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英雄敘事
——中國搪瓷制品中的劉胡蘭形象研究

孫曉慶 孫洪偉＊

(齊魯工業大學藝術設計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各類搪瓷制品深受青睞，甚至成為很多人記憶中的時代標志。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時期，素以經濟、實用著稱的搪瓷是人們生活中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這才使它能夠跨越階級與身份的限制，廣泛地存在于各類人群的日常生活中。搪瓷的這種廣泛性還體現在其突破了應用場景的限制，可以毫無障礙地在私人空間（如家庭）與公共空間（如辦公室）中來去自如。在事實上證明了當時的搪瓷實現了對自身“物/功能”的超越，進入了一個更加復雜且廣闊的空間，并逐漸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這正是很多人對搪瓷念念不忘的原因。

進入社會文化領域的搪瓷，在“美觀”的層面發揮著作用，一方面構成了“經濟實用美觀”的最后一環，另一方面也滿足了特定時期人們的審美需求。然而，作為社會文化的載體，搪瓷的重要意義絕非僅局限于此，它還在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文章擬以中國搪瓷制品及其中劉胡蘭形象為研究對象，集中探討以下問題：①搪瓷制品劉胡蘭形象的主要特征；②搪瓷制品上劉胡蘭的經典形象是如何被建構的；③劉胡蘭形象與日常生活中英雄敘事之間的關系。

1 搪瓷制品中的劉胡蘭形象

抗戰爆發之初，在毛澤東“用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 的思想號召下[1]，出現了對英雄事跡宣傳的熱潮?；诋敃r各類文本的描述，藝術家創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形象，其中尤以劉胡蘭形象的搪瓷制品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說，劉胡蘭形象的塑造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跨媒介英雄敘事的典型。

塑造劉胡蘭形象，首先是基于文本敘事而展開。在此過程中，小學語文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直到今天，劉胡蘭的英雄故事依然是小學語文課文中不可或缺的一節。通過這類文本，劉胡蘭為了嚴守黨的機密，面對兇殘的敵人英勇不屈、頑強斗爭的英雄事跡被廣為傳播。更重要的是，毛澤東主席為劉胡蘭親筆題寫的悼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為這一英雄敘事的傳播提供了關鍵的意識形態基礎。

其次對于圖像敘事的角度而言，劉胡蘭的英雄形象建構大致可分為3 個階段：“文革”前(1948—1966 年)、“文革”中(1966-1976 年)和“文革”后(1977 年至今)[2]。最早的劉胡蘭形象見于1948 年安明陽創作的木刻連環畫《女英雄劉胡蘭》[3]。在這件作品中（圖1），劉胡蘭被塑造成一個圓臉單眼皮、頭上裹著毛巾、稚氣未脫的農家女形象，貼近一個15 歲孩子應有的樣子。到“文革”時期，劉胡蘭的形象發生了較大變化。以1972 年版山西人民出版社的連環畫《劉胡蘭》為典型（圖2）[4]，其中劉胡蘭的形象有著利落的短發、醒目的紅色上衣、堅定的眼神、嚴肅的表情以及昂首挺胸的肢體動作，給人以極強的視覺沖擊力。劉胡蘭形象的巨大轉變是這一時期社會意識形態的反映。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需要塑造一個成熟的、保衛國家的英雄形象，從而激發群眾的斗志?！拔母铩敝?，劉胡蘭形象沒有太大發展，大致是“文革”時期的延續。

