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治理的公共價值及其實現路徑

陳振明 黃子玉

(廈門大學 公共事務學院，福建 廈門 361005)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數字中國”的戰略目標，《“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對優化升級數字基礎設施、持續提升公共服務數字化水平、提高“互聯網+政務服務”效能、提升社會服務數字化普惠化水平作出了具體規定，為構建數字中國提供有力支撐。數字治理是數字時代政府治理的必然趨勢，強調技術特別是數字技術在治理中的應用。政府在推進數字治理時不僅需要關注技術的工具意義，更需要重視治理的價值意義，在改進治理效能時為社會創造公共價值。探究數字治理的公共價值，提出公共價值實現路徑，對推動數字治理健康持續發展，建設代表人民利益的高效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問題緣起與文獻梳理

(一)問題的緣起

數字治理發展到今天，人們對其的關注點，正在從最初的技術轉向價值。這是因為，數字治理只是治理的一種形式，通過治理提供公共服務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數字是技術性的，但是公共服務是價值性的。這種價值性最終體現為公民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作為治理的手段，數字的興起引發人們的廣泛興趣，人們希望這種新的治理形式能夠解決傳統的治理形式產生的難題，推動治理現代化水平不斷發展。相對于傳統治理，數字治理的實際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人們的期待，在公共服務提供的便捷化、可及性以及效率提升上有很大改善，提升了社會整體治理能力。但同時也應看到，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技術不是萬能的，它解決問題，也會產生新的問題。尤其是當技術的某些方面不完善的時候問題可能會變得更加突出，這就需要重新思考治理的本質，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治理，它都應不斷滿足人民對公共服務的價值訴求。數字的特性賦予公共價值新的表現形式。和一般意義上的公共價值相比，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研究無論在價值表現還是實現路徑上都會有所不同。同時，隨著數字治理的發展，民眾對它的價值訴求在不斷提升。新問題的產生為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研究帶來了社會需要，這一社會需要在我國表現更加明顯。從某種意義上，我國數字治理應用領域更加廣泛，范圍更加普遍，研究其中的價值問題成為現實的社會需要。

(二)現有研究成果梳理

第一，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的內涵研究。Moore在《創造公共價值:政府戰略管理》中首次系統闡述公共價值理論。他把公共價值界定為“公民對政府和公共服務的集體期望”[1](P57)。認為官員不僅要學習企業管理者如何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關注新公共管理的效率和績效等理念，更要關注傳統公共行政的平等、程序等理念，增加管理的合法性和公眾信任，努力實現公共價值最大化。Klievink從高效且有效的服務對公民的滿足上理解公共價值，主張政府應從傳統的如何更好地提供服務轉變到如何實現這種滿足[2]。何艷玲認為公共價值是相對于公民的主觀滿足感而言的，而不是決策者想當然認為對公民或者對自己最好的東西[3]。Twizeyimana和Andersson從公民的視角分析數字化轉型的公共價值，認為公民對數字政務績效的評價使管理價值觀的實施更加有效，也使民主價值觀受到重視[4]。Bonina把公共價值理解為公民的價值訴求，主張數字治理應通過改善公共服務的性能來滿足這種訴求[5]。Cordella從政府行為透明度和公民對服務的控制權來界定公共價值，并把它們作為數字治理價值目標[6]。程秋月結合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的大背景，從多元主體利益訴求、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對公共價值進行分析，認為數字治理應通過公共服務專業化、智能化、社會化來實現[7]。劉銀喜等認為公共價值是民眾日益增加的社會期望，在數字化時代，政府治理應該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重視公共價值的創造以滿足這種期望[8]。

第二，數字治理公共價值類型和指標研究。把公共價值分類，再進行指標研究，是常用的研究方法。Alford從管理價值觀和民主價值觀兩個方面對公共價值指標進行分析。管理價值觀主要包括透明度、問責制、效率，民主價值觀主要包括平等、開放,以及公平[9]。Karunasena和Deng將公共價值分為服務價值和公共組織效益。服務價值包括信息質量和用戶導向，公共組織效益包括組織效率、開放性、響應性和環境可持續性[10]。Ada Scupola和Ines Mergel把公共價值歸納為經濟、行政、社會和公民價值四類[11]。Twizeyimana則提出六個價值維度:改善公共服務、提高行政效率、開放政府能力、改善道德行為和專業精神、提高對政府的信任和信心、改善社會價值和福祉[4]。

