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看檔案的定義

張 亮

哲學對于檔案學的貢獻主要不在于構造一套理論來適用于或者套用于檔案學的概念或者檔案學的研究對象，它最重要的是要闡釋檔案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或者說是檔案如何才能是檔案，亦或是檔案怎樣展現其“本真存在”。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將檔案學定義為研究檔案展現其“本真存在”的科學，也就是說檔案學的任務是要研究檔案如何從其眾多的存在形式中脫穎而出成為最“本真的存在”。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檔案”，或者說“某物以什么樣形式存在才能是為檔案”。

一、可作為檔案之物

目前，大部分學者對檔案的定義其實都是對“可作為檔案之物”的定義?！丁皺n案”和“應進行檔案管理之物”辨析”》[1]一文中對16個古今中外關于檔案的定義進行了分析歸納，從中發現有兩個明顯的現象，一是對于檔案的存在形式有明顯的不同表述。就收集到的檔案定義來說，在1986年以前，何魯成、阿道夫·布倫內克、謝倫伯格、陳兆祦、和寶榮等多數學者認為，檔案是以文件、文書、文獻的形式存在。1986年以后，吳寶康、丁永奎、馮惠玲等多數學者認為，檔案是以信息的形式存在。隨著工業化、信息化發展，學者們認為檔案存在的形式發生了變化，舊有的檔案概念不能適應新的發展，檔案從文件或文獻，“進化”為記錄或信息。這個“進化”使得檔案的概念產生了質的飛躍，對于檔案的認識從一個整體的、混沌的認識，向前邁了一步，向深邁進了一些，變成更加注重檔案中所包含的內容，開始探究檔案更加本真的東西，或者說是“可作為檔案之物”身上更加接近檔案本真的東西了。二是絕大多數的檔案定義中均有一個“空缺項”，即對檔案的規范化管理。好像從開始以來，檔案學者就以為在檔案的定義中對規范化管理的描述是多余之舉，認為這樣的描述是自然而然、不言而喻的，甚至于誰要是把對檔案的規范化管理加入對檔案的定義中，人們就會認為他的定義有問題。檔案從業者都懂得檔案是需要分類、編號管理的，但并不理解這些管理背后的真正意義。正是這個“空缺項”使得現有對“檔案”的定義均是對“可作為檔案之物”的定義。

海德格爾在其《存在與時間》中講到，“此在在世。此在只要生存著，它就存在在一個世界之中”。他強調單純的“椅子在教室之中，教室在學校之中，學校在城市之中，直到椅子在宇宙空間之中”這種空間關系只是“在之內”，而“在之中”是說“寓居于……，同……向熟悉”[2]。同樣，我們說檔案在檔案館（室）中，檔案館（室）在我們居住的城市中，我們居住的城市在這個世界中。這種“在之中”，不僅僅是一種空間的關系，它還有一種相互熟悉、相互成就的聯系。孤立的個體檔案與世界的聯系，從根本上是檔案本身就蘊含著人類社會的一部分，如何讓其蘊含人類社會的這部分光芒散發出來，與世界聯系得更加緊密。在這里，“對檔案的規范化管理”的意義就得以初步顯現。

規范化管理的意義在于將單個的“可作為檔案之物”賦予一個編號，它便與世界建立了聯系。這與一個人，必須給他上戶口、辦身份證，他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同樣道理。本身這個人是存在的，給不給他上戶口、辦身份證，他都是人，但給他上了戶口、辦了身份證，他就被管理了，可以在國家的公安系統查到，國家承認他是公民，最關鍵的是他會享有一定的權利和義務，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約束。檔案也是這樣，沒有進入規范化管理前，它雖然有檔案屬性，但不會在檔案的世界里被查找到，沒有納入檔案的視野中，不會被利用，不會受到應有的保護。我們現有的檔案定義中，多關注的是檔案的個體性，而忽視了檔案與世界的聯系，與人類社會的聯系。

綜上兩點考慮，就目前古今中外檔案學者、檔案相關法律對檔案的定義，都是對于“可作為檔案之物”的定義。一個東西其身上具備以下兩個要素可以稱之“可作為檔案之物”，一是直接產生，二是具有保存價值。具備這兩個要素，再加上一個被規范管理的要素，才能是“稱之為檔案之物”。但檔案概念中加入規范化管理的表述，這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檔案”，還僅是“可稱之為檔案之物”。

二、可稱之為檔案之物

“進行規范管理”，僅僅限于各個檔案館（室）內部，使得“可稱之為檔案之物”可以方便被找到，可以更長久地保存下去。這個過程對于“可稱之為檔案之物”實現其證據作用有較大幫助，而對于其實現參考作用并沒有突破性的幫助。比如，對于還原一個歷史事件，尤其是時間跨度長、途經地點多、涉及人物多的事件來說，如何將這個事件涉及的檔案全部找到是一件工作量非常大、難度非常高的事。每個檔案館（室）相當于一個孤島，其內部信息之間的聯系全靠檔案管理者對“可作為檔案之物”進行規范化管理過程中，對全宗的理解和熟悉程度。賦予單個的“可稱之為檔案之物”的檔號，實際上也是被動的，是需要人去發現的，這個檔號與其所蘊含的信息沒有建立起聯系，這就是“可稱之為檔案之物”不能是“真正意義上的檔案”的根本原因。為了便于理解，下圖對文章中的幾個概念進行簡要注解。

