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電影投資領域的委托-代理問題和相關政策啟示

康璽

作者簡介：康璽（1991-），男，漢族，陜西漢中人。主要研究方向：財政理論與政策

【摘要】本文運用委托-代理人模型對我國電影投資領域進行分析。由于監控成本較高或投資人對行業規律理解不足投資人與制作人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導致了電影項目的逆向選擇，使得部分風險較高但在經濟上更為有利可圖的項目難以獲得投資。據此本文提出了三點相關政策思路。

關鍵詞：電影;委托代理;財政政策

在突然大量涌入的社會資本助推下，2012—2016年我國電影市場快速擴張，各種影片、市場議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但2017年后電影投資熱迅速退潮?；仡欉@一過程或許最令人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是：為何在國產電影投資、產量、票房不斷創造新高的同時各界對其質量的普遍不滿卻不斷上升。本文即嘗試從委托—代理問題角度對該現象進行理論解釋，并討論其政策啟示。

一、引言

2012—2016年，我國電影行業投資實現了一輪爆發式增長。在此期間我國電影銀幕數量每年增速均超過30%，特別在2012年，銀幕數量增速超過40%，電影產量增速和電影票房年均增速也達到30%。從資本運作角度看，2013—2015年影視業并購重組分別發生29起、46起和88起;2012—2016年，共計16家影視公司在A股成功上市，是影視企業上市最集中的時期（藍軒，2019）。

2012—2016年，我國電影市場規模也迎來飛速增長成為全球第二大電影市場。期間我國影院數量從3680家躍升至8410家，銀幕數量從13118塊躍升至41179塊，觀影人次由4.66億躍升至13.72億。市場規模的迅速膨脹又支持了大量新人新作，加快了行業分工細化，催生了網絡發行、保底發行等新型方式和商業模式。

但在電影投資和市場規模爆發式增長帶來的空前繁榮背后也存在隱憂：資本大量涌入的同時確保資源有效配置的相關市場機制并未與之匹配地迅速建立起來;市場中各類新型事物的涌現與傳統監管體系不相適應，使得投機行為和短期逐利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約束。這些問題最終表現為近年來電影市場的一些亂象：短線投資策略助長影視作品簡單復制“成功”模式，扼殺原創動力;資本追逐有限流量明星、熱門IP，高溢價擠占與品質相關成本;過度競爭疊加監管缺位導致產業各環節亂象層出不窮。最終使電影市場出現了明顯的逆向選擇現象：大量資金追捧的高成本電影上映后或票房慘淡或惡評如潮，而事后被證明頗受市場追捧的優質產品在籌備和制作階段資金困難。

2017年后我國信貸政策收緊，資本市場監管加強，電影票房增速放緩，電影投資熱逐漸褪去（黃亮等，2017）。行業發展環境的變化對資本布局的時空結構和投資方專業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兩類主要的電影投融資模式

當前我國電影投融資的主要模式包括以下兩類（彭健，2019）：

一是合同型聯營模式。個出品方共同簽署聯合投資合同，明確各自在影視作品中的投資額、投資形式以及版權歸屬和收益分成（徐斌，2015）。在實踐中，出品方分為兩類：一類分擔電影風險，分享收益權;另一類風險偏好較低的投資方則獲得主控方承諾的保本加較低的固定利息。各方不僅是資金的合作，也相互利用所掌握的相關資源進行協作。

二是收益權溢價轉讓模式。由于出品方眾多難以有效行使權責，于是由一家出品方作為主控方作為各出品方代表。各出品方投資由主控方統一調配安排，具體負責對電影制作提供資金支持，影片收入也由主控方按合同分配給個出品方。

即不同利益主體圍繞電影生產和收益分配形成了委托—代理關系，其核心問題是：1）監督和激勵具備信息優勢方，最大化所產品期望經濟價值;2）合理按照各方所擔風險和要素分配電影收益權（黃亮等，2017），。

