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建設行動下農村基層黨建的優化向度
——基于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視角

鮑旭源，李紅軍

（貴州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 貴陽550025）

一、引言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意見》（以下簡稱“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將鄉村建設納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中，著重從規劃編制、基礎設施、人居環境、公共服務四個方面進行全面部署。正如“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于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馬克思和恩格斯，2016年版），[1]544當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中國式的現代化”（鄧小平，1993）的歷史性實現，[2]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亦成為我國向世界展現科學社會主義強大生命力的必然發展向度。在即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歷史時期，鄉村建設行動既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撐，也提出了確保我國能夠基本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的階段性任務。因此，通過梳理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歷史脈絡，從黨建引領鄉村建設的歷史經驗中汲取發展力量，進而加強黨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對促進鄉村建設行動開展、推動鄉村全面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百年回眸：中國共產黨領導鄉村建設發展的歷史脈絡

鄉村作為農業發揮維系社會穩定基礎作用的特殊載體，是兼具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我國是農業大國，鄉村的興衰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家的興衰。自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我國鄉村發展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共產黨根據鄉村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了主題、路徑皆有差異的艱辛探索，從而構成了建黨百年來鄉村建設的歷史畫卷。

（一）鄉村發展“內憂外患”的困境突破：土地制度的根本性變革（1921年—1952年）

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文化的沖擊以及現代國家政權建立的影響，作為傳統鄉土中國依賴的倫理道德、宗法秩序等內生性建設資源遭到嚴重破壞，“禮治”文化在鄉村現代自治和法治文化尚未及時補位之際“提前退出”歷史舞臺，體現著“鄉村精英和農民合作的自治”（張健，2008）的“官—紳（長老、族老）—民”治理結構也因“鄉村政權‘痞化’、無賴土豪痞棍充任公職”（渠桂萍，2013）現象日益嚴重而逐漸走向終結。[3-4]鄉村發展既面臨來自國內封建勢力的壓榨與軍閥勢力的盤剝，同時面臨來自國外資本大生產對小農經濟的瓦解，導致鄉村破敗凋敝，民生困頓不堪。為解決鄉村發展“內憂外患”的困境，愛國仁人志士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鄉村建設試驗運動。在20世紀30年代，“全國從事各種鄉村建設的團體組織接近700個，先后建立試驗區1000多處”（王景新，2007），[5]除社會精英（如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黃炎培、陶行知等）主導的以“鄉村改良”為目的“鄉村建設運動”外，國民黨政府亦出于維護統治的需要而推行“鄉村復興運動”。南京國民政府試圖通過整理田賦、采取減租（二五減租、《土地法》）、建立農業試驗場、進行農村經濟調查等方式重構鄉村的有序發展和實現國家對鄉村的有效控制。然而，作為農村貧困根本來源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關系取得的任何進步，無不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完全貧困化為代價而取得的”（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6]606也就決定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代表者的“良心政治”與“耕者無田”之間矛盾的不可調和性，注定了這場運動的失敗。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要改變農村生產關系、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就必須徹底變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制度，通過切實改善農民生存狀況吸引農民參與到革命中來，并“促進土地私有制向集體所有制的過渡，讓農民自己通過經濟的道路來實現這種過渡”。（馬克思和恩格斯，2012年版）這一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身上。[6]634-635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失敗后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剝削壓迫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本質有了清晰的認識，在占有地農民（不包括極端貧困的無地農民）人數32%的富農、中小地主、大地主卻擁有當時81%的土地的局勢下，中國共產黨逐漸認識到必須對土地制度進行徹底變革才能滿足當時75%的農民對土地的需求，才能調動起廣大農民階級的積極性。因此，中國共產黨把農村作為革命的根據地、把農民作為革命的核心力量，在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不同歷史時期根據發展需要不斷調整土地政策來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鄉村建設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下開啟了新的發展篇章。到1952年底，全國（除部分少數民族地區及臺灣地區）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國有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生產資料”（鏡冰，1964）。[7]隨著新生政權的逐步穩固、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人民當家做主的地位不斷得到確立，鄉村中的土豪劣紳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運動中被徹底鏟除，農村社會中被長期壓制的發展能量也因此得到充分釋放，成功實現了鄉村發展困境的突破。

