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運行機理與獨特效能

馮玉麗

（中國人民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北京 100872）

2021年6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夠保障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保?］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可能性及其程度高低，關乎國家治理能力與政黨執政能力的強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大的制度優勢和最本質特征，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國家治理層面的獨特優勢可從運行機制與多維效能兩個方面進行分析。結合政黨與政權、政黨與政黨、政黨與社會的結構關系邏輯而言其治理效能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強凝聚共識能力，推進治理主體多元化；二是優化合作協商機制，提升治理決策有效性；三是提高利益整合水平，著力推動治理路徑科學化。特別是在國家治理體系面臨如新冠肺炎疫情等突發公共危機的非常態化情境下，中西方政黨制度轉化為治理效能的區別顯而易見。由此進行深入思考，應當著力于加強執政黨與參政黨的自身建設，完善領導機制、合作監督機制以及協商民主機制等，從而激發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治理效能。

一、中國政黨制度建構的歷史邏輯

政黨制度具有歷史邏輯與現實發展的一致性與傳承性，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孕育于近代以來中國民主革命的歷史進程，形成于協商籌建新中國的偉大實踐，發展于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進程，完善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1］在國家建設與發展的歷程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協商建國的形式，承擔起新型國家形態與制度建構主導者的歷史使命。在20世紀的中國，主要體現為上半個世紀由國民黨主導的“不完全形態”的政黨主導型國家的初創，以及下半個世紀由中國共產黨主導，并與各民主黨派通力合作民主協商的完整意義層面上的新型政黨國家建構。政黨主導、協商建國成為中國政黨制度建構的內在邏輯與演變路徑，中國共產黨集中統一全面領導，與各民主黨派開展多黨合作、團結一致、共同協商，形成了“救亡圖存”與“治國理政”的制度合力與治理效能。

（一）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政黨制度建構的主導者

中國共產黨作為政黨制度建構的主導者，一方面，體現在非常態化的革命時期整合建制的主導作用上。自清末封建帝制逐步解體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的現代國家制度建構一直處于一種“非常態”情境之中，同質性的社會結構遭受異質性政治制度、文化觀念的沖擊，社會各階級力量先后登場，無論是清政府實行新政的“最后掙扎”，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還是國民黨主導建立的初具政黨國家形態的中華民國，均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作為政黨國家建構的主導與領導力量，順應了歷史與現實發展的要求，承擔起整合社會力量與結構、挽救民族危亡、建立新中國、建構新制度體系的歷史使命。中國共產黨在經過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歷時數十年的戰爭，夯實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和現代國家建構主導者的地位?！爸袊拿裰鞲锩?，可以說是幾個政黨聯合進行的，但是以共產黨為首”［2］3，全面突顯出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國家建構中的主體地位。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通過綱領、理念和組織架構等實現了對各種力量的有效統合，形成制度建設的有效合力。

另一方面，體現在常態化建設時期治國理政的主導作用上。例如1948年“五一口號”號召聯合民主黨派等，鞏固與擴大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3］283-284，本質上代表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得到各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擁護。在之后頒布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進一步明確強調：“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最終確認選擇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者，并接受其領導?！保?］此綱領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在制度規范層面首次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政黨制度等政治制度的建構已進入常態化階段。新中國成立之后，政黨制度規范下的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又從“八字方針”演變為“十六字方針”，基本奠定了新型政黨制度長期存在和發展的格局。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新型政黨制度建設逐步朝著制度化、規范化方向發展。1993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被寫入憲法，新型政黨制度建設的憲法依據得以明確確立。2005年，中共中央制定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2006年，制定了《關于加強人民政協工作的意見》；2007年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明確指出黨的領導的重要性。黨的歷代領導集體從國家制度建設的角度，對中國共產黨在治國理政中的領導與主導地位均進行了科學的闡述與厘定。亨廷頓指出：“共產主義運動對現代政治的突出貢獻，在于組建和創造了新型的政治制度?！保?］274在現代政治生活中，中國共產黨作為制度建構主導者的地位，充分體現在組織結構、規章制度、施政綱領等層面的主導，政黨承擔了國家的政治發動機和調節器的功能。［6］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進多黨合作理論、政策和實踐創新，加強對多黨合作事業的全面領導，推進多黨合作制度建設，多次召開中央統一戰線工作會議、中央政協工作會議，強調中國共產黨在多黨合作事業的領導地位。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3月4日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三屆一次會議的民盟、致公黨、無黨派人士、僑聯界委員并參加聯組會時，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2021年6月25日，國務院新聞辦發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白皮書指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創造了一種新的政黨政治模式，在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中顯示出獨特優勢和強大生命力。新型政黨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朝著科學化、組織化、規范化建設方向發展。

