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傳承研究回顧與展望

韓美群,周小芹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鄉村文化振興研究院，湖北 武漢 430073)

如何有效保護和科學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的傳承發展，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達國家逐漸注重本國非遺傳承與數字化技術的融合發展。1954年，日本首先修訂了《文化財保護法》，確定非遺記錄保存制度，開始對奧茲地區獅子舞數字化保護。1976年，美國國會建立“民俗保護中心”，專注民俗資料的數字化保護工作。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推動全球文化遺產的傳承和保護，啟動了“世界記憶”項目，并于2003年制定了《數字化遺產憲章》，提出“數字化”為人類知識的傳承、創造、交流和共享提供更多機會。近年來，非遺數字化傳承已成為發達國家保護和推進非遺傳承發展的主流做法。

中國非遺數字化傳承工作部署較晚，但推進迅速。2005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倡議對非遺進行數字化保護。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正式頒布實施，明確了非遺保護要遵循“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原則。同年，國家圖書館啟動“中國記憶”項目，運用新媒體等手段初步實現了蠶絲織繡、傳統年畫等非遺資源的再現與傳播。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報告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重申，要夯實非遺系統性保護，加強各民族優秀傳統手工藝保護和傳承，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自此，我國非遺數字化傳承正式邁入快車道。

筆者擬對新世紀以來國內外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研究文獻進行梳理和反思，希冀為該領域深入研究奠定基礎，以切實推進我國非遺的保護和傳承。

一、國內外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文獻計量分析

(一)文獻來源和文獻數量統計

本文從國內外代表性數據庫檢索獲取非遺數字化傳承領域的文獻，中文檢索關鍵詞設定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或非遺、數字化或數據及建檔；所用數據庫為：CNKI(SCI、核心、CSSCI、CSCD)、萬方服務平臺(博士論文)、讀秀知識庫(圖書搜索)。英文檢索關鍵詞設定為“non-material heritage” or “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digital” or “data”,所用數據庫為：WOS核心集、ScienceDirect。由于中國2004年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初步篩選發現此領域文獻基本始于2006年，所以國內外數據庫檢索年度均選定為2006年-2021年度，檢索時間為2021年8月31日。從發文時間和數量(圖1)，可以看出總體是呈遞增趨勢(2021年所檢索的數據不全，忽略不計)，說明國內外重視程度都很高。

根據文獻數量統計，筆者將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分為三個階段：

起始階段(2006年-2010年)。這一時期針對非遺生存艱難和傳承斷裂的困境，國內外學者提出將數字化作為搶救性保護的新手段，并從文化生產與再生產的規律出發，在數字圖書館、非遺數據庫、多媒體平臺、數字檔案管理和新媒體傳播等方面展開了研究。

深入階段(2011年-2014年)。在此期間側重于技術標準、路徑探索、應用案例和綜合效應的系統研究，成果頗豐。另外，本階段學界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區域發展案例和特色資源建設保護形式等研究也較為深入，在數字化傳播、數字化法規、產業化開發等層面都有涉及。

繁盛階段(2015年-2021年)。本階段的研究廣度和深度并重，學者們偏向傳統文化產業數字化的具體應用，在文旅融合、產教聯合、場景重構和跨媒介傳播等方面研究較多，并與鄉村振興和新型城市化的戰略規劃相呼應，對技術倫理和數字經濟進行了深度反思。

(二)研究關鍵詞與熱點統計分析

利用VOSviewer制作文獻高頻關鍵詞共現網絡可視化圖譜，我們可以總體上了解非遺傳承和相關領域的研究熱點及熱點演化路徑。將共現關系規范、分辨參數和最少聚類成員設定為(fractionalization 1.2)，可分別得到中外文獻高頻關鍵字共現網絡可視化圖譜(圖略)。從國內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關鍵詞共現網絡可視化圖譜可以看出，“數字化傳承”還未成為國內學界非遺數字化領域研究的高頻詞匯，除“數字化”“數字化保護”“數字化技術”等熱度最高關鍵詞之處，國內研究在檔案建設、技術標準、平臺搭建、傳播路徑等方面較為集中。這說明，對非遺進行數字化保護和傳承，正漸漸成為國內學界的研究趨勢和熱點。從國外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的關鍵詞共現網絡可視化圖譜可以發現，國外關于非遺傳承領域的研究相對豐富和成熟，在最熱關鍵詞“非遺”“物質文化遺產”和“數字化遺產”之外，也非常關注跨界共建、記憶工程、文化政策、文化生態等方面的發展，數字文化形態的應用在非遺傳承中較為普及。

