字尚未統一，有“鳥書”、“蝌蚪文”、籀文、金文、石鼓文等，統稱大篆，甚至包括甲骨文也仍在使用，可謂字體繁復，偏旁重疊，筆畫曲折，形姿多變，絕無可能快寫。其次是書寫工具，古希臘有筆、墨水和調色板，“在公元前3 世紀，磨尖蘆葦上帶有一個精巧筆尖的細筆最終取代了細蘆葦插一個磨出的筆尖的筆”［17］234，也就是硬筆。從當時古希臘壁畫中書寫者耳朵上還夾著一支備用筆的情景來看，似乎筆的耐用性尚未達到使人滿意的程度。此時的中國則已經有了柔軟的獸毛捆束而成的毛筆，也就是軟筆。軟筆的書寫速度自然比不上硬筆，而且墨水要現磨，至今中國尚未發現拔出筆來就可書寫的考古證據。再次是書寫材料，這是區別最大的。古希臘除石板、蠟板外，最主要的是莎草紙，利用一種生長于埃及尼羅河三角洲地區的莎草科植物，去其外皮，將內部柔軟部分切成細長薄條，上下兩層橫豎交疊，壓緊晾干，形成薄而光滑的書寫面以供書寫。而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書寫材料是簡牘和縑帛?？V帛雖然分量輕、體積小，便于書寫，但價格太過昂貴?！胺布拮尤⑵?，入幣純帛，無過五兩”［18］38，周禮規定，男人娶妻，給女方的聘金為純帛（黑色緇帛）五兩，也就是二百尺。當時一個奴隸的售價還不到這個數［19］280。常用的書寫材料還是竹簡和木牘，分量重，體積大，要加工到平整光滑便于書寫亦非易事，還得用火烤以蒸發掉竹木中的水分?！妒酚洝で厥蓟时炯o》記載：“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惫糯?20 斤為一石，也就是說秦始皇一天要過目的竹簡木牘就達120 斤?？梢姇鴮懞烷喿x在當時不僅是個富貴事，而且還是個體力活。

古代文獻和越來越多的出土材料展示了越來越清晰的圖景，以字母文字為書寫對象，以蘆管筆為書寫工具，以莎草紙為書寫材料，足以使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書寫速度接近今人。當然，有許多學者認為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是中世紀以來的偽作，“追尋一下以上這些著作的出處才知道，原來各種文本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被當成國寶保存于世界各地圖書館的最古老的版本，基本上都是使用來自中國的紙張（工藝）、使用中國的印刷技術印制出來的，而中國紙及印刷技術在歐洲的出現甚為晚近”［12］3。這種斷代就把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年代認定為歐洲造紙業興起于意大利時的14 世紀初葉。然而有一點還是肯定的：無論把這些文獻歸之于古希臘還是中世紀歐洲，其立論的基礎還是在于書寫材料和書寫工具。

再看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要用毛筆蘸現磨的墨水在竹簡和木牘上書寫大篆，難度可想而知，且每簡多不過40 來字，少竟只有一二字，在書寫速度和文本容量上，中西之間形成了極大差異，且不說背后還要有巨大的財力和勞力作為支撐。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 年，亞里士多德生于公元前384 年，兩人相距160 年左右?？鬃幼灾^“述而不作”，眾解皆認定為謙辭。前朝文書或刻于甲骨，或銘于金石，即使書于竹帛，也皆為宮廷王室所用，在個人著述尚付闕如的年代，孔子只能“述而不作”。而究其實，還是由于“作之不易”，書寫不便和成本高昂才是造成這種狀況的主因。由此自然而然地生成了當時社會對文獻經典的敬畏之心，這與蘇格拉底出于對書寫的不信任，認為書寫會妨害記憶具有本質不同。鄧曉芒曾以孔子對弟子七次講“仁”為例，對比蘇格拉底的言說方式?？鬃拥脑捯簿桶賮韨€字，鄧曉芒解釋了9 000 多字，超過了半部《論語》的篇幅［20］340-349。因為以當時的書寫條件，孔門弟子們只能以片段的、摘要式的書寫方式加以記錄，故而形成跳躍的、富于闡釋空間的文本樣式。其中也不乏說理，但無法像西方線性的“是其所是”的判斷推理那樣加以大段論證，因為那對于在竹簡木牘上作文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于是，以身邊的事說明僻遠的事，以熟知的事解釋陌生的事，便成為最常用的方法，這就是以事物特征為論述基礎的類比、舉例、比喻、象征、隱喻、寓言，以至直覺、冥想、玄思、頓悟等得以盛行之由，自然形成了與西方概念、定義、推理、演繹截然不同的文本樣式。所以，中國古代詩化風格滲透于一切文體之中，簡捷、明了、機智、慧識，融通天地人神。早期中國書寫的條件局限影響了形式思維，但助長了辯證思維；影響了分析思維，但助長了整體思維；影響了機械思維，但助長了有機思維?！爱斚ＥD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細地考慮形式邏輯的時候，中國人則一直傾向于發展辯證邏輯。與此相應，在希臘人和印度人發展機械原子論的時候，中國人則發展了有機宇宙的哲學。在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國是高深的?！保?1］337