（二）政黨國家是中國政黨制度建構的邏輯載體

面對西方現代性的“外力沖擊”，以及清政府日漸腐朽的制度與國家能力衰弱的“內力撕裂”，中國現代國家建構中的主題表現為從傳統帝制國家到現代國家的轉型，其間在帝制國家底色的基礎上，伴隨著新興階級與社會力量的產生與整合，呈現出“民族國家”的隱性面與“政黨國家”的顯性面。帝制國家與民族國家建構的失敗，使國家建構停滯不前，社會力量分散，中央與地方之間聯系松散，國家一度呈現出“散沙”狀態，政黨作為國家建構的重要力量，擔負起挽救國家危亡的重擔。辛亥革命后，舊中國效仿西方國家實行議會政治和多黨制，各類政治團體競相成立，多達300余個。［1］孫中山最早提出了以黨治國的理念，并指出革命時期的一切軍國庶政悉由國民黨完全負責。但國民黨建立的首個政黨國家，并不是完全意義和現代形態的政黨國家，因為中國國民黨還沒有成為組織嚴密、掌控國家的超級政黨。［7］之后，蔣介石推行一黨專政，嚴重擠壓其他政黨的生存與活動空間，打擊和迫害民主進步力量，離民主國家的目標漸去甚遠。

在近代中國政治發展形態之下，政黨主導、協商建國是政黨制度建構與發展的內在路徑，政黨國家是中國政黨制度建構與發展的邏輯載體。亨廷頓指出：“達到政治高度穩定的處于現代化之中的國家，至少擁有一個強大的政黨?！保?］341基于波譎云詭的政治環境，孫中山和蔣介石主張建立的國家并非完全意義上的政黨主導型國家形態，根本原因是受限于其本身所代表的階級利益與黨派立場。中國共產黨作為代表人民利益的使命型政黨，以救國救民作為重要的內驅力，中國共產黨通過“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科學道路，建構高效能的政黨體制國家。政黨主導、協商建國是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結合歷史與現實的重要選擇，具有嚴密科學的內部領導組織與外部制度架構，中國共產黨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聯合團結各民主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并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通力合作、平等協商，最終以和平民主的形式建立新中國，為中國政黨制度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國家層面的載體支撐與制度環境。與此同時，民主協商、團結合作也是新中國成立后各個時期中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涵。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黨與執政黨，科學地處理好政黨與政黨、政黨與社會、政黨與政權的關系，有效地整合社會力量、團結各民主黨派與無黨派人士，圍繞新中國的建設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挽救國家危亡，追求民族獨立，進而也充分彰顯中國共產黨作為領導黨的地位與重要性。至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國家初步具備現代國家建構形態，并成為涵蓋政黨制度在內的制度建構的邏輯起點。

二、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運行機理

基于政黨制度建構的歷史邏輯，解構中國共產黨承擔制度建構主導者角色的必然性，以及以政黨國家作為邏輯起點載體的客觀性從歷史進程與現實發展的維度，深入闡述新型政黨制度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協商民主與團結合作、以人民為中心三個層面的運行機理與邏輯，以及其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中的獨特優勢。

（一）“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前提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前提。政黨力量對處于現代化之中的政治體系的穩定具有決定性作用，在革命、改革、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都體現其政治體系的多元維度，既是新型政黨制度的主導者、制定者，又是國家治理的主導者、決策者與實施者。毛澤東多次強調：“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保?］350中國共產黨在政黨制度和國家治理兩個領域的領導功能特質的重合，為國家治理提供了基礎性前提。同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9］18，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涵蓋政治、經濟等多領域，著力于將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全過程與多環節。新型政黨制度中黨的領導特質，有助于維護政治穩定，確保國家治理與發展的正確方向，為治理提供重要且穩定的制度環境與宏觀建構空間。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是推進國家治理的根本性舉措。尤為重要的是，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最大的優勢。黨的集中、統一與全面領導，也深入體現在對各民主黨派的整合調動與協調安排功能優勢層面，著力于提高執政能力，依法執政、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保證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進而發揮新型政黨制度在推進國家治理中的高效能。由此而言，黨的領導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前提。