在梳理整合文獻基礎上，筆者初步歸納出“基礎”“技術”“管理”“應用”四個熱點主題。各研究主題包含的關鍵詞，如表1所示。

表1 中外文獻研究熱點主題及關鍵詞

表1中，“基礎研究”構建了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理論體系，“技術研究”保障了非遺資源具體應用的實現，“管理研究”指明了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的方向，“應用研究”驗證了基礎、技術和管理研究的科學性。四個主題緊密關聯，充分闡述了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熱點和演化路徑。對比四個研究主題發現，主題三“管理”的研究頻次和節點較其他主題略少，說明國內外在這方面的研究相對較為薄弱。

二、國內外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熱點分析

(一)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基礎理論研究

非遺數字化傳承并不是“非遺”與“數字技術”簡單拼接的合成詞，而是一個理論性極強的復雜課題，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研究較為成熟。

1.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概念認知。對“非遺數字化傳承”概念的界定，是推進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的前提。在東方文化圈中，日本和韓國民俗學領域的學者研究較早，日本1950年頒布《文化財保護法》時首次提出“無形文化財”概念，之后，學者們從不同學科和視角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一些學者強調非遺數字化傳承是文化與科技的深度融合，認為文化是象征符號體系表達的傳承概念體系，是可感知的各種形式集合[1]。有學者認為，傳承是一個民族共同體內的社會成員在不同生存環境和文化模式下，接力棒似的縱向傳遞習俗、技藝等實踐形式所形成的文化傳承機制[2]。當前，學者們普遍認為，非遺數字化傳承是以數字采集存儲和數字展示傳播方式，將非遺資源轉換為數字形態復現再生，主要側重于產業融合和文化遺產保護[3]。

2.非遺數字化傳承的主體。主體界定是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的基礎。學者們認為，非遺主體和非遺保護主體是兩個范疇，非遺主體由非遺代表作主體、非遺項目主體和認同非遺項目的共同體組成，細分為個人、群體和社區；非遺保護主體由政府、專業團隊和非遺主體三方組成[4]。有學者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非遺“扎根于有關社區的傳統和文化史中”的定義出發，提出傳統村落是“另一類文化遺產”，是非遺傳承的主體和不能脫離的“生命土壤”，在動態環境中的村落一旦衰弱，非遺就會“連根拔”地滅絕，傳統村落遺產的保護應是鄉村為根基的整體保護[5]。有學者認為，非遺項目要以傳承人的表演、制器過程作為展示與傳播的核心內容，公共文化機構可以作為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排頭軍”[6]。還有學者認為，社區是非遺記錄、傳播和再生產的主體，要重視文化遺產管理與地方可持續發展的關聯度[7]。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非遺數字化傳承是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建構，要在文化生產過程中規范多主體行為，以保障傳承人的話語權和主體性。

3.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意義。非遺數字化傳承，是將歷史長河中積淀的價值理念、情感意志、審美情趣嵌入到文化數字空間，從而多維地展示人的本質力量和家國情懷。學者們普遍認為，傳下來的東西之所以傳下來，是因為滿足當前人們的生活需要，具有強大的兼容性與指導性[8]。有學者指出，非遺傳承是傳統與現代、既有性與鮮活性、民族性與世界性、自明性與被明性等辯證統一的有機整體，肩負著“以文化人”的時代任務[9]。還有學者認為，新媒體時代承載傳統技藝等非遺資源的應用程序或內容工具，要不斷創新，應概念具像化、形式多樣化，既可以作為非遺傳承手段，又能成為最終產品[10]。學者們大多主張利用數字化技術對非遺進行搶救和保護，將優秀的非遺資源融入大眾日常生活中，成為國家數字文化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非遺數字化傳承技術研究

技術是展現事物本真和新風貌的有力手段，科技的發展和飛躍在不斷突破非遺再現的情境限制，為非遺提供多種數字化傳承模式和通道。目前，學界在數字化傳承的具體技術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究。

