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集聚對南北經濟差距的影響研究

李 易，李小帆

(武漢工程大學 法商學院，湖北 武漢 430205)

一直以來，關于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討論，主要集中在東中西部地區之間。隨著“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等戰略的實施，東中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日益縮小，但南北地區經濟的差距卻漸漸顯現且不斷在擴大，“南強北弱”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引起了許多學者專家的關注。對于如何解決我國南北地區經濟差距的問題，徐林的看法是把環渤海灣大灣區的一體化開發、開放作為國家戰略納入國家的“十四五”規劃[1]。他認為，環渤海灣大灣區的發展是完全有能力輻射帶動整個東北地區和華北地區，甚至向西北擴散的。這里的輻射帶動就讓人思考，城市之間的集聚效應是否會帶動范圍內區域的經濟發展呢？

在地理上，中國分為北方地區、南方地區、青藏地區和西北地區。我國對于南北地區的劃分是采用傳統的地理分界線，即秦嶺—淮河一線。我國南方地區一般指秦嶺—淮河以南的地區，南方面積約占全國陸域面積的25%，人口約占全國的52%。而北方地區則是指秦嶺—淮河一線以北的廣大地區，北方地區面積約占全國的20%，人口約占全國的43%。除港澳臺之外，處在南方的省、市、自治區一共有16個，處在北方的有15個。2019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990 865億元，南方地區為63.4萬億元，而北方卻只有35萬億元，南方是北方的1.8倍。從經濟總量來看，近20年南方地區高于北方地區，特別是在近幾年差距表現越來越大(見圖1)。王哲認為，南方地區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已經形成了成熟的都市圈，而北方地區，在京津冀城市群，北京一城獨大，對周邊縣和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并不好[2]。那么南北地區的經濟差距如此之大，是否與城市集聚的程度有關呢？

基于此，筆者接下來首先梳理城市集聚效應對經濟影響以及南北經濟差距擴大原因的相關文獻。通過梳理文獻，試圖找出現有研究的不足，以及本文的創新點，為解決南北經濟問題提供新思路；接著利用中國分省份的面板數據，采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分別從南方和北方兩方面探討城市集聚效應是否是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最后基于所得出的結論，為解決我國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問題提出對策建議。

圖1 中國南北地區GDP總量與占比變化情況

1 文獻綜述

從現有研究來看，已經有許多學者對于我國東中西部地區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展開研究，也有許多學者敘述了城市集聚效應對于地區發展帶來的影響。但僅有部分學者涉及南北問題，更是少有學者將南北地區經濟差距的拉大與城市集聚聯系起來，或者定量分析我國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诖?，以下筆者從兩個方面對現有研究進行綜述：一方面是對于我國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城市集聚對于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

南北差異問題由來已久，以前也有學者對此進行了探討，但近年來，我國南北地區經濟差距的擴大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成為“區域間平衡發展”新的關注點。牛樹海、楊夢瑤提出近年來我國東西地區的差距雖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但發展的差距仍然較大，并且出現了區域分化等新問題，而南北差距也呈現出了擴大的趨勢，卻是仍低于東西差距的，并提出要促進區域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的話，必須對現有的區域政策進行合理調整[3]。然而這兩位學者僅定性地分析了南北差距擴大這一問題，建議對區域政策進行調整，但沒有進行實證檢驗，也沒有具體說明如何調整。在歷史角度，楊多貴、劉開迪、周志田比較分析了1953年以來我國南北地區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的情況，將南北地區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演變分成了4個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為1953年—1978年的平衡發展階段，此時南北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第二階段為1979年—2003年的差距分化階段，南方經濟逐漸領先于北方經濟；第三階段為2004年—2012年的調整緩和階段，差距又開始逐漸縮??；第四階段為2013年至今的激增階段，并表明我國目前的南北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形勢十分嚴峻，需要加以關注和解決[3]。這三位學者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南北經濟差距進行了分階段研究，有利于我們對南北歷史問題有個更加全面的了解，但未對解決現有南北差距問題提供思路與方法。

