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新探索
——以廣元市昭化區的實踐為例

于浩洋

毒品問題治理一直是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的工作之一。2020 年6 月23 日，習近平總書記對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對國家、對民族、對人民、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堅持厲行禁毒方針，打好禁毒人民戰爭，完善毒品治理體系，深化禁毒國際合作，推動禁毒工作不斷取得新成效，為維護社會和諧穩定、保障人民安居樂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保?］在毒品問題治理實踐中，禁毒工作者將基層網格治理與之相結合，形成了新的有效治理途徑。對于這方面探索取得的新經驗，我們有必要及時、全面地總結，并推而廣之，使其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一、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實踐意義與理論研究概況

（一）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實踐意義

隨著我國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以社區為基本單元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不斷呈現新的變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堅持源頭治理，標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網格化管理、社會化服務為方向，健全基層綜合服務管理平臺，及時反映和協調人民群眾各方面各層次利益訴求?！保?］指明了基層治理網格化的發展趨向，促進了各地方政府的治理實踐。所謂基層治理網格化，就是將基層社區的治理空間劃分成若干個小的治理單元，其中一個治理單元即為一個“網格”，細化處理每一網格內的治理事務，即可達到基層整體治理效果的提升。網格化基層治理模式具有下沉化、精細化的治理特征，“基本實現了對基層社會治理工作的‘全覆蓋’，發揮著良好的秩序建構功能?！保?］隨著基層網格治理的模式越來越多地在公共服務層面體現，其已經成為基層治安維穩和公共服務不可或缺的一環。

毒品問題的治理效果事關人民的身心健康、社會的和諧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毒品違法犯罪在基層社會中具有擴散性，涉毒人員在基層社會中的分布區域廣，如果不嚴密監督和管控，其很容易給社區民眾帶來不安全感，甚至可能繼發威脅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的惡性事件。網格化治理模式具有人力、財力、物力的下沉性，以及動員基層社會力量的廣泛性，契合基層毒品問題治理的需求，同時也能夠最大程度地動員人民群眾參與到“禁毒人民戰爭”中來。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是基層毒品問題治理的可行之路，也是具有廣闊發展空間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

（二）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理論研究概況

學界對于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相關的研究較為稀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在吸毒人員社區康復方面，如蘇炳任基于對“M 市”的調研認為網格化社區戒毒應當通過多元化聯絡促進網格化管理與分級、分類管控的細化落實，并在社區的各網格中設立戒毒治療服務站［4］。二是在維護基層社會治安的作用方面，如周秀銀提出通過網格綜合治理模式，做到信息由上至下傳達，動態由下至上反饋，有利于從根本上減少毒品需求，遏制毒品社會危害［5］。三是在毒品犯罪打擊方面，廖天虎提出“加強省內各地區的網格化管理工作，形成多位一體的治理體系?！保?］并建立對涉毒重點人員的追蹤機制，促進外流販毒問題的治理。

但總體來看，學界相關研究數量仍顯不足，研究的現實結合度和理性分析深度有待進一步拓展，還不能很好適應我國毒品問題治理的新需要。筆者擬結合實地調研資料，從首批“全國禁毒示范城市”四川省廣元市的相關治理實踐為切入，在經驗提煉與難點剖析的基礎上，對當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現實挑戰與未來發展進行研究。

二、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總體形勢與發展現狀

（一）我國毒品問題治理的總體情況

當前，我國毒品問題治理工作在黨的領導下實現了法治化、體系化的持續發展與完善。我國禁毒部門積極適應毒品新形勢，堅持整體發力、系統治理，堅持“四禁并舉”，堅持“禁毒人民戰爭”，全國毒情形勢整體向好的勢態得到持續鞏固拓展。

在毒品治理法治發展方面，以《刑法》《刑事訴訟法》《禁毒法》《戒毒條例》《易制毒化學品管理條例》《麻醉藥品和精神藥品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為主，以地方立法和相關部委規章為輔，我國已建立起多層級、多領域的毒品治理規范體系，使得毒品問題治理有法可依、有規范可依。隨著我國毒品問題治理的深入開展，近年來，包括浙江、貴州、四川等多個省級地方人大相繼修改了本區域的禁毒條例，積極因應毒品問題發展新情勢和毒品問題治理新要求。

