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座架”：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本質的現象學解讀

吳梓源

一、引言

自1978年，一個名叫路易斯·喬伊·布朗的女嬰出生的那一刻起，體外授精、試管嬰兒、代孕、基因編輯等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已經幫助人類生產了數以百萬計的健康嬰兒。最初技術只是適用于已婚的、無子女的異性不孕夫婦。［1］See Janice Raymond, Women as Wombs: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Battle Over Women’s Freedom,（San Francisco: Harper, 1993）p.3.而如今，技術市場已明顯擴大、技術類型也呈現多樣化，包括那些并不受不孕不育影響的群體也要訴諸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來實現生殖的目的，如由于身體健康或者職業壓力而不想懷孕的婦女、有遺傳缺陷的育齡夫婦以及同性伴侶、單身不婚男女等。在我國，隨著二胎生育政策的放開，出現了大量想要生育更多子女的夫婦，他們都試圖使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通過體外授精、妊娠代孕等手段來生育與自己有基因關系的孩子。

技術用戶群體的多樣化同時也促進了技術的多元化發展。然而，技術在發展過程中引發的一系列道德、倫理和法律問題也導致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盲目的推動技術者與無助的反抗技術者比比皆是。支持技術發展的一方認為其不僅給不孕夫婦帶來了福音，同時通過增加女性對生育選擇的控制提高了女性的自主性，有利于保護其生育自主權。反對的一方則認為它的出現打破了自然生育的繁衍規律，使得傳統與兩性行為緊密結合的生育方式通過技術手段割裂開來，有違自然規律和倫理綱常甚至會侵犯人的尊嚴。激進女性主義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還強烈批評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會促進父權主義和種族主義的復辟。［2］激進女性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認為包括妊娠代孕在內的ART技術的擴大和多樣化將焦點從為婦女的健康服務轉移到“使婦女的身體納入技術化生殖系統”。聲稱對生殖技術的吸引力掩蓋了影響或者導致女性不孕的社會風險因素，比如營養不良、醫療保健不良、性傳播疾病以及為了在一個男性有序的社會中取得事業成功而推遲分娩。體外授精是一種創可貼，但不解決任何這些性別不平等和社會壓力。相反，它“將社會問題的負擔置于婦女的身體上”并使許多婦女更容易不批判性地考慮社會主流的規范和價值觀，從而復制著父權制規范。See Karey Harwood, The Infertility Treadmill：Feminist Ethics, Personal Choice and the Use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p.26.當然其他學者也從不同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若對這些思考加以深入剖析，其依然沒有超出一階觀察的理論窠臼。對于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本質應該為何，實質上現有的考察大多出現了“稻草人現象”。［1］吳梓源、游鐘豪：《AI侵權的理論邏輯與解決路徑——基于對“技術中立”的廓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66頁。而對這一問題的解答，現象學則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分析工具。

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本質的各方爭議中，大家所關注的技術“現象”都并非是現象學意義上的“現象”。在人某種意義上屈服于技術的時代，作為技術本質的“現象”并不顯著，人們實質上形成了一種海德格爾稱之為流俗的技術觀念：即把技術視為一種工具或者僅僅是人的行為。［2］《吳國盛教授詳解海德格爾對技術時代的本質之思》，https://www.sohu.com/a/122019751_252534，最后訪問日期為：2019年9月20日。由于共同秉承這種工具論和人類學的技術觀，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表面上看似對立的雙方他們始終說的是一回事，這里所指的并不是說雙方都持有相同的觀點，而是說他們對各自的立場和所持的觀念完全缺乏反思。［3］參見吳國盛：《海德格爾的技術之思》，《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第34頁。為了超越技術的本體實在層面探究技術的本質并為了日后更好地引導技術的發展方向，本節從海德格爾現象學入手，提出“生殖座架”的概念，并借此展示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現象學意義及其應用。生殖座架使得生殖系統尤其是女性生殖資源的醫學碎片化與持續的醫學優化，它不同于更傳統的客觀化和工具化過程，女性也不僅僅被認為是自主的或者被動的對象，而是作為醫療服務上可利用的、可交換的、可持存的資源存在。隨著技術的不斷更新，以“生殖座架”為核心的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正日益推動著一個“無母時代”的到來。

