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交匯
——呂翼中篇小說創作論

吳道毅

(中南民族大學 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21世紀以來，彝族70后作家呂翼在文學道路上快速成長，取得了十分豐碩的創作實績，僅長篇小說就出版了《土脈》《村莊的喊叫》《疼痛的龍頭山》《寒門》等七部。2015年以來，呂翼又進入到一個創作高峰期，推出《冤家的鞋子》《逃跑的貔貅》《馬腹村的事》《逃亡的貀》《馬嘶》《竹筍出林》《主動失蹤》等十多部中篇小說——這些作品在《人民文學》《民族文學》《中國作家》等文學期刊發表，或被《小說月報》《小說選刊》《中篇小說選刊》等廣泛轉載，或進入年度“中國中篇小說精選”行列，顯示出很高的思想藝術水準，作品《馬嘶》還于2020年榮獲第十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呂翼中篇小說一方面以云南烏蒙山區為地域背景，以精準扶貧為焦點，描繪彝族的生活巨變，充分發掘作為地方性知識的彝族傳統文化，形成了濃厚的民族志敘述特色；另一方面則以彝、漢文化交往與抗日戰爭為背景，表現彝、漢文化的沖突與融合，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換言之，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交匯構成了呂翼中篇小說的總體創作特點，并在探索當代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敘事路徑與推動當代文化建設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地方社會變遷的民族志敘述

“民族志主要是對一個特定民族群體的社會和文化制度進行詳細的調查、描述和研究?！盵1]作為彝族作家，呂翼有著自覺的民族意識，對本民族深懷赤子之心，深切地盼望彝族同胞過上富裕、幸福的生活。呂翼中篇小說的一個重要敘事維度，是對彝族生活進行的民族志敘述。對他來說，關注彝族父老鄉親的生存命運，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與光榮的歷史使命。因此，書寫改革開放時代云南烏蒙山區彝族生活翻天覆地的變化，尤其是描寫彝族人民在脫貧攻堅戰中擺脫絕對貧困、走向小康的輝煌歷程，是呂翼中篇小說民族志敘述的主要內容。

在對脫貧攻堅的民族志敘述中，呂翼中篇小說沒有回避對云南烏蒙山區彝族父老鄉親貧困生存狀態的客觀書寫。呂翼清楚地知道，云南烏蒙山區彝族父老鄉親的貧困是一種令人憂慮的現狀，是阻撓他們過上幸福生活的嚴重障礙。在呂翼筆下，云南烏蒙山區屬于地處云南、貴州、四川三省毗鄰的烏蒙山區的一部分，由于生存環境較為惡劣，在改革開放的今天，這里依舊很貧窮?！恶R腹村的事》中的馬腹村是個彝族村莊，地理位置險要，稱得上“易守難攻”的“兵家必爭之地”，但到了和平年代，不僅面臨著“行路難，飲水難，做產業難”等問題，而且村民住房條件普遍“原始落后”——“整個村子都是土墻房，木桿串斗，茅草苫頂”，其中大多都是幾十年的老房子，一旦遭遇風雨與地震災害，隨時都會倒塌。 因此，“世世代代住這里的老百姓，日子就過得煎熬”?！吨窆S出林》中的背篼村長期以來就是貧窮的彝族村寨。千百年來，由于地處偏遠、山高水深與交通不便，基礎設施簡陋，本地資源優勢無從轉化為商品優勢，加之戰亂、自然災難頻發與文化教育落后，“窮鬼蘇沙尼次”扼住了背篼村人的“脖頸子”。過去，背篼村人的祖先從平原地區來到烏蒙山深處的背篼村，為的是躲避戰亂，但在和平時代，背篼村人卻陷入貧困。即使到了改革開放時期，麻達的母親因為穿不上一件沒有補丁的衣服而受到城鎮人的鄙視與人格侮辱，便偷偷地跟著外地貨郎跑了，一去不回。村支書勒吉的兒子吉地不由得怨天尤人，責怪自己生錯了地方，感到生在背篼村是一種“恥辱”。背篼村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把窮鬼蘇沙尼次趕跑”。