近年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公安禁毒部門持續加大毒品綜合治理力度，全國毒情形勢持續性整體向好。在毒品濫用治理方面，近年來廣泛開展的“平安關愛”行動卓有成效，結合廣泛開展的禁毒宣教活動，我國境內毒品濫用情況得到有效遏制?！艾F有吸毒人數和新發現吸毒人數連續5 年下降，毒品濫用治理成效持續顯現?！保?］在毒品制造治理方面，公安禁毒部門通過持續性嚴厲打擊，推進“除冰肅毒”專項行動，嚴格管控管制物品，貫徹落實全鏈條毒品打擊模式，國內制毒活動已經呈現持續萎縮態勢。在毒品販運治理方面，我國“通過持續推進‘凈邊’‘集群打零’‘寄遞渠道禁毒百日攻堅’等專項行動，國內毒品販運活躍度大幅降低?！保?］

（二）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發展現狀

當前，我國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在經過了數年的積累和發展后，已經在工作面向、工作流程等方面逐漸成熟，基本上與公安禁毒部門“四禁并舉”的工作方針相對接。毒品違法犯罪打擊、禁毒宣教、戒毒人員幫扶等工作普遍落實到網格之中，成為網格員的日常工作內容的一部分。一些地方在此基礎上也在積極尋求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的新形式、新組合。一是創新網格內毒品問題治理工作的新形式。例如，婁底市萬寶鎮將網格內新冠疫情排查與禁毒宣教相結合，在排查疫情防控隱患因素的同時對居民進行禁毒宣傳教育，確保禁毒宣教“落實到戶”［9］。二是創新開展毒品問題聯動治理工作。例如，酒泉市肅州區將“網格”與“警格”相結合，建立“雙長”負責制，構建以社區民警、社區網格長為主體的毒品問題聯動治理［10］。三是社區內部嘗試強化網格禁毒力量。例如，貴州省羅甸縣強化網格禁毒力量，形成“社區黨小組+網格員+聯戶長”的網格禁毒“鐵三角”，有效提高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工作效率［11］。

可以說，我國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在基本模式的建立和工作形式的創新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也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可。不過，當前毒品問題網格化工作的開展仍然存在著發展方向不明確、部門聯動不協調、對國家毒品問題治理新要求適應性不強等多種問題，仍需在提高認識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

三、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面臨的現實挑戰

（一）新興科技應用的法治水平不足

社會治理智能化的進程促進了網格化治理路徑的發展與演進，尤其是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實踐中，以大數據、人臉識別等為代表的新興技術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大緩解了以往網格化社會治理工作中出現的“基層越來越累，行政與管理資源越來越緊張，入不敷出，以至于出現治理困境?！保?2］的尷尬局面。與此同時，在社會治理數字化、智能化的趨向下，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也擺脫了以往“信息在網格、監督靠人力”的傳統方式。這種科技應用大大提高了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效率，但不可否認的是，“國家權力觸角延伸到基層的每一個角落，以基層網格為單位收集、匯總信息，進一步掌握社會動向，實現社會穩定。伴隨著治理權力的下移，治理資源也在逐漸向基層集聚?！保?3］相關風險便隨之產生。

在諸如人臉識別信息、公民行程信息等數據不斷在基層治理環節集聚的情況下，對此類數據的獲取、查閱、使用、復制、移動等行為進行規范便顯得尤其重要。其中涉及的最為突出問題的便是相關權力的分配與監督。一方面，隨著數字社會、網絡時代的到來，加之新興科技擁有能夠對于公民信息進行更深層次的獲取、整合、分析的能力，公民在數據層面上已經近乎“裸奔”。倘若不對于獲取相關信息的權力加以嚴格規制，不能依法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安全，便會極大影響政府公信力，帶來社會治理負面效果。另一方面，公民的各類信息在基層大量匯集，其中不乏可能涉及到國家安全的重點敏感信息和數據，一旦不對這類數據的獲取、查閱、使用、復制、移動等權力進行規范，考慮到電子計算機設備以及互聯網使用本身具有的風險性特征，我國國家安全便可能會被置于嚴重風險之中，這種風險和漏洞一旦被敵對勢力加以利用，后果十分嚴重。

