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民說到新青年：傳統主體間交往關系的轉變

閆虹玨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上海 210620）

在傳統社會里，個體通過同心圓式的家國一體社會結構逐漸完成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身份轉換，而現代國家建立的理論假設是：每個個體存在的初始狀態是彼此分離、絕對平等、絕對自由，當這些“原子”進入到社會時，傳統的鄉約、禮法制度、家族訓誡等都失去了效用，個體依據契約精神形成陌生人的聯合體，法治成為處理現代主體間關系的恒常準則。

如何重構現代主體間關系，完成從傳統禮法社會向現代法治國家的轉變，是近代以來橫亙在國人眼前的實踐難題。梁啟超以“新民”說嘗試改造傳統儒家的群己觀，通過引入權利觀念，將個體權利伸張與國家意識的養成相關聯，“原子”式的個體呼之欲出。新文化運動以國民思想改造為目的，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兩面大旗，塑造了代表現代個體生存狀態的“新青年”形象，極大地推進了傳統主體間關系的轉型，隨著現代教育制度的推行和新興城市崛起，現代國家所需要的主體間交往形態初見端倪。

傳統社會差序格局下的主體交往關系

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是以家庭為基點，通過血緣宗親等既存關系的多重組合，形成同心圓式的家國一體社會網絡，并以倫理綱常為準則規范主體間交往形態。

首先，人倫關系是傳統主體交往的基礎。傳統社會，作為個體社會關系的原點，家庭不僅承擔繁衍后代的任務，也是個體完成從自然人向社會人轉化的起始階段。儒家認為，家庭生活是個體的原初狀態，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愛是人性（“仁愛”）的自然流露，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人性至善最原始質樸的表現。不僅如此，建立在血緣宗親關系上的天然等級序列為個體社會交往提供了極好的范例，可以幫助個體順利完成從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身份轉換，換言之，在主體交往中，如果人人都能以“孝悌”之心對待他人，則主體間交往呈現和諧有序的理想狀態。

其次，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是傳統主體交往的基本模式。盡管個體可以參照家庭關系進行主體交往，然而社會并非個體原生家庭的簡單疊加。如何以家庭為原點，順利完成社會身份轉換？和墨子提倡的不分等級貴賤親疏的“兼愛”不同，儒家在身份轉換過程中強調“愛有差等”：仁愛因對象不同而表現不同，同樣地，人們的地位有高下尊卑，義務有大小不同，每個人依據他在血緣關系中的位置及序列，相應地有不同的責任和義務，表現為一個由內向外，由親到疏層層外推的社會交往模式。費孝通先生形象地比喻為同心圓式的差序格局，借助差序格局，個體得以建立主體交往關系網，順利完成從家庭到社會的身份過渡。

第三，長者為尊，士為先導是傳統主體交往的核心理念。從家庭中父母子女的關系出發，主體間交往不僅表現為長者為尊，也表現為傳統社會“士”階層負有“教化子民”的特殊義務與責任?？鬃泳驼J為，由于現實的個體大部分都受限于私欲，耽于享樂，需要教化和引導，實際上只有少數人能夠遵從“仁”的原則，成為品德高尚的人。這些少數人就被推舉出來做社會管理者，不僅管理具體的社會事務，最重要的是通過道德教化，引導普通民眾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

概而言之，在傳統社會里，主體間交往始終處于血緣宗親關系網中，傳統交往形態中既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獨立的個體，也不存在現代社會的主體交往關系，《桃花源記》中的眾生交往樣態只是農耕時代國人的夢想而已。

梁啟超的“新民”說

在近代中國，波瀾壯闊的政治革命同時伴隨著國民性改造運動，前者從政治角度關注中國政治結構的變革；后者從文化角度對國人的生存樣態進行反思。身處強敵環伺的時代格局中，國人逐漸意識到，沒有一個全新的“人”，即使已輸入西方先進的技術與制度，中國還是不能改變積弱敗北的劣勢。重構傳統主體間關系，完成從傳統禮法社會向現代法治國家的轉變，是中國社會轉型的重要一環。

梁啟超的《新民說》突破了傳統束縛，初步設想了現代國家要求的主體間性基本內涵。在《新民說》中，梁啟超塑造了一個崇尚自由、平等，懂得自尊，捍衛天賦權利，具有公德心和進取心等等品質的“新民”形象，初步構建了現代主體間關系的輪廓，受到時人的推崇。

從進化論角度出發，梁啟超以為，人類社會之所以存在至今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人能群，群體可以將松散的個人凝聚成強大的力量，國家就是最大的群體。梁啟超批評了傳統“天下”觀念，認為當今世界，所謂“天下大同”的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近代世界格局正是各為其國爭利的時代，各民族皆以自存為根本，中國要圖存保種，必須在國民中培養新的國家觀念，否定傳統的忠君和大一統思想。

梁啟超接著指出，現代國家意識的養成和個體的權利意識的培養密切相關。梁啟超將國家觀念和個體權利意識的關系比做大樹與樹根，個體具有明確的權利意識，才能懂得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國權。他呼吁要喚醒普通民眾的權利意識，培養民眾自由獨立的人格，使每一個人意識到“我”所擁有的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懂得個體自由的可貴。