呂翼中篇小說民族志敘述的著重點與主旋律，是書寫脫貧攻堅戰在云南烏蒙山區打響的偉大壯舉，詮釋脫貧攻堅戰對于云南烏蒙山區彝族人民的劃時代意義，展示云南烏蒙山區各族干部、群眾投身脫貧攻堅戰的熱情、干勁與斗志，并因此歌頌黨和政府實施脫貧攻堅戰略決策的正確性。呂翼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發起的脫貧攻堅戰，從根本上改變了云南烏蒙山區彝族人民的命運，為他們帶來福祉，使他們擺脫貧困，解決了溫飽，進而過上了小康生活的好日子。在《馬腹村的事》中，在省住建廳扶貧干部澤林的帶領下，在上級相關部門大力支持下，經過全村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道路與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舊房與危房改造、文化旅游業開發、勞務輸出等在馬腹村有序實施，脫貧攻堅任務逐步完成，最終取得全面勝利。在這個過程中，澤林更是發揮出讓黨的精準扶貧工作落地生根的重要作用。經他的努力，村里爭取到巨額資金，在一年內就修通出山公路，避免了村子被整體搬遷的命運。此后，他繼續帶領全村干部群眾按脫貧標準改造舊房與危房，開發當地少數民族文化旅游業……最終使馬腹村呈現出全新面貌，徹底告別了貧困。在《生為兄弟》中，省交通廳處長賀南森擔任倒馬坎村扶貧隊長，與曾經結拜的兄弟、馬腹村扶貧隊長馬多不期而遇。在扶貧工作中，他們并肩作戰，相互支持，誓死趕跑窮鬼“蘇沙尼次”。倒馬坎村群眾對賀南森工作的支持欠積極，馬多暗中囑咐鄉親們要學會感恩。馬腹村發生大面積豬瘟，賀南森第一時間趕到現場幫助馬多解困。兩年內，二人都如期完成各自村寨的脫貧攻堅任務。在《竹筍出林》中，縣政府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對背篼村進行整體搬遷的決策，同時決定在背篼村原有的竹林、竹筍上大做文章，大力推進竹林、竹筍、竹編工藝品的產業化與商品化進程，窮鬼“蘇沙尼次”被徹底“降服”。在《主動失蹤》中，金沙江連心大橋的立項與建設具有劃時代意義。它既是云南烏蒙山區彝族人民脫貧致富的橋梁，承載著他們幾千來的熱切愿望，也是一條黨和彝族人民心連心的橋梁。

呂翼中篇小說民族志敘述還通過對脫貧攻堅中內生型人才的書寫，隱喻新時代云南烏蒙山區彝族的成長?！吨窆S出林》中的吉地是背篼村村支書勒吉的兒子，父子間曾經發生過強烈的代際沖突和文化觀念矛盾。勒吉擔任村支書30多年，辦事敬業，為人正直，曾在農村土地承包、發展生產等方面作出過突出貢獻，與年少時的兒子吉地父子情深。然而，他輕視教育、不懂商品經濟規律、容不得吉地反駁他的觀點，遇到吉地經商失敗便簡單粗暴地與吉地決裂，也引發吉地對他的仇恨與反叛。生活的封閉、文化的落后、觀念的保守與方法的簡單，導致勒吉跟不上改革開放的步伐，難以改變生存的現狀，更難以帶領群眾走上富裕之路。與父親相反，吉地在遭受生活的挫折中不斷成長。吉地非常熱愛家鄉，但他與父親勒吉最大的不同，是他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姿態與對生存環境的深刻反思，他敢于走出山寨到山外闖蕩世界。本地的商海沉浮，東莞打工創業的磨礪，回縣城開公司當老板的順遂，打工時接受黨組織的教育等經歷，把吉地鍛造成時代的弄潮兒，讓他在背篼村脫貧攻堅戰中擔起了大梁和重任?！吨鲃邮й櫋分械膭⑷寿F是馬腹村人，初中沒畢業便輟學。十多歲跟他父親學會了石匠手藝，后來到廣東建筑公司打工，經過十多年打拼后自己當上老總，成為村里有名的富人與能人。在馬腹村脫貧攻堅的關鍵階段，劉仁貴在縣領導感召下回到村里擔任村主任，在脫貧攻堅戰中發揮出強有力的領導作用[2]。吉地、劉仁貴的成長，喻示了新時代彝族的成長。