1.非遺數字化傳承的采集存儲技術。如何采集存儲是非遺資源數字化面臨的首要問題，主要包括建檔、數據庫、數據規范和分類標準等內容。學者們認為，數字媒介在創建非遺新保護體系上意義重大，非遺數據庫構建要遵循數字化與信息化、標準化與規范化、系統化與合作化相統一的標準[11]。有學者建議將大眾標注的分類形式引入數據庫構建中，優化數字資源的分類存儲，落實文化空間的標簽歸屬，降低大眾訪問非遺平臺的門檻，提升用戶的體驗感和活躍度[12]。還有學者提出，非遺數字化存儲管理，要在“數字顆粒度技術”“語義本體技術”和“知識管理模型技術”三個方面尋求突破[13]。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的采集存儲技術的未來發展，學者們認為，在實現非遺資源集成共享、統籌管理、高效調度和利用的基礎上，也要防范數據安全的隱患，區塊鏈技術將發揮其在優化非遺檔案管理方面的優勢，希望未來可以解決非遺資源在收集、鑒定、合作和安全等方面的短板劣勢[14]。

2.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形態轉換技術。將非遺資源轉化為數字形態，是采集存儲后的重要任務，學者們在元數據、語義本體和可視化等方面研究較多。元數據是描述外部性和內部性特征的重要數據。學者們將非遺元數據框架分為核心元數據、專門元數據和本地元數據三層，探討其在對接非遺資源、應用平臺、用戶等具體模塊會出現的問題，確保標準制定者和使用者的自由度與一致性[15]。還有學者提出，將本體元數據的編碼方式和戲劇概念模型的語義表述相結合，共同構建戲劇可視化系統，并指出語義本體是提升非遺信息資源組織與檢索質量的重要一環[16]。部分學者從環境建模、聲像合成、人機交互、系統集成等技術層面，強調虛擬現實技術的多感性、沉浸性、交互性和構想性等特征帶來了創新體驗[17]。

3.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傳播展示技術。傳播展示是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最外在有力的形式，學界對傳播的主體、媒介、環境、效果和受眾等方面均有研究。學者們提出，要利用多感官技術捕獲非遺資源并生成新穎的文化內容，通過i-Treasures等網絡平臺進行傳播和教育，使年輕一代與優秀的非遺保持聯系[18]。有學者通過個案研究強調，要從政府主導政策扶持、大眾媒介詮釋引導、多媒體立體化傳播等層面加強非遺數字化環境建設[19]。還有學者發現數字媒介也存在蠶食非遺稀缺性和獨特性的可能，指出新媒體語境與活態空間建構的融通不夠，公眾對新媒體形態下傳播路徑的認同度還有待提高，建議增加傳承人媒介展現和流量集聚[20]。學者們剖析了數據庫標準化建設、資源共享機制和產業化路徑等多方面的問題，認為數字化展示要從傳統PC網絡平臺向移動智能平臺轉移，從社交網絡向公共文化平臺傳播，從虛擬影像向真實還原邁進，要充分發揮人工智能的精準性、分發性，通過線上線下聯動提升傳播效能[21]。

(三)非遺數字化傳承管理研究

非遺數字化傳承是一項綜合、復雜、系統的長期工程。當前學界在數字化傳承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管控和政策制度兩個層面。整體上看，增強行政部門的思想指導、過程管控和治理能力，才能使非遺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相統一。具體來講，非遺數據從采集到項目運營的整個生命周期，需要系統性、協同性與操作性的制度保障，才能將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1.非遺數字化傳承中的行政管控。發揮跨部門、多主體的協同合力，是建設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推進數字化管理的關鍵。學者們認為，提高非遺傳承工程效率與質量，可以利用數字化動態系統進行交互式管理，優化資源配置[22]。有學者提出，數字化管理尤其是檔案建設管理要遵循機制完善、規范安全和共享通用等原則，同時尊重知識產權、重視社會效益，從而滿足公眾需求和可持續發展[23]。對于行政管理中的難點，有學者認為，行政主體的積極性過高易誘發政府尋租行為，積極性不夠會導致非遺傳承項目贏弱，政府被動與主動的平衡點把握不好，會導致非遺資源的“公地災難”和“反公地災難”，建議在明晰產權設定、降低交易費用、完善風險防范機制等方面加強管理[24]。有學者立足于非遺社區保護的縣域實踐，探討在民間文化活動轉向公共非遺項目過程中，作為集體性主體的縣域行政機構、非遺專家群體和居民群體間的合作模式[25]。還有學者提出，以非遺為基礎的文化生態保護區不應受制于主流經濟理念，應跳出以GDP為中心的經濟發展示范模式，統籌整合保護區和行政區的規劃，使新型城鎮化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發展深度融合[26]。