此物“是”為檔案的過程示意圖

檔案作為一個客觀存在，是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有所需要而產生的。從實踐上講，開始時沒有檔案這個概念，只是在社會實踐中，認為此物需要保存下來，作為證據、作為記錄，久而久之，這部分“此物”就漸漸稱之為檔案了。人們為了方便社會實踐，就圍繞檔案建立了立卷歸檔等使用規則，從而產生了從事檔案的工作人員。隨著社會發展、時代進步，人類對于自己的理解不斷加深，對于檔案的概念也不斷在深化。實踐的不斷深入，推動著檔案學的發展，而研究檔案學的發展是為了更好地服務實踐。任何一門學科存在的意義都是為了人類更好地、更有意義地、更向人本真地生存，而這些學科也為“人是什么”，添加了諸多注解。檔案作為人類存在留下的特殊記錄，為研究“人是什么”“人類社會是怎樣的一種存在”留下了豐富的資源，如何挖掘這樣的資源，從中提煉出有價值的東西，更好地服務人類實踐，是擺在檔案學面前的一個命題。

隨著計算機和互聯網不斷深入應用，檔案的形式也發生著變化，數字化、信息化從技術層面進一步豐富了檔案學理論。檔案的客體從文件、文獻等具體之物轉變為更關注檔案內容的記錄。傳統載體檔案可以脫離其載體，以電子檔案的形式存在，且與傳統載體檔案具有等同效力。這意味著，檔案從必須“形神具備”，經過信息化，可以“去其形而存其神”，以另一種形式存在。這為“可稱之為檔案之物”向“真正意義上的檔案”提供了可能性。而互聯網的發展，為“可稱之為檔案之物”向“真正意義上的檔案”提供了必要條件。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指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從而提出了“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著名命題，強調的是人不是單個的、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間有聯系的，這種聯系構成人類社會活動。這個本質屬性就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邏輯起點。對于檔案學來說，加強檔案之間的聯系，將單個檔案中所蘊含的信息拋入互聯網中，在互聯網中建立有機聯系，形成檔案世界，為服務人類實踐提供參考，從而也能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對人類及人類社會進行注釋。這才是檔案的本真存在，而沒有拋入互聯網的檔案大多時候都是在“沉淪”中。這種“沉淪”是檔案最通常的狀態。當然，這種狀態并不意味著它從根本上失去了其存在的價值，而是這種長時間的“沉淪”狀態逐漸導致人們忘卻了絕大部分檔案的存在，使得檔案失去了其本真存在的機會。建立檔案之間的聯系，使現在我們“稱之為檔案之物”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檔案。這個檔案，它向外散發著聯系其他檔案的光芒，等待著人們去采集，一旦采集，這個我們“可稱之為檔案之物”的東西就成為了檔案的本真存在形式。

三、此物是檔案

一門學科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該學科內的學者就開始為這門學科尋找更為堅實的支點，哲學作為所有學科的基礎，檔案學不可避免地要從哲學中尋求支撐。海德格爾認為，“希臘哲學以后，人們逐漸以為追問存在的意義是多余之舉”。他終其一生就是在思考“存在”或者“是”這個問題，以及為什么要追問這樣的問題。在檔案學中，我們也要追問，檔案存在的意義是什么，以及我們為什么要問這樣的問題。眾所周知，檔案的存在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此物相對于其他之物，有了他物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人們為了方便對這樣的此物進行稱呼，便演化出特定的詞語，于是在中國古代就有了典、冊、策、簡牘、文書、簿書、案卷、文案、案牘等稱謂。這一時期，我們可以稱之為前檔案學階段，這一階段尚未形成一個體系的學科。到1884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郎格魯在《國際檔案館、圖書館、博物館雜志》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關于檔案學的科學》一文，作者第一次提出了檔案學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觀點。此后又形成了經典檔案學、現代檔案學、后現代檔案學等。在這樣的發展中，檔案學作為一門科學，它把“檔案”作為研究對象，不斷歸納總結檔案及檔案現象，認識尋找其中蘊含的規律，形成理論，并用這種理論指導實踐活動。但我們要追問，現在的“檔案”與以前的“檔案”是一個東西嗎？或者說，1884年法國歷史學家郎格魯口中的“檔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中的“檔案”和筆者定義的“檔案”是不是一個東西呢？顯然不是。為什么要追問這樣的問題？檔案作為一個詞語，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學者研究中的含義是不同的。但從哲學意義上講，檔案的概念應該盡可能地超越其所存在的歷史時期，而去關心檔案究竟應該是怎樣的一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