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學解讀

朱建田

(廣州工程技術職業學院， 廣東 廣州 510075)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從宏觀制度視角研究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極少發掘內蘊其中的生命政治學意義。在生命政治學日漸成為顯學的今天，有必要回溯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學之維——這不僅是激活馬克思解放哲學之當代意義的新契機，也是檢省當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學何以走向主體主義和倫理主義的理論新支點?；诖?，筆者以《資本論》第一卷為核心研究文本，對馬克思資本批判的生命政治學意蘊作出初步闡釋，并使之與當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學作一理論“照面”，借以顯明“回到馬克思”之于當代資本主義生命政治批判的理論必要性。

一、資本權力對勞動者的吸納與規訓

當代生命政治學的肇創者?？?Michel Foucault)說：“如果不把肉體有控制地納入生產機器之中，如果不對經濟過程中的人口現象進行調整，那么資本主義的發展就得不到保證?！盵1]101資本權力如何配置生命以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正是?？律螌W的理論聚焦點，他沿此而開掘出的資本主義治理術，為觀照資本邏輯的現代布展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不過，?？聦Y本權力的布展雖有深刻洞察和生動闡釋，卻失察于對資本權力何以配置工人生命的前提追問，其生命政治學也因此而缺少了針對資本的批判張力，甚至不自覺地成了一種為資本統治合法性“背書”的意識形態。與?？虏煌?，馬克思沒有駐足社會生活的合理化表象，而是深入資本權力轉化為生命權力的內在機理中探究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前史”，并以此展開對資本權力壓制工人生命的反人性本質的批判，進而開掘出一種否定性的生命政治學。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如是指出：國民經濟學的眼中只有工人，因為工人對于資本來說是一種可以生產利潤的商品；至于小偷、騙子、乞丐、失業者等，則是“國民經濟學領域之外的幽靈”，這些人只是“醫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2]170-171。國民經濟學作為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它只關心利潤，因此它的眼中只有工人，問題是：工人為何會被納入資本的權力結構中創造利潤？小偷、騙子、乞丐等又為何會成為游離于生產體系之外的“幽靈”？只關心利潤的國民經濟學自然不會關心此類問題，但對馬克思來說，這是認識資本主義的前提性問題，因為資本家與工人、法官與小偷、乞丐管理者與乞丐之間體現了資本型塑社會關系的權力本質，而要洞悉此種權力本質，須對勞動力何以成為商品進行理論追問，并追問資本何以能維持對勞動的統治權。

資本主義生命政治得以確立的前提條件是勞動力成為商品并進入生產過程。誠如維爾諾(Paolo Virno)所言：“要想理解‘生命政治’這一術語的理性內核，我們應該從另外一個概念開始，一個來自哲學觀點的更為復雜的概念：勞動力(labor-power)的概念?！盵3]104勞動力也即勞動能力，被馬克思賦義為“一個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4]195，勞動力內含的生產潛能使其成為資本獵獲的對象；而勞動力成為商品的前提條件是勞動者能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勞動力，同時勞動者除了擁有勞動力這一唯一的“財產”外又自由得一無所有——他要謀求肉體的生存，除了出賣勞動力別無他途[4]195-196。為使勞動力成為商品并進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資本家的“首要工作”就是對勞動者之“自然共同性”即公有土地等自然資源的剝奪并使之資本主義私有化。馬克思說：“剝奪人民群眾的土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而剝奪的方式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4]873，剝奪的結果則是“土地與資本合并，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4]842。喪失土地無以為生的無產者進入城市，借由出賣勞動力而進入生產領域，于是貨幣所有者變身為資本家，無產者則淪為“資本家的”工人，二者之間形成一種以資本支配權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于是生命政治的最初景觀出現了：“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盵4]205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維持的條件之一是獲得可供剝削的充足勞動力(勞動者)，于是又一種生命政治景觀出現了：制造相對過剩的工人人口。馬克思說：過剩的工人人口是資本積累和財富生產的產物，也是資本積累和財富生產的杠桿，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維持的重要條件[4]728。過剩的工人人口為資本增殖提供“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4]729，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制造出的獨特“人口規律”。對于工人來說，這種人口規律具有特別消極的生命意義：其一，它是工人在成就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產生的自反性后果，即過剩人口是工人自身生產的產物，它異化為工人的對立物，隨時可能導致工人跌入“產業后備軍”。其二，它導致了就業工人與失業工人之間的惡性競爭。就業工人通過過度勞動來確保自己的工作，從而擴大了產業后備軍的隊伍；產業后備軍通過競爭又增大了就業工人的壓力，迫使其從事過度勞動并聽從資本的擺布。其三，它破壞了就業工人與失業工人的聯合，不僅使勞動反對資本的可能性大為降低，同時也為資本家更殘酷地剝削工人創造了條件。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人口規律在成就資本積累的同時也造成了貧困的積累，他說：在一極是資本家財富的積累，在另一極則是無產者“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和道德墮落的積累”[4]744-745。人口規律是工人生產的自反性后果，國民經濟學把其視為 “看不見的手”合理調節的產物，這當然是國民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妄語，馬克思告訴人們：這個規律的作用范圍被“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一旦出現妨礙產業后備軍建立的情況，資本家就會“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人口規律——引者注)發揮作用”[4]736-738。由此可見，人口規律雖然獲得了自然必然性的表象，實則是資本權力運作生命政治的結果，其價值在于為資本增殖提供“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4]729。