二、地方性知識的發掘與呈現

地方性知識是帶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人類智慧結晶，關聯著民族或族群獨特的生產生活方式、民族風習、倫理體系與宗教觀念等，凝結著民族地域文化的精神內核。正如人類學家吉爾茲指出：“承認他人也具有和我們一樣的本性則是一種最起碼的態度。但是，在別的文化中間發現我們自己，作為一種人類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為眾多個案中的一個個案，作為眾多世界中的一個世界來看待，這將會是一個十分難能可貴的成就……如果闡釋人類學家們在這個世界上真有其位置的話，他就應該不斷申述這稍縱即逝的真理?！盵3]在全球化與后現代語境下，地方性知識愈益凸顯它的價值與魅力，展示著民族文化的豐富多樣性。呂翼察覺到，彝族傳統文化不僅是一種獨特的地方性知識，而且在當代彝族人現代性訴求中釋放著強勁活力。呂翼中篇小說的另一重要維度，是對作為地方性知識重要組成部分的彝族傳統文化的發掘，并進一步拓寬了民族志敘述的領域。

呂翼中篇小說對彝族地方性知識的發掘，突出地表現為對彝族獨特生存方式與物質生產知識的發掘上。一個民族或族群的生存方式與生產知識往往同他們的地域背景密切相關。正如德芒戎指出：“凡是人類生活的地方，不論何處，他們的生活方式中，總包含著他們和地域基礎之間的一種必然的關系?！盵4]呂翼體察到，在云南烏蒙山區，千百年來，面對山高水險的生存環境，當地彝族群眾依靠無畏的勇氣與無盡的智慧獲得了獨特而寶貴的生存技巧和知識，也錘煉了強大的生存能力?！吨鲃邮й櫋繁砻?，在高山峻嶺中求生，在懸崖上定居，與毒蛇猛獸為鄰，與驚濤駭浪的金沙江打交道或通過溜索越過水流湍急的金沙江等，是彝族生存方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地，地理環境是那樣奇異而險峻：“金沙江兩岸山高坡陡，河底水流湍急，奔騰洶涌”；烏蒙山“莽莽蒼蒼”，氣勢雄渾；許多村莊坐落在高峻的山腰或山頂上，成為險要而與世隔絕的懸崖村落；通往村莊的路，常常是“惡狼”“野兔”和人共同通行的小徑。盡管生存環境如此惡劣，彝族人民卻視同尋常，世世代代在這里繁衍生息。尤其是面對金沙江的雄偉湍急與桀驁不馴，他們也能夠找到辦法對付它——驚心動魄的溜索就是有效辦法之一。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時代，由于溜索用的繩索多由簡陋的藤條做成，索斷人亡事件時有發生，但彝族人民并不會因為有犧牲就停下過江的腳步?！吨窆S出林》中的背篼村坐落在金沙江邊，“山高水深，路途艱險”，滿山遍野長著茂盛的竹林。在這種環境下，彝民背著用竹子編織的背篼運送沉重的物資“爬坡上山”，成為一種日常生活方式與必然選擇。對他們來說，背篼是勞動工具，也是離不開的伙伴。而心靈手巧的麻達則用竹子編織成精美絕倫的生活用品，練出一種精湛的竹編技藝。

呂翼中篇小說發掘烏蒙山區地方性知識的重要著力點，是開掘彝族獨特的宗教文化。彝族是一個信奉原始宗教的民族，崇尚萬物有靈論，普遍相信鬼神的存在。在他們的觀念中，“神靈被認為影響或控制著物質世界的現象和人的今生和來世的生活，并且認為神靈和人是相通的，人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引起神靈高興或不悅：于是對它們存在的信仰就或早或晚自然地甚至可以說必不可免地導致對它們的實際崇拜或希望得到它們的憐憫”[5]。在呂翼看來，正是萬物有靈觀念形成了彝族獨特的原始宗教意識與對鬼神的虔誠信仰，使他們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而且高度重視人死后靈魂的歸宿?！恶R腹村的事》通過對“靈筒”的敘述，深刻挖掘彝族注重靈魂的獨特宗教信仰，充分凸顯其在脫貧攻堅中的重要思想價值。馬腹村的彝族村民普遍有著獨特的民族民間宗教信仰，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保持對祖先的崇拜，銘記祖先的歷史功勛，而且高度重視靈魂的安居，重視人的精神生活，重視精神的皈依。比如，村里人都認為，仙逝的人有三個靈魂：一魂歸赴祖界，一魂留守葬地，一魂入靈筒。而靈筒，正是祖先靈魂在家中的住地。馬腹村人認為：“他們每家都有靈筒，靈筒里住有祖先的靈魂，只能供好，不能搬走?！膘`筒的擺放位置，是老家的正堂屋?；钪某赡昴凶?，也有靈筒，但比供放祖先的靈筒小，外出時必須懸掛?？梢?，這里的彝族村民不僅相信靈魂的存在，而且把靈筒當做靈魂的寄居之地，并形成了他們獨特的居所觀念與重視精神安居或靈魂歸宿的獨特宗教觀念。在扶貧工作中，馬腹村彝民之所以不愿意整體搬遷，除了交通等問題解決之后可更好生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有著注重靈魂歸宿的宗教信仰。他們認為，一旦村子搬遷，祖先和活人的靈魂就失去安頓之所。正因為如此，扶貧干部澤林在深入調查與通盤考慮之后，決定尊重彝族村民的獨特宗教習俗，果斷地調整了扶貧方案?！短油龅呢y》中的貀，也包含著烏蒙山區彝族獨特的鬼神觀念或宗教信仰。馬腹村彝族人認為，貀是一種聚集百毒、禍害深重的惡鬼。人在社會中壞事做多了，就會遭致貀纏身。作品中的彝族商人烏斯都大肆從烏蒙山區向大都市走私野生動物，喪心病狂地殘害穿山甲，又為不法商人賈二哥非法集資充當得力干將，造成鄉親們巨額血汗錢的虧損。因此，他回村后被村民當成貀纏身乃至被視作與貀無異，他身為畢摩的父親吉薩老爹還親自為他驅鬼。