圖1 木刻連環畫

圖2 連環畫《劉胡蘭》封面

最后從發展過程來看，文革時期是劉胡蘭形象發展的關鍵節點，建構了劉胡蘭的典型英雄形象。從中國搪瓷制品中劉胡蘭形象的發展來看，也大致遵循了這一規律。然而由于搪瓷的特殊性，即在日常生活中兼具功能與裝飾的雙重屬性，搪瓷制品中劉胡蘭的形象往往會搭配一些裝飾性的元素——仰望的視點、紅色的背景、黃色的光芒、松柏的裝飾以及左側毛澤東的題詞（圖3）。從劉胡蘭的個人形象角度而言，大致遵循了文革時期文本圖像的范式，采用“豐碑式”構圖。這種構圖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象征性，如圖3 中劉胡蘭的形象采用仰視角度，人物高大聳立，表情莊嚴，氣氛靜穆，色調深沉凝重，在畫面構成形式上是頂天立地，形如泰山，宛如一尊堅如磐石的雕塑，很好地塑造了劉胡蘭“崇高”“悲壯”“永恒”的英雄氣質，畫面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2 劉胡蘭英雄形象建構中的影響因素

作為革命英雄的劉胡蘭，其英雄形象根植于中國革命。從一個心向革命的普通農家女到一個備受敬仰的革命英雄，少不了藝術的加工與塑造。然而，在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建構過程中，中國革命藝術也受到了大量外來因素的影響，尤其是蘇聯木刻以及波蘭招貼藝術。因此，在劉胡蘭的典型英雄形象建構中，能清晰地發現這些藝術影響因素。

2.1 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影響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由于秉持了共同的意識形態，中國與蘇聯展開了全方位的合作交流，包括藝術領域。當時的蘇聯成為中國藝術界認識外部世界為數不多的窗口之一。蘇聯藝術傳入中國后，作為一種壟斷性的文化資源，幾乎伴隨著中國幾代人的成長，對中國的藝術設計也有著深刻而持久的影響。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表現在3 個方面：①注重題材的選擇；②表現生活光明的一面；③圍繞思想主題強化藝術處理。

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對中國美術創作的影響首先表現在革命題材的選擇與創作?，F實主義主張再現現實生活，正確的藝術思想決定正確的階級立場，因此，這一時期革命歷史題材的創作達到了高峰。其次是在作品中表達革命精神，尤其是與中國革命緊密相關的英雄形象的塑造，逐漸成為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方面，因此，工農兵中的先進人物、革命斗爭中的典型人物開始成為藝術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在這一時期的藝術創作中涌現了很多典型的英雄形象，例如雷鋒、劉胡蘭、白求恩等，其中，劉胡蘭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在劉胡蘭經典形象的塑造中，王朝聞在1951 年創作的《劉胡蘭》雕塑發揮了重要作用（圖4）。他選取了劉胡蘭走向鍘刀的一瞬間，劉胡蘭目光堅定，雙拳緊握，充分展示了劉胡蘭英勇就義時的英雄形象，這一形象被廣為接受和傳播。1957 年，馮法祀油畫作品《劉胡蘭就義》（圖5）中，劉胡蘭形象便接受了這一作品的重要影響。

圖4 《劉胡蘭》雕塑

從創作手法的角度來看，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深刻影響了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塑造。在馮法祀的作品中，劉胡蘭的形象從受刑到向群眾告別場景的轉變，正是蘇聯藝術創作模式影響的結果。就搪瓷這一載體中的劉胡蘭形象而言，蘇聯政治宣傳畫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其中，尤其以埃爾·利西茨基的作品為典型（圖6）。如果將圖3 中經典的劉胡蘭形象與圖5 中的人物形象相比較，便會發現二者之間的緊密關聯。首先，兩件作品都選擇了青年男女的形象，形象樸素卻又兼具社會代表性；其次，都采取仰視角度，目光堅定且目視前方，飽含堅定的革命意志；同時，在色彩的選擇上，以紅、黑二色為基調，簡潔有力又充滿革命色彩。從畫面中的主體形象來看，二者有極高的關聯度。但是在主體形象之外，二者又有鮮明的差異：埃爾·利西茨基的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下方是極具構成主義特色的建筑結構，而與劉胡蘭形象搭配的則是中國氣息濃厚的青松紅日。