（二）破解城鄉“二元分割”的初步探索：生產關系的持續性調整（1953年—20世紀末）

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使土地所有制關系實現了由封建地主所有制到農民土地所有制再到集體所有制的歷史性轉變，過去“一盤散沙”式的鄉村社會組織亦被集體生產經營所替代，確保了自上而下的國家治權能夠全面覆蓋鄉村社會。自此，我國鄉村社會治理邁向“集權統一”的單軌治理階段?；趪腊踩枰目紤]以及受到蘇聯集體農莊發展模式影響，通過發展大工業并在工業發展后利用大機器和先進技術改造生產力落后的個體農民經濟，成為實現農民走向集體化的勞動過渡，這也確實符合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附錄中對土地公社制度優越性的相關探討，即小農社成員能夠得到“大規模經營和采用農業機器的全部好處”（馬克思和恩格斯，2016年版），[1]369而避免使當時在耕種自己土地的大部分小農的農業勞動變為多余。這種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形式雖然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但“一五”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安排也客觀上為鄉村增添了公共品供給者的屬性，鄉村成為工業化和城市發展積累的重要來源，對鄉村資源的剝奪使城鄉“二元分割”成為鄉村發展的主要障礙。因此，在土地改革完成后生產關系的持續性調整成為破解城鄉“二元分割”的初步探索。自1953年開始，以農業合作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如火如荼進行?！暗?956年底進入高級社的農戶已超過全國農戶的87.8%，農村地區廣泛建立起了集體所有制。截止到1958年11月，全國99.1%的農戶進入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覆蓋全國”（黃高彥和榮越，2021）。[8]黨和政府在村一級建立的黨支部在集國家行政權力與鄉村經濟組織為一體的人民公社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例如調動社員或村民義務投工），真正實現了“政社合一”。此后不久，始于1966年的十年“文革”浩劫則嚴重阻礙了鄉村建設步伐。據統計，“1958—1978年農村人均收入只有60元”（瞿振元等，2006），“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33%”（王郁昭，2003）。[9-10]但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場基于生產關系調整的鄉村社會主義改造運動過程中興建的農田水利以及部分實現的農業機械化極大改善了農業生產條件。此外，鄉村教育、醫療等基本制度的建立都為改革開放后的鄉村建設打下了良好基礎。

改革開放后到20世紀末，針對人民公社中“政社合一”產生的低效率等問題，國家開始探索政社分開的管理體制，“‘村民自治’得以興起”（張厚安，1996）。[11]1983年，《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的頒布標志著國家與鄉村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新的轉向，“鄉政村治”的管理體制建構起以“鄉政”為載體的國家政權和以“村治”為載體的鄉村社會之間雙向互動的關系。在鄉鎮以下實行村民自治，村級事務由村民自行選出的村干部所組成的村委會直接進行管理。由此，以“行政村”為基本單元的“村民自治”兼具行政和自治雙重屬性，避免因國家政權總體性支配而帶來的僵化發展趨勢。這種對農村生產關系的持續性調整旨在激發農業生產積極性，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從鄉村抽取資源滿足工業發展所造成的發展失衡。但在實踐中，由于村民自治主體意識的缺失以及“鄉政村治”未能充分與村落文化進行融合，村民自治在急速變遷的鄉村社會中顯得有名無實，村民“處于被動、單向和內斂的弱勢地位”（程為敏，2005）。[12]此外，由于缺乏對農民基本社會權利的尊重與保護，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一些鄉村干部未能將民生領域作為重點發展對象，部分地區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現象較為突出，部分鄉村干部對鄉村社會資源的掠奪嚴重損害了國家在農民心中的形象，導致農村干群關系惡化。