呂翼中篇小說發掘地方性知識的另一側重點，是發掘彝族獨特的倫理準則。在所有民族的宗教中，往往滲透著濃厚的倫理觀念，包含著相應的道德規訓，規定著人的道德義務與責任，隱含著揚善懲惡的道德取向。呂翼深刻認識到，彝族的道德準則與彝族的宗教意識緊密聯系在一起，在彝族宗教意識尤其是死亡意識里，滲透著嚴格而獨特的倫理價值體系，它們在彝族生活中發揮出倫理誘導與道德規約的重要作用?！恶R腹村的事》表明，彝族不僅高度重視人死后靈魂的安居，而且特別重視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修養，提倡美德與善行，鄙棄惡行與罪惡，大力張揚人的精神。在外出成年男子的靈筒的懸掛問題上，彝族就有著嚴格的倫理準則，凡認為是“干了壞事，禍害百姓，罪惡累累的靈魂”，靈筒就不能進正屋。在彝族部落戰爭史中，還形成一個獨特的“規矩”：“這里械斗不斷，死人是常事。但這里有個規矩，在戰場上犧牲，不能就說你有多了不起，還得驗傷口。刀槍穿過的孔，要是在正面，沒說的，你是迎敵而上，家族都為你自豪，以你為英雄，隆重祭奠。傷口要是在身后，哪怕就是在腦勺子上，說明你是逃兵，死得沒有價值。對不起，尸陳荒野，任狼撕狗啃，還要被吐口水詛咒?！盵6]盡管彝族部落之間的戰爭帶有嚴重局限性與悲劇性，但這一檢驗烈士傷口的“規矩”卻顯示出彝族獨特的道德指向性，它提倡勇士精神，反對臨陣脫逃與貪生怕死，形成了彝族人在戰爭中勇于沖鋒陷陣、恥當逃兵的習俗。作為地方性知識，這種推崇勇往直前的倫理價值在當今脫貧攻堅戰中保持持久的活力。村主任木惹因為當村主任待遇低、幾年得不到提拔等原因，意欲辭職去城里打工，在脫貧攻堅關鍵時刻當逃兵。村里最年長老人半是指責半是提醒地給木惹講馬腹村人戰死驗傷的傳統，瞬間便激起木惹作為彝族男子的豪氣、膽氣和榮譽感，使他以全新的姿態投入到村里的脫貧工作當中?！短油龅呢y》也在詛咒惡鬼貀的同時，凸顯著馬腹村彝族正面的道德規約。在馬腹村，每家彝族人正堂屋的上方，都供有祖靈瑪都，而“祖靈面前，不可有污臟的行為，也不可有污臟的物體”。任何人不得違反，否則便會殃及全村。違反者輕則受全村人唾棄，重則被家族開除。在外面做了壞事或品質敗壞的人，回到家中不許進正屋，否則就是褻瀆祖靈，罪不容赦。作為在外干過不少壞事的不肖子弟，烏斯都從大都市逃回馬腹村之后，受到了全村嚴厲的道德審判。他的父母不許他進正屋，罰他睡豬圈，逼他懺悔與改邪歸正[7]。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書寫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在歷史發展中不斷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各民族歷史上相互往來，相互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最終構成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8]的政治格局。作為中國人，呂翼對祖國有著自覺的認同意識，深切體會到中華各民族一家親與彼此之間文化交融的關系的重要性。呂翼中篇小說的另一重要敘事維度，是書寫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書寫彝、漢民族融合，凸顯彝、漢高度自覺的愛國主義精神。呂翼在“駿馬獎”的獲獎感言中談到中篇小說姊妹篇《冤家的鞋子》與《馬嘶》：“寫動物之痛，寫人物之苦，寫時代之變，寫民族之間的碰撞、糾結、交流與融合，寫世道人心的起落、輾轉與澀重，力圖表達一個底層負重者對世界的張望。其間既有個人的恩怨情仇，又有著更多的家國情懷?！盵9]這些話可謂兩部小說主題的注腳，體現出作者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高度自覺。