圖3 搪瓷盤

圖5 《劉胡蘭就義》油畫

圖6 埃爾·利西茨基海報招貼

因此，蘇聯藝術對搪瓷制品中劉胡蘭英雄形象創作的影響要從兩個方面去看：一方面劉胡蘭的主體形象的塑造受到了蘇聯政治招貼的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在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中國并非完全是亦步亦趨的模仿，而是融入了很多中國文化元素，或許這正是“社會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最好的體現，也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特色”藝術創作理念的生動詮釋。

2.2 延安木刻版畫的影響

“延安美術以木刻版畫為主要面貌，吸納了20 世紀30 年代上海新興木刻運動中的一批左翼美術家的創作特點，反映出戰時美術作為抗戰時期一種‘不可缺少的力量’為現實服務的特征”[5]。延安期間的美術作品產生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環境中，其形式以大量的連環畫、木刻版畫以及少量的油畫作品為主，其題材以對戰爭場景、勞動生產、英雄事跡的真實記錄為主，具有鮮明的現實主義特征。

延安木刻是特殊歷史環境的產物，延安木刻版畫刀法粗獷、線條稚拙且硬而短，多見帶著尖銳棱角的黑塊。在造型方面，延安木刻版畫常用變形、夸張、概括和抽象的方法，配合以簡單傾斜的構圖和對比強烈的明暗關系（圖7）。搪瓷制品上的英雄形象深受延安木刻版畫的影響，人物形象扁平，突出大色塊之間的對比，以線、面造型為主，不追求透視與景深，幾乎就是木刻版畫的翻版。如圖8 中劉胡蘭的形象即是這一影響的直接反映。圖中劉胡蘭的形象簡潔，身體左側的大色塊與右側的空白形成鮮明對比，輔以粗壯的線條；背景是大面積的方形色塊。盡管畫面的主體是紅白二色——不同于木刻版畫的黑與白，但是在造型手法和視覺效果上，二者如出一轍。二者之間的緊密關系在圖9、圖10 中體現得更為直接，雷鋒和白求恩的形象直接以黑白木刻的效果呈現，輔以紅色的點綴或大面積的色塊。

圖7 木刻（魯迅）

圖8 劉胡蘭搪瓷杯

圖9 雷鋒搪瓷盤

圖10 白求恩搪瓷盤

2.3 波蘭招貼畫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后，除與蘇聯加強政治經濟和文化交流外，我國同時也與波蘭等社會主義國家增強了友誼。1955 年，波蘭宣傳畫和書籍插圖展覽會在北京舉辦，對于新中國而言，招貼畫是一個新事物。同年在《美術》雜志12 月專門刊登了劉迅的《藝術——創造性的勞動：從“波蘭宣傳畫和書籍插圖展覽”所想起的》和史記的《記波蘭宣傳畫和書籍插圖展覽》兩篇文章進行研討，對中國設計的發展影響巨大。

波蘭招貼畫在題材上表現勞動人民、領袖、英模形象，但在形式手法上卻并未被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框架所左右，而是偏愛采用西歐廣告招貼流行的新潮風格，即在塑造人物形象時，不為嚴格的素描比例所拘，也不追求照相般的視覺真實，而是強調大膽概括、適當夸張并且追求單純明快的色彩效果。翁逸之在《愛海洋愛艦隊，就是愛祖國人民》中（圖11）采用的是“洋辦法”：側重對象的立體結構和光影關系，使畫面更具“民族化”氣息。同時，他還堅持平面化、概括性的繪畫語言，著重塑造厚重堅實的體積感。