第三，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分析框架研究。構建分析框架是數字治理公共價值指標研究的常用工具。G.Puron從公民、政府和社會三個領域構建綜合性分析框架。首先，數字治理對公共服務交付產生影響，使得公民獲得更高效、高質量、高透明的公共服務，提升公民的參與度和協作治理能力。其次，公共服務的改進影響政府內部創造的公共價值，改善政府的戰略、監管和財政狀況。最后，政府內部的改變必然拓展到社會，對教育、衛生、住房、人類發展等各個領域產生積極的影響[12](P339)。Pin-Yu Chu和Hsien-Lee Tseng構建的基于公共價值類型的數字治理框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該框架將公共價值與數字技術相結合，從運營價值、政治價值、社會價值三方面構建了全面的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取向庫。在該框架下，運營價值旨在評估電子政務有效提高經濟和非經濟效率的程度。政治價值旨在評估電子政務在多大程度上為公眾提供公平公開表達訴求、交換意見或獲取信息的機會。社會價值旨在評估電子治理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社會中個人和群體的能力、相互信任和福利，并對環境的可持續性作出貢獻[13](P338-344)。于君博將數字政府治理分為“投入-過程-產出”三個階段，建立了適合本國國情的數字治理分析框架，為公共價值分析提供了視角[14]。

總之，數字治理的公共價值已經引起關注，并且產生了一定數量的研究成果，但對公共價值具體包括什么，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達成共識的界定標準。同時，從公共價值角度研究數字治理多出現于西方學界，因文化、體制、發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差異，他們關于價值指標的研究成果在中國的適用性還有待觀察。公共價值是數字治理的重要內容和基礎性條件。數字治理應緊緊圍繞這些關鍵點展開，即數字時代公民的訴求是什么？公民和社會對數字治理的期望是什么？怎么滿足它們并獲得民眾的認可？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的類型和分析框架，以及指標構建都要基于這些基本問題進行分析。

二、數字治理公共價值指標分析

數字治理公共價值是指在數字化時代，公民基于數字技術的認知和基本價值判斷，形成的對公共服務提供的價值訴求和期望，以及得到滿足的程度。數字治理公共價值既有共性，也有個性。其共性表現在人們對數字治理的基本訴求是共通的，其個性表現在由于數字技術水平、數字治理發展階段和運行機制，以及文化傳統的不同，人們的具體訴求和價值排序是不同的。結合我國數字治理發展現狀，我們認為，應從以下五個方面建立公共價值指標。

(一)公平

公平是數字治理的首要價值。數字治理中的公平主要包括數字服務的平等性、共享性、可及性，以及人們對其是否體現公正的價值認知。平等性是指不同區域、不同領域和不同群體都能夠得到基本相同的數字服務，而不是基于條件和能力的不同，獲取的數字服務存在明顯差異。共享性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夠享受數字發展帶來的治理紅利，是共享發展理念在數字治理中的價值體現?？杉靶允侵笖底址找浞挚紤]到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利益，給予他們幫助和扶持，確保不會因為自身原因獲取不到公共服務。對公正的價值認知是指民眾的真實意愿、切身體驗和利益訴求，而不是政府站在自我立場代替民眾思考問題，自我判斷他們的價值感受。

首先，公平是數字治理的首要價值是由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決定的。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就數字治理來說，發展不平衡主要指我國不同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和城鄉發展不平衡，東部、中部和西部之間、城市和農村之間無論是在數字技術水平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還是在數字治理機制上都存在較大的差異，讓不同發展層次的地區公平享受數字發展紅利，是政府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發展不充分主要體現在不同領域之間。讓發展不充分的領域享受到相同的數字服務，同樣是數字治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公平作為首要價值是由我國的文化傳統決定的?！安换脊讯疾痪钡膬r值理念長期以來影響到我們，而當下數字鴻溝又不斷放大了社會分層、貧富差距等問題，人們對公平的訴求不僅呈現出新變化，而且對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次，公平作為首要價值是由人們對治理認識不斷深化的發展歷程決定的。從政府作為單一主體的管理，到政府主導的多元主體治理，再到數字治理，民眾對公平的認識和訴求呈現正向發展趨勢，并日益明顯。最后，強調公平價值更是由數字治理實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決定的，主要體現在數字弱勢群體的客觀存在。由于區域差異和生理差異，不同人群使用數字的條件和能力存在很大不同，偏遠地區的人群、老年人群、殘障人士等弱勢群體，數字產品的可及性不足，操作能力弱，有些群體不會使用電子產品，如何充分考慮他們的實際情況，提供可達的數字替代服務，是數字治理實現公平價值需要解決的問題。