除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外，資本剝削勞動的順利實現還有賴于勞動對資本的馴順。?？抡J為：當肉體被經濟地使用時，它作為一種生產力而受到權力的干預，因為它只有被權力所控制和征服，才能成為一種生產力；當肉體既保有生產力同時又被馴服時，它才變成一種有用的力量[5]27-28。在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中可以看到，資本權力對工人生命的規訓也遵循了“肉體被經濟地使用”的生命政治原則。在論及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勞動協作時，馬克思指出：“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這種管理職能作為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質?！盵4]384資本的管理職能主要有二：一是為“盡可能多地生產剩余價值”而管理生產過程，二是對生產資料的“合理使用”進行監督。與此相應，管理職能也發展出自己的專制形式，即把原先由資本家執行的管理權力交由專門的生產管理者行使，于是資本主義生產就成了在“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工業上的軍士(監工)”指揮下的生產[4]385。在論及機器大工業生產時，馬克思說：“工人在技術上服從勞動資料的劃一運動以及由各種年齡的男女個體組成的勞動體的特殊構成，創造了一種兵營式的紀律?！盵4]488這種兵營式紀律作為一種完整的工廠制度，形象地體現為“工業軍士(監工)”與“工業士兵(勞工)”之間管理與被管理的關系。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政治上追求分權制，在生產中卻奉行獨裁制——用監工的罰金簿取代奴隸監督者的鞭子來實現對工人的專制，從而形成一種獨特而有效的管理奇觀：在一切都簡化成罰款和扣工資后，工人的犯法也許比守法對資本家更為有利了[4]488-489。在兵營式紀律面前，工人成了現代奴隸制的生產工具，成了?？滤f的馴順于資本的身體，“肉體被經濟地使用”的原則在工廠制度中得到了“完美的”實現。

二、資本奴役下的勞動者淪為“赤裸生命”

馬克思說：“工人是以出賣勞動力為其收入的唯一來源的，如果他不愿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盵2]717由此可見，“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只是資本主義物化結構呈現的假象，勞動與資本之間實乃一種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依附性關系。勞動對資本的依附不僅源自資本的嗜血本性，而且在生產中進一步強化和確證了這一本性，《資本論》如此寫道：“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盵4]269資本對勞動的“吸血”體現了資本主義“在社會、肉體、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隸制”[4]282本質，其所導致的生命政治后果就是工人的肉體生命、精神生命和社會生命遭到異化和摧殘，工人淪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赤裸生命”。

與肉體生命的摧殘相伴而生的是精神生命的異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著作中，馬克思以“自由自覺的勞動”申張人的“類本質”，批評資本主義異化勞動奪去了人的“類生活”，使人的“精神本質”同人相異化[2]163。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通過“死勞動”奴役“活勞動”致使“活勞動”變成“死勞動”的事實，對工人精神生命的異化作了深刻揭示。在馬克思的資本批判語境中，“死勞動”即指資本，活勞動即指工人的勞動；所謂“死勞動”奴役“活勞動”，就是資本借由對“自然共同性”的剝奪，使工人在進入勞動過程之前就已經先行地從屬于資本了。因此：其一，工人的勞動一開始就不屬于自己，而是隸屬于資本，是在資本的安排和規制下展開的，它表現為一種異己的強制，毫無“自由自覺”可言。其二，工人的勞動成果不僅歸屬于資本，而且“成就”資本，即轉化為進一步奴役工人的資本，因此工人的勞動成了反對自己的對象化勞動[8]102。這就是資本這一“死勞動”對工人這一“活勞動”的統治。由于勞動過程和勞動產品成了工人的對立物，“自由自覺的勞動”完全喪失了，工人的“活勞動”變成了“死勞動”，由勞動所確證的精神生命本質也因此而徹底喪失了。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借由機器統治工人的事實作了深刻揭示：工人的“活勞動”就其本質而言在于其自由自覺性，然而在機器大工業中，工人與作為生產工具的機器一并隸屬于資本，因此工人并非生產的主人，機器也并非工人的生產工具，工人與機器不過是同為資本的生產工具。非但如此，隨著機器在生產中日益發揮主導作用，工人連形式上的生產主體地位也喪失了——工人不僅被機器貶黜為生產過程的“旁觀者”，而且被當作“活的附屬物”并入到機器中，成了機器的生產工具[4]486。由此，資本主義生產使工人淪為雙重的生產工具，即資本家的生產工具和機器的生產工具，工人在生產中全然成了“死勞動的一個有意識的器官”[8]354。工人失去了精神上的自我，但更為不幸的是，他要在維持肉體的生存中主動接受并適應資本的奴役，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描繪的“幻肢現象”[9]117——盡管身體已殘卻仍習慣性地意欲支配殘軀的意識已然成了工人精神生命異化的現象學隱喻。