（二）“合作協商”為國家治理提供程序保障

近百年來，“合作協商”一直是中國政黨制度的運行動力與程序保障，從“五一口號”到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協商建國、共商國是，共同就國家建構與發展開展廣泛協商。新型政黨制度下協商的范圍、對象與深度均得以擴展，尤其是新型政黨制度的合作協商與治理的決策共識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并為國家治理提供重要的程序保障。一方面，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涵之一即為“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在推進國家治理的前提下，科學有效整合社會治理，形成多維治理格局。依托全國政協與各級政協機構，架構保障治理程序的重要載體，實現黨際協商、政黨與社會協商。另一方面，協商合作為治理提供程序保障還體現在圍繞重要議題進行協商的全過程，并且有歷史與規章制度層面的支撐。周恩來指出：“議事精神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協商和反復的討論?！保?0］134參政黨要積極發揮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等重要職能，著力于多黨合作與協商制度建設。協商共識是推進國家治理的關鍵程序與動力，早在黨的十三大就已確定了社會協商對話制度的基本原則，強調人民的知曉權與討論權。2015年頒行的《關于加強政黨協商的實施意見》主要是基于國家制度規范化層面落實協商民主機制，拓展了協商的廣度與深度。要將真協商落實于決策之前和決策之中，構建程序合理、環節完整的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體系。［11］77在新型政黨制度下，參政黨通過“一個參加、三個參與”，長期為國家治理現代化建設建言獻策、貢獻智慧。由此，新型政黨制度實現了將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中的優秀人才吸納到國家治理體系中的獨特效能。通過多黨合作與民主集中制等，中國實現了治國理政多層面的協商與合作。

（三）“以人民為中心”為國家治理提供價值依歸

“以人民為中心”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百年大黨的立黨初心和根本標尺，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一脈相承。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的共同價值追求和依歸均為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核是“以人民為中心”，這也是國家治理的根本價值依歸。政治應該是人民的事［12］413，作為政治重要組成部分的新型政黨制度強調人民的主體性也是國家治理的理念內核。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作為具備堅實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新型政黨制度始終將人民的根本利益置于首位。就此而言，新型政黨制度與國家治理都是在各主體平等的基礎之上，通過政策決策、協商討論，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與善治的建設目標。毛澤東多次強調人民中心論并明確指出，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隊伍，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隊伍。［13］1004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也體現在通過有序參與政治平臺路徑、實現利益表達的價值功能上。習近平多次強調人民立場的根本性，秉承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根本執政理念。在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2021年河南暴雨等公共危機治理中，必須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高于一切的價值導向，是中國根本政治制度與新型政黨制度應用于國家治理實踐的具體體現。

三、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獨特效能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核心與主導力量，通過完善中國特色的政黨制度，將政黨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提升政黨制度效能與國家治理效能的共通性與融合性。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時刻，新型政黨制度建構的歷史邏輯和運行機理，是充分發揮政黨制度的效能并推進制度優勢應用于治理實踐的關鍵。結合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一般原理與典型現實，從解構政黨制度結構的邏輯關系出發，圍繞政黨與政權關系、政黨與政黨關系、政黨與社會關系的不同樣態模式，剖析新型政黨制度在推進國家治理層面獨特的政治效能、黨際效能與社會效能。

（一）“加強凝聚共識能力，推進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政治效能

就政黨制度結構中政黨與政權關系所體現出的政治效能而言，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中，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各民主黨派是參政黨，共同致力于制度建設與國家治理。新型政黨制度充分兼顧歷史與現實因素，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倡導天下為公、以民為本，崇尚和合、求同存異，注重兼收并蓄、和諧共存，與馬克思主義理論一脈相承，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更充分代表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西方政黨制度邏輯結構模式的對比，進一步彰顯出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轉化為國家治理的政治效能優勢。

1.維護政權穩定，促進治理主體多元化

新型政黨制度以合作、協商代替對立、爭斗，克服了因政黨之間互相傾軋而造成的政權更迭頻繁的弊端，能有效化解矛盾沖突、維護和諧穩定。堅持在協商中求同，能有效避免否決政治、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等問題，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秩序和持續性是政治穩定這一概念中占主導地位的兩個因素［14］155，政治穩定也意味著政治體系的關鍵要素不發生變化且不間斷，不存在高壓與分裂，具有施政的穩定性與連續性。任何一種特定民主的穩定性都取決于政治系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15］55新型政黨制度具有重要的制度功能與政治效能，為國家治理提供穩定和諧的政治環境，能實現治理主體的多元化，使政府、市場、社會等各主體參與到治理進程中。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體現奮斗目標的一致性［1］，這一政黨制度把各個政黨和無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為共同目標而奮斗，有效避免了一黨缺乏監督或者多黨輪流坐莊、惡性競爭的弊端。這一政黨制度通過廣泛協商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利于達成思想共識、目標認同和行動統一，有利于促進政治團結和有序參與、形成國家治理的強大合力。同時，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作為國家治理的主導者與主要參與者，在穩定的政權條件下團結合作，形成強大的政治治理效能。