以上學者均從宏觀層面對南北經濟差距進行了研究，從整體把握南北問題是個由來已久的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但也有學者從微觀層面來探究，以下列舉的學者分別從價值鏈分工、基于科技大數據的創新差距以及新舊動能轉換中產業結構變遷差異來對我國南北地區差距擴大的原因進行分析。李善同、何建武、唐澤地等從價值鏈分工看中國經濟發展南北差距的擴大，他們認為對于某一地區經濟問題的分析，必須要考慮其他地區對這個地區的影響，從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角度看，南北地區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在國內投資趨勢明顯放緩的情況下，嚴重依賴投資驅動的重化工產業價值鏈的北方經濟缺乏彈性，經濟增速明顯放緩且難以恢復。因此，北方地區需要制定長期的經濟轉型計劃，并著重探索重化工產業價值鏈轉型、升級和重建的必要條件[5]。魏穎、耿德偉、陳天杰基于科技大數據對我國南北差距進行分析，從創新主體、創新人才、創新投入、創新產出來對南北地區進行對比，發現南北創新差距正成為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并提出建議來提升北方創新驅動能力[6]。楊明洪、黃平從南北差距出現背景看，認為新舊動能轉換中產業結構變遷差異是造成南北差距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文章測量了1992年—2018年南北地區的結構紅利，發現南北地區具有結構紅利的“倒U”曲線，并且南北分化在2011年之后出現。整個北方地區在“倒U”曲線拐點的右側，是減速階段，而南方地區的次級板塊結構效應仍處于加速階段[7]。

造成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微觀原因有很多，但以上只有楊明洪、黃平的文章對這一影響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而面板數據回歸的方法對于解決南北問題十分適用，通過整理發現，確有學者對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多年數據進行面板回歸。盛來運、鄭鑫等對我國經濟發展南北差距擴大的原因進行了分析，使用了2012年—2017年我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面板數據，從區域、生產和需求3個角度對南北經濟增速的差距進行分解，并構建計量模型，實證分析了多種因素對南北地區經濟增速差距的影響程度，最后結果表明南北經濟差距擴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北方資本積累速度較慢[8]；戴德頤使用全國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2003年—2017年的數據，運用截面回歸和面板回歸的方法，同樣考察了各種因素對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程度，結果表明南北經濟發展差距擴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要素資源的投入數量以及效率差異[9]。

造成南北經濟差距的原因太多，以至于不能在此一一列舉完畢。本文主要探究城市集聚效應對于南北差距的影響，而王哲就提到與南方相比，北方的都市圈遜色太多。在京津冀地區，北京繁榮發展，但是對周邊縣市的帶動效果并不好。北方省份要深化都市圈發展戰略，采取先極化后溢出戰略，做大中心城市，輻射周邊，建立都市圈內產業互補格局。未來南北城市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將得到緩解[2]。這一觀點與本文的猜測不謀而合，但該文章并沒有搜集具體數據從實證研究來說明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對于南北經濟發展差距的影響，基于以上的不足，本文采用動態面板數據來探討城市集聚效應是否是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

至于第二個方面，城市集聚對區域經濟增長的研究。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集聚是否以及何時會促進隨后的經濟增長呢？《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就提出過這個問題，它指出，隨著國家的發展，經濟生產的集中化體現在城市化中，但問題是，集中化(以及城市化)是否會促進繁榮[10]？對于這個問題，已經有許多國外的學者展開了辯論，有些學者認為城市化的進程會促進經濟發展，有些學者則認為不然，他們認為城市化或者城市的集中對于經濟增長沒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很多學者認為這取決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水平。持贊同意見的學者，Dupont表明，因為局部溢出，地理上的集聚會促進經濟增長[11]；而Jeffrey G.和Williamson認為由于集聚經濟，經濟活動在地理上的集中會在發展初期促進增長，但是在發展后期，主要是因為擁堵不經濟，經濟活動的集中反而會阻礙該地區的增長[12]；Brülhart和Sbergami利用了1960年—2000年105個國家的跨國數據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在達到一個臨界水平之前，集聚有利于經濟增長[13]；除此之外，Bloom認為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取決于城市化的發生方式[14]。持反對意見的Fabrizio Barca等爭辯說，經濟的增長未必依賴于城市集中度的提高，也就是說提高城市的集中水平未必和經濟發展聯系在一起，而經濟地理與制度的相互作用對于發展才是至關重要的[15]；Kim提到，城市化的過程以及與之相關的收入不平等增加現象可以通過社會和制度因素來加以修正，人口的遷移、資源從鄉村到城鎮的集中可以通過“病理性非經濟因素”引起而不是通過集聚經濟和更高的生產率，比如戰爭、種族沖突[16]；Behrens和Robert-Nicoud認為，進一步的城市化進程，特別是大型集聚區的增長(城市集中度)與不平等加劇有關，并且還可能導致擁擠不經濟，其經濟效益超過了集聚經濟的收益[17]；在David Castells-Quintana和Vicente Royuela的文章中，通過理論和實證的考察，最后得出結論，與世界銀行(2009)所說的一致，對于發展中國家，城市的集中有望促進經濟增長，并且這個過程是與收入不平等增加聯系在一起的，而對于發達國家，情況可能會不一樣[18]。在中國，針對集聚與我國經濟增長或生產率的關系研究還相對較少。張艷和劉亮基于我國城市的面板數據，檢驗了經濟集聚與城市人均GDP之間的關系，結果表明經濟集聚對于經濟增長是有顯著促進作用的[19]；劉修巖、邵軍、薛玉立運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對我國地級以上城市進行了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城市集聚對人均GDP和生產率的增加都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當地區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水平時，集聚的正向促進效應會變成負方向，也就是會阻礙經濟增長[20]。