肉體生命的摧殘和精神生命的異化表征了工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作為“赤裸生命”的生存狀態。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認為：“在西方政治中，赤裸生命有著特殊的存在之特權：通過排除赤裸生命，人之城就得以建立了?！盵10]11在馬克思的資本批判中可以看到，現代資本主義正是借由對工人這一“赤裸生命”的吸納性排除而確立起屬于資產階級的“人之城”的。馬克思對工人“赤裸生命”的生存狀態有如是論述：無產階級是“一個并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因為他們遭受“普遍苦難”和“普遍的不公正”，他們的生存表明了人的“完全喪失”[2]16-17。工人作為“赤裸生命”是被資本權力以吸納性排除的方式造就的，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經濟上，資本權力通過對“自然共同性”的剝奪，把工人吸納進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并使其淪為一種“會說話的工具”即一種非人的存在?！顿Y本論》如是指出：在國民經濟學眼中，不僅工人之外的小偷、騙子、乞丐等被視為一種非人的存在，就連工人——這個“資本—土地—勞動”聯盟中的“第三個同盟者”，也只是“一個幽靈”“一個抽象”，一個“借以實現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非社會的人”[11]923。二是在政治上，資產階級通過對自由、平等、博愛的意識形態塑造，把無產階級拉進民主革命的陣營，卻在取得政權后把其置于資本統治之下。因此，所謂自由和平等，不過是資本家在“天賦人權的伊甸園”中自由地和平等地剝削勞動者的權利。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在論及現代政治時指出，自由和平等作為構建共同體的價值標尺，被特權者所虛名化并反復制造出來，以誘迫大眾進入共同體并使其成為一種“無分之分”的存在——被吸納性地排除于共同體之外的一種有名無實的存在[12]22-23。從馬克思的資本批判可以看出，無產階級被吸納進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卻又被排除于資本主義權利結構之外，成了朗西埃指稱的“無分之分”和阿甘本賦義的“赤裸生命”。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當無產階級被貶黜為“赤裸生命”時，其生命的社會本質也就被徹底抽空了。

三、回歸生命本質的階級邏輯與生存美學

作為“無分之分”和“赤裸生命”的無產階級，如何從資本主義的生命政治中解放出來，以實現生命本質的“完全回復”？對此，可借由朗西埃和阿甘本等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生命政治學來觀照馬克思的“解決方案”。

在提出“無分之分”的朗西?？磥?，無產者(泛指窮人)主體地位的喪失源于“治安結構”對“社會身體”的“錯誤計算”，即無產者未被平等地納入“治安結構”，因此無產者“重新主體化”的實現路徑就是“重新計算”。所謂“重新計算”，就是揭示“治安結構”的“錯誤計算”，借以重新發現無產者的主體地位，從而使無產者從“無分之分”變成“有分之分”[13]113。朗西埃以“治安結構”取代政治國家，以“重新計算”來達成“有分之分”，問題是：其一，解決由政治權力導致的生命政治后果，能夠回避政治國家嗎？其二，身份普泛的“無產者”(窮人)如何對自己作“重新計算”并借以達成意欲的結果？在巴迪歐(Alain Badiou)等堅持階級政治的人看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巴迪歐認為，朗西?！跋矚g用‘社會’或者‘治安’來取代國家”，“喜歡用幽靈般的大眾來反對無名的國家”，這不過是一種政治虛無主義的話語策略罷了[14]108。的確，當無產者被賦義為一種沒有階級內涵的“大眾”時，反對生命政治的斗爭必將走向倫理主義一途，這在阿甘本關于“赤裸生命”的生命政治話語中得到了同樣表達。在阿甘本看來，抵抗“至高權力”的統治必須依托于作為自由載體的身體及其內蘊的“潛能”，使“潛能之身”成為拒斥政治權力的“任意的獨體”，成為抵抗主權國家的“真正的敵人”。阿甘本雖然不像朗西埃一樣回避政治權力，但是，寄希望于“潛能之身”對政治權力的精神拒斥來獲得生命的圓滿，不過是表達了一種面對權力無能為力的末世論心態，其結果必然是走向政治非行動主義。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對此有一個貼切的評論，他說：阿甘本的“潛能政治”不是一種解構政治制度的邏輯，它沒有展示斗爭和抵抗的真正可能性，相反，它通過一種“本質主義的統一”終結了斗爭和抵抗，因此“潛能政治”的最終指向就是政治虛無主義[15]12-13。在當代西方左翼生命政治學中，除朗西埃和阿甘本外，維爾諾的“不合作主義”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出離策略”等，無不以“諸眾”之名圖繪出一種回避政治斗爭的生命政治景觀，并因此而像朗西埃和阿甘本一樣萎落為一種主體主義的倫理申說。