《冤家的鞋子》與《馬嘶》的主要人物相同，故事情節則前后承接與相互交叉?！对┘业男印分饕v述了彝族小伙烏鐵通過“搶親”，拆散了漢族情侶開杏與胡笙，并由此產生諸多矛盾與仇恨的故事。在金沙江上游的金河兩岸，一邊是漢族的楊樹村，一邊是彝族的龍頭山。楊樹村十七八歲的美麗少女開杏，與在縣城教書的同村青年胡笙真心戀愛。而龍頭山的烏鐵年方二十，出生于彝族土司世家。一天傍晚，騎著棗紅馬偶然來到楊樹村的烏鐵，遇到了在草堆上納鞋的開杏，用“搶親”的方式強迫開杏做了妻子。為躲避叔父的追殺，烏鐵帶著開杏來到烏蒙城里的挑水巷，靠做小生意為生。他最想得到開杏當初在稻草堆上做的那雙鞋，開杏卻寧死也不給。后來，胡笙、烏鐵都走上抗日前線，烏鐵在戰爭中被炸斷雙腿?！恶R嘶》以雙腿殘廢的烏鐵尋找“馬老表”(即棗紅馬)為線索，講述了烏鐵與胡笙在共同經歷了保家衛國、抵御外敵之后，化解仇恨，冰釋前嫌的結局。在烏鐵上前線后，開貴終于在挑水巷找到了失蹤的妹妹開杏，并找借口牽走了烏鐵的棗紅馬。對烏鐵來說，沒有“馬老表”的日子意味著精神的毀滅。直到楊樹村祭悼岳父時，烏鐵才發現了病入膏肓的“馬老表”。最后，金枝陪著騎著棗紅馬的胡笙來到烏鐵家，烏鐵主動讓開杏取出當初的那雙鞋給胡笙，開杏親自給胡笙穿上，胡笙百感交集，淚如雨下。

通婚是民族文化融合的一種重要形式，不但可以促進民族之間血緣的融合，而且可以推動民族之間的相互了解與認同。正如有學者指出：“族際通婚是民族民間文化交流融合過程中最直接、最徹底的一種形式，也是民族關系融洽和諧的直接反映和表現?！盵10]呂翼中篇小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一個重要基石，是呈現民族通婚帶來的彝、漢之間的文化沖突與融合?！对┘业男印放c《馬嘶》的重要共同主題之一是通婚帶來的彝、漢民族之間的文化碰撞與融合。一方面，“搶親”造成了彝、漢文化的強烈碰撞。令烏鐵后悔不及的是他對開杏的“搶親”。開杏作為漢族純情少女，有著對美好愛情與幸福生活的追求，“搶親”讓她遭受了極大的羞辱，心理和情感備受致命打擊，同時也摧毀了胡笙對幸福愛情的夢想。其間接后果是造成開杏一家人骨肉離別，導致開杏父親傷心而死，改變了開杏一家人的命運。正因為如此，開杏一家人對烏鐵充滿了刻骨的仇恨。更重要的是，“搶親”背后折射出彝、漢文化的巨大差異與沖突。對烏鐵來說，“搶親”是金沙江一帶彝族“久有的習俗”，包含著人口繁衍高于一切的文化取向。而對開杏來說，貞潔具有至高無上的倫理價值，比生命還要貴重。被“搶親”后，開杏不斷地清洗身子，最想做的事就是尋死，她甚至不敢返回楊樹村——哪怕父親去世需要守孝,她也絕不回村，因為回村就勢必“羞辱祖先”。所以，即使烏鐵不停地向她賠禮與贖罪，她也不肯原諒他。另一方面，隨著在長期交流過程中彝、漢之間增進了解，消除了彼此的隔閡，帶來了彝、漢文化的不斷融合。由于對烏鐵心地、性格與身世不斷加深了解，開杏對烏鐵的態度由仇恨、拒絕、冷淡逐漸變成關心、支持、贊許、接受與認同。當烏鐵要上前線打日本時，開杏第一次表示出對烏鐵的肯定，并主動對烏鐵履行妻子的義務。烏鐵上戰場后，她把烏鐵心愛的棗紅馬養得又肥又壯。誤聞烏鐵陣亡后，她不顧個人安?；氐烬堫^山，幾乎傾盡家產，以妻子名義為烏鐵舉行隆重的葬禮。烏鐵抗戰歸來之際，她一反常態，第一時間給烏鐵拿出了他夢寐以求的那雙鞋子。烏鐵勸她離婚嫁一個健全人，她卻對烏鐵不離不棄。至于烏鐵，他對開杏始終真心相愛。他婚后對開杏的疼愛、照顧、保護與贖罪，一直在慢慢融化開杏心中仇恨的堅冰。而烏鐵兩次到楊樹村都沒有遭到報復，表明他的善意也逐漸被楊樹村漢族群眾所認可與接納。