二、“生殖座架”：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本質的海德格爾式解讀

海德格爾使用普通的德語單詞座架“Gestell”［4］后來由William Lovitt翻譯成Enframing，最近又分別由Andrew Mitchell和Theodor Kisiel翻譯成“positionality”和“synthetic compositioning”。來描述技術時代的本質。他認為，座架“不是技術性的”，而是一種揭示事物存在的、可控的、有序的、有效的方式。這是一種旨在將所有事物和關系減少到等待優化的資源上的普遍態度。［1］Robyn Ferrell, Copula, Sexual Technologies, Reproductive Power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p.156.它將所有有意義的差異和區分層次的價值體系都放在同一水平上，人、物的豐富性、多面性縮減為功能性的存在。根據這一技術世界觀，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被還原為有待納入技術系統的可替代的原材料。［2］Dana S. Belu, Heidegger,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 The Motherless Age,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p.8.現代技術展現出一種物質化、齊一化、功能化的特質。因此，技術的本質與實現其具體用途的設備無關。它是指一種預先反思的態度，這種態度超越了現代性的主客體二元論，并把世界描繪成一堆可替代的原材料，引入了一個后現代時代。正如海德格爾在《鄉間路上的談話》中強調的那樣，“最普遍的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顯然只是人與物之間關系的歷史變化”。［3］［德］馬丁·海德格爾：《鄉間路上的談話》，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135頁。主客體不再僅僅是孤立的一個方面與另一方面，而是將一切解釋為可用的和可替代的資源。

海德格爾在他的著述中鮮有對生殖技術的討論，只是在1954年發表的“Overcoming Metaphysics”一文中，他作了以下評論：由于人類是最重要的原材料，我們可以想象，有朝一日，在現代化學研究的基礎上，人類將建造人工繁殖的工廠，人工授精已經打開了根據計劃和需要指導雄性和雌性生物繁殖的可能性。［4］Martin Heidegger, “Overcoming Metaphysics” , Martin Heidegger（ed.）, In The End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p.106.在本節中，筆者立基于海德格爾對技術本質的思考，大膽提出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本質的概念“生殖座架”，即其是將兩性生殖系統尤其是婦女的生殖資源作為可替代的、一次性的和自我客體化的目標，進行技術性和非技術性生殖實踐的組合，旨在展現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現象學維度及其對女性生殖能力提出的挑戰。

以體外授精為例，作為一種能有效地將性與生殖相分離的技術，它是一個高度系統化的過程。它從卵巢中提取卵細胞，并將其放置在一個培養皿中，由選定的精子授精。在卵子提取之前，婦女需接受荷爾蒙注射以增加在每個月經周期中“成熟”的毛囊數量，這些藥物可使醫生一次收集多個卵子并使之授精，從而增加懷孕的機會。血液檢查和超聲波被用來監測毛囊的生長，當濾泡“成熟”時，注射排卵誘發劑（HCG）以誘發排卵。大約一天后，將一根細針通過陰道壁經超聲引導進入毛囊插入成熟的濾泡中，抽吸卵母細胞，收集卵細胞。通常情況下會取出多個卵以求卵子在培養皿中成功授精并植入子宮。［1］See Karey Harwood, The Infertility Treadmill:Feminist Ethics, Personal Choice and the Use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p.12.超排卵的生育治療對胚胎重新植入“超排卵”子宮的能力產生不利影響，可能誘導卵巢和子宮周期的不同步。［2］See S. Thatcher, A. DeCherney, “Pregnancy-Inducing Technologies: Biological and Medical Implications” , Judith Rodin and Aila Collins（ed.）, Women and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Medical, Psychosocial, Legal and Ethical Dilemma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p.34.為了避免這種不同步，醫生開始試驗在未超排卵的年輕子宮中植入，因此，這種生殖過程的分裂需要一個或多個婦女參與進來。［3］See Geoffrey Sher, Virginia Davies and Jean Stoes, In Vitro Fertilization: The ART of Making Babies, （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95）p.165.一些婦女被要求提供子宮，以提高體外授精的成功率，而另一些婦女則被要求捐獻卵子。從本質上看，體外授精把女性建立為可移動的生殖器官的集合。生殖座架將在傳統上被認為是一個整體的女性身體分解成一組離散的和可移動的生殖部分：卵、卵巢、毛囊、輸卵管、子宮等。這些部分被一系列分解的區別于傳統自然生殖的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方法所管理，她們隨時待命，等待進一步的“訂購”或“優化”。