(二)效率

效率是數字本身的工具意義，是數字治理的重要價值。數字治理中的效率主要包括數字服務的便捷性、低成本，以及治理流程的優化。便捷性是指和傳統治理模式比較，數字治理能夠讓民眾更加方便快捷地獲得有品質的公共服務。低成本是指數字治理能夠最大限度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服務產生和投入的比率，增加治理的綜合社會效益。治理流程的優化是指數字可以整合政府職能，合并不必要的辦事環節和步驟，優化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流程，提升民眾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

強調效率首先是由“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執政理念決定的。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兩大奇跡，其中之一就是經濟快速發展。經濟快速發展解決了我們面臨的很多問題，推動中華民族富起來、強起來。經濟快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高效治理。雖然經濟新常態下我國由經濟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但我們始終把經濟快速發展作為執政興國戰略，把提高政府治理效率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其次，強調效率還是由數字獲取和傳輸的特性決定的。和傳統的公共服務載體不同，數字服務更容易獲取，民眾不需要走出家門，隨時隨地通過電子產品就能查找需要的信息，在線辦理具體公共服務事項。數字傳輸便捷迅速，群眾少跑路，數字多跑路，大大節省了辦事時間。因此，數字和效率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數字治理具有天然的效率優勢。數字化時代，我們更有理由和條件把效率作為價值追求。最后，強調效率也是由我國長期存在的管理效率低決定的。過去企業和群眾辦事難、辦事慢，經常遇到“多頭跑、多次跑”、提交材料多、前置條件多、審批環節多、辦結時限長等問題，極大損害了群眾利益，影響了政府公信力。數字治理有助于改變傳統的政府治理形式，重構組織框架與運行機制，促進數據互聯共享，讓信息在不同的政府部門之間更加快速便捷地流動，減少了文書處理時間，消除了冗長、官僚和低效的審批程序，提高行政運行效率[15]。

(三)協同

協同是數字治理的過程性價值。從過程上看，數字治理指以數字化賦能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以構建新型治理體系為目標，在政府主導下，平臺與企業、社會組織、網絡社群、公民個人等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相關事務的制度安排和持續行動[16]。協同主要包括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協調性、統一性，以及構建基于數字分享的治理運行機制。協調性是指治理主體的權責明晰，在行使各自職責中協同有序開展行動，而不是權責邊界模糊導致行動的分散無序。統一性是指治理主體在提供數字服務時目標是統一的，而不是存在各自的利益考量，存在不一致的多元目標?；跀底止蚕淼闹卫磉\行機制是指提高主體各數字共享廣度和深度，發揮數字優勢，而不是各自為政，讓數字成為治理運行機制的障礙。

協同首先是由治理的特點決定的。治理理論認為，治理的主體是多元的，數字治理背景下，政府雖然是主導的治理主體，但企業、社會組織和公民都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治理中來。其中，企業和社會組織掌握著數字技術和數據，它們的參與有利于優化數字技術，降低政府服務成本，提升數字治理效率。在公民參與維度上，數字治理為公民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表達渠道，公民對政府的意見反饋、自身需求的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描述有利于參與民主的價值得到有效釋放，促進數字治理優化和公平實現。協同還是由數字的共享特性決定的。共享是數字流動的必然結果，數字共享是數字治理的基本要求。只有數據共享，才能夠提升政府的數據治理能力，讓公共數據發揮的作用不再局限于特定部門、特定單位和特定地區，而是打破組織邊界，融入整個數字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便捷地為人民服務，高效地助力社會財富的創造。數據共享需要擁有數據信息的各種類型的組織相互合作，多主體協同共治，通過技術賦能和數據賦能提升政府數字治理能力。更重要的是，強調協同還是由數字治理存在的問題決定的。當前，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導致的數字壁壘不同程度存在，甚至在個別領域還有突出表現。各級政府根據自身的需要建設數字治理平臺，打造了一個個“信息孤島”，數據銜接不暢、碎片化現象嚴重。政府和其他治理主體之間同樣存在數據共享難的現象?；ヂ摼W企業掌握著大量的一手數據，但出于自身利益、隱私管理考慮，不愿將數據分享給政府，導致信息壁壘和數據壟斷現象。掌握數字資源的組織不愿意分享和接受數據，導致治理主體缺乏協同，數據難以共通互認。

