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古籍普查史研究

杜 鵑

引 言

關于古籍，文化部發布的《古籍定級標準》(WHJT 20-2006)定義為：“中國古代書籍的簡稱。主要指書寫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國古典裝幀形式的書籍?！睆臅r間和裝幀形式上對古籍進行了界定，而目前學術界也普遍采用這一定義。古籍普查就是對現存古籍的品種、數量、級別等所進行的全面調查、鑒定和記錄, 結果比較全面、準確，但所需人力、物力和財力較大，耗用時間也較長。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高度重視古籍普查工作，組織開展過兩次重要的古籍普查工作：第一次是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制為目的的古籍善本普查；第二次是“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下的全國古籍普查。這兩次古籍普查都是國家實施的重點項目。作為古籍資源大省，四川在這兩次工作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摸清古籍家底，推進古籍保護，培養古籍整理編目人才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學術界關于這兩次普查的研究，前者著重于對普查成果也就是《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研究，知網上關于《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文章有51篇，著重于對書目內容的探討，僅有3篇從整體的工作歷程或是編纂史的角度來關注普查過程，缺乏區域性普查工作研究。2007年啟動的古籍普查，知網上有相關文章131篇，主要從本地區普查實踐出發，或圍繞具體工作探討著錄細節，或分析工作現狀，或展開工作思考等。沒有從某一區域的角度對這兩次重要的普查工作展開系統性整體性的考察，比較異同，總結相關工作經驗。本文以四川為樣本，從普查史的角度考察這兩次古籍普查的歷史背景、普查標準、工作機制與普查成果，分析其歷史特點，并展開思考。

一、四川古籍善本普查

善本古籍普查是貫徹周總理作出的“要盡快把全國善本書總目編出來”的重要指示，由國家文物局組織實施，分為北片和南片編輯組，其中四川省圖書館參加的南片編輯組由上海圖書館牽頭。四川省善本古籍普查開始于1978年，并參照全國善本古籍普查的工作機制，成立了四川省古籍善本編輯領導小組、版本鑒定小組，在省圖書館成立辦公室，負責統籌全省的普查工作。普查標準為1911年以前，具有歷史文物性、學術資料性、藝術代表性，或“在省內具有一定特色”「1」的古籍。這一范圍是在國家標準的基礎上，注重四川的收藏特色，將普查范圍延伸到清末的一些刻本和抄本。以經部尚書類為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僅收錄四川10種，而四川省善本古籍普查收錄32種,其中稿本《尚書大統集解》為清末民國經學大師廖平撰寫，民國抄本《禹貢集注》為尊經書院學生楊琮典撰，都是具有地方特色的稿抄本，豐富和完善了四川善本古籍品種。

善本普查從動員各單位開展普查，編目制卡、卡片審核、上報目錄至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到編纂《四川省古籍善本書聯合目錄》經歷了10年時間。其中卡片的匯總審核是一項紛繁復雜的工作，反映在卡片上的問題很多,如收錄范圍偏寬，卡片著錄未能嚴格按規則進行，書名、著者項有大量錯誤，版本鑒定問題較多等，以至從1980年4月初編工作告一段落到1988年10月《聯合目錄》的正式出版，歷時8年。換言之，善本古籍普查80%的時間主要用于數據的初審、復審以及成果的最終形成，這也正是古籍普查工作的特點和難點。經過普查，全省發現善本古籍5100余部，10.3萬余冊，主要收藏在以省圖書館、成都市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四川師范學院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北碚區圖書館、西南師范學院圖書館、重慶大學圖書館為主的37家古籍收藏單位，其中有4757部收入《全國古籍善本書目》。通過分析普查成果《四川省古籍善本書聯合目錄》，在分類上基本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保持一致，如在四庫分類法的基礎上增設叢書為一部，較張之洞《書目答問補正》于末卷列“叢書目”更進一步。但是款目不著錄行款，可為是目錄編纂的一種缺憾，如《荀子二十卷》下僅羅列明刻本三種，難以確定是否為同一版本，或是其間的區別，在作為目錄的使用性上是有所欠缺的。

二、“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下的四川古籍普查

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07〕6號)，正式啟動“中華古籍保護計劃”，提出“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古籍普查登記工作，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級圖書館、博物館等單位及民間所藏古籍情況”。并在國家圖書館成立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負責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參照國家層面做法，四川省人民政府辦公廳也于同年下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古籍保護工作的意見》(川辦發〔2007〕61號)，并在省圖書館成立省古籍保護中心，負責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在此框架下，四川歷史上第一次覆蓋全省的古籍普查正式啟動。