另外，無論是商業性還是利他性代孕，其本質都是生殖座架，即將卵子和子宮降格為可替代的資源和原材料或者是等待優化的長期儲備，人類生殖僅僅被歸結為一種生產過程，破壞了婦女的主體性和德性。在被嚴格監管的代孕過程中，代母被有效地教導與胎兒相分離，在主觀上打破自己和胎兒之間存在的聯系，她被告知永遠不能把自己看作母親，她被教導拒絕母性情感。把自己從母親的身份中分離出來，把自己看成一個容器。然而，這個物化的身體比一個容器更抽象，因為容器可能被視為一件事物的合適位置，有學者曾提出其是“一個擁抱事物并賦予事物存在的模型”，［1］Dana S. Belu, Heidegger,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Motherless Age,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p.46.而指向代孕的“空閑空間”時刻提醒著代孕者對于胎兒來說是多余的。根據印度一位醫生的說法，診所確保代孕者在代孕的孩子身上“沒有感覺”。代孕者被教導將自己視為一種資源，接受診所的命令。［2］Sheela Saravanan, Transnational Surrogacy and Objectification of Gestational Mothers, 45（16）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10）p.26.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珍妮絲·雷蒙德（Janice Raymond）將代孕的替代性描述為：“她只貢獻了環境，以可轉讓的方式購買……作為儲備，她被留作繁殖之用?！币坏┐姓唛_始把自己視為一種資源，她就將自己納入一個自我客體化的行為過程，在這種行為中，她很容易把自己抽象地看作是可替代的“空的空間”或“空的容器”。因此，她不僅僅是被他人利用，也參與了自我規訓和自我客體化的過程。當她們在心理上與成長在她們體內的胎兒分離，就能夠將胎兒僅僅視為一個物體，一個暫時“在我體內”的“非我”。

為了更清楚了解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過程，更詳細地研究被分解的生殖資源，我們需要了解包含于海德格爾技術本質理論中另一個重要概念，即“持存物”。在“das gestell”中，海德格爾將資源或“持存物”描述如下：醫療機器生產的產品，一件一件地，放在可訂購產品（Bestellbaren）的長期儲備中。產品是持存的……持存物（Bestandstck）與零件不同，這個部分與整體上的其他部分共享。它參與整體，屬于整體。另一方面，這個部分與整體是分開的，并且作為一個部分與其他部分隔離開來……產品是為可訂購性而服務的。此外，他還強調了持存物的可互換性，它們的可存儲特征要求這種一致性。同樣，這些產品彼此之間也處于極端的競爭中，通過這種方式，它們提高并確保了自己的可存儲特性。持存物的均勻性（Versttatet）保證了所有物品都可以在現場互換，一個可由另一個替換。

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過程中，作為持存物的每個女人在一個醫療網絡中都可以與其他女人互換，而不需要某個單獨的人來完成。如果植入成功，則開始對妊娠進行系統的醫學監測。如果植入失敗，那么就會被醫生拋棄。無論是被監測還是被拋棄，女性生殖資源都被當作未來科學、技術和經濟“連鎖路徑”上“訂購”的儲備。在這個醫療披露的過程中，女性生殖資源出現了兩步碎片化過程。首先作為理性主體的女性被“減少”為存在問題的子宮，其次進一步“減少”為待評估和優化的可替換的生殖資源的集合。在這一過程中，女性被當作一種可用的醫療資源、一種可替代的實體和一種為進一步研究的手段而存在。在提倡功利主義目標的推進下女性的失望不必考慮在內，［1］See Martha C. Nussbaum, “Objectification” , 24（4）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Autumn 1995）p.258.她的主觀性也被忽視了。

海德格爾在Off the Beaten Track中曾提到由于技術的進步以及技術意志的設定，地球上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自身也不例外，都不可阻擋地成為原材料、成為單純的物質，成為等待利用或者被貫徹的生產資料，成為技術意義上的某種東西。進一步說，人通過訂造使得“人變成被用于高級目標的人的材料?！保?］參見［德］馬丁·海德格爾：《鄉間路上的談話》，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03頁。在“Overcoming Metaphysics”中，海德格爾也提到人是最重要的原料。由此可以推斷出，隨著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有可能出現生產人類的工廠。實際上，庫恩（Kuhn）的研究已經展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運用現代科學技術有計劃地按照需求來操縱生產出男人和女人，與之相對應的技術層面的展現就是實行人工授精進行輔助生殖。在此，人們并不規避舊時在兩性關系上的羞澀和強調差別，因為人僅僅作為無差別的、齊一的物質。人們樂觀地驚嘆于技術為我們創造的諸多可能性的同時并未考慮到技術對人的主體性的進攻，潘多拉寶盒即將開啟，危機即將或者可能已經來臨，只是人們還貪戀于技術帶來的歡愉沒有注意到罷了。［3］參見宋祖良：《“哲學的終結”——海德格爾晚期思想的大旨》，《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4期，第41—54頁。