再者，相對而言，在中國，就字體來說，要到漢隸才便于書寫，要快寫必須草書，這要到晉代才出現。書寫材料用竹簡木牘，不但寫不快，而且不易整理連綴，材料供應也很成問題。只有像左丘明、司馬遷這樣的史官，憑借官方財力和團隊協力，書寫材料才能得到充分保證。而紙張的出現，雖早在蔡倫之前，但蔡倫則是史書明載制造書寫紙的第一人?！逗鬂h書·蔡倫傳》所記蔡倫向漢和帝劉肇敬獻書寫紙的那一年為公元105 年，而紙的普及，則是其后幾百年間的事。成語“洛陽紙貴”說的是太康元年（280）左思的《三都賦》出，傳抄者眾，以致紙張漲價?？梢姟安毯罴垺奔词钩霈F近兩百年了，產量還很有限。

假如當時中國的書寫也如古希臘（或某些人所堅持的中世紀后期的歐洲）那般便捷，孔子的弟子們也能如實記述孔子的言說，《論語》會否也如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那般洋洋灑灑？孔子之后的孟子，孟子之后的荀子，會否也能寫出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相類似的著作？不是諸子百家中沒有亞里士多德，而是中國當時的書寫條件不可能產生亞里士多德。這種差異最終導致了文字的外功能與內功能、強效應與弱效應之不同，由于功能和效應的不同，加諸歷史發展的特定時期，中西文明在各自的開啟階段便擁有了不同的文化基因，并在各自的發展中產生了迥然相異的深廣影響，以致差之毫厘，異之千里。

所謂“外功能”，就是文字作為信息載體的跨時空傳播；所謂“內功能”，就是文字作為語言的物化形式在組織和深化思維過程中的作用。人們對文字的外功能早有深刻認識，但在內功能方面，認識嚴重不足。懷特海認識到了它的重要性：“文字在人類經驗中的作用可以與蒸汽機相媲美。它是重要的、新穎的，并且是人造的……書寫在語言心理學方面的作用是文明史中被忽略了的一章?！保?2］49然而懷特海并未就此展開。語言是思維的物化，文字是語言的物化。文字在人際和群體間的，特別是跨時空傳播中的外功能可以被看得非常清楚，但在人腦內部，通過書寫激發靈感、豐富內容、鞏固記憶、加強聯想、梳理思路、細密層次這類的內功能，人們卻似乎視而不見。在此可以明確指出：人類的深度思維必須以書寫為必要條件。文字不僅具有記錄思維成果、跨越時空傳播這樣的外在功能，而且是大腦中靜悄悄進行的精細的、深入的、持久的、系統的思維所必不可少的，高質量、大強度、大容量、長周期的思維必須與文字相伴，在筆下或鍵盤上成長發育。

文字、語言、思維、世界這四者相互間的關系，人們歷來重視的是后三者，而對文字，人們往往只把它看作鞏固和傳播語言與思維成果的“符號的符號”，而甚少注意到它在組織并深化思維過程中的內在功效?？梢赃@么說，不通過寫作，人類就無法進行高度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維，也無法專業性、邏輯性、系統性地把握世界。有什么樣的書寫方式才會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若要比較日常思維，各民族都不會有太大差別，只有通過書寫，特別是專業化的書寫，才能迫使“腦文本”與“紙文本”相一致，也就是說，只有在“紙文本”上記錄下思維的邏輯過程，“腦文本”也才可能意識到和反思這一邏輯過程，形式化的、專業性的、邏輯嚴密的思維方式才可能隨之而生。

那么，如何突破書寫條件的限制，以另一種方式代替明晰、思辨、理性的思維？充分的書寫不但可以記錄思維成果，而且可以記錄思維過程，而不充分的書寫則只能放棄記錄思維過程而僅錄思維成果。從《論語》的片段式記錄可以看出，孔子與弟子們的討論還是開展得非常自由的。但由于不是自由的書寫，特別是并非孔子本人真正意義上的個人獨撰，文本記錄就不得不在推理中舍棄過程，在論述中省略緣由，在解說中忽略前提，在門類中專注人事。由于中國古代條件限制，所以書寫只能從簡，言說可以就繁，這也加劇了言文分流，束縛了自由表達。相比而言，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們的書寫無論在文字的難易還是工具的便利和材料的供給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優勢。如果確如不少專家所言，現存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實為12 世紀以后中國紙傳入歐洲以后的偽作，那么其書寫條件與中國春秋時代當然不具可比性。