當前我國在法律法規等規范層面并沒有對于此類權力進行明確地規制，并且此類權力屬于近年來新出現的一類行政權力，所以在我國行政體制框架下也同樣未對此權力的使用和監督進行明確設定。在實踐中，相關部門往往要求相關人員簽署《責任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期限制相關人員對權力的濫用。然而，此類《責任書》《保證書》在法律層面上更多的是事后追責所依靠的憑據，不但缺乏事前的規范引導與法治威懾作用，而且缺乏一套規范的監督流程，使得相關文件的簽署難免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起到規范權力行使的效果。

（二）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社會化程度不足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14］。網格化治理在此基礎上不斷發展與完善，社會協同、公眾參與可謂“網格化治理”的應有之義。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同樣不例外，以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為特征的“社會化”是基層網格化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發展方向。

然而，當前網格化治理實踐中，網格化治理工作在目標和路徑上往往還是主要以“治安”“維穩”等傳統基層管理目標為主，沒有突出地將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化”目標加以明確體現，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中這類問題同樣存在?；鶎泳W格化治理在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公共安全等方面的作用的確不可忽視，這也是基層網格化治理工作的“基本盤”。但不可否認的是，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國家治理效能的新治理目標下，網格化治理工作卻可能因“社會化”不足而發展受限，進而難以符合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叭绻麑ι鐣α繀⑴c的重視和開放不足，那么，網格化治理很可能就只是在‘區-街道-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個新的層級……這無疑還是繼續政權下移、管理下移的老路子?！保?5］這與黨的十九大關于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新時代背景下，我們在推進社會治理過程中，應當認識到“政府在確保公共價值方面有著特別的作用，但是公民、企業和非營利組織也是重要的公共問題積極解決者?！保?6］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因其中涉及到毒品違法犯罪這類嚴重關系到社會安全與穩定的問題，地方政府部門在其網格化治理路徑的選擇上往往慎之又慎，不敢輕易讓社會組織多方位、有深度地參與其中，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網格化治理在基層毒品問題治理中的作用的發揮。

（三）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專業化程度不足

在網格化治理的實踐中，一些政府部門往往將綜合治理、重點人員管控、應急管理、社會保障等工作統統下沉到基層，希望通過將這些類別的工作全部進行網格化治理（管理），以期從治理形式開始便符合網格化的要求進而實現“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然而，將治理工作本身向基層下移、向基層加碼的做法，“不僅導致了基層政權的‘空心化’，也使得基層網格治理負擔日益加重?！保?7］基層網格工作人員承擔的行政任務量過大、疲于應對，工作質量難以保證。

而毒品問題治理涉及到毒品違法犯罪預防、毒品違法犯罪打擊、吸毒人員戒毒康復、戒毒人員復歸社會等諸多環節，需要相應人員具備相應的專業化的知識對相應工作加以支撐。社會治理專業化水平也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的衡量標準之一。目前，網格員往往身兼數職，其自身往往對于戒毒人員幫扶、復歸社會等需要一定專業知識的工作并不熟悉。這就容易造成毒品問題治理流于形式，是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

四、昭化區毒品問題的網格化治理探索

廣元市位于四川省北部，地處川陜甘三省的結合部，區位獨特，自古被稱為蜀道“咽喉”，是西部地區打擊毒品陸路運輸的關鍵區域。廣元市通過多年的探索和創新，在毒品問題治理方面取得了佳績：2010 年被四川省禁毒委授予“無毒害市”稱號，成功創建成為首批“全國禁毒示范城市”，“堵源截流”等工作受到國家禁毒委和四川省禁毒委表彰。昭化區位于廣元市中部，近年來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方面不斷創新完善，按照禁毒工作“管理歸格、信息共享、力量聯動”的模式，推進“屬地責任入格、部門責任進格”，創新“5432”網格化治理機制，形成了可行的、較為完善的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路徑，2017 年至今連續多年吸毒人員戒斷比例明顯增加、新增吸毒人員數量明顯下降、吸毒人員復吸率明顯減少，被四川省確定為全省吸毒人員網格化服務管理示范區。昭化區的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方案和經驗值得總結、提煉，為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發展與完善提供了有益參考。

（一）基本樣態

1.充分發揮網格員優勢，多維度參與毒品治理

網格員作為基層社區（村）網格中的工作人員，在社會治理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其也擁有著其他基層工作人員不具有的優勢，歸納起來主要就是“人員熟”“底數清”“信息準”，即網格員可以依托社區網格化管理模式熟悉本網格內的人員，進而準確把握相關人員信息、摸清底數。