三、“生殖座架”的補充：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工具化理論分析

在技術批判的過程中，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領軍人物的芬伯格為海德格爾的座架理論提供了必要的反思，他認為這是一種本質主義理論，其將技術降低到功能維度，是一種脫離社會背景將技術視為功能性事物的簡化理解，基于此芬伯格提出了兩級工具化理論。他認為應當從兩個層面來理解技術的本質，其中一個方面是解釋技術客體和主體功能的構成，芬伯格稱之為“初級工具化”（Primary Instrumentalization），另一個方面集中關注在實際網絡裝置中技術客體和主體的實現，芬伯格稱之為“進級工具化”（Secondary Instrumentalization）。［1］See Andrew Feenberg, “Impure Reason” in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Routledge,1999）p.203.他試圖通過突出進級工具化與初級工具化，或者說新技術的社會整合與其功能之間的聯系，努力避免對技術整體的簡化理解。用“工具化理論”承接座架進一步分析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有助于批判性地闡明女性的“功能減退”和可替代性，也有助于我們了解女性及其子宮、卵子的資源地位是如何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社會化中被強調的。

初級工具化又可以稱為功能化，它與經典科技哲學對現代技術的觀點基本一致，同時也符合對技術一般意義的概念，海德格爾與哈貝馬斯關于技術的反思研究工作就是在這個層次上進行的。［2］參見張成崗：《技術與現代性研究：技術哲學發展的“相互建構論”詮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64頁。在Impure Reason中芬伯格提出初級工具化由技術實踐的四個具體化的因素構成，即去語境化、還原論、自主化及定位化。［3］See Andrew Feenberg, “Impure Reason” in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Routledge, 1999）p.203.前兩者大致上與海德格爾的“座架”概念相對應，因此利用初級工具化理論與海德格爾座架理論來分析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與女性生殖資源地位所得出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重合的。

“去語境化”［1］去語境化：為了將自然客體建構為技術客體并整合至技術理論系統之中，必須使它們呈現某種“世界的疏離化”，即人為地將其從產生它的語境中脫離出來，被隔離的客體通過去語境化而將自身展示為人類行為系統中的技術框架和潛力。詳情參見郭貴春、趙樂靜：《我們如何談論技術的本質》，《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年第2期，第47頁。使得事物與環境相分離并納入技術系統，物體的隔離使其暴露在功利主義的評估中。因此，一旦卵子從子宮中分離出來，它就會顯示出包含技術模式、人類動作系統中的潛能。這意味著它們可以用于授精、冷凍，或者作為胚胎儲存起來，以備將來的植入或實驗。無論是立即授精和植入，還是冷凍保存，卵子的去語境化都會顯示出女性和卵作為儲備，被分割成一系列可互換的持存資源。去語境化與第二步即還原論［2］還原論：由“世界的疏離化”而獲得的簡化的、去除技術上的無用性而還原為可在技術理論體系中被使用的過程。這些性質對技術主體而言是基本的,并對達成技術計劃至關重要。因而,可稱其為“基本性質”。另一方面,“次要性質”則指包括影響技術發展潛力的更廣泛社會、美學及道德方面。例如,當樹干被還原到基本性質“圓形”而變成輪子時,便喪失了其作為棲息地、樹蔭及植物生長等方面的次要屬性。詳情參見郭貴春、趙樂靜：《我們如何談論技術的本質》，《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年第2期，第47頁。相結合。自然物體被還原為它的主要品質，如“大小、重量和形狀”或其他任何關于“提供功能的物體”的事物。在卵子方面，醫生尋求含有合適染色體的高質量的卵，這些卵足夠年輕且有足夠的彈性，能夠與精子結合。［3］《In Vitro Fertilization （IVF）》，www.sharedjourney.com，最后訪問日期為：2019年9月29日。卵子被簡化為這些主要品質，因為這些品質似乎最有利于技術生產：即胚胎發育、生長和植入。［4］Andrew Feenberg, “Impure Reason” in Questioning Technology, （New York: Routledge,1999）p.204.自主化［5］自主化：技術行動主體盡可能地與其行動所指向的客體相脫離。詳情參見郭貴春、趙樂靜：《我們如何談論技術的本質》，《科學技術與辯證法》2004年第2期，第48頁。表現出來的是技術主體施之于客體的作用遠大于客體或世界對其的反作用，在某種意義上，技術行動“自主化”了主體。當醫務人員在體外授精周期失敗后未能照顧到女性的精神痛苦和感受時，體外授精的自主化是顯而易見的，為了消除患者的痛苦對進一步科學實踐的影響，醫療行業通常與患者簽訂醫療協議以促進其與患者的行政或純粹功能性關系，就此獲得一種免受其行為后果影響的豁免權，并使女人成為一種可替代的醫療資源?；趯Τ跫壒ぞ呋碚摰姆治?，從功能角度上看，女性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實施過程中被減退為最純粹的生殖功能，生殖資源作為可分解的、可替換的持存物而存在，這一結論與生殖座架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