通過對以上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國際上關于集聚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大多基于理論方面，而在實證方面的研究還不是很完善，也沒有取得非常一致的結論，而國內則更少。因此，通過實證來考察城市集聚對于南北經濟的影響具有一定的創新性。通過分析南北地區的相關數據，以及運用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來檢驗城市集聚對南北經濟差距的影響，使得結果更具有說服力，同時也為解決南北經濟差距問題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

2 實證研究

2.1 模型設定

借鑒Brülhart和Sbergami[13]的做法，本文采用如下的動態面板回歸模型：

pgdpi,t=αpgdpi,t-1+β1urbi,t+β2urbi,t-1

+β3urb2+β4edui,t+β5pii,t

+β6fdii,t+β7fiscali,t+ui,t

式中：被解釋變量pgdpi,t是指年度地區生產總值，反映了該地區的經濟總體情況；(pgdpi,t-1)是被解釋變量的一期滯后值，表示上一期的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用以反映該變量變化的延續性；(urbi,t-1)是上一期的城市集聚度；控制變量包含edui,t、pii,t、fdii,t、fiscali,t；ui,t是一個復合誤差項，其中包含未被觀察到的特定地區的影響、特定時間的影響以及一個隨機誤差項；同時還引進了urb2，集聚的平方項，以檢驗集聚經濟是否存在非線性的特征。在控制變量中，參考劉修巖等[20]的做法，選取了edu、 pi、fdi和fiscal這4個變量。pi是反映物資資本投資的控制變量；而edu是反映人力資本的變量，用來控制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fdi為外資變量，外資變量同樣對國內的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fiscal是財政支出變量。眾所周知，合理的財政支出能夠極大地促進經濟發展和建設，但如果經濟增長小于財政支出，則表明經濟增長與財政支出之間存在不協調的關系。這種不合理的分配將導致經濟負增長，因此財政支出對經濟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以上變量的取值和數據來源將在下文給予詳細說明。

2.2 數據來源及變量說明

由于缺少西藏地區的實際利用外資數據，因此本文以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除西藏外)的數據為基礎進行實證研究。為了保證實證結果的可靠性(短面板數據)，選取時間跨度為2008年—2017年，分別對南方地區和北方地區進行實證檢驗來比較。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和自治區、直轄市的統計年鑒。

對于被解釋變量，采用的是年度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該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對于解釋變量，urb是對城市集聚度的度量，現有研究對集聚的度量有很多方法，比如有用人口密度作為經濟集聚的度量，也有用城鎮化率作為經濟集聚的度量的，本文參考David[18]的做法，用城鎮化率來度量地區經濟集聚的程度，計算方法為城鎮人口/總人口(均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受教育年限、投資率、外商直接投資和財政支出是本文的控制變量，人均受教育年限是按照現行學制計算受教育年限的，即大學高等教育水平按16年，高中12年，初中9年計算，小學6年，文盲0年。根據這個系數計算6歲及6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這反映人力資本水平；投資率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GDP的比重表示，反映物質資本規模；外商直接投資是由實際利用外資額占GDP的比重表示；而財政支出是由各地區的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來表示。