在昭化區相關工作中，網格員被賦予禁毒“五員”職責。第一，專管員，即網格員對社區（村）的禁毒工作進行專管，深入到社區、家庭，確保禁毒工作“無死角”“無禁區”。第二，情報員，即充分利用網格員日常深入網格進行走訪工作的有利條件，及時發現并報告毒品違法犯罪相關情報，將毒品違法犯罪在網格中即進行打擊查處。第三，監管員，即網格員對本網格內的吸毒人員進行走訪和動態管控監督，對于這類人員的生活狀態、日常行為等通過走訪的形式進行動態監督，若發現異常則及時上報，最大限度避免網格吸毒人員一些不穩定情況的發生。第四，宣傳員，即網格員向群眾宣傳毒品對人身心危害以及禁毒工作相關知識，提高人民群眾“防毒拒毒”的思想認識。第五，服務員，即網格員對本網格內社區戒毒（康復）困難人員進行就業、生活等方面的服務，幫助他們能夠自食其力、盡早重新回歸正常社會生活當中，防止他們因為貧困等原因再次走上吸食毒品的歧途當中。昭化區將全區網格員全部納入禁毒協管隊伍，使得網格員在踐行“五員”職責的日常工作中，同時將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逐步細致化、人性化、常態化，推動基層毒品問題治理的實踐發展和經驗總結，“五員”實踐日趨完善并呈現明顯效果。

2.推行“清單”制度

以社區網格化建設為基礎而構建的基層毒品問題治理模式，需要多部門、多人員進行聯動協同，某一個單位不可能獨立完成。在日常工作的聯動與協同中，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高效信息傳遞與問題解決機制便是其中的關鍵，相關工作“制度化”“流程化”運作可以有效避免在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出現“多重管轄”“無人管轄”的問題，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昭化區相關工作中，以“清單”為載體的基層吸毒人員監管聯動制度的推行取得了一定成效，總結起來其中包括了四項清單（簡稱“四單”）。

（1）工作內容清單。所謂工作內容清單，指的是對于前述網格員對轄區內吸毒人員的走訪、宣傳、管控、服務等工作進行進一步細化明確，網格員通過基于移動互聯網終端開發的“網格E 通手持終端”報送工作信息，并及時在該終端將吸毒人員失聯、涉毒等異常情況進行錄入和上報。在昭化區，全區12 個鎮181 名網格員通過“網格E 通手持終端”開展網上、網下巡查，對網格內吸毒人員進行走訪，同時通過多渠道了解這些吸毒人員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進行全程跟蹤服務，并通過該終端對前述日常工作進行記錄留痕。借助工作內容清單，網格員借助移動互聯網終端技術可以對轄區內吸毒人員等相關基本信息進行全面掌握，包括吸毒人員類型、當前風險等級等情況，為網格員實現“五員”職責提供了工作便利。同時，工作內容清單進一步將網格員日常禁毒工作規范化、制度化、流程化，使得網格員在相關工作中可以做到內容明確、執行準確、責任到位。

（2）異常情況處置清單。所謂異常情況處置清單，指的是網格員通過前述吸毒人員家庭走訪等工作發現吸毒人員異常情況之后，通過管理平臺對該異常情況進行錄入和報送之后形成的有關異常情況的相關明細清單，以及公安派出所對網格員報送的涉毒異常情況進行簽收、處置的情況的相關明細清單。

處于社區戒毒（康復）的吸毒人員是基層毒品治理所要關注的重點人群之一，其脫離監管、參與復吸及其他違法犯罪行為等均屬于異常情況。網格員在日常走訪工作中一旦發現此類異常情況，須第一時間在系統中予以上報。依托現代化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完善，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人員和部門之間的信息得以及時互聯互通。網格員報送的吸毒人員異常情況，會通過網格化服務管理信息平臺推送到轄區派出所進行核實和處置。具體來講，網格員在走訪中主要了解吸毒人員是否長期接觸異常人員、是否揚言報復社會、精神狀況是否正常、近期是否有違法犯罪、是否疑似復吸等情況，并將這些情況錄入信息平臺。網格員在發現異常情況并在平臺進行標注之后，該異常人員的“是否異?！币粰趯@示“有異?！?，并顯示異常情況數量。轄區派出所在系統中進行簽收后對工作清單做進一步核實，之后再在系統中予以標識反饋，形成一種“閉環”式的聯動處置。推行異常情況處置清單制，有利于有關治理主體第一時間發現、核實和處置異常情況，及時消除毒品違法犯罪和其他違法犯罪隱患，在危害社會行為發生前及時對其予以消解。