事實上，紙的出現與逐漸普及畢竟打破了“簡重帛貴”的限制，東晉末年，桓玄稱帝時曾下令以紙代簡：“桓玄偽事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保?3］517此時的簡牘文書方為書寫紙所代替?！岸捍詠?，群文滋長，倍于往者?！保?4］200隋煬帝即位以后，開啟大規模抄書，“使隋初藏書從15 000 卷，陡增至37 萬卷，達到了歷史上官府藏書的最高紀錄。還不計官府的佛道專藏”［25］73。至此，才可以說，中國的書寫已經實現了對西方的超越，因為西方的莎草紙和羊皮紙都肯定不如中國紙，否則，莎草紙和羊皮紙都不會在10 世紀以后逐漸被中國紙所取代。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說的“超越”，主要是指書寫的效應強弱，即書寫紙比莎草紙和羊皮書都更輕便，更便宜，更易于傳播，也就更能夠產生強效應。當然，這些都屬于書寫的外功能，至于內功能方面，中西應該是不相上下，也就是書寫已經能夠追上人們快速思維的需求，能夠較為完整地記錄和傳播思維成果和思維過程。

四、必要條件與充要條件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中國自古以來少有西方那種專業性、邏輯性、系統性的作品問世呢？

首先應看到，書寫只是形塑思維方式的必要條件，尚不能構成其充要條件，其他重要條件還應包括當時社會政治、歷史文化的其他因素。如古希臘社會就具有兩種特殊現象：“首先是希臘神職人員的性質。與巴比倫、埃及和其他大多數早期文明古國不同，希臘的祭司并不被看做是有高深智慧的人，因此對于任何使自然力世俗化的最初嘗試，希臘社會不存在強大的阻力。第二是公開的爭辯，這是民主制的先導。希臘思想家們如果希望別人接受自己的理論，其理論架構必須經得起公開的、理性的探討。因此，伊奧尼亞的思想革命主要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的原因——財富、閑暇、貿易、軟弱的神職人員以及公開的辯論?！保?0］274所以，盡管埃及的文字出現得更早，書寫材料莎草紙原產地就在埃及，但埃及并沒有形成希臘式文明。

其次應看到，春秋戰國時期的確是最接近這種社會條件的時期，可是，作為必要條件的書寫則與古希臘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不可能出現古希臘那樣的著作。等到字體隸變、楷化，甚至行草流行，再等到書寫紙普及，社會又再難有春秋戰國時的多元開放了。由戰國秦孝公查禁焚毀典籍開始的文禁政策，到秦始皇“焚書坑儒”，形成了歷代統治者的“文字獄”傳統；由漢武帝開始的“獨尊儒術”和隋唐盛行的科舉制度，既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又吞噬了求索創新者的時間；先秦經典所確立的文化偶像和文體規范成為歷代文人著書立說的楷則和圭臬；文白分離的兩套語言和書寫系統又一直限制著漢人的思維記錄和表達自由。然而，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發展變化，必然引發思維內容和思維方式的變化，辯證思維、整體思維和有機思維正在中國發展成為與西方對立又互補的思維方式。因為書寫不易，“惜墨如金”便屬常態。與古希臘的全程記錄不同，古中國多表現為結果記錄，文字記載極少涉及思維過程和思維本身，一般僅記載思維成果，故而后世所見便多為格言警句。舉一反三，以一當十，以少勝多，計白以當黑，不寫之寫的含蓄表達、空白藝術，都讓中國古典作品形成言簡意賅、意蘊雋永的優點。