日用搪瓷制品劉胡蘭的英雄形象設計以宣傳為首要任務，在作品中刪除一切不必要的東西，以最大的力量把主要的意圖凸顯出來，給人一種振奮的力量（圖12）。這跟波蘭招貼畫《一九五五年在華沙舉行的第五屆世界青年與學生和平友誼聯歡節》（圖13）這幅畫的創作技法相似。畫家突出地刻畫了一個年青婦女的形象，她驕傲地昂著頭，瞭望著前方，表現了對于和平、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堅強的信念。在畫面上看不見任何多余的東西，一些細節的描寫也是為了凸顯主題的效果。這種簡單概括的手法，使作品的主題思想得到充分、完美地表現，起到了招貼畫應有的效果。波蘭的招貼畫為中國的設計思維提供了諸多有益啟示，例如在表現形式上具有高度的概括力、豐富的想象力、新穎的構圖、多樣化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強烈的民族風格等，中國從波蘭招貼畫中學習了卓越的創作經驗。

圖12 劉胡蘭搪瓷杯

圖13 波蘭招貼畫

3 劉胡蘭形象與日常生活中英雄敘事

3.1 劉胡蘭英雄形象中的敘事

1949年后中國社會主義美術的創作基本延續了延安美術“文藝為政治服務”的傳統。后來“紅光亮”和“三突出”等創作原則的出現大致可視為這一傳統在特殊時期的極端化發展。從藝術創作與意識形態傳播的角度而言，二者幾乎是如出一轍的。

從社會現實條件來看，當時中國的農村人口基數龐大，文盲率接近90%[3]，這極大地限制了人們的文字閱讀和理解能力。因此，圖畫、圖像成為意識形態宣傳的最佳媒介手段。但是圖形圖像也有其天然的局限性，無法完整地復制、傳達復雜的文字信息，這必定會影響意識形態宣傳的效果。因此圖像的選擇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英雄形象的塑造與傳播是意識形態宣傳中的重要手段之一。而劉胡蘭便是重點塑造的英雄形象之一。

在當時塑造的眾多英雄形象中，劉胡蘭是極為特殊的一個。首先與大多數英雄不同，她并非軍人，也沒有軍隊的經歷，只是一個普通人——積極進步的年輕農家女；其次她還是為數不多的女性英雄形象。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中，任何英雄形象的選擇與塑造都絕非偶然，一定是慎重思考的結果。劉胡蘭年輕、女性、平民化的特點使其與一般的英雄形象構成差異化，從而能夠在特定的人群中產生群體共鳴。在革命戰爭時期，意識形態的宣傳對象主要是軍隊、戰士，因此需要戰斗英雄。然而在新中國的建設中，意識形態的主要宣傳對象轉向了社會大眾，作為大眾化的英雄——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便應運而生。

然而，任何英雄形象的塑造與傳播僅憑圖像是遠遠不夠的，需借助于文本和敘事。在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塑造中也是如此，首先要確立與其相關的英雄敘事。在這個過程中，毛主席親筆為她寫了挽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每個人對這兩句話都無比熟悉，因為它被寫入小學教材，成為每個接受義務教育的孩子必學的課文。通過這樣的方式，劉胡蘭的英雄事跡被每個中國人所熟知，也構成了劉胡蘭英雄敘事的社會基礎。

于是，伴隨著劉胡蘭故事的社會傳播，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不斷被建構。在這個過程中，雕塑、繪畫等藝術手段發揮了重要作用，它們使一個只存在于故事、文本中的英雄以視覺的形式呈現出來。然而，讓劉胡蘭的英雄形象真正深入大眾，最大化地實現其意識形態宣傳的功能，其與日用搪瓷制品的結合發揮了重要作用。

3.1 搪瓷與劉胡蘭英雄敘事大眾化

藝術作品的傳播有其天然的局限性。即使是借助于印刷技術，在當時的條件下，成本高昂的彩色印刷品也不可能真正深入千家萬戶。在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能“觀看”而非“擁有”。觀看行為只能在某些特殊條件下進行，而“擁有”則意味著可不受限制地“觀看”，這便意味著傳播的日常生活化或大眾化——區別于藝術的特殊化。在劉胡蘭英雄形象傳播中，真正使其實現日常生活化的關鍵是搪瓷制品。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日用搪瓷制品是大眾日常生活中的標志性器物。它可以是喝水的茶缸，也可以是洗臉的面盆；它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皿，也可以是婚嫁贈送的賀禮；它可以在家庭空間中隨處可見，也可以毫無違和感地在各類工作空間中自由穿梭。這使搪瓷具備了絕佳的深入日常生活的基礎。與此同時，還必須認識到，這時的搪瓷并非純粹的功能之物，還是一種特殊的媒介。尤其是搪瓷器皿所具備的光潔平整的表面是天然的圖形圖像與信息的載體。

