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的多重范式

□秦桂平

近年來，對文化的探討成為了學界的熱門研究，尤其是對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大眾文化的研究，但由于分析的立場和角度不同，對大眾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諸多認識上的分歧，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面臨著比較混亂的尷尬處境。

回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大眾文化批評，可以歸為三類，即審美—道德主義批評范式、政治經濟學批評范式和現代化理論批評范式。這種分類只是源于批評角度的不同，不存在優劣之分，目的在于通過對大眾文化批評現狀作一個較為系統的述評，嘗試構建新的大眾文化批評范式。

一、審美—道德批評范式：人文學者的執念

當代中國大陸人文學者對大眾文化的集中批評始自20世紀90年代初，《上海文論》上出現一組關于“大眾文藝”的文章，各位學者在“大眾文化”的意義上使用“大眾文藝”這一概念。大眾文化的出現引發了人文精神大討論，對于大眾文化的批評也眾說紛紜。一方面從大眾文化的消極意義上重申人文精神的重要性，并對精英文化的衰微表示出擔憂。另一方面，肯定大眾文化的積極意義。由這兩方面的爭論，展開了對大眾文化關于審美和道德層面的批評。

道德主義本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用于表達其私人感覺而不為別人理解的私人語言，但經過制度化的道德主義從知識精英階層的人格修繕理想變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即由精英話語提升為一種強制性的權力—知識結構，且一直延續到當今中國大眾文化批評實踐中。對大眾文化的道德主義批評是人文知識分子表明精英主義立場的話語實踐活動。孫長軍在《中國大眾文化批評中的精英主義之維》中認為大眾文化造成了中國道德主義傳統的斷裂，而且客觀上具有消解正統意識形態的作用，尤其是大眾文化的游戲品質破壞了政教合一的中心體制，并提出消解精英主義文化理論雅、俗二分之主張[1]。事實上，道德主義只在價值論意義上對大眾文化作出了善與惡的判斷。在人文知識的學術視野中,相當一部分精英知識分子認為以娛樂為本位的大眾文化因為道德缺席注定只能得到否定性的評價。大眾文化成了傳統道德主義的“反題”。

持有精英知識分子立場的學界人士開始了名正言順的文化捍衛戰。有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大眾文化媚俗、低俗，缺乏人文精神、啟蒙意識和審美意義，是文學和文化退步。其中代表性文本有：《大眾文化時代的批判意識》和《為人文精神守望：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評導論》（尹鴻）、《論大眾文化》（張汝倫）、《試論當代的文化工業》（金元浦）等。這些文章對大眾文化的基本判斷和態度較為一致，他們對大眾文化進行審美批判與道德批判，大眾文化所表現出的負面效應不僅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困擾著人們對精神家園的尋求，也影響著大眾文化的積極健康發展。大眾文化具有撫慰功能、娛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文化的民主化和平民化進程，但是大眾文化把主體滯留在一種表演性的快感中，而遺忘了意義和生存本身[2]。這是大眾文化所包涵的文化危機。

對大眾文化的批判與人文精神的倡導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對大眾文化的積極評價與對人文精神的質疑是聯系在一起。人文精神的一些擁護者如劉寒娥、張麗萍在《人文精神：大眾文化批評的核心理念》一文中提出“建構以‘人文精神’為核心理念的大眾文化批評模式，使大眾文化逐漸接受價值理性的制約，這是遏止其負面效應的正確途徑?！盵3]

如果不加質疑地將傳統美學的結論直接用于大眾文化，那就必然走向過度的審美主義。在大眾文化中尋找精英文化的那種美的做派就像要求公雞下蛋一樣不可思議[4]。不可否認，大眾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廣泛性、普及性、娛樂性、消費性，在審美性上，大眾文化的表現并不突出。

也有人客觀地看待大眾文化的審美性，理性看待大眾文化的審美價值。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益興盛的大眾文化，一方面受到商品消費行為的影響，帶有明顯的消費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大眾文化作為一種大眾精神活動，又使大眾獲得了審美、娛樂和認知等方面的精神享受。大眾文化的消費價值與審美價值，為大眾文化審美批評帶來了契機[5]。任何一種文化的繁榮，都會帶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有批判也有肯定，這也是大眾文化發展過程中必須面對的局面。