中國哲學奠基之作《道德經》全篇僅五千多字，道盡天地萬物，興衰存廢，治國理政，修身養性，而亞氏《工具論》中的《范疇篇》，僅為說明實體、關系、數量、性質、狀態、時間、地點、主動、被動、姿勢這十個范疇，翻譯成中文竟近三萬字！這以中國眼光審視，簡直太過靡費?！胺治龅?、線性序列的概念，只有在借助書面文本的情況下才能夠建立起來”［26］43，這指的就是亞里士多德那樣的思維方式與書寫方式的統一?！兜赖陆洝肪团c這樣的論述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為在當時的書寫條件下，《道德經》等先秦文獻就必然是片段的、跳躍的、富于闡釋空間的。這就促使中國傳統思維方式向另一個方向發展：離開形式邏輯的線性軌道，舍棄詞語說明、概念定義、前提設置，放棄“是其所是”的判斷推理和步步為營、循序漸進的理路，而是以事物特征的相似、相近、相反、相對、相生、相克作為論述的邏輯基礎。史寧中把《道德經》的思維邏輯歸納為“相反相成”“得其正而行其反”和“以反制正”三種情況，如：“有無相生，難易相成”，“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將欲歙之，必固張之”等，并總括為“正言若反”這一特征。據統計，這類“論述形式竟涉及81 章中的51 章，占到全書的70%”［27］50。李巍則把中國古人這類“講道理”的方式稱為“感應思維”，概括為四種模式：受感模式、施感模式、交感模式、類感模式，進行人事層面、天道層面、溝通天人層面的“講道理”［28］44。

漢字漢語對現代思維方式的適應以及由此生發的優勢正為世所公認。正因為漢字是當今世界唯一一種延續幾千年而至今仍在使用的文字，所以，它所面對的是從古至今幾千年來的言語事實，也就是幾千年來的“世界”在中文文本中的變化，那么，我們講漢語能否適應今天的世界，就要以今天的漢語為例，包括今天的語法。五四以來，西風東漸和言文合一，已使漢語語法產生了巨大的變化，王力認為“從‘五四’到現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間，文法的變遷，比之從漢到清，有過之而無不及”［29］258。當年王力指出，歐化語法類型在二十年間大部分都已本土化并口語化了。至今又近百年過去了，應該有更多的新歐化句型被本土化和口語化。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量譯著進入人們的生活和學習，改變了人們的語感，但漢語仍然還是漢語。其實，漢語并非不嚴密，只是綿延了幾千年，容納了更多的“變體”，使人們有了更多的選擇。在口語和一般寫作中，人們的選擇往往比較隨便。而句法方面的歐化“就是由隨便變為必需”［29］310。

中國這種整體、辯證、有機的思維方式也影響到了西方。萊布尼茲推崇漢字、漢語和漢文化，認為漢字“確實是一種國際性交流的完美的工具”［30］399，“萊布尼茲曾經準備把漢語作為世界性語言”［30］404。海德格爾曾與中國學者蕭師毅一起譯讀《道德經》，“無論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還是‘氣化流行，生生不息’，都可以看作是對‘系辭’中的‘生生之謂易’的繼承。海德格爾對老子和道家的偏好，在這里可以找到一個原因”［31］70。正當金岳霖在中國以西方邏輯理論構筑他的《知識論》體系時，維特根斯坦則以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之前的箴言式語錄體寫作《哲學研究》，對整個西方文化的科學思維基礎進行解構，“維特根斯坦指出，他對整個西方文化的反對正是對這種思維方式的否定”［32］382-383。

由此可知，使用漢字的方式和漢語本身的發展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一直處于互動共變之中。時至今日，盡管中國人所使用的仍然是漢字和漢語，但它們在自由表達和功能效應方面與西方的字母文字和形式化語言并無二致?？档碌摹叭笈小笔枪J的邏輯嚴密和語義深奧的哲學著作，鄧曉芒作為最新版本的中譯者，講述了自己的翻譯心得：“現代漢語吸收了西方語言的語法和某些表達習慣之后，現在已經成了一種國際化的語言，原則上能夠翻譯任何一種外語和用外語表達的思想。這與近一個世紀以來好幾代翻譯家對白話文的錘煉和提高是分不開的，他們創造了一種既具有高度靈活性同時又是嚴格規范化的翻譯文體?！保?3］153事實正是如此，中西思維方式之間的差異正變得越來越不明顯，特別是在專業知識領域和學術著述中，可以看到更多的則是相鑒互滲，日益趨同。

我們都知道語言不是定型的產品，而是活動，是活的生命體。它既先在地預設了人們的生存條件，幫助或限制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和把握，同時也為適應和滿足人們的需要而改變自己。不同語言對思維的不同作用主要發生在人的潛意識中，人們一旦認識了自己語言的長處和短處，必然引發語言的變革，必然相應帶來思維方式的變化。正在加快的世界一體化進程自然也包括東西方思維方式。西方一些學者站在歐洲中心主義立場，把近代以來中國落后的終極原因歸于漢語和漢字，國內一時也竟然應者云集。誰都知道，漢字漢語是中華民族的根本，中華文化的基石，只有解釋清楚中西思維方式差異的真正原因，才能還漢字漢語以真正的“清白”，賦予它們與其他一切語言文字同等的現代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