初級工具化理論賦予了人們討論技術關系的基本框架，海德格爾、哈貝馬斯所主張的技術本質主義大多都是在初級工具化的基礎上展開討論的。除了初級工具化，所有的技術生產也涉及芬伯格所說的進級工具化，它彌補初級工具化過程中所缺失的具體性，客觀上使得利益、價值等因素在技術現實化過程中發揮作用成為可能，社會利益和價值賦予技術新的含義，引導其發展并確保社會與技術的一致。

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場域中，進級工具化是指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商業化和社會化。這意味著，作為技術對象的卵子或者說受精卵必須被植入子宮，婦女也必須被納入醫療協議和社會網絡中。進級工具化使得孤立的、去語境化的客體與具體的環境再嵌入。在這種“征召”與嵌入的過程中，女性資源地位不斷地被塑造和強化?，F階段人們廣泛運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但是技術實施成功的時候，它的意義卻被忽視了。換言之，醫療機構和女性都在盡一切努力通過這種侵入性醫療技術來框架懷孕，將其與自然孕育的方式相等同，就好像這個技術過程對婦女沒有影響一樣。這種看法是荒謬的，因為即使是注射次數少、周期短的輕微的體外授精也依賴于急性藥物化的受孕，［1］D.Payne, S.Goedeke, S. Balfour and G. Gudex, “Perspectives of Mild Cycle IVF: A Qualitative Study”， 27（1）Human Reproduction（2012）, pp.167—172.它與“自然母親”的含義是有本質區別的，援引對“自然母親”有破壞作用效果的技術精確壓制“自然母親”效果，表達了凱莉·奧利弗（Kelly Oliver）所說的“自然母親效應”，即抹去自然母親的形象，以便將其神化為力量和起源。［2］Kelly Oliver,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From Cloning to Capital Punishmen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p.57.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運用使得自然生殖與人工生殖的界限日益模糊，它以隱蔽的微觀渠道抵達用戶的身體，儼然成為米歇爾·?？乱饬x上的一種承載權力的知識形態，這種技術權力是匿名的、無主體的，是“一種虛構的關系自動地產生出一種真實的征服”。［1］［法］米歇爾·?？拢骸兑幱柵c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第3版，第227頁。人們在創造技術和崇尚理性的同時卻在某種意義上成為理性的“奴隸”?？此圃絹碓轿拿?，事實上并非如此，愈益高超的權力技術學將權力包裝得讓大眾更容易接受，而在這種看似溫和的變革中，伴隨而來的是無處不在的規訓。［2］吳梓源、游鐘豪：《AI侵權的理論邏輯與解決路徑——基于對“技術中立”的廓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67頁。然而，“這一機制的反諷之處就在于：它讓我們相信它是與我們的‘解放’密切相關的”。［3］米歇爾·?？拢骸缎越涷炇罚赫J知的意志》，佘碧平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2頁?，F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在致力于生物技術突破的同時，干預著我們生理和心理的運作方式，并通過“合理”的設計改變著人類的生命和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女性將自身的生殖器官納入技術系統之中并與其融為一體，將自身視為在技術系統的一環，其生命越來越缺乏主體性和根源性。

當然在某種情況下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使用者不一定是不孕的，他們也不一定想通過技術制造自己的遺傳后代。例如，為了測試男性伴侶的生育能力而利用健康女性卵子而進行的體外授精。越來越多地使用體外授精來治療和診斷男性生理疾病，意味著健康的女性會暴露在反復服用激素、藥物和手術的危險之下。這個例子揭示了生殖的另一個內涵：即女性生殖體的功能作為服務于男性利益的能力。它展現了在體外授精中的父權偏見，也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社會化是如何強調女性及其卵子資源地位的。其實，在古代女性就被作為男性壟斷的性資源而存在，在相當一段歷史時間內，女人是財產，男人迎娶并養活她們就是為了生子。在古代民主政治文明發達的雅典受尊敬的女人也只被認為是精子接收器，索?？死账狗Q之為“可播種的土地”，希臘詩人埃斯庫羅斯在他的作品《復仇女神》中說得很直白：她雖被稱為媽媽，卻不是孩子的母親，只不過是新播撒的胚胎的看護，男人——女人身上之人——是養育者。［4］［美］埃里克·伯科威茨：《性審判史：一部人類文明史》，王一多、朱洪濤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47頁。由此可見，古代女子身上掛滿了男權社會烙印的痕跡。