2.非遺數字化傳承中的制度規范。健全的制度體系是非遺數字化傳承的重要支撐。當前學界關于制度體系的研究主要圍繞產權界定、權益保障和意識形態三個方面。在權益保障方面，學者們認為，要改變非遺傳承“重技術、輕文化”現象，加強制度建設，明確傳承人在數字化傳承模式中的權利地位；遵循非遺資源開發中“公權”與“私權”并存的法律屬性，在尊重非遺、還原非遺的基礎上，結合公法和私法來完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確保核心意蘊和技藝的產權認定、授權利用和交易監督等環節，在傳達文化價值和守護公共資源的前提下，維護交易利益和私權權益[27]。在產權界定方面，有學者提出傳統文化的本質屬性與現代知識產權的創新要求并不相融的現實，基于非遺產生的文化權利屬于集體人權，而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屬于集體產權，應構建集體產權(知識產權)和集體人權(文化權利)的雙重權利制度[28]。在意識形態方面，學者們認為，非遺傳承是社會記憶系統的重要組成，應建構社會集體價值認同的生產與再生產機制，加強傳統文化現代性價值取向和認同的實踐，從而夯實集體文化生活建構與維系的基石[29]。

(四)非遺數字化傳承應用研究

技術成果轉換和非遺數字形態產業融合，是學者們關于非遺資源數字化應用研究的主要內容。在數字化傳承工作中，合理配置資源，注重社會效應與經濟效益的協調，是學界關注的重點。

1.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成果轉換。在技術成果利用方面，學者們認為博物館應在文化實踐和表現形式的記憶工程中發揮主導作用，將非遺元素融入博物館的設計理念、媒介運用、建筑風格等層面，通過“在場”技術使非遺達到“跨越時空”的效果與感知[30]。有學者從信息視角梳理了非遺研究進展，提出要深度開發非遺數字資源，以契合國家構建文化傳播大數據綜合服務平臺的策略，并充分借助信息技術搭建跨文化傳播平臺，協同實施“一帶一路”戰略[31]。還有學者提出數字技術可以促進傳統文化產業的供給內容轉型升級，應契合網絡文化傳播的發展軌跡，注重內容質量、用戶增長與算法推送，把握數字經濟時代受眾的消費習慣和消費形式，傳統文化產業才能跨越城鄉間“數字鴻溝”，實現數字紅利和數字成果的轉換[32]。學者們還集中分析了技術迭更與場景替換在非遺搶救性保護和形式創新應用上的適用性和綜合效用。有學者以個案為例，提出AR技術主打的文旅融合形式，要開展數字文化內容衍生產品的研發與營銷，充分利用可沉浸式體驗、人機交互和三維建模等技術[33]。

2.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產業融合。數字技術的應用使得差異化生產和定制化服務成為可能，文化產業在“內容為王”的知識經濟領域和高經濟附加值的服務業中煥發出新魅力。學者們指出，非遺產業鏈條分散難以形成產業規模，需分門別類構建宜產型非遺產業評價體系，并利用數字技術構建文旅融合創新發展的新模式，要在尊重非遺自身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延伸文旅產業邊界、謀求多元化發展[34]。有學者以那不勒斯地區為例，基于價值凝聚和密度網絡共享的研究框架，分析了將非遺傳承納入智慧城市建設的社會效益和發展前景[35]。有學者提出將非遺數字化成果向可娛樂化和產品化轉換，從設計形式的娛樂化向產品文化內涵的知識化、趣味化發展，強化民族共同心理基礎上的文化認同感，幫助人們在互聯網時代的快節奏中實現“慢”生活的愿景[36]。非遺從傳統的存續語境進入新媒體環境，以商品形式活躍于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正以文化產品的身份成為“非遺—工業化制作—現代商業運營”新型產業鏈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部分學者特別關注鄉村非遺在城市化進程中的異化困境。有學者提出將鄉村非遺與科技結合，實現數字化創新應用，投入現代市場、打造文化品牌，使“文化復興、代際聯結和鄉村振興”三者融合，拉動農村經濟發展[37]。還有學者指出，要將民俗風情融入公共數字文化規劃中，打造特色小鎮，合力建設“美麗鄉村”，全面推進鄉村生態振興和產業振興[38]。