（3）走訪量化清單。所謂走訪量化清單，指的是每個月轄區派出所根據轄區內吸毒人員異常情況來變更人員風險等級并上報昭化區綜治中心，而后由綜治中心重新配置網格員走訪任務的工作清單。對于吸毒人員風險等級的評估，主要是從其周均吸毒次數、吸毒狀態（是否社區戒毒等）、走訪關聯事件情況、走訪異常情況等方面進行考量。結合前述兩種清單不難看出，走訪量化清單的推行有利于網格員更加具體地多方面掌握相關情況，便于進行提前預防和預案，更好地管理、服務吸毒人員，最大程度化解不穩定因素。

我們可以看出，推行工作內容清單、異常情況處置清單和走訪量化清單的工作流程形成了一個閉環結構，使得針對吸毒人員的毒品治理工作在多部門間形成了一種聯動與反饋調節機制（如圖1）。這種機制大大增強了以網格為代表的社會基層部分毒品問題治理的針對性、有效性和部門協同性，使得基層網格員在禁毒方面的工作體現出“有點有面”“廣泛參與、重點集中”的特點，大大增強了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與基層實際毒品問題情況間的匹配度，有助于在基層提前化解相關涉毒風險，有助于維護社會和諧與穩定。

圖1 昭化區毒品治理聯動調節機制流程

（4）吸毒人員管理清單。所謂吸毒人員管理清單，指的是昭化區綜治中心與禁毒辦未為確保數據更新及時、信息準確，每個月交換吸毒人員數據，并將更新后的數據導入網格化信息管理平臺而形成的清單。準確把握網格內吸毒人員信息數據和基本情況是基層毒品問題治理的重要部分，明確吸毒人員管理清單可以打破以往部門間信息掌握不對稱、信息更新不及時的局面，避免了因為數據信息問題導致對吸毒人員漏管、錯管等問題，提高了工作針對性和效率。

3.完善吸毒人員管理工作制度與考核制度

昭化區為了促進網格禁毒管控工作的落實，系統性地在制度上設立了“周提醒”“月通報”和“季考核”等制度，將網格禁毒管控工作在制度層面進一步細化。

（1）“周提醒”制度。區綜治中心人員通過網格化信息管理平臺掌握各網格中網格員對轄區內吸毒人員走訪情況后，每周對走訪工作進度較慢、完成度較低的網格進行提醒，在公示其完成程度的同時督促其盡快落實吸毒人員走訪工作。其主要目的就是促進網格員對吸毒人員走訪工作的落實，細化區綜治中心管理網格員的工作。

（2）“月通報”制度。區政法委以文件的形式對全區網格化服務管理應用與實效的情況進行通報，其中就包括吸毒人員走訪統計情況。通報以鎮為單位，具體包括轄區在冊人數、轄區在管人數、規定走訪完成比例、異常數、異常簽收數、異常簽收比例等。此項制度有利于各基層網格員對照問題來添措施、補短板，推進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提質增效。

（3）“季考核”制度。區政法委每季度對全區網格化服務管理考核情況進行通報，考核以鎮為單位，滿分為100 分，其中“特殊人群走訪”考核項下“吸毒人員”部分占10 分，在總考核分數中占比10%。具體來說，區政法委對網格員的走訪工作進行定量考核，納入到年終的相關評選和獎懲的考察范圍內，以此促進鎮政府及相關人員積極投身到相關走訪工作當中。

4.依托現代化科技提高工作效率與質量

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等現代化科技對社會治理模式和方式的革新和轉變有著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在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上同樣如此。昭化區依托現代化科技，注重將基層毒品問題治理工作與新興科學技術的成果應用相結合，力求實現基層毒品問題綜合治理的信息網絡化與智能化兩方面。