由個體的權利意識和自由觀念，梁啟超又導出了現代法治理念。梁啟超認為，“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篂E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則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為他群之奴隸，夫復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自治是自我克制、自我負責的表現，是借秩序而求自由，借法律而伸權利，因而自治是高度自由的體現。梁啟超以為，中國人向來缺乏自治精神，做事自由散漫，彰德治而貶法治，和現代民主精神相差很遠，因而身為當代之國民，要求一身之自治，要求一群之自治，以法律為準繩，其天賦權利才能得到伸展。

通過引入進化論思想，明確現代國家內涵，重新界定個體的原初狀態和主體間關系準則，梁啟超塑造的“新民”形象否定了傳統社會里個體從家庭生活自然過渡到社會生活的可能性，從而個體身份的轉換進程出現了斷裂。然而，正是在這種斷裂中，現代意義上的原子式個體已經呼之欲出了。

新文化運動中的“新青年”形象

自從梁啟超提出“新民”說以來，塑造新的國民形象逐漸成為熱點話題。1915年陳獨秀在其創建的《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敬告青年》一文，將近代中國面臨危難的根源歸咎于傳統思想觀念，號召國人與傳統決裂，做全面接受西方價值觀的“新青年”，“新青年”形象成為當時啟蒙思想家著力刻畫的個體影像。

“新青年”形象首先是從解構傳統社會結構及其附著的主體間關系開始的。陳獨秀以進化論為武器，以近代西方價值觀為標桿，判定延續千年之久的文化傳統一無是處：傳統忠孝思想培養的是唯唯諾諾的奴才；法先王的歷史觀致使封建專制延續了千年之久；禮讓退隱的習俗使國人懦弱不堪，不思進取，安于現狀；閉關鎖國的政策致使中國遠離世界發展潮流。他為此大聲疾呼：“事之無利于個人或社會現實生活者，皆虛文也，誑人之事也。誑人之事，雖祖宗之所遺留，圣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陳獨秀的一番話道出了當時銳意改革的知識分子的心聲，吳虞、魯迅、胡適、蔡元培等著名學者，雖然在言辭表述上有所差別，但都奉行不破不立原則，對中華傳統持決絕的否定態度，曾經代表中華文明的思想、文字、民風民俗現在都被冠以落后愚昧的稱呼，受到肆意鞭撻。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文章中，文人墨客所描繪的田園詩歌般美好的鄉村透著丑陋和猙獰；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阿Q”、拿革命黨人的血來治兒子肺病的華老栓代表著傳統價值觀塑造的畸形變態的個體。曹禺的《家》《春》《秋》堪稱解構傳統家庭和家族的典范。在“新青年”們的眼里，個體所賴以依存的傳統社會結構已然腐朽不堪、分崩離析。

其次，“新青年”形象是在廢墟上崛起的舶來品，掙脫傳統觀念束縛的個體首先要求絕對的個性自由，胡適翻譯了美國作家易卜生的名作《玩偶之家》，他盛贊書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為追求男女平等和人格獨立不惜解除婚約，拋棄優越的生活條件離家出走的勇敢行為，一時之間“娜拉”和“娜拉出走”成為青年人效仿的偶像。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古典自由主義的觀點，個性自由常常和政治理念相關聯，表現為爭取和保障個人權利的政治自由，但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個性自由更多的表現為個體對自我現實狀態的關照，表現為擺脫傳統思想束縛后隨性而為的刻意之舉。

第三，有別于儒家“愛有差等”的差序格局，新文化運動的學者們引入人道主義思想，試圖構建一個突破階級隔閡、身份平等的社會關系網。他們一方面借助人道主義思想批判傳統人性論，反對封建專制對個性自由的壓制，另一方面他們大力宣傳博愛思想，希望用無差別的博愛思想來重構主體交往形態，改變以血緣宗親為紐帶的人身依附關系和不平等的社會現實。受到人道主義思想的影響，無數青年人與原生家庭脫離關系，要求婚姻自主，追求男女平等，并走入工廠、農村，開展平民化運動。雖然沒有使“平等”成為現實，但深刻影響了一代人，平等意識從此烙印在國人的心中。

最后，作為保障個性自由的外部條件，“德先生”（民主）被推舉到形上之域，成為現代化的主要表征，使得這一本來在古典自由主義辭典中純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屬性，因而泛化為改造傳統社會結構、推動社會進步的利器。新文化運動中，“德先生”被看作打破傳統主體交往形態，構建平等交往關系的政治保障，學者們不遺余力地宣傳民主思想，呼吁國人關心社會公共生活，參與國家事務；主張實施民主制度，以法律為手段實現社會公正和平等。

從提出新民說到塑造“新青年”形象，近代以來國人的努力極大地推進了傳統主體間關系的轉型，自由、平等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和重視，激發了普通民眾參與社會和政治活動的熱情，為隨后漸次展開的社會革命做了思想鋪墊。然而，通過否棄傳統、脫離原生家庭的方式，完成個體從自然狀態向社會狀態轉換，隱含著自我認同的割裂，實際上加劇了個體多重身份轉換之間的矛盾，以致在后來的很多文學作品中都能夠看到“新青年”們內心的掙扎和彷徨，這也是近代主體間關系構建進程中留給后來者的待解難題。

注釋

[1]梁啟超，新民說，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02-103頁。

[2]陳獨秀，陳獨秀著作選，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