盡管現在已經很難追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日常生活中，英雄形象的塑造與搪瓷制品的結合是有意為之，還是純粹的偶然意外。但是依舊可以確認，兩者的結合為英雄形象的塑造與傳播提供了深入日常生活的重要途徑。甚至國民可以假設，若沒有搪瓷這個關鍵媒介，意識形態宣傳效果可能會大打折扣。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塑造與傳播便是這一大背景中的產物。

從媒介的角度而言，搪瓷制品在意識形態宣傳中發揮重要作用是有先例的。尤其是在五卅運動后的抵制洋貨、提倡國貨運動中，搪瓷制品在喚醒國民身份的認同和民族意識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中國成立后，除了作為日常生活中的常用之物外，搪瓷制品還一度是重要榮譽的象征，作為重要評比、活動的獎品、紀念品。這類搪瓷制品上往往印有特殊的口號或宣傳語，如“贈給最可愛的人，中國人民赴朝慰問團”“為人民服務”“勞動模范獎”“先進工作者獎”等。作為獎品、紀念品的搪瓷，表面來看是對個人的獎勵，但是在各種獎勵名目的背后，實則是對意識形態的宣傳。無論是“為人民服務”還是“勞動模范獎”，都是意識形態建設工作的重要內容。認識到這一點，再去審視劉胡蘭英雄形象與搪瓷制品的結合，便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意識形態含義。

然而，與那些作為獎品、紀念品的搪瓷器皿相比，飾有劉胡蘭形象的搪瓷大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實用器皿。盡管這似乎降低了這類搪瓷制品的象征價值，但是卻極大地拓展了劉胡蘭英雄形象的傳播空間，使其可以毫無阻礙地進入大眾的日常生活。在此，搪瓷是作為“功能之物”而存在，意識形態方面的作用可能并不是其首要考慮的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如同其他裝飾題材一樣，某件搪瓷制品與劉胡蘭英雄形象的結合可能是一個偶然，也可能不是。然而對大眾來說，借助于搪瓷出現在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劉胡蘭形象，可能是一種裝飾，但絕無可能是一種普通的裝飾，他們一定能夠認識到其飽含的革命色彩。這便是劉胡蘭英雄形象真正的大眾化，即僅憑圖像本身，無需多余的文本闡述便能實現大眾認知，在大眾的日常生活中實現英雄敘事。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在大眾日常生活中實現這種英雄敘事需要兩個基本條件：①先行性的文本敘事——在大眾中普及英雄事跡；②一個能真正深入大眾日常生活的物質載體，就主題而言是搪瓷。

4 結語

塑造英雄形象的目的就是塑造國家形象、展現民族精神。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出于意識形態宣傳的需要，塑造了一系列“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便是其代表之一。

從視覺形象的角度來看，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到1949 年后才逐漸固定為大眾所熟知的形象。在此過程中，既傳承了延安時期木刻版畫的風格，也接受了蘇聯、波蘭藝術的影響。然而，任何英雄形象的社會認知與傳播都需要借助英雄敘事，尤其是深入大眾日常生活的英雄敘事。在劉胡蘭的英雄敘事中，日用搪瓷制品發揮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在文本敘事的基礎上完成了圖像敘事； 另一方面使劉胡蘭的英雄形象以搪瓷為媒介深入大眾日常生活，并且激勵一代又一代的建設者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