（1）工作信息網絡化。以往的基層毒品綜合治理工作由于存在多個工作主體、多方面任務內容，各主體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難以避免，各主體掌握的相關信息并不完整，更新也不及時，主體間的信息傳遞也存在著程序繁瑣的問題，容易因此導致一些人為的工作障礙，影響了基層毒品問題綜合治理的效率和效果。昭化區依托現代化網絡信息技術，通過合作研發的方式打造了綜治中心網格化服務管理系統平臺，以此將區、鎮、社區三級通過綜治中心網格化服務管理系統平臺連接起來。

各治理主體借助該平臺開展吸毒人員信息采集、業務協同、聯動處置等工作，可以實現在移動終端采集、同一平臺聯動、基礎信息共享。這大大增強了相關信息的更新和流動速率，從技術上為基層毒品問題綜合治理的多部門、多主體聯動工作打好基礎，克服了以往部門聯動、協同工作的實踐困難。同時，該平臺的使用便于各部門、各主體對其所進行的毒品問題治理工作進行記錄和匯報，其工作時間、地點、內容、對象等信息均可以在系統平臺上予以上傳記錄，同時可以將吸毒人員的走訪情況、面向社區居民的禁毒宣傳情況等相應的照片上傳予以留存。這不僅便于部門主體間掌握相關信息，同時也為相關單位部門工作的考核提供了現實的客觀依據，有助于毒品問題治理工作的量化考核與進一步完善。

（2）治理實踐智能化。昭化區將公安“天網”、應急管理、中小學校、綜合執法、交通運輸、自然資源等行業、部門的監控視頻進行融合匯總，使不同行業、部門間監控視頻信息在同一平臺上運行，形成全區監控視頻的“一張網”。這樣的“一張網”中包括“雪亮工程”視頻1307 路、公安“天網”311 路、行政資源（地質災害、防汛等）1749 路、社會資源885 路，在公安機關終端及區綜治中心終端可以全部查看。在此基礎上，昭化區將全區在冊吸毒人員納入特殊人群數據庫進行管理，依托視頻監控融合人臉識別的智能化治理手段，將在冊吸毒人員在視頻監控中進行自動識別后，記錄其活動軌跡，確保吸毒人員動態明晰、管控到位。視頻監控平臺與智能化人臉識別的結合，可以較為清晰地掌握吸毒人員在轄區內的動向，尤其是對存在脫離監管、有復吸傾向等異常情況的在冊吸毒人員的監管和相關危險動向的預警有著重要的作用。在吸毒人員及相關高危人員（如有毒品犯罪前科人員）發生涉毒違法犯罪行為時，該智能化系統還可以對其進行動態捕捉和整合，這也為公安機關偵破相關案件提供了條件。

（二）主要經驗

1.堅持黨的領導，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力量

在昭化區的實踐中，昭化區重新部署了毒品治理部門間的工作方式。區政法委下設的區綜治中心，與區禁毒辦形成信息聯通、工作聯動、考核聯同的新型毒品問題治理工作關系，打破了以往毒品治理工作中不同部門間在信息傳遞、協同工作等方面的障礙。習近平總書記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強黨的領導，充分發揮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完善治理體系，壓實工作責任，廣泛發動群眾，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堅決打贏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保?8］走中國特色的毒品問題治理之路，是我國毒品問題治理工作的最新要求和最高指示，其要旨就在于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在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起到核心作用，各級黨委領導親自在本級禁毒委中親自掛帥、親自指揮，在毒品治理中統攬全局、把握方向，才能保證毒品治理各項工作落細落實，真正發揮黨的領導在毒品治理中的真正作用，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巨大優勢所在。

從全國范圍內來看，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普遍體現出了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尤其是在禁毒宣傳、禁吸、禁種等方面的工作形成了與人民群眾較為密切的配合，借助網格員這一與基層人民群眾聯系最密切的社區工作群體，在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充分發揮了人民群眾的力量。網格員經常走訪網格內民眾，了解網格內戒毒人員、毒品犯罪前科人員等特定群體的行為動向，輔助掌握網格內毒品問題形勢，而網格內民眾也廣泛參與禁毒宣傳、毒品預防和毒品違法犯罪打擊等工作。人民群眾體會到毒品問題得到“凈化”后的安定與祥和。