（三）統籌推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治理形態的創新性轉變（21世紀初至今）

馬克思主義從生產力的角度分析了城鄉對立產生的根源，即隨著分工以及剩余產品在私有制下的大量出現，基于交換需求所產生的“市”隨著規模的壯大演變為“城”，旋即產生了城與鄉、農與工、體與腦的差別。與此同時，要取消這種差別就要在生產資料公有的前提下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屆時高級的社會形態“將結合城市和鄉村生活方式的優點而避免二者的偏頗和缺點”（馬克思和恩格斯，2016年版），[1]368城鄉差異也逐漸消失。概而言之，馬克思所指的城鄉差別的消失路徑即實現人的全面發展?；诖?，21世紀初，為緩解日益突出的“三農”問題并減輕農民負擔，國家開始醞釀農村稅費制度改革，改變過去農村作為工業化、城市發展積累的資源供給者角色，使我國鄉村建設開始進入到以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國家向鄉村輸入了大量資源）為路徑的時代，鄉村建設的深度和廣度因城鄉關系的調整而不斷延伸拓展，朝著“城鄉一體”的方向協調發展。起始于2001的農村稅費改革使我國鄉村建設由“單中心治理”模式逐漸走向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元共治”模式，農村基層政權的性質在以尊重農民基本社會權利作為鄉村社會治理的目標下，實現了由汲取型向與農民關系較為松散的“懸浮型”、再從“懸浮型政權”到“嵌入式治理”的創新性轉化。因此，這一時期鄉村發展的重心是在“城鄉一體”目標體系建構下統籌發揮市場和政府作用，實現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的全面發展。例如，2003年，在人均GDP跨越1000美元的關鍵階段，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通過統籌城鄉、區域、經濟、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等方面建立起新型城鄉關系。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將“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等具體要求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奮斗目標。此后，圍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我國鄉村建設在民生建設領域的創新性探索（如糧食最低收購價格制度、農產品收儲制度、保護耕地制度等）切實提高了農民收入、極大改善了農村生活條件。2006年，延續千年的農業稅在全國范圍內的取消則標志著我國鄉村進入改革開放轉型新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300多萬名第一書記和駐村干部，同近200萬名鄉鎮干部和數百萬村干部奮斗在脫貧攻堅的第一線，尤其在“精準扶貧”、鄉村振興等目標任務下涌現出的創造性的鄉村治理路徑，不斷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據統計，自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概念到2018年，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條件不斷改善，電話、有線電視信號、寬帶接通的比重分別為：99.2%、88.1%、81.9%，較2012年分別提高5.9%、19.1%、43.6%；自然村中主干道路面硬化比重為82.6%，較2013年提高22.7%；自然村中通客車貨運的比重為54.7%，比2013年提高15.9%。2019年6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建設的指導意見》將四項德治建設、四項法治建設以及八項自治建設作為鄉村建設的重要抓手。在此背景下，各地積極創新探索，取得了顯著成效，走出一條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創新之路。

三、邏輯必然：鄉村建設行動與農村基層黨建的耦合共進

回眸建黨百年的鄉村建設，實現從凋敝破敗到鄉村振興，中國共產黨對鄉村的建設發展發揮了關鍵作用。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改革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自然村一級的黨的領導徹底瓦解了封建地主階級對農村的政治控制，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皬母旧洗蚱屏艘蚍饨B固勢力割據而形成的廣大農村一盤散沙的局面，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鞏固了新中國在政治上的統一和團結”（祝志偉，2014）。[13]中國共產黨“使耕者有其田”的無產階級思想符合農民的根本利益，使得鄉村建設行動與農村基層黨建耦合共進成為時代發展的邏輯必然。

（一）鄉村建設行動聚焦了農村基層黨建的目標任務

從鄉村建設行動有效實施的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成功源于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效統一，以及在“人民至上”理念下不斷進行的制度改革。因此，要實現鄉村建設行動的高效開展，就要確保黨對農業農村工作的全面領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以及激活“三農”發展活力的三權分置在農村得以貫徹落實。黨的全面領導通過加強頂層設計、系統規劃避免了短視的發展行為，保障了鄉村建設行動的科學性與連續性；以人民為中心思想確定了鄉村建設行動的價值主體，提升了農民參與鄉村建設行動的積極性；三權分置的不斷完善從制度層面解決了土地權屬糾紛，激活了農村土地資源，加快了縣域內城鄉統籌發展。從這一層面來看，“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建設行動的部署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必須堅持：（1）以組織力建設為根本遵循，對鄉村建設行動有明晰的長遠目標；（2）以領導力建設為核心原則，實現對鄉村建設行動的全面領導；（3）以發展力建設為基本思路，為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做好統籌規劃；（4）以覆蓋力建設為基本前提，不斷強化黨在農村執政地位的組織基礎。

（二）農村基層黨建推動了鄉村建設行動的有效實施

從農村基層黨建的完善與發展層面來看，中國共產黨自身組織的完善與發展是在百年鄉村建設中的挫折與探索中逐步實現，是遵循了實事求是的政治、思想、組織路線。在鄉村建設行動中，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必須立足現階段鄉村發展實際，從鞏固脫貧成果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這一大局出發，使鄉村建設行動有利于加快推進村莊規劃、有利于加強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有利于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有利于全面促進農村消費、有利于加快縣域內城鄉融合發展、有利于保障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有利于深入推進農村改革。因此，在鄉村發展中，作為上層建筑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必然要通過調整鄉村發展階段性任務以滿足生產力發展所需的必要條件，實現鄉村振興。要完成這一任務，作為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基礎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就應不斷提升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引領農村鄉風文明、推進鄉村治理有效等方面的能力，將頂層設計具體落實到實際工作中，將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具體的實踐效能。這種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互促共進，決定了農村基層黨建的完善發展能夠推動鄉村建設的有效實施。

