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點追蹤成像技術評價法洛四聯癥患者右心室功能的價值及右心室功能影響因素分析

張 帥，劉 蕾，樊 迪，陳嬌陽，任 哲，賀新建

（河北省兒童醫院超聲診斷科 河北省小兒心血管重點實驗室，河北 石家莊 050031）

法洛四聯癥（Tetralogy of Fallot，TOF）是常見的發紺型先天性心臟病，在活產兒中平均發病率約0.356‰[1]。自1954 年報道了第一例開胸行TOF 修補術，幾十年來心臟外科手術不斷進步，大部分TOF術后患者近期預后良好，然而不同的手術方式及術后血流動力學異常等因素會影響患兒右心室功能[2]。目前臨床評價TOF 右心室功能的金標準為心臟磁共振成像（Cardiac MR，CMR），但CMR 耗時長、價格昂貴不宜長期隨訪，且小齡患兒心率快，心臟偽影嚴重，而超聲心動圖相對便捷、省時、可重復性好，已有研究證明斑點追蹤成像技術（Speckle tracking imaging，STI）在右心功能評價方面具有較高的應用價值[3-4]。本研究目的在于應用STI 技術評價TOF 術后早期右心室心肌整體應變的變化特點，并研究TOF 患者術后早期右心室功能的影響因素，以尋找右心室功能靈敏的超聲檢測手段。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7 年6 月—2021 年6 月本院門診TOF患者48 例，其中男25 例，女23 例，年齡4 月至5歲，平均（2.04±1.19）歲。TOF 患者不合并肺動脈瓣缺如或肺動脈瓣閉鎖，均行經正中開胸手術根治，其中跨瓣環補片者25 例，非跨瓣環補片者23 例。TOF術后患者排除標準為：①三尖瓣重度關閉不全；②肺動脈梗阻（壓差＞30 mmHg）；③殘余分流；④右心內安裝起搏器；⑤右心室和肺動脈之間采用帶瓣人工外管道相連。

選取來我院健康體檢的兒童50 例作為對照組，其中男26 例，女24 例，年齡3 月至5 歲，平均（1.53±1.76）歲，經體檢、心電圖及超聲心動圖檢查證實無心肺疾患。本研究經我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了知情同意書。

1.2 儀器與方法

采用Toshiba ArtidaSSH-880CV 超聲診斷儀，探頭PST-30BT、PST-50BT，頻率3～5 MHz，同步連接心電圖。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測定：患者取左側臥位，于四腔心切面測量右心室面積變化分數（Fractional area change，FAC），M 型超聲測量三尖瓣環收縮期位移（Tricuspid annular peak systolic excursion，TAPSE），組織多普勒測量右心室游離壁三尖瓣環收縮期峰值速度（S’）、右心室心肌做功指數（Right ventricle index of myocardial performance，RIMP），大動脈短軸切面測量肺動脈分支角度（左肺動脈與主肺動脈夾角）。

斑點追蹤參數獲取及分析：獲取52 名TOF 患者術前、術后1 月、術后6 月、術后1 年及50 名正常兒童各3 個心動周期動態圖像并儲存至機器硬盤，動態圖像包含四腔心切面及右心室兩腔心切面。調取上述兩個切面圖像，啟動2DT 軟件分析，剔除因胸廓畸形造成圖像質量差的4 名患者，最終獲得48名TOF 患者及50 名健康兒童右心室四腔心、兩腔心整體縱向應變及右室整體縱向應變（GLS4、GLS2、RVGLS）并導出至移動硬盤。

重復性檢驗：隨機抽取10 例受試者超聲圖像，同一觀察者間隔1 周重復測量斑點追蹤應變參數即GLS4、GLS2 及RVGLS，得出觀察者內差異，另請一位經驗豐富的超聲醫師測量分析，得出觀察者間差異，觀察者內及觀察者間各參數重復性以（Intra 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ICC）表示。