還有一部分學者看到了大眾文化的積極意義。李澤厚從文化學的角度審視大眾文化，他認為，雖然“大眾文化不考慮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慮要去改變什么東西，但這種態度卻反而能改變一些東西，這正是對正統體制、對政教合一的中心體制的有效的侵蝕和解構”[6]。周志強認為，大眾文化與消費主義的興盛，成為文化研究與文化批評出現的最重要的文化背景[7]?？梢?，大眾文化的出現與興盛，為文化批評新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推動力量。

總之，大眾文化審美感的貧困和道德感的虛弱是藝術觀念在當前社會的衰落表現，批評家不能任由大眾文化的“墮落”而坐視不管，而應該用人文精神對大眾文化進行批判和引導。這樣的道德批判與審美批評體現了中國人文學者的使命感與憂患意識。

二、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

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是馬克思基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研究社會實踐的方法[8]。這一范式最早運用于哲學領域，后來被人文學者廣泛應用于文化與文學領域。如果說審美道德批評關注于審美理想與道德理想層面，那么政治經濟學批評則不再糾纏于大眾文化是否具有審美價值等抽象問題，而是進入了社會政治等相對具體的層面。這兩種批評的不同，體現在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開始從抽象的審美道德批評，轉向了具體的社會歷史批評。網絡文化透漏出平等意識高漲，大眾娛樂彰顯娛樂化的空前高漲，新左派大眾文化屬于中產階層文化的論斷，這些論述共同指向大眾對公共事件的疏離。

（一）網絡文化的“去精英化”：草根文化的興盛

20世紀90年代以前，文化及文藝是文化專業人士的領域，并引領文化潮流。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互聯網的迅猛發展、5G技術的出現，打破了精英知識分子對文化活動和文學藝術的壟斷地位，網絡成為普通大眾發表“作品”的載體。普通大眾都可以通過網絡和各種自媒體平臺參與大眾文化活動，通過圖文和音視頻的形式向外界傳遞個人的世界觀，網絡文學的精神內涵對過去文學及文藝屬于精英階層的固有觀念形成了巨大的挑戰。

不可否認，網絡的出現，使文化活動成了人人可以參加的文化狂歡節，網絡文學也因此被冠名為去精英化的、平民大眾的文學。肖明華指出，文學理論研究者在論述大眾文化語境中的文學時，不能一味地以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去批判、解構，要盡量以學者的身份去理性分析、學理闡釋與科學反思[9]。麥克盧漢指出：“大眾媒介所顯示的并不是受眾的規模，而是人人同時參與的事實”[10]。蘇桂寧認為，中國人前所未有的可以以個人的方式對文學藝術說三道四,可以不按照欽定的話語談論藝術[10]。

網絡對大眾文化最大的貢獻是精英知識分子的身份、符號和職業開始“去精英化”。文藝工作者身份遭遇快速“貶值”，對居于主流文化地位的作家觀念形成了劇烈沖擊，代表著主流意識形態的作家、藝術家們的精英意識和特權身份日漸失去，人民大眾也逐漸擺脫了過去的英雄崇拜。當大眾文化在文化領域占領主導地位后,精英知識分子的權力受到威脅，精英文化的霸權地位也受到了挑戰[12]。最終結果是，一直對主流知識分子及其生產的文化產品懷有的虔誠心態的人民大眾的固有觀念土崩瓦解了。

在新的社會歷史環境和網絡技術不斷發展變化的背景下，人們不再執迷作品的原創性，受眾越來越習慣和樂于接受簡短的、直觀的信息，在接受大眾文化和資本影響的基礎上，尋找一種可以被普通大眾共同遵循的審美觀念。這是一次告別既有的精英主義、構建一種大眾文化美學的嘗試。我們應該正視文化平等，保持求同存異的偉大胸懷，這樣才能重返“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局面，也會有利于我國多元文化的發展。