三、國內外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評述

(一)已有研究的主要成績

1.關于基本概念和理論體系的研究。學界就一些基本概念達成共識，盡管學者們各有側重，但都整體上把握了非遺從靜態搶救性保護到動態生產性保護的發展趨勢，強調了非遺傳承人和數字化活態傳承的關聯，肯定了數字技術在傳承中的重要作用。從數字化的戰略意義上看，非遺傳承背后是民族文化的根脈和基因，價值導向和現實關照同等重要，數字化傳承是回應大眾對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是非遺傳承工程中的重大理論創新。

2.關于數字化傳承的技術研究。學者們普遍認同“采集—轉換—展現”的技術路徑。在采集存儲上，倡導開放包容與專業標準并存，宏觀層面的規范與具體層面的拓展相結合；在形態轉換上，側重交互創新體驗與可視化模型建構，注重對“本真還原”的理性追求和語義設計層面碎片化的客觀認知；在傳播展現上，學者們強調既要重視非遺與現代社會文化因素的內在關聯，也要規避與傳統文化存續語境的割裂，增強非遺的吸引力與感染力，合理借助新媒體獲得全方位傳播和再生產空間。

3.關于傳承工程中的行政管理和制度規范研究。學者們普遍認同政府主導的行政保護機制與數字化動態管理，同時，也高度關注對行政主體和投資方積極性過高而誘發的風險研究，如傳承人話語缺位、數字化傳承流于形式、發展唯GDP論等問題要引起高度重視。在制度層面，由于數字化實踐先于立法，空白和爭議點較多，學者們一致認為，產權界定要多重考量，權益分配要細化均衡，意識形態要正向引導，在重塑文化認同和文化治理上還要進一步發力。

4.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應用研究。學界普遍贊同文化產業數字化的趨勢，提出要以數字經濟為動能、文化創新為核心，推進非遺數字化成果轉換和傳統產業結構升級。在成果轉換上，學者們認為，既要增強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非遺數字化展現率和模擬場景體驗感，也要協調數字技術同質化與數字文化需求多元化之間的矛盾。在產業融合上，認為要對非遺資源進行創造性轉換，公共服務與市場運營并重，強化地方經濟內生動力。

(二)已有研究的特點和局限

1.缺乏宏觀全局研究，偏向具體層面研究。許多文章依循“描述某地區或某類別非遺現狀及困境→數字化(保護/搶救/利用/傳承)對策”模式，有些選取了新角度，但未能深入展開。部分以“傳承”為主題的文獻，實際還是偏向個案的保護搶救與開發利用，有些對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內涵與外延未能深入把握。關于國家或全球范圍的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體系、數字平臺共享機制、產業基礎框架建設等研究不夠。

2.技術應用研究較多，非遺知識體系挖掘不足。學界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在技術應用層面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多，特別是采集存儲技術、形態轉換技術、傳播展示技術等研究較為成熟。但在非遺文化的知識體系、價值體系等方面的研究和挖掘還有待加強，對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中的理論支撐、價值導向和方法論挖掘不深。

3.重數據歸檔與建庫研究，輕傳播路徑與效果研究。當前研究在資源采集、數據庫構建、歸檔分類等方面成果較多，圖書館和檔案管理領域較為突出，但對共享標準、傳播路徑和受眾效果研究不夠。雖然也有學者從傳播學、社會學等學科闡釋了文化主體與權益，受眾范圍與效果的關系，但研究還需加強。

4.多產業融合與經濟效益研究，少文化效益和過程管控研究。為了挖掘非遺數字化傳承經濟價值和社會效應，非遺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成為當前學界研究的主流方向。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的過程管控，學界關注的不多，在行政主體、科研機構、企業平臺或其他社群力量的協作整合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

(三)已有研究的方法論啟示

學者們關于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研究并不局限于單一視角，學界已有研究在本領域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如下“四重關系”。