四、實然困境：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行動工作重心的非協調性

基于鄉村發展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鄉村建設行動對科學推進鄉村規劃建設、持續提升鄉村宜居水平、推進縣鄉村公共服務一體化、全面加強鄉村人才隊伍建設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是實現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要戰略舉措。而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工作重心的適應性和協調性則決定了農村改革的發展進程。鄉村建設行動與農村基層黨建的耦合共進雖是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邏輯必然，但通過調查發現，基層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行動工作重心之間存在的非協調性，是鄉村建設行動與農村基層黨建耦合共進的現實困境。

（一）基層黨組織建設現狀——以西南F區為例

為了更加深入對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現狀的研究，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筆者對F區L鎮基層黨組織建設狀況做了實地調查。為盡量考察到有代表性的群體，筆者相對合理地選擇了9個行政村的23人進行訪談。其中村干部3人（村支書2人，村主任1人），村民14人（家庭人均純收入8千元以上10人，家庭人均純收入8千元以下4人），半城半鄉人員6人（農產品經紀人1人，鄉村快遞配貨員2人，務工返鄉人員3人）。此外，訪談的23人中，高中及以下學歷的黨員人數4人，高中以上學歷的黨員人數2人。通過對調查問卷的數據以及訪談中存在的問題進行歸納整理（如表1）不難發現，隨著農村社會“多中心治理”局面愈加明顯，維持農村社會秩序和承擔農村社會公共服務的主體日漸呈現出多元化態勢，基層黨組織核心地位不突出以及基層干部隊伍老齡化明顯等現象成為村民反映最多的問題。此外，在紛繁復雜的農村社會關系、政治素質參差不齊的利益訴求主體、基層黨組織較少開展組織活動（基層民主協商缺位）三重因素疊加下，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達行為較為突出，“鄉村社會原有的那份優良倫理價值日漸消逝”（蘇亦飛，2020），[14]加之部分基層黨組紀律渙散，主要精力都用于應付檢查，導致村民遭遇困難時只能求助親戚朋友等熟人群體而很少求助基層黨組織的現象。

表1 針對F區基層黨組織的調查問卷

概括而言，F區基層黨組織在鄉村建設行動中仍然存在覆蓋力不夠、領導力欠缺、吸引力不足、號召力不強等困境（如表2）。究其原因，農村基層黨組織應具備的發揮領導核心作用、引領農村經濟發展和鄉風文明、推進鄉村有效治理等能力受到組織、物質、文化、社會等現實困境的制約，一定程度上導致了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行動工作重心的非協調性。

表2 F區基層黨組織的發展現狀

（二）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行動工作重心不相協調的典型表征

1.組織因素：不夠優化的組織建構導致鄉村建設行動缺乏推動力量

縱觀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歷史，黨的嚴密組織體系所展現出的強大組織力、行動力、戰斗力能夠確保黨的組織體系上下貫通、執行有力，能夠不斷推動鄉村建設取得巨大成功。但現實中存在不夠優化的組織建構使得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覆蓋力稍顯不足，黨組織起科學推動作用的功能屬性亦因自身核心地位不突出而無法體現。加之部分基層黨組織老齡化嚴重、人才匱乏等問題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創新及前瞻性方面的思考不足，難以為鄉村建設行動提供明晰而長遠的目標規劃。

2.物質因素：不夠優厚的經濟基礎導致鄉村建設行動缺乏投入保障

從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實踐經驗來看，政府自上而下的供給過程與農民自下而上的響應過程之間的良性互動往往能夠減少鄉村建設中的阻力。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不僅能夠激發農民的主體能動性，而且在與農民的良性互動中能夠更好地了解農民實際需求，避免出現大拆大建等現象。但部分地區不夠優厚的經濟基礎，一方面使正常的黨組織活動無法開展，缺乏與村民間的良好溝通渠道，也易忽視農民的集體意愿而使鄉村建設行動流于形式，難以解決農民實際問題；另一方面，經濟基礎薄弱也使得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整治、公共服務提升缺乏必要的資金投入保障，使鄉村建設行動因城鄉之間差距過大而淪為空談，無法滿足農民的高品質生活需求。