展示彝族對國家的認同與忠誠，書寫彝、漢兩個民族自覺而強烈的愛國情懷，是呂翼中篇小說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軸心?！对┘业男印放c《馬嘶》的另一重要主題，便是突出地表現彝族的國家認同觀念與愛國情懷，表現彝、漢人民誓死保衛祖國主權與領土安全、捍衛民族尊嚴的集體無意識與愛國主義精神。烏鐵與胡笙雖然“身份”“民族”與“文化”不同，但“在大難來臨之時，居然有著相同的理想和主張”，這一“理想和主張”便是“男兒就應該血灑疆場”----抗日救國。正因為如此，烏鐵、胡笙才在臺兒莊戰役中奮不顧身，英勇殺敵，均不愧為民族英雄。烏鐵保家衛國的大義，得到妻子開杏、土司叔叔與金枝等彝漢民眾的廣泛認同，如金枝偷偷地為棗紅馬喂食療傷，在人們要殺死它祭亡靈時，不惜以犧牲一頭豬的代價救下它，表達了對抗日英雄烏鐵的敬愛。在兩部作品中，像烏鐵這樣勇赴抗日疆場、舍身報國的彝族人十分普遍——不但包括龍云、盧漢、張沖等著名彝族上層人士，而且還包括由云南四萬各族子弟組成、由龍云和盧漢等彝族統帥與將領領導的抗日第六十軍中許許多多的彝族人。尤其是在第六十軍中，有包括眾多彝族子弟在內的三萬人，在臺兒莊戰役中為國捐軀?！霸诳箵羧哲姷倪^程中，云南各族人民的命運被緊緊的聯系在一起，他們生死相助、禍福相依，沖破了由于歷史、統治者壓榨等原因所造成的民族隔閡，結成了相互依存、生死與共的民族關系?！盵11]彝人烏鐵與漢族情敵胡笙化解仇恨，在抗日戰場上結成生死兄弟，既是民族文化融合的成果，也是各民族團結一心、共同保家衛國、抵御外來強敵的生動象征。

在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中，呂翼中篇小說還嚴厲地批判了置民族與國家大義于不顧的狹隘個人主義思想與貪生怕死的人生哲學?！恶R嘶》中的開貴便是個人主義與貪生怕死的典型代表。開杏被搶后，開貴尋妹不著，又逢縣政府組織青壯上前線抗日。在國家危難時刻，開貴打起小算盤。先是故意在割谷時將右手指割去一截，繼而又在家中裝病，最后把當兵的責任推卸給妹妹從前的男友胡笙。他恨烏鐵搶走妹妹，因為這毀掉了他想通過換親娶到金枝的夢想，于是喪心病狂地役使乃至虐待被烏鐵視為生命的“馬老表”，完全沉溺于個人的私仇中不能自拔。最終，他的卑劣思想與行為，遭到了彝、漢民眾的一致唾棄。金枝拒絕嫁給開貴，說到底是因為他不是一個愛國的熱血男兒——正如開杏對開貴說，如果開貴上前線，金枝是會嫁給他的。因此，對于背叛中華民族共同體或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舉動，包括彝、漢在內的各族人民一致表示譴責與不屑。

綜上，在呂翼中篇小說中，彝族生活民族志敘述與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構成了生動的交匯，不僅重新鍍亮了彝族傳統文化的光芒，而且自覺參與了時代主流文化的大合唱。這一書寫模式，有效地探索出基于民族地方社會歷史生活上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書寫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