到了19世紀末開始，隨著女權運動民主革命的不斷實踐和開展，女人從男人的附庸逐漸登上歷史的舞臺。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最高法院通過解釋平等條款來打擊除種族差異以外的不平等，特別是性別不平等。伴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她們向往自由平等，主張自己的權利。但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使得很多曾經是自然和偶然觸發的問題現在成為人類的選擇，比如體外授精使胚胎植入前的性別選擇成為可能，從而導致在一些父權主義盛行的國家，植入前性別選擇連同羊膜穿刺術被用來預防或終止女性胚胎和胎兒。這就導致激進女性主義強烈批評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會促進父權主義的復辟。多蘿西·E.羅伯茨（Dorothy E. Roberts）說，高科技的生殖程序“幫助已婚男性產生遺傳后代，而不是給予女性更大的生殖自由……他們解決男性對確定親子關系的焦慮；通過將卵子和子宮外的精子結合起來，他們允許男性歷史上第一次，要絕對確定他們是未來孩子的遺傳之父”。［1］See Dorothy E.Roberts, Killing the Black Body: Race, Rep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Liberty, （New York: Vintage, 1997）p.248.也有學者提出所有生殖技術的最終目標是將婦女轉變為“由人工技術控制的從懷孕到出生的母親機器和生命孵化器”。［2］See Helen E. Longino’s, “Knowledge, Bodies, and Values: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ir Scientific Context” , A. Feenberg and A. Hannay（ed.）, Technology &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pp.198—204.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為跨人本主義的未來打開了可能性，這種未來越來越不需要和女性的緊密連接，而是一個由“機器”撫養孩子的“無母時代”。

四、“無母概念”：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未來走向

“無母概念”（Motherless conception），從科學上講又稱“ectogenesis”，即體外發育或者人工培育，是1924年J.B.S.霍爾丹（J.B.S.Haldane）通過外胚胎學創造的概念。［3］《Artificial wombs: The coming era of motherless births?》 , https://www.geneticliteracyproject.org/2015/06/12/artificial-wombs-the-coming-era-of-motherless-births,最后訪問日期為：2019年10月10日。作為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科學普及者，他讓人們思考和談論科學技術對社會、文化的影響，并毫不避諱地發明新詞來達到這個目的?；魻柕ⅰ癳ctogenesis”描述為從授精到出生在人工環境中發生的妊娠，他預測到2074年，這將占人類出生的70%以上。［1］Maxime J-M Coles, Motherless births through the artificial womb? （AMHE NEWSLETTER, 2018）p.242.你能否想象走進醫院的嬰兒室，里面沒有擠滿早產兒的恒溫箱，取而代之的只有裝著液體的袋子，嬰兒被安全地放在里面。這看起來像是未來、科幻的，但這正是醫學正在冒險步入的領域。

在希臘神話中，代達羅斯（Daedalu）通過自己的發明努力將人類提升到神的水平?；魻柕に伎剂怂莻€時代的這個問題，第一次廣泛討論避孕和人口控制，即優生學。他從社會的角度證明人工子宮可以替代通常的子宮，希望它能幫助不孕夫婦發育胎兒。［2］Maxime J-M Coles, Motherless births through the artificial womb? （AMHE NEWSLETTER, 2018）p.242.過去30年激發了人們對這一過程的興趣。日本東京順天堂大學的研究人員吉野幸男（Yoshinori Kuwabara）成功地在一臺含有人工羊水的機器中維持山羊胎兒數周。［3］《Japanese pioneers raise kid in rubber womb》 , https://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13418180-400-japanese-pioneers-raise-kid-in-rubber-womb/，最后訪問日期為：2019年10月20日。20年后，2017年費城兒童醫院的研究人員艾倫·弗雷克（Alan Flake）團隊開發了一種子宮外胎兒孵化系統，模擬胎盤提供氧氣和營養。人造子宮傳播了凱莉·奧利弗（Kelly Oliver）所說的“技術寓言”，它貶低了母親的角色，并傳播了人類戰勝自然母親力量的幻想，通過這種力量，人類在沒有身體的情況下繁衍自己的后代，利用人造子宮克服自然和偶然。［4］Kelly Oliver, Technologies of Life and Death: From Cloning to Capital Punishment,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p.57.

