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生》：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交融

文/孟祥梁 李玥銳 李玉瑩

2021年上映的電影《中國醫生》改編于疫情期間的真實案例，影片按照時間順序以武漢金銀潭醫院作為背景，通過患漸凍癥的金銀潭醫院張競予院長、重癥醫學科（ICU）文婷主任以及外省援助醫生為主視角；同時，穿插中央指導組、外賣小哥金仔與青年醫生等副視角，力求真實再現在疫情暴發的艱苦卓絕環境下白衣戰士舍生忘死、保衛人民的感人故事。其獨特的紀實性表達成功刻畫出醫者的人物群像，在引起英雄武漢、白衣戰士與觀眾共鳴的同時，也再一次實現了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交融。專業的醫學背景，救死扶傷、臨危受命的醫者精神在電影鏡頭的多角度放大下，呈現出令人動容的人文關懷。

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

毋庸置疑，醫學是一門主要研究“人”的綜合性學科，它不僅研究“人”的疾病，而且還服務于“人”的健康。而“人文”一詞，是指當“人”在面對“生”還是“死”這一永恒命題時，仍懷有對生命的崇敬，如影片中首次著重刻畫被報以成為全武漢第一例痊愈希望的病例在拔管后死亡時，凝重的配樂與醫護人員鞠躬的鏡頭便是最真切的詮釋?！叭宋摹币喟叭宋木瘛?，歷史上歐洲“文藝復興”與中國近代“五四”運動中宣揚的“自由”“民主”都是“人”的凸顯，而現代醫學生們對于“大體老師”的敬稱也都是很好的例證。其中需要重視的是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醫學可能容易走入純粹科學研究導向的誤區。在歷史進程上，這種誤區帶來的難以預計的后果，已經為醫學研究敲響了警鐘。

從社會歷史發展角度看，哥倫布發現北美以前，北美洲一直都是封閉的，當地土著居民缺少對外來新型病毒的免疫，而入侵者身上攜帶的病毒自然成了北美洲土著人口銳減的重要原因。古往今來，疫情的暴發大多離不開殺戮、入侵、貪欲，而疫情的緩解卻離不開醫者的逆行出征與人民的眾志成城。簡言之，這些醫學史上的難題都最終起源于“人文”并落腳于“人文”，故醫學的發展也需要“人文”的強力輔助。而電影藝術作為選材人文、宣傳人文的重要媒介，定當是與之結合的不二之選。

從藝術理論發展角度看，麥茨作為知名的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將音素、音位等概念引入電影理論，產生電影符號學這一研究電影理論的新維度；德國“應用心理學之父”于果·明斯特伯格，以認知心理學、格式塔心理對早期電影本體的研究產生重要影響；著名物理學家海森伯也曾說：“在人類思想史上，重大成果的發現常常發生在兩條不同的思維路線的交叉點上?！?這些都例證了醫學融入電影藝術的可能性以及背后交叉學科的巨大潛力。但除了學術研究之外，我們卻鮮少看到醫學/醫療進軍電影藝術，直到《我不是藥神》將特效藥引入人民視野且票房與口碑大爆，《送你一朵小紅花》《中國醫生》等醫學/醫療題材電影，開始從早期影視作品將疾病當噱頭或情節催化劑的淺層表現轉變成關注醫療現實困境的深層挖掘，展現出豐富的人文關懷，從另一角度亦彌補了醫學人文在電影藝術領域的不足乃至缺失。

藝術與醫學具有相同的本源，兩者相輔相成。雖然藝術側重于“人”的精神世界，醫學關注于“人”的生理健康，但是醫學可以加強藝術的深度與嚴肅性，藝術則為醫學提供了新的創造性視點。隨著醫療條件的完善與物質水平的富足，心理疾病以及對患者的心理慰護都對醫學行業提出新的挑戰。同時，這也是醫學與藝術結合的契機，雖然兩者看起來毫無干系，具有兩套互不干擾的審美思維范式，但藝術美具有跨越時間的特性，尤其是電影藝術，其時空的跨越特性與豐富的視聽表達，以及帶給觀者身臨其境的感受，更是其他藝術所不能及的。不過，電影藝術往往存在靈感枯竭、選材脫離實際，無法引發共鳴等弊病，而醫學史亦是人類發展史，醫學的困境、進步與創新發展都是電影藝術不竭的創作源泉。電影創作者加強醫學知識學習不僅利于產出符合邏輯的優質電影作品，更是落實人文關懷的重要舉措，不同的審美角度與各自的學科優勢便促使了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交融結合。

