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京第一座圖書館
——京師圖書館建成始末

王學斌

(首都師范大學 歷史學院，北京 100048)

“公共圖書館”(Public library)——這一從西方泊來、經由日本翻譯后傳入中國的現代化名詞，是作為供人借閱、學習的場所而存在，它在近代西方已經形成較為完備的體系。對中國而言，近代圖書館、圖書管理事業的興起與發展則處在新與舊的交替、進步與落后激烈斗爭的時期，同時也是西學傳入和中西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時期。鴉片戰爭后，西方的圖書館理念傳入中國，一些開埠較早的城市已經有圖書館，但多為外國人開辦，規模較小。真正意義上由中國政府創辦的國家圖書館是1912年建成的京師圖書館。作為近代北京第一所公共圖書館，京師圖書館通過各種方式收藏了大量書籍，不僅豐富了市民的文化休閑活動，起到了全國示范性作用，更是以一種新的文化傳播方式，推動了近代北京城市公共基礎建設的發展。

一、從藏書處到近代圖書館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蘊藏在浩瀚的典籍中，因此我國自上古以來便有保存文獻的制度。在近代圖書館出現之前，中國歷代政府與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和經濟條件的官吏、士紳都喜歡藏書。他們將一些珍貴書籍的殘本、孤本收集起來以供收藏和閱讀。與西方國家的圖書館不同，中國古代的藏書處重于“藏”，官方的如元代秘書監、明代文淵閣、清代內廷四閣；民間如天一閣、海源閣等，都是重要的藏書所在地。但這些館舍中的書卻無法寓目，不僅宇內讀書人，即使是朝廷的高官詞臣，也難以輕易閱覽，其意主要為保存而非利用。就名稱而言，它們也并無通用專有名稱，具體大致分為三種情形：一是沒有名稱。漢唐時期的官府和私人藏書處所基本沒有名稱。二是有名稱，但并不專用。如漢代的東觀蘭臺、唐代的秘書省、集賢殿書院、宋代的“三館六閣”、清代的武英殿等，雖然是藏書處，但并不是專有名稱，因為藏書只是這些機構諸多功能的一部分。三是有專有名稱，卻并無通用名稱。如“天一閣”“八千卷樓”“知不足齋”，以及“堂”“館”“軒”“園”等[1]3。就此而言，中國古代并無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圖書館，這一近代化機構的相關思想及形成是經過西學東漸和鴉片戰爭后逐步傳入中國的。

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一批西方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艾儒略等來到中國，展示了許多西方先進的科學思想和物質文明，并初步介紹了一些圖書館思想。但由于清朝的閉關鎖國，這些西方的制度和科技只是曇花一現。直到進入19世紀后，西方傳教士再次東來，開始在南洋華人中傳教和教授西學。馬禮遜作為第一位基督教新教來華傳教士，在新加坡、馬六甲等地開辦學校、出版書籍報刊，揭開了晚清西學東漸的序幕。在其所著《外國史略》中就曾多次提到西方國家的藏書和圖書館。例如葡萄牙“書院積書冊八萬本”；荷蘭國“國內大開書院，學士云集，講術藝，小學館二千八百余處，大書院四處，皆聚印翻譯之書”；英國“其大學藏書六萬本”[2]25-30。這是近代西方傳教士對圖書館的最初介紹。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打破了清政府長期以來的“閉關鎖國”政策，西方文明源源不斷傳入中國，關于近代圖書館的思想和建設也隨之進入國人視野。傳教士和外國殖民勢力先后在廣州、上海、香港等地建立了一些圖書館，如上海的工部局圖書館、圣約翰大學羅氏圖書館、香港公眾圖書館等。但是這些圖書館是非官方性質的，多數由外國人管理，且“專供傳教會會士研究參考之用，后來有所發展，凡教會中人，或由教會中人介紹，經藏書樓主管同意后，亦可入內閱覽，但為數極少”[3]69-70。除西方人在中國設立的圖書館之外，晚清有識之士對于這一近代化事業也產生了濃厚興趣，不斷對其進行考察，經過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的沉淀，最終在清末新政時得以付諸實踐。