(四)安全

安全是數字治理的防火墻，是公共價值的底線。數字治理中的安全主要包括國家和單位重要信息、個人隱私信息的保密性，網絡設施不受攻擊，以及公民在數字治理中免于恐懼的心理預期。保密性是指信息只被授權對象使用的特征，尤其對于事關國家和社會安全、個人安全的信息，沒有當事人授權或同意不能獲取和使用。網絡設施受到攻擊導致系統癱瘓，危及信息安全。免于恐懼的心理預期是指公民不會因為擔心個人隱私被竊取、網絡詐騙等而成為受害者，對數字安全有穩定預期和信心。

強調數字安全首先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需要。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數字安全是其中的重要內容。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軍事安全、國際安全，以及各領域安全，在某種意義上都體現為信息安全和數據安全。近年來，隨著重要基礎設施的數據竊取、攻擊破壞等惡意活動持續增加，針對數據的網絡攻擊以及數據濫用問題日趨嚴重，政府數字治理必須把安全問題擺在突出位置，守住數字安全底線。國家總體安全得不到保障，具體層面的數字治理就沒了根基。其次，強調數字安全也是由數據的特性決定的。數字社會，人們獲取信息渠道多元復雜，發布信息方便快捷，數據共享速度快、范圍廣、程度深。除了手機和電腦，無孔不入的攝像頭、喬裝打扮的智能音箱、隨處可見的充電寶等，都可能成為竊取個人隱私的工具，安全隱患無處不在。對于網民規模超過10億的我國，數字安全問題尤為突出。維護數字安全是政府肩負的責任，數字治理不回應安全問題，就無法持續發展。最后，強調安全還是由民眾的心理需求決定的。根據需求層次論，安全需求是僅次于生存需求的基本需求。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價值需求就無從談起。數字時代，民眾的衣食住行、職業發展都離不開軟件、數據和網絡，由此產生的安全風險比網絡時代嚴重得多，新型網絡詐騙、電信詐騙事件遍布數字化的所有場景，倒逼網絡安全升級為數字安全。數字治理不僅要考慮國家總體安全，也要考慮老百姓日常生活面臨的安全問題，把安全貫穿到數字治理各個領域。數字安全已經不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涉及大到國家、小到居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其重要性日漸引起廣泛關注。

(五)信任

信任是觀察公共治理乃至整個社會結構的一個價值標準。對數字治理來說，數據潛在的安全風險，讓信任正在成為評價治理效果的重要尺度。數字治理中的信任主要包括公民對于技術的信任和對于政府的信任。對技術的信任是指在私人信息極易被公開的背景下，數字治理要確保公民的隱私安全，公民能夠根據意愿選擇信息是否公開以及公開的程度。對政府的信任是指政府作為信息和服務的提供者，應時刻以公民的利益為準則，準確可靠提供服務、履行義務，使公民獲得符合預期的公共服務，它包括重視政府組織與公眾的溝通，接受公民對政府工作的反饋與問責，發展不斷溝通的對話等[17]。