(一)普查標準與款目

按照《全國古籍普查登記手冊》的普查標準，古籍的下限為1911年，民國時期出版發行的傳統裝幀書籍是排除在古籍認定范圍之外的。如果簡單以時間劃定古籍的界限，是不符合書籍延續發展的歷史的，正如黃永年所說：“辛亥革命以后的著作如果在內容或形式上沿襲前此的古籍而并未完全另起爐灶,如對古籍所作的舊式校注或舊體詩文集之類,一般仍可劃入古籍范圍?！薄?」這一界定是符合古籍的發展與特點的。而且在普查的實踐工作中，民國時期出版發行的傳統裝幀書籍在省內各古籍收藏單位尤其是基層單位占據了相當大的比例，此處僅以德陽市為例，來管窺線裝書在各收藏單位的比重。

表1 綿陽市4家單位館藏古籍統計表

4家古籍收藏單位中，有3家古籍藏量明顯小于民國線裝書的數量，這也從側面反應了民國時期四川藏書和文化發展的狀況，所以在普查工作中也將民國時期出版發行的具有傳統裝幀形式的書籍納入普查范圍。

這一次普查，在款目著錄上經歷了一次大的調整。國家古籍保護中心研發了“全國古籍普查平臺”，內容包括分類、題名卷數、著者、版本、版式、裝幀、裝具、序跋、刻工、批校題跋 、鈐印、附件、文獻來源、修復歷史、叢書子目、定級、定損、相關書影等信息，涉及字段100余項，是一項專業性較強的古籍編目工作。對于一部古籍而言，普查平臺的著錄內容對于清晰地揭示每種書的版印緣起、版刻源流、版本系統、版本優劣和遞藏關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能夠對古籍研究者提供很大幫助。但這一著錄標準對編目人員的業務素養要求高，許多基層古籍收藏單位基礎數據不成熟，難以完成著錄工作。據統計，全省參加古籍普查平臺培訓的單位一共有49家，但最后只有5家單位能在平臺上完成著錄，嚴重影響了古籍普查工作效率，也影響了普查工作的積極性。

為了協調目錄的專業性與摸清家底之間的關系，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于2012年發布《全國古籍普查登記工作方案》，調整著錄內容。將著錄標準簡化到6個必填項目，包括：索書號、題名卷數、著者(含著作方式)、版本、冊數、存缺卷數。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逐步擴展項目，完成分類、批校題跋、版式、裝幀形式、叢書子目、書影、破損狀況等內容。著錄形式也由“全國古籍普查平臺”的單一著錄，轉為平臺與EXCLE表格皆可著錄，即 “十三項”表格。作為古籍普查來說，“十三項”的著錄標準基本能夠揭示出一部書的外在形態，既解決了普查的效率問題，也滿足了基本目錄查詢的需要。

(二)工作機制

在普查實施過程中，工作機制也發生了幾次轉變。啟動之初，圍繞古籍普查平臺著錄，普遍反映出古籍編目人才匱乏、著錄質量不高等問題，這也導致了從2007年到2012年間，全省古籍普查工作進展緩慢，只有27家古籍收藏單位在開展普查工作。2013年，全省建立從“登記目錄—古籍總目”兩步走的工作機制，通過古籍普查登記形成《四川省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并在此基礎上完善著錄款目，形成《中華古籍總目·四川卷》與四川古籍書目數據庫，逐步從普查賬目的建立到專業化目錄過渡。工作機制的轉變，一方面實現了資產核查摸清家底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通過降低工作要求，解決了普查人才匱乏的問題。

(三)普查成果

目前共提交普查目錄23萬條，開始進入數據的匯總與審核工作。已出版的階段性成果《四川省十一家單位古籍普查登記目錄》，按流水號排序，因缺乏古籍目錄最基本的分類項，其作用發揮有限，主要為資產登記、檢索館藏地。要形成專業性的版本目錄，需要依分類體系，按經、史、子、集、叢分部類完成數據的初審、復審和定稿。從提交的數據來看，存在著錄內容缺失、版本鑒定錯誤、叢書未合并等專業問題。相較于善本古籍普查，審校的難度更大，如何兼顧審校質量與工作效率，形成可利用的普查成果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四)經驗分析

普查史的研究除了梳理普查的歷史過程，還要關注兩次普查的成功經驗與總結分析。一是兩次普查都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機制，第一次是緊緊圍繞善本書目的編纂，從匯編、審查到定稿，既完成了向全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上報卡片的工作，也編纂形成四川省的古籍善本聯合目錄；第二次通過建立省古籍保護中心，統籌指導全省的古籍普查工作，分省、市、縣三級，完成了全省21市(州)138家單位的古籍普查，而其間通過調整著錄標準也成為普查工作順利推行的重要原因。二是兩次普查都培育了一批古籍版本整理人才，古籍整理是一項實踐性很強、注重經驗傳承的工作，在普查過程中，通過過眼大量的古籍，結合版本、目錄、文獻學的相關知識，培養了一批熱愛古籍整理事業的年輕人。三是對古籍的認識不斷深化，第一次以編善本古籍書目為目的，重點是摸清家底；第二次從機構設置上，就明確了以普查為基礎，加強保護修復、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這也反應了隨著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對古籍工作的認識也更加全面與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