二、清末公共圖書館運動的興起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使清政府的內憂外患更加嚴重。在這種情況下，“革新之機”又漸漸“萌發于下”，許多有志之士對歐美和日本的書籍進行大量翻譯，并考察其立國之法。1905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更加刺激了清政府改革的決心，慈禧太后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開始了預備立憲運動。在此期間，清政府在國內廣泛提倡西方的先進思想，模仿西方各項制度，西方圖書館觀念作為教育制度的一部分，由此得到進一步傳播。

清末新政開始后，清政府于1901年頒布上諭，通令各省設大學堂、中學堂和小學堂。伴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清政府亦實行了新的教育制度，即《欽定學堂章程》(壬寅學制)和《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在這些章程中，提到了設立學校圖書館的細節。如《大學堂章程》“屋場圖書器具章”第四節規定：“大學堂當附設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各種圖書，以咨考證?！薄敖虇T管理員章”第二十節規定：“圖書館經理官以各分科大學中正教員或副教員兼任，掌大學堂附屬圖書館事務，秉承于總監督?！盵4]618此外，學部還擬定了《各省學務詳細官制及辦事權限章程》，并將學務處改為學務公所，作為輔佐和咨詢機構。學務公所分為六課：總務課、專門課、實業課、會計課、圖書課、普通課。其中圖書課負責編譯教科書、參考書，審查本省各學堂教科圖籍，翻譯本省往來公文書牘，集錄講義，經理印刷，并掌管圖書館、博物館等事務[5]590-595。清政府通過新式教育行政機構的設置和職能分工，第一次明確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圖書館管理架構，這既有利于圖書館的管理，又推動了圖書館建設的發展，對政府提倡設立圖書館具有積極意義。

清政府在廣泛開展各項改革的同時，于1906年宣布預備立憲，以九年為預備立憲過渡期。為實行預備立憲，學部于宣統元年(1909年)上《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折》，制定了各階段的籌備事宜。其中預備立憲第二年的籌備事宜中有：“頒布圖書館章程”，“京師開辦圖書館”兩項；第三年的籌備事宜則包括“行各省一律開辦圖書館?！盵6]742-746清政府意欲在預備立憲的前三年完成京師圖書館和各省圖書館的建設工作，并通過各項圖書館章程規范全國的圖書館管理。清政府在新政期間關于圖書館“官制”的設立和在全國建立圖書館的計劃，表明清政府對圖書館事業和城市公共資源建設的積極姿態和意向，也說明自鴉片戰爭以來，宣傳西方圖書管理理念、倡導設立新式圖書館的思想和活動已經從民間的自發行為上升到了國家的自覺行為。

與清末新政之前不同，預備立憲時期的公共圖書館建設總體來說是一場自上而下的有組織的運動，其創辦公共圖書館的主體不是開明紳士而是各地封疆大吏。正因為如此，一批地方官員紛紛奏設圖書館，如1906年《湘撫龐鴻書奏建設圖書館折》、1907年《安徽巡撫馮煦奏采訪皖省遺書以存國粹折》、1909年《山西巡撫寶芬奏山西省建設圖書館折》等。由于各地督撫的參與，在清末出現了一個中國人創辦圖書館的熱潮，并形成了一場公共圖書館運動。這場運動包括公共圖書館的創辦、圖書館管理體制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圖書館觀念的廣泛傳播等內容，奠定了中國近代圖書館發展的基礎。