強調數字信任是由數字對我國差序信任傳統的復雜影響決定的。長期以來，我國的信任結構建立在差序格局之上，它以“己”為中心，對離“己”越近的熟人，信任度越高，對離“己”越遠的陌生人，信任度越低。數字社會對差序信任產生沖擊。相同數據把不同的陌生人聯系在一起，形成一個看似熟悉實則陌生的數字社群。成員價值觀的差異和彼此的陌生，加上網絡空間的虛擬性，放大差序信任的負面影響，產生了網絡暴力、人肉搜索等問題，破壞社會信任生態。強調數字信任也是由信任對社會治理的重要性決定的。信任是社會治理的根基，是社會結構良性運行的心理基礎。只有社會存在普遍信任，數字治理各主體才愿意相互合作，提供穩定可預期的公共服務，群眾才愿意信任并接受政府行為，政府才會相信和依靠群眾，而不會提防他們。從長遠來看，決定數字治理有效性的不是技術和政府，而是建立在技術改善和政府治理之上的信任。政府要把信任培育作為數字治理公共價值落腳點，通過公平筑牢信任基礎，通過效率增加信任動力，通過協同培育信任途徑，通過安全實現信任保障。只有不斷增進數字治理中的信任，政府行為才能得到公眾的支持，各項政策才能順利執行。只有數據及時在線發布，使公眾獲得完整準確的信息，擁有對政府活動進行投訴和評論的能力，數字治理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群眾才愿意成為政府行為的參與者、支持者和推動者[18]。

三、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的實現路徑

價值實現是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研究的重要環節。公平、效率、協同、安全和信任這五大價值，雖然在數字治理中的關注點不同，但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相輔相成，形成數字治理的內在價值邏輯。同理，它們的實現路徑雖然具有相對獨立性，但也是有機聯系的統一的整體。

(一)堅守數字公平，筑牢數字治理公共價值理念基礎

實現數字公平就要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堅持人民至上立場，將其貫穿于數字治理全過程，為人民提供更優質的公共服務和更多的便利。

實現數字公平首先要完善數字治理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文件。重視法律的“立改廢釋”全過程，規范數字治理的流程與關鍵環節，在平臺建設、人員職責、隱私保護以及數據處理等方面出臺準確細致的實施準則，并根據現實情況及時修正阻礙數字治理發展的規章條例，真正發揮制度在推進公平價值實現的保障作用。實現數字公平尤其要關注弱勢群體和特殊群體的利益。對于使用數字服務較為困難的殘障人士、老年人、經濟落后地區居民，應盡可能進行專門的培訓和技術支持，由專業人員指導他們完成事務的辦理，逐步提高他們參與數字治理的能力。在建設數字治理基礎設施時，也應考慮到弱勢群體需求，照顧弱勢群體的利益，增加符合該群體的服務模式。政府在提供數字服務過程中要考慮到文化的多樣性，照顧到宗教信仰各異的群體和少數民族群體。實現數字公平還要堅持數字服務與民眾需求相匹配。政府利用數字技術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機制，提供性價比更高的、持續迭代創新、更便捷的服務，滿足民眾的個性化需求，提升數字服務滿意度，增進數字服務公平感。

當然，實現公平價值最終要通過公民的自我發展提升參與數字治理能力，從而獲得更多公平的權利。公民的自我發展是指通過數字技術改善參與環境，拓寬參與渠道，以及利用公共資源開展數字學習，實現技能提升，在治理實踐中有能力享有平等的參與機會[19]。

(二)提升數字效率，提供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實現動力

數字治理要有效率，這是由數字的工具意義決定的。只有數字治理效率順應了人們對數字化的期待，其持續健康發展才有內生動力。提升數字效率，首先要簡化辦事程序，提升辦事效率。通過優化數字服務程序，減少申報材料，減少辦事環節和審批程序，相關審批和服務事項，能夠線上辦理一律實行“一網通辦”，統一辦理標準。線上線下辦理相結合的事項要最大限度減少線下辦理的次數，能合并成一次的堅決不讓群眾跑第二次。其次要降低行政成本。數字技術降低了完成相同任務所需的人力資源成本，通過整合公共部門職能，促進各級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的政策銜接和數據互聯互通，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數據協同共享，減少政府內部技術系統更新、信息收集、處理和存儲的費用，節約時間和投入的成本。最后要發揮數據的工具優勢。數據是數字政府建設的重要信息資源，完整準確的數據、先進的數據處理技術、高效的數據運用，以及可測的數據安全等，為提高數字治理效率提供技術支持。