2.3 實證結果分析

由于經濟增長存在路徑依賴，故需選用動態面板估計方法。動態面板回歸使用廣義矩估計進行分析，具體可分為差分廣義矩估計(差分GMM)和系統廣義矩估計(系統GMM)。本文使用STATA 15軟件對模型進行一步系統GMM估計，并對被解釋變量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取對數處理，以消除異方差。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在理論層面，GMM估計量(差分GMM和系統GMM)的一致性關鍵取決于是否滿足各項假設條件，因此需要對估計結果進行Arellano-Bond的自相關檢驗和Sargan檢驗。表1的AR(1)的P值<0.1，AR(2)的P值>0.1，兩者同時成立皆滿足條件，說明該模型通過了自相關檢驗。表1 Sargan檢驗的P值都>0.1，表明該模型通過了Sargan檢驗，所有的工具變量都是有效的。因此，使用系統GMM的估計結果是一致且可靠的。

表1第一列是對中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除西藏外)進行SYS-GMM估計，結果顯示，當期的城鎮化率(urb)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正，當期城鎮化率的平方項(urb2)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這一結果與劉修巖、邵軍等的結論一致，初步表明了城市集聚對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有影響的，且符合西蒙·庫茲涅茨(1955)的倒U假說。表1第二列是對我國南方除西藏外的15個省市自治區進行SYS-GMM估計，結果顯示，當期的城鎮化率對經濟的影響為正，但并不顯著，而滯后一期的城鎮化率(urb)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正，該變量的系數估計值為3.087 2，滯后一期的城鎮化率平方項(urb2)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該變量的系數估計值為-2.643 7，表明城市集聚效應對南方地區的經濟發展是有影響的，且這個影響存在滯后性，即上一期的城鎮化水平影響本期的經濟總量。

在控制變量中只有投資率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而其他3個變量的估計系數均不顯著，說明受教育程度、外商直接投資和財政支出對短期經濟的影響并不明顯。投資率的估計系數為-0.165 8，說明了投資并沒有對南方經濟起到促進作用。投資理論上會通過要素投入等多方面來促進經濟增長，但這里卻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原因可能是因為我國多年來一直存在著低水平的盲目投資、重復投資的問題，這反而限制了投資的效應，結果導致投資越多，經濟反而沒有顯著增加。表1第三列是對我國北方15個省市自治區進行SYS-GMM估計，結果與總體SYS-GMM估計結果一致，當期的城鎮化率(urb)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正，當期城鎮化率的平方項(urb2)對人均GDP的影響顯著為負，同時集聚滯后一期的回歸系數也是顯著的，但是方向與南方完全相反，且當期城鎮化率回歸的估計系數分別為23.660 9和-19.116 6，可以看出集聚對北方經濟的影響比南方來說要大。在2015年前后，南方城市群迅速發展，城市群內部的資本互投額甚至高達北方城市群的2.7倍，而北方城市群內部的經濟聯系較弱，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人口吸引作用和交通連接度均不及南方地區。因此，根據這一實證結果，優化北方城市群的發展結構，建設北方中心城市迫在眉睫。而其他4個控制變量均不顯著，說明以上幾個因素對北方地區短期經濟的影響作用不大。

表1 城市集聚對南北經濟差距的影響檢驗

3 結論與建議

本文以南北經濟差距不斷擴大為切入點，使用我國各省2008年—2017年的相關面板數據，考慮到時間范圍的影響，構建動態面板數據模型來考察城市集聚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程度，并從南方和北方分別研究考察城市集聚效應是否是南北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研究結果表明：①我國南北經濟差距較為明顯，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②通過實證檢驗，城市集聚確實會對經濟產生影響，并且是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北方地區的集聚效應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比南方更大。結合城市集聚效應方面的影響，南北地區經濟差距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北方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不強。

因此，為促進我國區域的協調發展，必須在努力縮小東西經濟發展差距的同時，發展北方經濟，促進南北經濟協調發展。除此之外，要提高北方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北方省份應抓住國家目前大力培育現代都市圈的機遇，深化都市圈發展規劃，加強中心城市建設，帶動輻射周邊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