（二）大眾娛樂的“去政治化”：娛樂化傾向

擰開電視、翻開報刊、打開網站和各類APP，印入眼簾的娛樂新聞可謂紛繁眾多，讓人眼花繚亂。近年來，部分年輕人不熱衷參加政治活動，而把熱情寄托于可以通過自身努力取得成功的娛樂選秀活動這種大眾文化參與方式。這些選秀節目因為參與門檻低而引起了大眾的廣泛參與，影響面和參與面相當廣泛，普通老百姓參與了對參賽者的評判，以手機短信、網絡投票參與活動并影響結果。于是出現了關于大眾娛樂與大眾民主參與的廣泛討論。這一方面顯示了媒體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表現了大眾被娛樂熱情冷卻了政治熱情，不再關注離自己遙不可及的事件，而正是因為大眾的這種政治態度，可能造成更多的會危及普通大眾的事情發生。

相當多的人把這種娛樂參與的民主當成了一種政治的民主，并且錯誤地把娛樂參與等同于政治參與。如果一個人不關注公共事件，對不合理的現實不悲不喜、麻木不仁、置身事外，甚至內心不再受外界事物的影響，這樣的個性和自我一定是不健康的。大眾娛樂的“民主”參與和個性表現，是脫離政治的虛假參與，大眾娛樂世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公共領域，大眾幾乎不參與重大公共政治議題的討論。不僅如此，而且當前我國的大眾文化呈現出過度娛樂化趨勢，主要表現為文化的發展一味的追求手中關注式商業化效果，完全忽視文化本身的藝術品味和文化內涵[13]，過度的大眾文化娛樂消費消解了文化本應該承載的精神責任與價值導向功能。

我們關注的娛樂參與，雖然有其突出的娛樂參與的政治意義，但娛樂參與不等于政治參與，大眾娛樂參與的普及并不意味著政治參與范圍的擴大。事實上，去“精英化”時代，一方面是大眾消費文化的空前繁榮，娛樂參與熱情的空前高漲，參與渠道的空前開放，另一方面是政治文化的極度蕭條，政治熱情的快速冷卻，政治參與的極度萎縮[14]。

我們生活在一個民主和諧的社會，大眾娛樂文化應該表現出一種積極的政治參與姿態，而不是一種過度娛樂，甚至“娛樂至死”的消極價值觀。約翰·費斯克在《英國文化研究與電視》中說過，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一詞，重心不在美學和人文方面，而在于政治。這對于今天國內普遍把大眾文化定位在避開社會批判的娛樂休閑、求趣味不求思想，可以說是一種清醒劑。我們應該理智地看待娛樂參與民主，既享受短暫參與快感，也投身于國家的政治事件中，并表達自己的意愿，以期在一定程度上獲得真正的民主，促進社會民主政治的進步。

（三）大眾文化的“白領化”：社會階層分析

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社會階層結構，根據不同的社會階層劃分標準，一個社會可以分為不同的階層結構[15]。中產階級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主要階層，與大眾文化有著最為密切的聯系。中產階層的存在與壯大導致了大眾文化對中產階層文化品位、生活方式和白領化的職業文化追求[16]。中國當代大眾文化階層批判的出現，一方面是當時社會現實矛盾凸顯的結果，另一方面是受到國外左派思想的影響[17]。

新左派對大眾文化采取的不是抽象的道德批判與審美批判，而是激進批判的態度，注重政治經濟學分析與階層分析。1997年第2期的《讀書》上開始了一次較為集中的新左派的大眾文化批評。該期的專題文章“大眾、文化、大眾文化”從階層立場的角度進行論述，認為大眾文化是中產階層的文化。這一論調被認為是新左派大眾文化理論的核心觀點?！蹲鳛槲幕胂蟮摹按蟊姟薄罚〞缧履辏┖汀赌囊环N“大眾”》（韓少功）兩篇文章都認為：大眾文化是中產階層與白領的文化。韓少功認為，傳統社會的大眾是真正貧困者，他們與貴族與精英文化無緣，是文化時尚的制造者，而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大眾則變成了中產階層，大眾文化就是中產階層的文化，而精英則變得邊緣化了[18]。曠新年明確指出：“大眾文化在曖昧混雜的市場上升起了一面美麗的旗幟，上面寫著‘白領’?！贝蟊娢幕坝貌町愋源媪穗A級對抗形成了一種親和日常的生活意識形態”[19]。大眾文化正在生產著有關中產階層和白領的知識。