此外，醫學必須走向多元關懷?！吨袊t生》這部影片為何會在大眾已經知道其主題與內容，甚至被個別人質疑販賣情懷的前提下，卻依然引發共鳴，令人潸然淚下？究其原因，這是疫情特殊時期的真實寫照與演員的精湛演技所促成的，這部電影展現的多元關懷才是真正的淚點。我們愿意為青年醫生楊小羊不斷練習插管的艱辛感到動容，為廣東援鄂醫療隊醫生陶峻不得已勸患者家屬捐獻去世親人尸體的艱難抉擇感到傷心，為失去雙親的小姑娘張小楓的可憐無助感到痛心。這些情節的設置，或使人受到鼓舞，或使人深受啟發，或使人潸然淚下，這是電影藝術的魅力，亦是觀眾對生命的人文關懷與思考。

醫生即戰士，但是患者卻可能是至親至愛甚至是下一秒的自己。這部電影不僅是獻給祖國的眾志成城的抗疫片，更是獻給廣大白衣天使、英雄武漢與受到疫情創傷的同胞們的心靈治愈片。電影目的本就不是單純的藝術創造，如果只以一般電影的條條框框來套主題、情節、敘事、結構，卻簡化甚至忽視深厚的醫學/醫療人文關懷基底，只能說是淺顯乃至膚淺。而《中國醫生》成功做到了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完美交融，這是一次重要的實踐，亦是一次成功的范本，更是醫學人文多元關懷的深刻體現。同時，電影藝術作品多元關懷的成功也印證了醫學多元關懷的強烈需要。

細節深處的人文關懷

對于個人

眾所周知，醫學生的學習年限更長并需要終身學習，這便使得知識精英成為人們心中對于醫學生的代名詞，而個體受教育的水平則成為劃分精英的內核因素。在學習過程中，教師這一角色便顯得尤為重要。影片中的青年醫生楊小羊與資深醫生陶峻的幾個相關情節便將抗疫戰場上的師生關系描繪得淋漓盡致。如，有嚴厲，陶峻對于楊小羊在危急關頭不敢給病人插管的舉動，提出嚴厲批評并呵斥他離開重癥監護室；有考驗，在談及ECMO時，不斷地向楊小羊提出學術問題并在最后以“ECMO的英文全稱是什么”開玩笑似的口吻假意為難他；有指導，在陶峻注意到楊小羊一直利用休息時間練習插管，便在最后給予他機會來成長；有鼓勵，不僅把老家帶來的特產給楊小羊吃并關注贊揚他的進步。

同時，影片中陶峻與張競予院長的關系推進則展現出了另一種亦師亦友的戰友情。陶峻本身年紀輕輕便學有所成，是十分自信甚至有些許自負的，在搶救完病人后會說出“遇到我算你走運”的言語。作為援鄂醫療隊專家的他對于醫院停電、人手不夠、氧氣面屏等物資緊缺的情況十分憤怒，當眾在會議上怒懟院長；但同時，作為醫生的他恪守準則，在救不救小文時言語犀利地指出有的醫生不想承擔責任；作為朋友，看到上海援鄂醫療隊醫生吳晨光心灰意冷時，撕掉他留給妻子的遺書，提醒他要清醒并鼓勵他。院長深知陶峻的能力與傲氣，在合適的時間向他解釋原因并委以與病人家屬協商捐獻尸體的重任。而陶峻也從最初看不上這個醫院的態度，逐漸轉變自身固有觀念并深度融入到該醫院這個大集體中，到其后了解到張院長患有漸凍癥后產生了強烈的內心震撼并向張院長誠摯道歉，以及最后武漢抗疫勝利后分離時的不舍……諸此情節，影片向觀者展示出醫學與人情碰撞交融的火花。