三、京師圖書館的籌建

隨著全國掀起的公共圖書館運動，清政府首先要考慮的便是籌建京師圖書館，因為它具有國家公共圖書館的性質，對全國其它圖書館事業有著重要的示范作用，也是預備立憲的一項重要舉措。因此，京師圖書館的創辦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作為京師圖書館創立的首倡者，當時的清政府官員李端棻在1896年向光緒帝上《請推廣學校折》，其中稱：“……泰西諸國頗得此道，都會之地皆有藏書，其尤富者，至千萬卷，許人人入觀，成學之眾，亦由于此。今請依乾隆故事，更加增廣，自京師及自十八行省省會咸設大書樓，調殿板及各官書局所刻書籍，暨同文館制造局所譯西書，按部分送各省以實之。其或有切用之書為民間刻本，官局所無者，開列清單，訪書價值，徐行購補。其西學書陸續譯出者，譯局隨時咨送妥定章程，許人入樓看讀。由地方公擇好學解事之人經理其事，如此則向之無書可讀者皆得以自勉于學?！盵7]5-8李端棻是第一個向清政府呼吁建設由政府主導的國家圖書館的官員。此后，羅振玉在李端棻建議的基礎上，寫了《京師創設圖書館私議》一文，于1906年再次向中央政府上奏，提出了更為詳細的規劃：“保固有之國粹而進以世界之知識一舉而二善備者，莫如設圖書館，方今歐美日本各邦圖書館之增設，與文明之進步相追逐，而中國則尚默然無聞焉。鄙意此事亟應由學部倡率，先規劃京師之圖書館，而推之各省會?！盵8]1-3并同時提出了擇地建筑、請賜書、開民間獻書之路、征取各省志書及古今刻石、置寫官、采訪外國圖書等六項建議。經過李端棻和羅振玉的先后奏疏，清政府關于建設京師圖書館的思想日趨成熟，并逐漸開始施行?！奥務畷瑯s中堂提議設立京師大圖書館，仿英倫藏書樓規模，調取各省書籍，分類庫藏，以備瀏覽。并擬附設西書室專藏歐美各國有用新書?，F已電咨各省督撫及出使各國大臣，飭其速為搜羅齊送，以備庫設。庶于政學商工各界，均有裨益?！盵9]113-1141909年，學部擬定了《奏籌建京師圖書館折》，其中稱“本年應行籌備者，有在京師開設圖書館一條奏蒙。即時修建館社，搜求圖書，俾承學之士得以觀覽，惟是圖書館為學術之淵藪，京師尤系天下觀聽，規模必求宏遠，搜羅必極精祥，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盵10]1-3這一奏折提出于宣統元年“京師開辦圖書館”和“頒布圖書館章程”的計劃。這樣，創辦京師圖書館被正式列入政府日程。

籌建京師圖書館一事初由學部大臣張之洞主持，由清政府提供各項經費。張之洞在“京師創建圖書館，實為全國儒林冠冕，尤當旁搜博采，以存國粹而惠士林”[10]2的采書方針指導下，積極、廣泛搜羅國內外各類書籍，一些散落在民間和國外的珍貴書籍陸續被收入其中。他不僅從江南采進湖州姚氏和揚州徐氏藏書數千卷，以及敦煌石窟唐人寫經八千卷，而且將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的藏書雇人將其中若干種抄成副本，原本供于京師。此外，清政府還先后將翰林院的《永樂大典》，國子監及南京的全部舊藏和南宋皇家緝熙殿，元、明皇家珍藏全部調撥給京師圖書館籌備處[11]1126。此后，張之洞因病臥床，“學部慮公(張之洞)有不諱，此舉必敗于垂成”，上奏加派官員輔助圖書館籌辦事務。同年八月初五日，學部“奉旨依議”，“派編修繆荃孫充監督，學部郎中楊熊祥充提調”[12]132?？娷鯇O接到任命后，因病拖延，于第二年(1910年)九月才到任：“九月，由京漢火車入都?！瓡r圖書館未建，措北城廣化寺開辦。到館任事，分類理書。十一月，傳旨召見養心殿，監國詢學務及南北圖書館辦事，一一奏對，以學部參議候補?！盵13]84由此觀之，京師圖書館的理書工作于1910年下半年正式開始。由于原擬位于德勝門內凈業湖的新館沒有建成，京師圖書館暫借什剎海北岸的廣化寺為館址，正式辦公。學部還于1910年正式頒布《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這是中國官方第一個圖書館法規，章程中對各種公共圖書館的收藏范圍、職責、管理制度、流通方法均做了詳細規定，是中國圖書館事業的集中體現。