1.3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TOF 組術前及對照組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見表1。TOF 組術前與正常對照組的研究對象在RAD、RVD、右室壁厚度、血氧飽和度、McGoon 比值、肺動脈分支角度等參數方面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余參數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1 TOF 組術前與正常對照組一般情況比較

2.2 TOF 組與正常對照組常規超聲右心室功能參數比較

見表2。TOF 組術前右心室游離壁S’及FAC 低于正常對照組，術后1 月進一步減低，術后6 月及1年恢復至術前水平，但仍低于正常對照組水平。TAPSE、RIMP 僅在TOF 組術后1 月與正常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其余各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

表2 TOF 組與對照組常規超聲右心室功能參數比較

2.3 TOF 組與對照組右心室心肌應變參數比較

見表3。TOF 組術前及術后GLS4、GLS2 及RVGLS 均低于對照組水平。術后1 月GLS4 較術前減低，術后6 月即可恢復至術前水平。術后1 月GLS2 及RVGLS 較術前減低，術后6 月仍低于術前水平，術后1 年可恢復至術前水平（圖1）。

表3 TOF 組與對照組右心室心肌應變參數比較

2.4 RVGLS 的相關影響因素的單因素及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

見表4。對可能影響RVGLS 的8 個因素進行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方式、術前血氧飽和度、McGoon 比值、PHT、肺動脈分支角度為影響TOF 術后早期RVGLS 的危險因素（圖2）。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手術方式及術前血氧飽和度為影響TOF 術后早期RVGLS 的獨立因素。

圖1a，1b 正常兒童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應變曲線。圖1c，1d TOF 術后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應變曲線，其中白色曲線代表整體縱向應變曲線。Figure 1 a,1b.The strain curves of four-chamber and two-chamber right ventricle in normal children.Figure 1c,1d.The strain curves of the right ventricular four-chamber and two-chamber heart in repaired TOF,among which the white curve represents the 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cure.

圖2 TOF 術后早期GLS4、GLS2、RVGLS 變化曲線。Figure 2.Change curves of GLS4,GLS2 and RVGLS at early stage after operation with TOF.

表4 TOF 術后早期RVGLS 影響因素的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

2.5 重復性檢驗

GLS4、GLS2 及RVGLS 同一觀察者組內ICC 分別為0.899、0.972、0.953，不同觀察者組間ICC 分別為0.956、0.875、0.915，顯示重復性良好。

3 討論

由于右心室復雜的形態特征，加之胸骨后位置的特殊性，這對傳統超聲準確地評價右心室功能帶來了很大困難。TOF 患者術后右心室功能是其長期生存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評估TOF 患者術后早期右心室功能十分重要[2]。雖然FAC、S’、TAPSE、RIMP等參數為美國超聲心動圖協會（ASE）等指南[5-6]所推薦，但上述參數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S’、TAPSE 僅能反映右心室游離壁取樣部位的收縮功能，且組織多普勒技術具有角度依賴性，FAC 對切面具有特定要求，會導致測量間的變異，且其僅能代表單一平面上的右心室功能，因此上述參數尚不能準確、全面地評估右心室功能。