根據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關于個人內心可以在電影中展現為“鏡像”與“夢境”。影片中的夢境有兩個，一是陶峻夢見拔管失敗后導致了病人的死亡，驚嚇過度地從夢中直接醒來，這種夢是現實的變異，夢中緊張的陶峻與現實中的自信形成對比，展現了醫生在高壓環境中所產生的自我質疑，而后陶峻在現實中仍然選擇給病人進行拔管，這樣的結構主義形式設置，表現出以陶峻為代表的醫護人員們的個人成長；另一個是金仔在瀕危死亡時的短暫臆想，以通道與近期身邊所見人群來進行暗示，在通道中行走，穿過人群，越往前走便是自己越為重視的人，即小文與孩子，是她們給了金仔生的執念與希望。

對于國家

影片中關于國家擔當有諸多表現。其中，當國際醫療衛生組織來武漢了解考察疫情防控與救治情況時，疑問道“你們是如何勸說一千萬人民留在家中？”來側面展示出中國作為上報疫情的第一國，對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嚴格監管，以及社會大眾對于疫情防治的積極配合，弘揚了國家“以人為本”的宗旨、社會大眾的集體主義觀念與利他主義精神。

國家這一有機體是由一個個公民細胞構建的，國家醫療行業的發展也自然離不開所有“個人”的努力。像是影片開始時的幾個拼接鏡頭向觀眾展現出疫情來臨的社會凝重景象；一個女醫生在親人遭受感染后依然要控制自己的情緒去搶救其他生命，表現出無數醫者在抗疫之路上的擔當精神。影片最后也有醫生選擇去外援更直觀地表達出國家的“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在疫情中的擔當不僅僅體現在國內疫情的有效防控與每個個體的擔當匯聚，更體現在中國作為目前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國際疫情防控治療做出的積極努力與重要貢獻。

此外，中藥蘊含著無數前人的智慧結晶。影片宏觀上，國家相關部門專家針對居高不下的病死率提出結合中醫藥治療的建議；中觀上，方艙醫院結合中藥湯劑，同時輔助穴位敷貼、食療等中醫組合療法醫治患者；微觀上，外賣小哥金仔送中藥外賣體現了普通民眾對于傳統中醫藥的認可，這些都體現在影片的整體敘事架構中。在醫療行業發展的過程中，落實黨建政治工作與技術創新是并舉的，本次疫情中廣大戰斗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以中醫藥在防治疫病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根據患者證候特點結合個體體質辨證論治，初步揭示了普通新冠患者的病癥特征與治療方法，并結合臨床資料在傳統中醫的基礎上發展了中醫體質學與證候學研究，對于中醫治療意義重大2。本部影片中的諸多細節處，對中醫藥治療進行了深刻描繪，體現出國家在中醫藥發展上的大力支持，以及中醫藥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治療的廣譜性與中國醫學人文的傳承性。

電影對醫學人文啟示

幫助醫者形象塑造

醫生形象在《中國醫生》影片中的塑造符合傳統價值觀的體現。影片中主要表現了四類人物形象：院長、女性醫務人員、援鄂醫生與青年醫生。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主要得益于劇組追求真實性與藝術性的結合，以及演員們的精湛演技。影片具有真實性的特點，片中的醫生都有其原型，如張涵予飾演的張競予院長，原型便是“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獲得者、金銀潭醫院原院長張定宇。為了追求真實，劇組還邀請真實一線醫護人員參與情節安排和醫學動作指導，這才使得影片開端醫院停電場面中的壓抑與焦慮被詮釋得淋漓盡致；影片藝術性主要體現在特寫的運用放大了演技優勢，由于拍攝題材的特殊性，且很多鏡頭都是演員戴口罩甚至從頭到腳全副武裝（穿戴防護服）下完成的，演技更多地只能通過臺詞、動作、眼神來表達，而袁泉飾演的醫院ICU主任文婷以手上傷痕的特寫與聽到小賣部老板去世時邊聽語音邊吃飯的表演震撼觀眾，青年演員張子楓則以一場臺詞屈指可數的表演給觀眾以痛徹心扉的代入感。