1912年3月10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4月5日遷到北京后，由教育部接管京師圖書館，并任命江瀚為館長。1912年7月，江瀚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呈報的京師圖書館閱覽章程十八條獲得批準。同年8月，經過三年建設的京師圖書館正式對外開放，館內有“藏書5 424部,151 375卷，52 326冊，其中善本880部，28 412卷，10 822冊”，是當時國內較為完備的圖書館[11]1126。京師圖書館的出現使近代中國完成了從藏書處到公共圖書館的量變到質變的飛躍，一種新型的、西方式的近代圖書館事業自此誕生。

京師圖書館建成后，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重大反響。許多知識分子和學生都爭相參觀借閱。一位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的學生在參觀京師圖書館之后，作文感嘆道：“竊惟奎璧光輝，天上辟圖書之府；瑯環清秘，仙人重福地之藏，通巴陵地道。龍威之寶籍森羅，登宛委峰顛；軒帝之玉書昞晬，洎乎周史，則典藏室。漢京亦有蘭臺制，既宏焉，來亦舊矣。顧覽魯史之策書，僅傳宣子；閱東觀之經籍，惟聞黃童，亦有秘藏，固不與民共也。民國肇造，百體更新，用收清室內府之藏，大開漢代獻書之路，遐征爾集，以成茲館，歲椎輪于大輅，己冠冕于上京。其善本書室，書或脫簡，卷或殘帙，然羽陵墜簡，總屬奇珍，大酉遺篇，不嫌斷壁。四庫書室，清代內府舊藏也，插簽分部，序按乎甲乙丙丁，列架臚函，色別乎赤青白黑，天祿石渠。汲冢魯壁，三墳八索之奇，七略九流之異，與夫宋元之桑槧，齊梁之寫經，靡不縹緗充棟，絭帙盈廚?；⒂^儒生，手鈔冗便；鴻都多士，口誦皆歡，亦足揚上國之光，壯斯文之氣矣?！盵14]6-7

四、余論

由于民國初年軍閥混戰，戰爭不斷，經濟凋敝，導致京師圖書館的發展面臨許多困境。第一，館舍無定所。京師圖書館從落成初始館舍便不斷變遷，由廣化寺到南社舊址再到北海官房，一直沒有固定基址。第二，經費短缺。中華民國成立后，北京政府將大部分款項都用于軍備和戰爭，對教育部門的經費屢次積欠，京師圖書館職員的薪資也無法按時發放，辦公及房屋修繕等公共費用更是經常賒欠。這些都使得圖書館館務難以維系，無法擴充和完善。第三，館長更替頻繁。京師圖書館從成立伊始館長便不斷更換，從1912年到1927年幾乎達到每隔一到兩年館長即更替一次，先后任職的有江翰、夏曾佑、袁熙濤、傅岳棻、王章祜、馬鄰翼、陳垣、全紹清、馬敘倫、張國淦、呂復、陳任中、梁啟超、郭宗熙等。這些人都是當時的名流和飽學之士，但許多人都是由教育部次長兼任，專職者較少，對圖書館的工作很難全力以赴，從而限制了圖書館的進一步發展。此外，京師圖書館還違背西方公共圖書館免費閱覽的科學主義精神，實行收費，同時其中官僚習氣嚴重，“入門則隸役慢客，入室則官氣猶濃”[15]41。

雖然京師圖書館建成初期困難不斷，但是在不斷改組中仍舊緩慢發展。1925年，“教育部于十月一日提出閣議，將京師圖書館改組為國立京師圖書館，應領經費四千元，由財政部直接撥付，于十二日起移交”[16]9，并聘任梁啟超為館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又將其與北海圖書館合組，改為國立北平圖書館，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v觀京師圖書館的曲折發展歷程，它不僅見證了近代中國政治的變遷，還見證了國家公共圖書館事業的強大生命力。從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設圖書館，到國人吸收和宣傳先進的公共圖書館思想，并由政府倡議，最終從中央到地方逐漸形成了各級圖書館。同時，作為國家公共圖書館，它還承擔了文化傳播和民眾知識啟蒙的功能，并從客觀上打破了階級限制和身份差異，使男女老少都可以入館借閱。京師圖書館的設立加強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推動了近代北京城市的公共資源建設，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