持有新左派立場的研究者普遍認為，大眾文化消解了文化的階層屬性。如《當代流行文化的五大特征》（張榮翼）一文認為，流行文化消解了文化的階層，顛覆了文化高級與低級、典雅與粗俗的定位。新左派的大眾文化批評最鮮明的特色是突出了大眾文化的階層屬性。

《大眾文化的隱形政治學》（戴錦華）是“新左派”大眾文化批評頗有代表性的文章，戴錦華指出，20世紀90年代日益興盛的大眾文化與大眾傳媒，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文化定位于中產階層的趣味與消費[20]。文章不僅標榜大眾文化是中產階層文化，而且論述了大眾文化與當代中國中產階層或先富階層利益的關系，體現了大眾文化即中產階層文化的核心觀點，新左派中產階層的大眾文化以自身強大的生命力，有力地推動著中國中產階層社群的形成。

不可否認，當代中國的各大城市的大眾文化消費中，存在著貴族化、小資化、白領化傾向，迅速發展的各類文化娛樂場所的裝修和設備大多向豪華型發展，這種發展態勢，必然將廣大人民群眾拒之于大眾文化之外，并且滋長享受、奢侈、腐敗的社會風氣[21]。

新左派對社會階層持有深刻的認識，分析很有力度，對社會的表面和諧現象有著很深刻的評判意識和反思精神，但新左派階級分析立場并沒有引起很大反響，在對于大眾文化的批判中，存在著忽視物質和文化資源之間的不平等的關系、性別與種族歧視等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而這些都是政治經濟批判視域所不可缺少的。

總而言之，網絡文化的“去精英化”、大眾娛樂的“去政治化”、大眾文化的“白領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立場，都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眾多批評家關于民主參與的思考和大眾政治熱情的關注，不可否認，政治熱情的消減以及自我成功的強烈追求，正是大眾對公共事件的態度和對人生價值追求自我選擇的結果。大眾文化的政治經濟批判可以引起大眾對公共事件的關注，激發民眾對社會文化、政治事件和社會階層的深刻思考。

三、現代化理論范式：世俗化與功利化批判

大眾文化與社會現代化的相互作用，是大眾文化的現代化評判理論的主要表現。與審美道德評判范式和政治經濟學評判范式不同，現代化理論范式緊密結合中國的具體社會文化語境，對大眾文化及其世俗化進行了批評，對大眾文化的積極意義進行了本土化的分析。當代中國大眾文化及其世俗化有其特殊的社會土壤，不能把大眾文化發展過程中的道德滑坡歸咎于市場經濟或者世俗化的結果，也不能盲目地排斥大眾文化或者世俗精神。這樣的辯證批判思維不僅沒有否認大眾文化與世俗化的積極意義，而且使得評判更準確、更有力度。

接近社會科學或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范式不同于體現傳統人文學科思維方式與價值立場的審美道德批評范式，兩者在各自的側重點上明顯不同。雖然，兩種范式都集中于大眾文化的世俗性，但其視角與價值尺度有著明顯的不同?，F代化理論批評范式不以審美價值批評為核心，而是更多地從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民眾政治參與、世俗化轉型等方面肯定大眾文化的進步意義。從文化方面看，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是與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活動領域的分離以及其內部不同活動領域之間的分離。當然，在這個不斷分離的過程中，現代化呈現出更加形式化和程序化的特征，它使得一切文化形態和活動變得更加清晰以至于抹煞了文化的豐富性[20]。在當代大眾文化研究的學者中，筆者印象較為深刻的是陶東風。他總能高屋建瓴地引領文化批評的風向標，同時也在不斷的批判中，逐漸完善自己對大眾文化的批評框架。陶東風認為，進行大眾文化批評，要樹立歷史主義視角，立足新時代中國社會的歷史轉型來審視社會文化問題，把大眾文化置于社會轉型的歷史進程中來加以辯證對待。世俗化力量削弱了大眾日常生活與“崇高”之間的關系，人們不再尋求“神圣”的精神力量對日常生活進行“辯護”，所以它為大眾文化的興起提供了合法化的依據。世俗化或現代性的核心是袪魅與解構神圣[23]。我們最應該警惕和擔心的，就是出現一種沒有政治自由而有所謂消費“自由”的畸形社會[24]。