提升效率要防止技術目的論。技術目的論有兩個突出特點，一個是為了技術而技術，另一個是為了數據而數據。前者片面強調技術開發和應用，不注重用戶對技術的真實體驗和服務質量，導致很多數字應用體驗差，給使用者帶來麻煩與負擔，降低了行政效率。后者注重數據獲取，不注重數據應用，龐大的碎片化的數據反而阻礙了數字治理的運行。

(三)加強數字協同，匯聚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實現合力

加強數字協同治理首先要建立數字治理統籌協調機構。撤銷職能重復的信息化部門，將分布在各部門的數字治理權責劃歸到數字化管理中心，把人員、技術、資源統一到一個部門，形成強大的合力，為數字協同治理保駕護航。以提高跨地區、跨部門信息的聯動性為重點，明確各部門在數字治理中的權責關系，增強數字治理規劃建設的統一聯動。推進一體化的基礎設施建設，打破政府部門和不同層級政府間的政策壁壘，最大程度實現數字治理的統籌協調，防止出現政出多門的現象。完善信息協同共享機制，規范信息技術標準，打破政府與社會間數據共享的技術性壁壘，減少信息傳播成本，讓數據在數字治理中發揮最大效用。數字協同治理還需要確定多元主體邊界，構建權責明晰的合作關系，建設人人共治、人人共享的治理形態，使各主體不僅成為數字治理中的參與者，而且成為公共價值的創造者，形成推動數字治理運行的合力。政府制定政策，主導治理過程，企業搭建平臺，提供數據，維護系統運行，專家進行技術改進，提供咨詢，社會組織和公民積極參與，并提出意見，進行問題反饋。只有多主體協同治理，才有利于釋放社會活力，提升政府獲取信息的準確全面性，真正實現問政于民、問計于民。

(四)強化數字安全，保障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實現能力

統籌做好數字安全和保密工作，形成跨地區、跨部門、跨層級的協同聯動機制。建立數字政府安全評估、責任落實和重大事件處置機制，規范運營企業管理，確保數據安全管理職責明確。加大對涉及國家秘密、工作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和個人信息等數據的保護力度，強化問責機制。加強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基礎設施保護水平，完善數字安全評估機制，強化日常監測、通報預警、應急處置，提升網絡安全事件、網絡泄密事件的預警和發現能力，及時發現安全隱患，防止安全事故發生。改進數字技術能力，統籌推進自媒體賬號、政務服務網站、APP、線下服務大廳的建設，實現數據同源、動態更新和共享使用。打造高水平的數據處理團隊，吸納數據全流程的高素質人才，特別是當委托第三方組織處理數據時，政府就必須建立數據的管理與監督機制，實現數據的可控性。提高數據隱私安全保障能力，加強對國家機密信息、政府內部政策、公民畫像等隱私數據反竊取、防泄漏能力建設，保障數據安全存儲與運用。

(五)培育數字信任，夯實數字治理公共價值心理基礎

數字信任主要來自于對政府、企業和技術專家等數字治理主體的信任，其中最主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當一個人決定通過互聯網購買企業產品和政府服務時，他正在確認對他人、組織和機構等的數字信任[20]。用戶相信可以通過在線程序和設備獲得保障其安全性、可靠性和隱私性的數據道德，并在此基礎上獲得相應的公共服務。

公眾相信政府在做正確的事，是政府信任的合法性基礎。在我國，政府通常都是治理方案的決定者。政府應通過建立數據庫，提供可檢索的數據，發布政策法規和相關通知，及時回應公民訴求，并利用網站、郵件系統、數據平臺、電子公告板、聊天室等提高透明度，構建公民對政府的數字信任體系。企業通常具體負責數字平臺的搭建和運行，是數據處理技術的創新者和實施者，是相關風險承擔責任者，企業應該在個人識別、行為操控、信息濫用、信息泄露等方面搭建嚴格的后臺控制系統，減少因信息安全帶來的信任風險。在數字治理主體中，專家也是非常關鍵的要素，專家既可以指專家系統，即人機互動的制度安排，也可以指專家群體或個體。不管是哪一種情況，專家的專業知識和獨立品行，以及對基本價值觀的遵守，都是構建數字信任體系的重要影響因素。

當前，我國的數字治理剛起步不久，數字信任的構建模式還有待成熟和完善，其對社會生活和人們心理的影響還沒有完全體現。對于數字治理來說，數字信任是個思考題，也是個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