2.凝心聚力，形成決策共識的功能

中國共產黨作為治理的領導與核心力量，對國家資源具有配置權力，能及時有效地匯聚民意，形成政治共識。正確的政治領導是黨實現對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重要條件，也是新型政黨關系和諧發展的根本原因。［16］新型政黨制度的制度優勢還體現在重要的體制吸納能力與制度整合能力上。西方國家政黨與政權的“在朝在野與爭權奪利”結構模式，政黨間政權爭奪的行為，導致政權分化與不穩定，不利于形成治理合力。西方國家政黨通過網絡電視、演講游說等拉票行為，依靠背后利益集團及特定階層的支持，獲得選民手中的選票，并將其轉化為議會中的議席，進而通過投票選舉獲得政權，治理主體單一且各自為政、相互分裂掣肘。如英國的“脫歐”到“拖歐”反映出政黨政治的結構性弊端，再如美國呈現出選情高于疫情治理的政治亂象等。制衡與監督原本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然而各機構間分立、制衡與監督機制的異化，政治與科學關系的倒置等，深刻揭示出其治理亂象。政黨極化導致否決政治、金錢政治、短視政治、資本政治，進而帶來政治衰朽。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政黨制度，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實現利益代表的廣泛性，這一政黨制度真實、廣泛、持久地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國各族各界的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只能代表少數人、少數利益集團的弊端。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促進治理主體多元化和凝聚共識層面，彰顯出重要的政治治理效能優勢。

（二）“優化合作協商機制，提升治理決策有效性”的黨際效能

新型政黨制度在政黨與政黨結構邏輯關系層面呈現出“團結合作、協商民主”的典型優勢，推進決策的程序化與有效化、協商監督機制的優化，提高政策決策的糾偏糾錯能力，新型政黨制度的優勢正逐步轉化為重要的黨際治理效能。

一方面，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協商合作政黨關系的整合與優化，是推進治理決策有效化的關鍵。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能促進決策施策的科學性。通過政黨協商、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等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集中各方面意見和建議，推動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舊式政黨制度囿于黨派利益、階級利益、區域和集團利益，在決策施政時固執己見、排斥異己、導致社會撕裂的弊端。［1］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是親密合作的政黨關系，始終遵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中國的執政黨與參政黨在政體、程序、政策等方面具有共識，新型政黨制度將各民主黨派人士緊密團結起來，同心同力，形成科學有效的協商合作及民主監督機制，避免獨裁專制現象，發揮黨際合作效能，形成有效治理合力。

另一方面，百年來，執政黨與參政黨不斷調試黨際關系的歷程，是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重要體現。新型政黨制度的黨際治理效能，還體現在協商民主機制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推力上。黨際關系是政治制度發展的重要動力，黨際關系對政黨制度的影響是根本性的。黨際效能是治理效能的重要部分，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新型政黨制度的重要內涵。協商合作機制促進了決策的有效化與科學化，黨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及社會各界圍繞涉及黨情國情民情的重要議題，依托各級政協等機構，實現廣泛協商，以黨際協商合作帶動全社會的民主協商。各黨派人士發揮智力決策等界別優勢，依托新型政黨制度平臺與規范，就重大議題進行充分協商。比較而言，西方國家政黨與政黨之間“競爭制衡、對立對抗”的關系模式，政黨極化與結構分歧，正逐步演進為全面的政治結構困境?；谥坪馀c監督基礎之上的政府，整體呈現出公開、透明、回應、責任、信任、糾錯、執行等治理能力的“失蹤”，異化了的制衡民主導致西方諸多國家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節節敗退”，造成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全面性困境。對立對抗的政黨關系形成的否決政治已經開始導致全面政治困境，唐斯模型預言“在兩黨制下，政黨將進行向心性的競爭，削弱分野并以負責任的節制來玩政治游戲”［17］280。在英國下議院，執政黨議員與反對黨議員面對面就座，強調的往往是政黨在有關政策目標方面存在的根本分歧。［18］356基于對抗式政黨關系的極化政治與否決式政治是美國抗疫治理失利的重要原因，此種情境下，更無從談及政黨制度的國家治理效能。由此比較，則更進一步彰顯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中的黨際協商、凝聚共識、優化決策的重要效能。