影片中的情節設計也將人物形象表現得獨具匠心。院長從樓梯上滾下來、關于穿刺等情節的設計展現出醫護人員的堅毅、果敢與擔當。同時，情節的設計也展現出了眾多的人文關懷，影片中的援鄂醫生陶峻與青年醫生楊小羊討論ECMO的情節，靈感便是來源于“共和國勛章”獲得者鐘南山院士對于陶峻人物原型桑嶺能力認可的致敬。影片由于藝術加工的美化，可能與現實中人們印象中的醫生形象有所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艱難抗擊疫情的過程中，在打贏疫情防控與救治的攻堅中，社會大眾對醫者的信任與欽佩相較于影片所表達出的內容有過之而無不及，甚至是對醫生這一社會角色新高度的期望與認同。

部分醫生對于個體的認同缺失也是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主要可以表現為個體的精英化與平庸的普遍化兩種極端，前者稱為知識人格，后者則排斥了自身主觀能動性，這是部分醫者在醫學人文知識方面缺失造成的。并不是讓所有醫生都成為上知天文、下曉地理的全才，也不是需要一味加大醫學生本身的學業壓力，而是理論課老師可以加大中國傳統醫學人文知識與優秀海外醫學人文專著的比重，醫學生可以根據個人興趣特點有意識地進行不同醫學人文知識的學習，將醫學人文關懷落實到醫者與醫學生身上。

推動醫患關系改善

隨著老齡化加劇與重大病癥年輕化趨勢，醫患溝通中由于缺乏理論知識或過度“形而上學”導致的共情脫節現象日益凸顯。醫者容易缺乏同理心造成醫患關系惡化。反之，患者由于缺乏醫學知識，且處于被疾病所困擾的焦慮狀態下，更容易誤解醫生所提出的各項檢查的必要性與昂貴藥物的有效性。由此可見，醫患關系是否融洽取決于是否充分合理地進行醫患溝通，而醫患溝通亦是醫院人文建設的一方面，改善醫患溝通關系中所表現出的固有思維模式與行為舉動是醫院人文建設的重要一環。

影片中關于醫患關系集中體現在文婷與金仔妻子小文的矛盾沖突上。剛開始文婷因為疫情暴發初期醫院接收患者能力有限，拒絕了小文的入院請求，成了醫患關系緊張的導火索；后來小文待產時，機緣巧合下文婷成了她的主管醫師，這時小文想要換掉主管醫師的請求則使影片中的醫患矛盾達到高潮；最終，隨著疫情的好轉與小文病情的康復，小文對文婷的誤解消除，雙方達成了和解。但從這三個情節的對比，可以找到造成不良醫患關系的蛛絲馬跡，像是小文在入院后質疑醫生“你就是那個不想救我的醫生？可以換醫生嗎？”便是患者在不了解實際情況的誤解下，不當用語對醫生的人身攻擊進而可能導致信任感缺失，從而影響醫患共情。

我們在觀影過程中看到良好的“醫患關系”便會自動揚起嘴角，試想一下，那當全社會“醫患關系”全部和諧時，將會對于社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從宏觀角度看，人文關懷是所有社會實踐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平衡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力量。影片以醫生為主要刻畫對象，自然是以撫慰疫情期間奮戰在一線的白衣戰士為第一要義，而除了醫護人員，各行各業的各司其職、億萬人的自覺隔離都是戰疫成功的重要因素。影片中一切的人文關懷都是實現更好生活的前提。從微觀角度講，人文關懷和醫療工作本身就是相輔相成，它對基層醫護人員以及相關醫療主體了解到自身職責具有重要意義，并且有助于醫護人員乃至醫院里非醫護的基層工作者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及世界觀。如，影片中的醫院保潔人員便是受到社會醫療環境正能量的感染，在疫情暴發初期逃離醫院后又重新回到醫院堅守崗位，并選擇與醫院的醫護人員共同抗疫。

結語

醫療題材的引入無疑豐富了主旋律電影的敘事類型與表現內容，加強了電影藝術的人文關懷深度。觀眾對于疾病認知的需要、對醫療行業的好奇，以及通過電影媒介將醫護人員所從事的事業真實反映給人民群眾以得到更多的包容、理解與支持，為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交融結合提供了契機。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優勢互補必將改善當今緊張的醫患關系，通過將不為人所熟知的感人醫療故事更多地傳遞給大眾，深化醫學人文關懷，使醫學影視行業迸發出巨大的生機與活力。展望未來，《中國醫生》一類的醫療題材主旋律電影會成為今后電影市場的一個重要賣點，而醫學人文與電影藝術的結合亦是今后影視創作的一個重要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