從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角度看，世俗化的大眾文化具有積極的、進步的歷史意義，它打破了文化精英專制主義，推進了大眾政治參與與文化多元化的發展。大眾文化的這種世俗化力量，有利于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大眾文化的世俗化價值取向，一方面體現了人們物質文化生活需求發生變化，另一方面也彰顯著大眾的內在需求隨著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對象的世俗化、表達方式的世俗化、文化觀念的世俗化，體現為日常世俗生活、影視小視頻的表達朗朗上口、不再追求神圣與崇高，轉向了現世的小幸福。從對“大我”的關注轉變為只關注自身，強調個體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隨著5G技術的日益發展，各類圖文、短視頻內容受到大眾的喜愛，并得到廣泛傳播，個體表達的自主性程度、個人參與和活動范圍突破以往的媒介的限制，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大眾網絡文化的碎片化、異質性特征加劇了個體的個性化發展。文字、圖片、視頻等敘事方式發生轉變，開始強調個體零散時間和碎片化思維。

大眾文化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而融入新的文化形態，大眾文化產品不斷融入新的科技元素，在消費過程中過分注重消費符號帶來的身份認同。當大眾文化消費成為了一種符號消費之后，人們開始注重自身感受，去選擇娛樂內容和社交對象。對差異的盲目追求，將導致大眾的文化認同和價值取向多樣性，我們要警惕這種傾向，防止西方不良價值觀念的滲透。

總而言之，大眾文化批評要立足于大眾文化與新時代這個最大的現實。雖然大眾文化有娛樂休閑的功能，但不能丟棄道德，放棄“教化”責任。我們必須以正確的道德觀引導和規范大眾文化批評，使大眾文化承擔起應盡的“教化”大眾的時代使命。

四、批評的反思：探索新范式

對當代中國的大眾文化批評的三種范式作了一番梳理和審視之后，發現學者們對待大眾文化批評現狀存有一種復雜的心態，一方面憂慮于它們只是對大眾文化的簡單闡釋、缺乏創造性，而忽視了這樣的解讀與批評是現代工業化發展的產物，以此來解釋現代化進程中大眾文化現象，顯然不能把握大眾文化的評判精髓。而另一方面，又對當代大眾文化批評的繁榮局面表示欣喜，文化形態批評的繁榮，是其文化蓬勃發展的結果。

不可否認，大眾文化從它開始出現起，就是以一種充滿破壞性力量的文化形態逐漸與主流意識形態分庭抗衡的。這使得一直以精英文化的代表自居的知識分子們突然覺得優越感受到挑戰。從上述論述中不難發現，當代中國大陸學者對大眾文化批評存在著明顯的精英主義傾向和對西方理論的簡單移植和僵化解讀。這樣的批評現狀，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大眾文化發展的不利導向。

中國的大眾文化處于不斷發展變化之中，這就意味著我們對大眾文化的非此即彼的批評范式，即使在此一時期是合理的，在彼一時期也可能就失去了這種合理性，所有這些問題都構成了我們不斷進行反思的基礎。對待大眾文化批評，我們應該與時俱進。鑒于大眾文化的廣泛性和復雜性、文化批評方式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對當代大眾文化批評范式亟需多樣化的研究視角，構建以人文精神為核心、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融合、立足中國文化權力現實的批評范式，開拓大眾文化批評新格局，引領大眾文化批評理性發展。2021年12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個人的道德修養、社會形象與作品的社會效果統一起來，追求德藝雙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質兼美的作品，為歷史存正氣、為世人弘美德、為自身留清名?！盵25]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精神為新時代大眾文化發展指明了方向。只要立足當下，以時代主流文化價值為導向，不斷提高文化品味和價值追求，大眾文化批評就一定能健康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