三、委托—代理關系的理論分析

本節采用的理論模型（Holstrom，1987;Bagella，1995）將各類電影生產投融資模式中的不同主體的利益關系抽象為一對委托代理關系，即：投資人與制作人的關系。假定：1）投資人將組織生產的責任委托給制作人，并負擔生產所需的全部資金成本;2）制作人負責整個電影生產環節，選擇具體需要投入的各類要素，規劃所需成本，進而電影的經濟價值直接由制作人完全決定;3）電影經濟收益由投資人與制作人按比例分成。

圖2可看出當存在信息獲取成本時兩個曲線交點由A變動到B，說明投資人所能接受的最低限度收益分成比例以及對應項目風險受到的影響：投資人額外成本的增加促使其必須通過承擔更高的項目風險獲取更大收益并要求更高的收益分成比例。

上述理論分析說明：為投資于高風險項目，投資人必須負擔額外信息成本并對合同收益分成比例提出更高要求。這兩方面困難毫無疑問將顯著降低投資人對該類項目的投資意愿，造成投資缺口。而現實中往往投資風險高的項目其真實期望收益反而較高。即雖然波動較大，但其中誕生具有較高藝術水平或最受觀眾喜愛產品的可能性也較大，于是投資缺口導致了產品質量上的逆向選擇。

四、政策建議

前文從經濟理論上說明我國電影投資過度追捧流量明星、高概念IP而忽視作品本身質量的現象根源是投資人的投資取向和信息成本是導致電影市場配置資源失靈，因此要從本質上改變電影市場亂象需要政府積極作為。但我國目前關于電影領域的主要支持政策，如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9550工程專項資金、2131工程專項資金等，多集中于直接投資影視產品或支持鄉村放映，而對提升影視行業質量著力不足。

作者認為可從以下方面入手，推動長期資金穩定投資取代短期資金投機炒作：一是完善法律法規，明確利益主體權責。對制作人而言，其利益最大化條件是為提高電影經濟價值付出的額外努力的消耗等于其能夠自電影收益分成獲得的邊際效用，所以為盡量避免代理人激勵問題，提升電影產品質量，應當盡可能提高與電影制作直接相關參與方的收益占比提高投資者行業相關信息掌握、理解、運用水平。二是創新投融資模式，提升投資人風險管控能力。對投資人而言，考慮到激勵約束的情況下，其提供給制作人的最優合同收益分成比例與對應項目風險負相關，換言之，這就解釋了為何在投資人廣泛要求短期內獲取穩定收益的情況下，流量明星和熱門IP等能夠有效降低收益風險的要素在市場上獲得了超高溢價。因此應當完善風險分擔機制，提高投資人業務能力，從而降低其相對價值。三是加強影視產品支持效率。對于難以識別其具體風險水平的項目，雖然可能具有更高的期望經濟價值和藝術價值，但仍將遭遇融資困難和逆向選擇，這就需要政府對其進行直接投資，彌補市場不足。

結語

本文從理論上證明了由于存在監控成本或投資人能力不足，在其與制作人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最終導致電影項目的逆向選擇，使得部分風險較高但潛在報酬更高的項目難以獲得投資。由此可知為彌補市場失靈問題需要政府在政策法規、融資和投資者教育等方面出臺相應辦法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參考文獻

[1]彭健. 當前中國電影投資模式特點與問題研究[J].電影藝術，2019（06）：146-151.

[2]藍軒.2012—2016年的電影投資熱——動因、影響及前瞻[J].當代電影，2019（05）：59-64.

[3]黃亮，陳東.我國電影產業金融創新研究[J].東南學術，2017（03）：146-153.

[4]徐斌.電影證券化的實踐模式與法律框架——以聯合攝制為中心[J].當代電影，2015（11）：80-84.

[5]Michele Bagella，Leonardo Becchetti. The buy-out/property right share choice in film financing： Financial rationing， adverse selection and the bayesian dilemma[J].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1995，19（4）.

[6]. Aggregation and Linearity in the Provision of Intertemporal Incentives[J]. Econometrica，1987，5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