3.文化因素：不夠優質的文化基礎導致鄉村建設行動缺乏思想凝聚

“沒有了鄉村文化，鄉村也就‘形在但神已散’，實際上也就沒有了真正的鄉村?！保ǘ凝?，2015）[15]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成功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馬克思主義鄉村發展理論與中國鄉村內在文化有機結合的成功。然而在當前社會轉型關鍵時期，鄉土價值體系和社會關系圖式在鄉村社會結構的裂變中逐漸變更。村落和家族共同體作用在行為愈加帶有工具性的農民中逐漸弱化，在質疑傳統文化的傾向驅使以及令人信服的文化價值體系尚未生成雙重影響下，部分農民信仰迷失、理想缺失，甚至內心深處處于什么都不信的地步。此外，一些基層黨組織文化基礎不夠優質，在鄉村“講秩序、講正氣、講人情”的傳統理念不斷遺失的過程中，降低了基層黨組織對理想信念缺失的農民的吸引力，使基層黨組織與農民之間難以產生思想凝聚，無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農民作為鄉村建設行動參與主體的積極性。

4.社會因素：不夠優良的社會基礎導致鄉村建設行動缺乏群眾基礎

農村基層黨組織在農村的存在目標和運行邏輯根本在于對黨的執政理念和一系列方針政策的貫徹和執行。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正是在以農民意向為基礎的前提下充分評估農村地區的發展狀況，并實行差別化的支援方法與政策來實現鄉村振興。但部分地區的基層黨組織仍然存在著追求政績和形象工程的形式主義，鄉村建設行動實施過程中的拖沓低效等問題，從而偏離了鄉村建設行動的宗旨。這一不夠優良的社會基礎既暴露出基層黨組織制度執行力度不夠的治理能力問題，也從側面反映出部分基層黨組織沒有踐行群眾路線，沒能通過調研找準農村社會真實發展方向，從而導致難以在鄉村人居環境改善、縣鄉村公共服務一體化等行動中起到推動作用，也就不可能號召群眾形成鄉村建設行動的強大合力。

五、應然向度：契合鄉村建設行動的農村基層黨建優化策略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作用，持續抓黨建促鄉村振興”。鄉村建設行動作為促進鄉村全面振興的綜合實踐，需要在探索中不斷調整完善，實現創新發展。而要保證鄉村建設行動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就要在社會轉型的風險和挑戰中加強頂層設計，久久為功?；诖?，直面黨組織功能與鄉村建設行動工作重心不相協調的癥結所在，既是實現黨的領導與農村工作綜合部門統籌協調的內在要求，也是強化基層黨組織核心引領作用、遵循黨管農業農村工作的時代必然。因此，應從組織結構體系、鄉村集體經濟、優秀傳統文化、鄉村社會治理四個方面著手建構契合鄉村建設行動的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優化體系（如圖1），為鄉村建設行動提供堅實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

圖1 農村基層黨建優化體系

（一）優化組織結構，擴大農村基層黨組織覆蓋范圍

城鎮化過程中出現的鄉村衰落以及農村人才的缺失必然要求農村基層黨組織變革組織架構體系，壯大農村干部隊伍，以此來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覆蓋范圍。

1.構建全覆蓋式鄉村黨組織構架體系

當前，農村人口密度隨著城鎮化的推進有所降低，在自然村數量一定的前提下，自然村莊衰落必然使基層黨組織權力日漸式微，宗族勢力日益壯大，也就更需要基層黨組織執政力量的存在和治理。因此，要創新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設置模式，在農業合作社、行業協會中設立基層黨組織，豐富“一村一支部”的單一垂直體系，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的覆蓋面。

2.堅持政治標準優化隊伍結構

在黨員隊伍結構優化層面，要堅持將政治標準作為考核黨員隊伍高質量建設的標準，將農村中的優秀青年吸納到黨組織中，擴大農村地區黨員數量，從結構上調整優化黨員隊伍。此外，要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融入農村黨員的教育之中，提升服務創新能力與水平，結合“四史”學習厚植愛國情懷，使農村黨員擔負起自身責任，引導廣大農村黨員發揮模范作用和帶動作用。

（二）壯大集體經濟，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物質基礎

以往對城鎮化規模速度的單一追求忽視了對農村資金投入和政策的支持，城鎮資源的集中使鄉村集體經濟發展受阻。因此，發展和壯大鄉村集體經濟，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物質基礎，要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1.積極推動新型城鎮化戰略，破除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籬柵