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殖不僅能夠與活的遺傳母親相關聯，就像在細胞質轉移過程中一樣，它也能導致無母嬰兒的產生，之所以叫無母嬰兒是因為他們的母親在嚴格意義上講并非是完全的人，而是“未出生的母親”。在這一過程中，卵子是從流產胎兒的卵巢組織中采集的，用于諸如試管授精等生育治療。通過用激素刺激組織，研究人員能夠在接近成熟點的一半時間內形成初級和次級的卵囊。［1］Lisa Guenther, The Gift of the Other: Levinas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6）p.156.在這個儲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隱藏在自然中的死胎卵巢組織中的潛在生殖能量是如何被解鎖的，被解鎖的能量又如何被轉換，被轉換的能量又如何被存儲，被存儲的能量又如何依次被分配，被分配的能量又如何重新轉換。正如Lisa Guenther所指出的：所謂的“未出生的母親”只不過是沒有身體的身體組成部分，一個卵子捐贈者，而不是一個人。［2］Dana S. Belu, Heidegger,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 The Motherless Age, （Cham: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p.37.實際上，根本沒有“捐贈者”，也沒有贈予的活動。更確切地說，這是一個提取的過程，或海德格爾所謂的“掠奪”過程?！拔闯錾赣H”的醫學生產，重新定義了人類存在的意義，它引入了一種以細胞分裂為基礎的可替代性。在這里，主客體關系消失了，卵子被提取并成為長期的儲備資源，存活的卵巢組織僅僅是一個潛在的卵子，一個生殖能量的儲藏室。

五、“生殖座架”背后動因：主體形而上學與主體性思維方式的膨脹

從“我思故我在”開始確定人的主體地位起，近代形而上學一直著眼于對主體性問題的探討，即將意識和理性作為主體。從笛卡兒到黑格爾，人的主體性地位日益強化，并最終樹立了人的主體性原則，人開始主動地站在自己的立場審視，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凝視［3］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法國學者米歇爾·?？略谄渲鳌动偘d與文明》《臨床醫學的誕生》和《規訓與懲罰》中提出了“凝視”理論?！澳暋鳖A示了一種權力關系，凝視者是身居高位的主體，被凝視者是弱勢的客體?！澳暋迸c其背后的話語權和知識權力是分不開的，它不是單純的“觀看”，而是凝視者憑借權力關系施加于被凝視者的一種具體行為，這種權力的不平等暗示了極度不公的剝削與壓制。除人自身以外的其他事物，把其他存在視為支配于主體權力意志下的相對客體，主客體被明確區分，任何世界關系轉化為征服與被征服、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并開始出現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由此產生的后果是，人類將自我視為中心，凝視著一切成為一切存在的主人，其他存在成了被人類支配的東西。［1］呂逸新、徐文明：《論海德格爾的生態思想》，《山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6期，第22頁。在現代，人的主體性地位已經達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主體性思維的空前膨脹必然會導致人們對客體的自然屬性漠不關心，結果便是肆無忌憚地毀壞自己的家園。

另一方面，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作為一種技術存在還遵循著刨根問底的謀算邏輯，即一切行為都是為了尋找理由和根據，目的是通過對事物因果關系的認識，最終獲得對客觀事物絕對的統治和支配力量。就人工授精而言，若想成功地實現對受精卵的培養，就需要對受精卵發育的環境、過程了如指掌，即認識到整個生產過程，進而自然地支配和利用。實際上，人與存在的這種關系在古希臘形而上學追求根據和原因的傳統中就能找到本原。在現代，伴隨理性地位的確立，它上升為一種對一些事物無條件的統治和要求。另外，“數學因素”對現代技術的展現也起到了助力，“數學因素”［2］das Mathematische，希臘語為mathemata，M.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W. B. Barton（trans.）, Jr. and Vera Duetshc（ed.）,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67, p.68.自古希臘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笛卡兒將其定義為促逼其他東西成為客體的絕對主體，必須作為主體的“表象”被置于或提交到主體面前，世界成了表象化的“圖像”。［3］參見張祥龍：《技術、道術與家——海德格爾批判現代技術本質的意義及局限》，《現代哲學》2016年第5期，第59頁。這些客體表象必須是清楚明白的，可以通過數字、公式、方法、程序進行處理，并可以分離、合并、還原，在這種表象圖像化的客體世界中，數學因素得以實現。相對于現代形而上學的表象對象化，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揭蔽或解蔽的方式更提升到一個層次，即展現為一種 “促逼”，其本質就是座架，它一方面是一種揭蔽的技藝，另一方面它是一種預先設計、去價值、去語境、去內在尺度的具有強制性的產出方式，人們按照規格擺置出架隔，并向這架隔中放置持存物。［4］張祥龍：《技術、道術與家——海德格爾批判現代技術本質的意義及局限》，《現代哲學》2016年第5期，第59頁。