近年來發展的斑點追蹤技術時間分辨率高，且不受心臟整體運動影響，無角度依賴，能更真實、準確地評價心肌局部和整體的功能。右心室縱向應變為國際共識中所推薦的評價右心室功能的斑點追蹤參 數[7]。Menting 等[8]通過對94 例TOF 術后患者與85 例健康人做對照研究發現，TOF 術后患者右心室游離壁整體縱向應變低于健康對照組（（-18.1±4.5）%vs.（-26.5±4.5）%，P＜0.001）。Bernard 等[4]以22 例TOF 術后患者為研究對象，采用二維斑點追蹤技術與核磁共振做對比得出TOF 術后患者GLS4 為（15.5±4）%，且右心室二維整體縱向應變與核磁共振具有高度相關性（r=0.68，P＜0.05），右心室整體縱向應變可用于評估TOF 術后患者右心室收縮功能。但以上關于右心室縱向應變評價右心室功能的研究只局限于四腔心切面，而四腔心切面僅能反映右心室游離壁及室間隔的心肌運動，并不能全面的反映右心室的功能。Rimbas 等[9]應用斑點追蹤技術對70例健康人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切面分析，證明了兩個切面聯合應用評價右心室功能的可行性，并且認為其在右心室區域性功能障礙疾病中有重要的臨床價值。本研究首次聯合應用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切面評價TOF 患者術后早期右心室整體縱向應變,研究發現GLS4、GLS2 及RVGLS 術后早期均呈現出一個降低和逐步恢復的過程，這與DiLorenzo等[10]和Toro 等[11]研究結果相似。TOF 術后1 月右心室功能降低原因可能和手術創傷、TOF 右心室心肌特殊心肌構成有關，術后6 月至1 年右心室心肌整體應變逐步升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手術解除了右心室流出道及肺動脈梗阻，關閉了心內分流，右心室受損心肌功能逐步恢復[12-13]。但本研究發現GLS2 及RVGLS 與GLS4 恢復速度存在差異，GLS4 于術后6月即可恢復至術前水平，而GLS2 及RVGLS 于術后1 年才可恢復至術前水平，其原因可能是手術切口及跨環補片操作影響了右心室前壁功能，GLS2 代表右心室前壁、下壁心肌應變，而GLS2 的降低也影響了右心室心肌整體應變參數RVGLS。由此可以看出本研究聯合應用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切面分析右心室心肌整體縱向應變可反映TOF 術后早期右心室功能變化特點，為臨床了解TOF 術后右心室心功能變化特點提供量化的影像學信息。

TOF 手術患者的右心室功能受肺動脈反流、右心室擴張、肺動脈再狹窄等多種因素的影響[14]。本研究多因素線性回歸分析發現跨環補片手術及術前血氧飽和度為TOF 術后早期右心功能的獨立影響因素，而受肺動脈瓣反流（PHT）及肺動脈分支發育情況（MGoon 比值）影響較小，這與DiLorenzo 等[10]研究結果相似。這反映了TOF 術后早期的右心功能可能主要與手術切口、跨環補片手術操作及長期低氧飽和度狀態下心肌重構有關，這與國內學者孫思娟等[15]研究結果相似。近年來對TOF 的深入研究發現部分TOF 患者左肺動脈（LPA）與肺動脈主干（MPA）之間呈銳角[16]。此外，Chern 等[17]利用磁共振成像評估TOF 修復后的肺動脈血流，結果顯示肺動脈分支的角度和幾何形狀可影響肺動脈血流，LPA 與MPA 之間的小夾角會導致出現LPA 反流。Kang 等[18]也證實了左、右肺動脈血流動力學參數在TOF 手術患者中的表現存在差異，LPA 返流率明顯高于RPA。本研究發現肺動脈分支角度與RVGLS 呈現正相關性，左肺動脈與主肺動脈夾角越小時RVGLS 越低，這可能與肺動脈前向血流阻力增加及局部反流增多有關[17-18]。雖然多因素線性回歸未顯示肺動脈分支角度為右心室功能獨立影響因素，但在我們的一項關于TOF 術后中晚期右心功能影響因素研究中，肺動脈分支角度與手術方式為影響TOF 術后右心功能的獨立危險因素[19]，因此這需要我們在術前關注肺動脈分支的發育狀況，為外科醫生手術方式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

本研究的局限性：研究所選二維切面僅限于右心室游離壁及室間隔，由于目前尚無理想的右室流出道幾何模型，未將右室流出道運動情況考慮在內，在今后研究中我們也將繼續探索手術前后右心室流出道室壁厚度及運動變化情況，以更加全面、準確地評估右心室整體功能。另外本研究樣本量較少且缺乏中長期隨訪結果，因此仍需大樣本、長期隨訪研究。

綜上所述，斑點追蹤成像技術右心室四腔心及兩腔心結合能較全面地監測TOF 術后右心室心肌整體應變的變化，可作為TOF 術后右心室功能長期隨訪的工具?？绛h補片手術及術前血氧飽和度與術后早期右心室收縮功能下降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