與批判生命政治卻回避政治斗爭的朗西埃、阿甘本等人不同，馬克思把反對資本統治的階級斗爭視為無產階級回復其生命本質的根本途徑。從無產階級作為人的生命本質的完全喪失來看，資本權力借由對“自然共同性”的剝奪，把無產者吸納進生產體系中并對之展開規訓和剝削，從而導致無產者肉體生命受摧殘、精神生命被異化和社會生命遭褫奪，無產者作為人的“類生命”徹底淪喪于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中。馬克思指出：“自我異化的揚棄同自我異化走的是同一條道路”[2]182，即無產者要復歸其自由自覺的生命本質，就必須推翻資本權力的統治，把生命從異化勞動中解放出來，這就需要訴諸現實的革命運動。早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明確指出，無產階級生命本質的“完全喪失”根源于私有制，要實現生命本質的“完全回復”就必須否定私有制；《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則指出，對私有制的揚棄即是對人的異化的揚棄，也即“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共產黨宣言》則把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概括為一句話，即“消滅私有制”。眾所周知，《資本論》及其手稿是對無產階級革命的政治經濟學論證，其中關于無產階級生命萎落的大量論述，從本文前述《資本論》的多處引文中可見一斑?？梢哉f，貫穿馬克思理論生涯的核心主題，就是在批判資本中申張人，尤其是申張無產階級自由自覺的生命本質，而批判資本從來都是指向消滅資本的。馬克思之所以直面資本權力，把“人性的復歸”訴諸革命運動，是因為他把生命政治植根于勞資對立的階級邏輯中。馬克思說：“無產和有產的對立，只要還沒有把它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它還是一種無關緊要的對立?！盵2]182這表明，只有把無產者和有產者的對立理解為勞動和資本的對立，才能找到無產者生命萎落的真正根源，從而找到無產者生命回復的正確途徑。馬克思指出，資產者及其意識形態家總是抽象地談論人口和人權，殊不知享有人權的“人口”只是資產者，如果不對人口作階級的分析，人口概念就會“成為一個抽象”，無產者就會陷入抽象人權的意識形態迷霧[8]24。正是基于對資本主義“人口學”和“人口規律”的深刻洞悉，馬克思把對資本主義生命政治的批判建立在階級邏輯的基礎上，并由此開掘出一種拋棄了階級政治的生存美學。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生命政治所導致的人的生命本質的“完全喪失”，將在鏟除私有制和階級政治的“自由人聯合體”中得到“完全回復”，即人獲得全面自由的發展[16]53。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就是人在體力、智力和精神上的自由發展，是人的自由自覺的生命本質的真正實現[17]435。這是一種馬克思所說的在克服私有制所造成的“異己的現實”之后，人以作為“完整的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質的生存狀態[2]189。在這種生存狀態中，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更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從馬克思賦予勞動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意義看，這樣的勞動不僅克服了階級的狹隘性，而且真正成了人的“生命的表現和證實”，是人“按照美的規律”創造生活，實踐“在大地上詩意地棲居”的生存美學。這是一種生發于階級邏輯卻揚棄了階級政治的生存美學，它與當代西方左翼學者以“內在性”為表征的生存美學有著本質的區別。德勒茲(Gilles Louis Réné Deleuze)說：“一個生命，就是內在性的內在性，就是絕對內在性；它是徹底的權力，它是徹底的美麗?！盵18]385這是一種訴諸生命力(power of life)并以精神的方式抵抗權力的生存美學，在當代西方左翼批判理論中頗具代表性，譬如阿甘本的“形式生命”和晚年?？碌摹熬裥逕挕钡?，皆把擺脫權力對生命的規訓寄托于生命的內在性力量上。這是一種純粹主體主義的生存美學，是主體形而上學在當代的生存論表達，它不觸動現實政治，從而也使自身成為非現實。與此不同，在馬克思那里，從“自由人聯合體”中綻露出來的生存美學，經歷了一個“變革現存世界”，即消滅私有制和消滅異化勞動的革命過程，因而獲得了一種堅實的歷史邏輯作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