1.技術理性與人的發展的關系。技術理性貫穿于人類活動的始終，但人類并不單純追求其工具價值，相反，它是人類智慧和能力發展的重要表現，因而技術活動必須要遵循人和物的雙重尺度。數字技術始終是為人的發展和社會價值而服務的，切忌將非遺數字化傳承異化為“純技術”，如果“真實還原”流于技術形式，而缺少文化傳承的溫度和情感，將事與愿違，弊大于利。

2.數字傳承創新與文化消費的關系。處理好“需求側”的數字文化消費與“供給側”的非遺數字化傳承創新的關系，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一方面，共享平臺構建與非遺數據管理是需求與技術的長期耦合，是優質傳統文化的存量資源與新興數字技術的增量資源的不斷融合；另一方面，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應尋求文化消費圈層的不斷裂變，堅持優質內容的創作與傳播，從而獲得大眾堅定的情感認同和消費支持。

3.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與文化產業數字化的關系。非遺數字化傳承離不開公共文化服務和文化產業發展的相輔相成，要堅持社會價值與市場價值相統一，經濟效應服從社會效應。繁榮發展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需要構建現代化產業鏈和價值鏈，優化投資結構和消費結構，引導文化市場的良性循環。

4.行政主導與傳承主體的關系。若按照傳統縱向分權的管理架構去開發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在多重“委托—代理”鏈條上會存在信息不對稱和以政績為主的導向，而導致傳承主體參與不足，在非遺數字化傳承中缺乏話語權和表達渠道等問題。因此，正確認識以及處理好兩者關系，才能形成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良好局面。

四、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展望

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法》《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等頒布與實施，全社會掀起了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研究和建設熱潮。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了2035年建成文化強國這一戰略目標，并提出了對非遺進行系統性保護和實施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的要求，這就需要我們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數字化變革的機遇，以鮮明的問題導向和新的發展理念，推動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和發展的新格局。

一是在基礎研究層面，構建非遺數字化傳承的知識理論體系。適度借鑒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的成熟經驗，挖掘和建立非遺的知識體系和價值體系，深入詮釋非遺數字化傳承的深刻內涵和戰略意義，進一步形成非遺數字化傳承知識共同體，拓寬非遺數字化傳承研究視野，既要重視“一帶一路”等文明交流互鑒活動對中國非遺數字化傳承工程的影響，也要致力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數字化形式推向世界，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將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

二是在技術層面，增強數字技術在高質量文化供給上的支撐作用。首先，深化文化大數據體系和文化產業數據管理的研究，建設數據集聚共享平臺，形成流動融通的數據鏈，增強文化數據安全服務，發展以非遺數據驅動的新業態新傳承模式。其次，拓展數字化賦能的非遺場景，借助云拓展、流量式的全媒體傳播與寬泛多元、互動沉浸的文化數字應用場景，引導數字內容從“娛樂有趣”向“知識價值”轉變，將非遺融入大眾數字文化生活。最后，探尋非遺傳承的數字權益均衡機制，結合技術媒介特質、項目孵化程度和應用模塊個性等要素，解決數字空間中非遺傳承主體的失語缺位、非遺與原生文化環境的斷裂漂移等問題。

三是在管理層面，夯實非遺數字化傳承的制度建設和過程管理。首先，私權保護和公權保護并重，以正式制度縱向銜接兩者，行政主體管控非遺傳承鏈兩端，中間環節由私權保護，適當引入第三方獨立監管機構。其次，創建差異化傳承模式，從數字化傳承的交易費用考慮，在傳承項目級別、項目建設周期和項目成本構成等維度確定數字化傳承匹配模式。最后，加強傳承過程管控，建立非遺數字化傳承事前規劃、事中監管、事后評價的工作機制，推進不同權益主體的良性溝通與合作共建，增強風險和防范意識，規避各種外部風險。

四是在應用層面，切實推進文化產業數字化戰略。一方面，倡導非遺數字化傳承與數字經濟接軌 ，關注數字經濟格局下的文旅融合，關注云游非遺、非遺直播、非遺數字產業園等新型業態，注重產業鏈規劃與布局，引導非物質文化市場的良性循環，保障文化產業數字化的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健全現代文化產業體系，加快非遺數字化產業布局，推進非遺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激發文化創造活力，強化文旅扶貧和文化消費扶貧，帶動地方從輸血到造血的特色文化產業發展，彌合農村與城市的數字化發展鴻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