2.踐行新時代楓橋經驗，在基層化風險、解困難

新時代楓橋經驗是在黨的領導下，由楓橋等地人民創造和發展起來的化解矛盾、促進和諧、引領風尚、保障發展的一整套行之有效且具有典型意義和示范作用的基層社會治理方法［19］。新時代楓橋經驗的產生、發展與完善都沒有離開基層，因為“基層”是社會最基礎的組織構造層，是與人民群眾聯系最密切的部分，同時也是黨與人民群眾血肉聯系最為緊密和關鍵的體現。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就是將毒品問題的化解下沉到基層，將基層治理與毒品問題治理相結合，充分利用基層治理的優勢，將基層毒品問題化繁為簡、就地解決，以問題化解為導向創造安定和諧的社會氛圍、引領禁毒無毒的社會風尚。

在昭化區的實踐中，網格員作為該治理方案運行基本環節與關鍵人員之一，承擔著信息采集、核對、反饋等多方面的信息任務，這些信息也是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賴以運行的基礎，是基層治理的關鍵所在。網格員是與基層群眾直接打交道的責任人，一方面向群眾宣傳基層治理的方針政策，另一方面是在基層與人民群眾溝通交流的過程中獲取相關有用的信息，同時也肩負著異常情況的初次上報、初步處理的責任，其作用十分關鍵。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提高，涉毒重點人員的改造與復歸要求也隨之提高，網格內其他人民群眾對于生活安定、社會和諧的要求也會有所提高。結合基層派出所、綜治中心等基層部門的聯動合作，昭化區的實踐中包括吸毒人員、毒品違法犯罪前科人員等相關重點人員的異常情況，在基層環節便基本可以做到有效的研判、協調、處理和解決，將涉毒人員的相關需求在基層上報、風險在基層化解、困難在基層解決。昭化區的實踐體現了以“新時代楓橋經驗”為指引、有效化解相關的基層社會矛盾的社會治理路徑。

3.堅持科技禁毒、智慧治理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科學技術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國家前途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深刻影響著人民生活福祉?！保?0］當前，新興科技革命方興未艾，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科學技術正在為中國模式的社會治理貢獻力量，治理的智能化程度也必然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之一。新興科技的應用使許多以往在以人力為主導的治理模式中難以實現的任務變為現實，為我國毒品問題治理工作帶來深刻的變革，在工作效率和現實效果上得到全新的優化，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成果在毒品違法犯罪相關問題的監控、記錄、預警、研判等方面的應用，能夠改變傳統人力主導型的工作方式，為毒品問題治理方案的設計和發展帶來更多可能。

在昭化區的實踐中，公安“天網”、應急管理、交通運輸、自然資源等行業的視頻監控系統被政府統一整合。在包括毒品問題治理在內的社會治理工作中，依據不同治理工作的實際需求，綜合治理中心在其系統所依托的現代化數字平臺上對整合而來的視頻監控信息進行統一調度、提取和研判，這一過程離不開大數據信息的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系統的應用。在以往的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類似吸毒人員管理等涉及到人員流動監管、監控的工作較為困難。這種困難主要體現在：一方面吸毒人員本身具有一定的違法屬性，即使其處于戒毒階段，也不排除繼續從事毒品違法犯罪活動的可能，從違法犯罪預防的角度來看，確有必要對其行蹤進行一定的掌握、對其行為進行一定的監控；另一方面，轄區內禁毒工作人員不可能做到對吸毒人員時時監管、事事監控，通常以令其定期報到等形式進行管理很難保證實際監管效果。在多部門視頻監控與人臉識別技術在系統平臺上進行融合后，事先錄入系統的吸毒人員面部識別信息便可以根據視頻監控圖像信息進行識別和分析，形成吸毒人員在轄區內的“行程大數據”，可以更好地掌握其在轄區內的活動軌跡。

五、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未來展望

（一）堅持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法治體系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依法治國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保?1］充分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真正提高社會治理工作的法治化水平，才能真正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社會和諧穩定、人民幸福安康。法治建設在社會治理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是我國毒品問題基層治理工作中的新舉措、新方向，也自然應當納入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軌道中并深入發展。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除了應當遵照《憲法》《刑法》《禁毒法》等國家憲法、法律的規定之外，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尤其應當注重結合本地區發展和社會治理水平等具體情況因地制宜，積極在地方立法層面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及相關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細化規定。