推動新型城鎮化戰略就是要以城鎮化建設和城鄉融合發展為圖景目標，注重鄉村小鎮發展，避免重復性的大拆大建現象出現。在財政允許的范圍內完善政策獎勵體制機制，提升優秀人才（特別是本土人才）對家鄉建設的熱情。此外，要推廣股份合作社“保護價收購+帶動務工+保底分紅”利益聯結機制，進一步提高農村土地利用率，加快城鄉要素自由流動，推動城鄉融合發展。

2.大力發展農村市場經濟，推進農村向現代化經濟結構轉型

完善村級集體經濟經營管理、收益分配、風險防范、資產監管等制度，因地制宜探索集體經濟發展路徑，持續推進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探索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擴大農村“三變”改革、“三社”融合、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從而夯實農村基層黨組織建設的經濟基礎。

（三）傳承優秀文化，發揮農村基層黨組織凝聚作用

從國外鄉村發展的現有趨勢來看，鄉村衰落雖不具有普遍性但也會因社會轉型期受多重因素影響而客觀存在。在公共服務短缺、公共屬性淡化、公共權威退化的情況下，鄉村極易產生衰落現象。要避免鄉村衰落現象出現，農村基層黨組織對農村不同階層利益的整合能力成為鄉村建設成功與否的評價標準。

1.借助鄉村文化涵養，拓寬黨建思想文化資源

農村基層黨組織是實現黨的全面領導、保障全國一盤棋的重要載體。要體現其自身領導作用，就必須因地制宜，借助本土文化的涵養與支撐，進一步豐富政黨文化、拓展政黨建設的思想文化資源。延續數千年的鄉土文化穩定了鄉村社會結構，是實現鄉村建設發展的重要基礎。而要減弱現代化對鄉村社會帶來的沖擊，使鄉村建設得以延續和發展，就必須用好優秀傳統文化，實現鄉村的繁榮穩定。因此，在農村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要注重文化傳承，通過文化拓寬黨建思想文化資源，創新開展黨群工作。

2.增強文化保護意識，做好鄉土文化宣傳工作

要防止現代化進程中同質化趨勢對鄉村文化的沖擊，就應對本土文化進行充分挖掘，使傳統文化具有更多時代價值。同時，農村基層黨組織要利用“四史”學習契機，在“四史”學習中做好農村優秀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展規劃工作，做好鄉土文化（特別是紅色文化）的宣傳與教育，充分認識鄉土文化（特別是紅色文化）在培育“精神家園”和拓展“執政資源”等方面能夠發揮的積極作用，使思想宣傳工作做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龍海平，2014），[16]形成更強大的凝聚力。

（四）提升治理能力，厚植農村基層黨組織群眾基礎

提升鄉村治理能力，不斷厚植農村基層黨組織群眾基礎，應從認識傳統鄉村社會功能、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轉型等方面著手。

1.正確認識傳統鄉村的社會功能，找準發力方向

鄉村自身固有的“熟人社會”屬性，使依法治國理念在鄉村的貫徹落實過程中必須考慮更多現實層面的因素。因此，必須要正確認識傳統鄉村的社會功能，創造性地將村規民約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融合，發揮傳統鄉村輿論監督、道德約束在提升鄉村社會治理方面的積極作用。鄉村這種“熟人社會”帶來的鄉村政治、經濟、倫理、精神共同體有效實現了鄉村社會的和諧互動，農村基層黨組織要根據鄉村“熟人社會”屬性，著力踐行“以人為本的全面建設、全面振興”（習近平，2019）理念，[17]不斷提升治理能力。

2.推進農村社會治理轉型，提升黨組織組織能力

要結合正在進行的村級組織換屆，選優配強村（社區）“兩委”委員特別是黨組織書記，持續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進一步提升農村基層黨組織對農村社會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此外，要杜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點狀治理模式，加強頂層設計，提升系統思維能力。通過提升組織能力實現對鄉村各方面要素的整合，使社會各方力量在鄉村建設行動中增進思想、理論認同，號召社會力量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融入鄉村振興的長遠規劃中，達成道路方向的一致，協調各方利益，形成共同發展合力。

六、結語

鄉村建設行動作為“十四五”時期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點任務，需要各方力量共同參與才能最終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這一宏偉藍圖。中國共產黨百年鄉村建設的歷史是對未來鄉村發展的昭示，要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必須充分利用好“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發揮基層黨組織戰斗堡壘作用，立足農村發展實際，在“鞏固拓展”上下苦工，在扶貧長效機制中深耕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