主體性地位確立的后果就是主體性思維的日益膨脹，由此引發的是掩藏于人的生物屬性內的統治和征服欲望被激發出來，人開始盡一切可能成為統治者甚至是上帝。托馬斯·霍布斯在《利維坦》中就曾提到過“人造人”和“人造社會”的概念。［1］“‘大自然’，也就是上帝用以創造和治理世界的藝術，也像在許多其他事物上一樣，被人的技藝所模仿，從而能夠制造出人造的動物”。參見［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第1頁。實際上，縱觀歷史發展進程，我們會發現現代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人在一步步征服和統治世界的過程，人類為了獲得某種絕對的地位而戰斗，使其自身成為所有存在者的標準和尺度。人們為了實現這一目的，開始利用各種技術手段肆無忌憚地征服世界和統治世界，從外在自然到內在自然無一幸免。

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的發展首先滿足了人們逃避自然痛苦的欲望。在傳統自然生殖中，女性懷胎分娩的過程伴隨痛苦似乎是必然的。但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越來越能為女性逃避這種“天然”痛苦提供有效手段，有人主張可以用“人造子宮”替代通常的子宮，希望它能幫助不孕夫婦發育胎兒。［2］Maxime J-M Coles, Motherless births through the artificial womb? （AMHE NEWSLETTER , 2018）p.242.從本質上講，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正在實現人類的外生性。這種外生性的基礎是在人造子宮和機器子宮等替代品的幫助下產生的外子宮概念，一旦卵子被降維到其主要功能，它們就會被植入一個機器子宮。從本體論的角度來看，外生性反映了生育過程中懷孕和妊娠的分裂，母嬰之間的生物聯系的切斷，甚至是女性從妊娠和分娩過程中的全部消失，沒有了妊娠、分娩，一切都由機器來完成，人自然也就不會有痛苦。

其次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可以提升人類道德的欲望，增強了人們追求不朽的愿望?，F代基因技術已開始在分子水平上對人的生物構成進行人工干預，此前很多由自然地、隨機地決定的事務正日益地進入人們操縱的范疇。從實踐的角度看，對于人性（Human nature）的技術控制在實質上不過是我們在控制外在自然后延伸到內在自然（生殖）的范疇。技術的廣泛應用已經慢慢地滲透到人的深層構造，甚至最終會徹底顛覆人的生活世界。［3］盧風：《人類增強與人權》，《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0頁?；蚬こ碳夹g的發展激發了部分哲學社會科學家再造人類的尼采式的夢想，德國著名哲學家斯羅德戴克也認為，人類或可通過基因技術來設計人類的特征與品性，實現人種培育及人種“選擇”（Selection），從而徹底扭轉和根除人類的野蠻狀態。［1］甘紹平：《應用倫理學前沿問題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頁。另外基因操縱技術、生殖性克隆技術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還激發了一些人追求不朽的夢想，作為三種技術結合體的“克隆轉憶人”便是多種設想中的一種，［2］建議研究“克隆轉憶人”而追求不朽的學者認為，一個人的身份或同一性（所謂“我之為我之物”）是由他的連續記憶構成的，用克隆技術可不斷復制一個人的肉身，用信息或人工智能技術可不斷轉移、保存一個人的記憶，這樣，兩種技術的綜合運用即可使一個個體不朽?！霸谝粋€人死后，用克隆人技術復制出一個他的肉體，再用記憶移植技術將他的原有記憶轉移到克隆體的大腦中，就能使他死而復活，而這樣的過程不斷重復進行，就意味著他的永生不死這樣的人，就是“克隆轉憶人”。參見韓東屏：《“克隆轉憶人”與永生不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6期，第18頁。如果“克隆轉憶人”的夢想成真，那么人已不再是人，而成了神！

用現代人工輔助生殖技術進行人類增強的諸多努力都源自人的主體性沖動。人扮演上帝的欲望在實踐中展現的就是人征服自然的欲望。如果說排山倒海是人們統治外部自然的愿景，那么人類增強便是人類在支配內在自然?，F代人之所以抑制不住征服自然的沖動，就因為他們因主體統治地位的確立開始扮演上帝，他們已經逐漸喪失對終極存在，即神的敬畏，已經失去了“天命”的意識。在他們看來，在人的理性的控制下人類技術的指數級發展將無限度地逼近對宇宙奧秘的完全把握，技術創新將無限度地擴展人類的自主和自由。然而，這是現代性的神話，也是現代性的迷信。［3］盧風：《人類增強與人權》，《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第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