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應當重點加強相關工作人員權利義務、部門協同機制流程與分工、一般運行機制與特殊情況應對機制等問題的規范制定，從規范層面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運行加以明確和固定，明確權責分工，用法治來保障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有序進行。同時要加強相關硬件和軟件準入、采購領域的規范引導，從規范和制度層面減少敏感信息外泄的風險。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保障方面，應當注重從政策、體制、財政等多方面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加以保障，并在規范層面加以明確，確保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能夠常態化進行。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監督方面，應當重點加強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興技術的應用層面的監督，通過法定的制度設計來規范和約束相關人員的行為，從制度層面最大限度降低相關技術和數據被非法使用的風險，保障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能夠在合法的軌道中平穩運行。

（二）推進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主體多元化建設

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的深入開展和發展完善離不開多元主體參與，這是現代化社會治理的必然要求。當前以網格員、治安民警等主體為主要成員的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人員的結構亟需進一步優化，主要方向就應當是群眾主體以及社會團體主體的參與和融合。

1.擴大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參與主體范圍

“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充分調動人民積極性，始終是我們黨立于不敗之地的強大根基?！保?2］正因如此，全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取得了禁毒事業的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當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中，人民群眾往往只是在網格員、民警等人員的工作中起到輔助作用，尚未成為治理工作的主體。積極調動人民群眾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積極性，為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增添人民力量，讓人民群眾成為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重要主體之一，這是黨堅持群眾路線的具體體現，也是開展“新時代禁毒人民戰爭”的應有之義。具體來說，人民群眾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可以更加充分地發揮人民群眾主體優勢。例如在涉毒信息收集方面，網格內群眾在網格中融合程度更高，消息來源更加廣泛，往往也更加準確；在禁毒宣傳方面，網格內人民群眾的參與往往可以深化宣傳層次，在宣傳形式上也更貼近群眾生活，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宣傳效果。在毒品問題治理的打擊、預防、管控等多個層面，人民群眾的參與都可以大大提升工作實效。

在社會團體方面，隨著我國毒品問題治理的深入發展，禁毒社工組織、禁毒公益團體等非營利組織在我國毒品問題社會治理領域發揮的作用增大。非營利組織“具有與基層聯系緊密、對社會需求反應靈敏、成本低而效率高且不以利潤分配為目的等特點和優勢?！保?3］在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中具有不同于政府機關以及市場的作用。非營利組織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中人員緊張的問題，同時提升工作的專業水平，增強基層毒品治理工作成效。

2.探索多主體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保障機制

人民群眾主體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是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首先就是要明確其在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筆者認為，政府部門應當建立健全網格內人民群眾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路徑和機制，讓人民群眾充分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要想充分發揮禁毒“人民力量”，就應當充分發揮制度優勢和保障作用，在日常工作安排和部署中充分保障人民群眾主體參與的廣泛性和深入性。另一方面，非營利組織參與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實現，關鍵就是非營利組織人員與現有政府工作人員的互補與整合，這就有賴于政府部門相關政策的支持，以政策積極推動和保障這一主體在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中的參與。

（三）全方位支持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專業人才建設

當前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人員配置較為單一，網格員作為社區網格的日常管理者和服務者，毒品問題治理工作任務的分派無疑增加了其工作量。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涉及多個不同領域，相關工作具有強烈的專業性，需要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員在網格內對相關工作加以指導，而當前的人員配置顯然無法滿足需求。

1.注重多領域人才的引進

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涉及毒品違法犯罪打擊、毒品預防、吸毒人員戒治管理、脫毒人員復歸社會等多方面工作，且每一方面工作涉及的領域都具有專業性，工作人員如果沒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則難以全面承擔起相應職責。筆者認為，應當更多吸引法學、公安學、心理學、醫學等專業人才加入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工作，提高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的工作水平。

2.探索專業人才參與的新模式

當前解決毒品問題網格化治理人員專業性問題的難點之一，就是人員參與模式問題。筆者認為，應當在現有的人員編制組成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參與模式。例如，建立以各高校、科研院所、醫療衛生機構等單位專家學者為主體的專業化參與模式，讓專業人員在區域內各社區網格間采用流動式、輔助式的參與模式進行分段式指導。在經費充足的情況下，也可以嘗試以聘任制方式與相關專業人員建立長期聯系，保障其常態、持續進行專業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