（三）“提高利益整合水平，著力治理路徑科學化”的社會效能

我國政黨制度中政黨與社會“利益整合、多維表達”的關系，深刻彰顯出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推進治理路徑科學化、提高利益整合水平的重要社會效能。亨廷頓指出，當今人民非難政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分裂社會，造成沖突”［5］338。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充分彰顯出其在聚合與表達社會階層群體利益層面的優勢。新型政黨制度能夠實現利益代表的廣泛性，有效地避免了類似于西方國家的社會分裂，能實現有效的社會整合與利益表達。新型政黨制度拓寬了治理的路徑與平臺，最大效度地實現了社會多元利益的整合。中國政黨制度中政黨與社會的結構關系的演進邏輯，決定和豐富了政黨在社會利益聚合與利益表達的重要結構功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各民主黨派基于歷史和現實因素與中國共產黨在社會基礎方面存在差異，堅持“求大同，存小異”，堅持充分發揮人民政協的協商民主平臺優勢，為廣大社會群體提供多樣化的利益表達渠道與機制，通過政治協商會議充分表達，建立健全系統的利益訴求與反饋監督機制。新型政黨制度將政治協商納入決策程序，堅持協商于決策之前和決策實施之中，通過反復協商征求意見、理性審慎決策施策，增強決策的科學性和施策的有效性。通過優化政治資源配置，形成社會各界廣泛參與國家治理的體制，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治理層面的利益表達與社會效能的整合，還深刻體現在執政黨引領多元社會利益群體，通過多元手段的有序政治參與，運用互聯網等高新科技手段，推進科學依法決策，提升治理效能。政黨政治與社會運動是息息相關的，社會運動整塑政黨，有時也產生新政黨，并常常與政黨合作，有時也提出政黨運動的新路徑。［19］XXXVIII在黨領導媒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設中，媒體平臺尤其是新媒體發揮著穩定政治的社會安全閥功能，依托新型政黨制度中的各級協商機構，通過新媒體技術手段，表達利益訴求。中國共產黨通過人民政協進行社會治理，人民政協及各級政協機構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機構依托，通過該制度平臺機構實現對社會力量的統合與引導。同時，新型政黨制度的規范化與科學化，為社會利益群體提供有序參與政治的多元路徑，充分發揮治理的社會效能優勢。通過中西方國家制度結構模式的深入對比，西方國家的政黨與社會呈現出“分化分裂”的關系結構，社會結構的變化、社會新階層的產生，不同的宗教、民族等重要的社會因素，也是制約治理成效的關鍵。西方大部分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治理中的失序與失語，是國家治理失敗的重要切面，很大程度上由于社會分裂、異質化社會結構，而未能形成社會層面的有效合力，最終制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由此比較，則更進一步彰顯出我國新型政黨制度在整合社會多元主體利益訴求、拓寬社會群體政治參與渠道的獨特社會效能優勢。

四、結語

世界各國政黨和政黨制度是相比較而存在、相對照而發展的。在西方國家，只有掌握國家政權的執政黨與處于在野地位的反對黨之分，國家政權是各個政黨競相爭奪的主要目標，抗衡競爭、你死我活是基本規律。在中國，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是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過程中形成和演進的，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執政黨，還是對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實行領導的政黨。在中國政治體制中，新型政黨制度在國家權力運行系統中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各政黨的地位只有執政和參政的區別，而沒有在野黨、反對黨的存在。執政黨作為國家和社會的核心力量，強大而穩定，擔負國家、民族發展的重任，施政既能著眼于當前，也能制定實施長期的戰略規劃。各民主黨派作為參政黨，其參政目的是促進中國共產黨更科學、更有效地執掌好國家政權，進行好國家治理。民主黨派通過政黨協商、人民政協的界別協商等途徑提出自己對治國理政的意見和建議，通過“一個參加，三個參與”進行國家政權和各方面事務的政治參與。因此，在中國新型政黨制度下，各個政黨之間不是“相競相軋”，而是“相增相長”，政黨關系格局是多黨合作基礎上的復合形式、立體結構。在政黨執政參政方式上是執政與參政有機結合、領導與合作內在統一，實行的是一種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民主政治實現形式。它既能避免一黨獨裁所造成的萬馬齊喑，也能避免因多黨相互傾軋造成的政治動蕩、社會分裂，乃至國家衰敗局面。在國家治理層面，新型政黨制度實現了“加強凝聚共識能力，推進治理主體多元化”的政治效能、“優化合作協商機制，提升治理決策有效性”的黨際效能和“提高利益整合水平，著力治理路徑科學化”的社會效能。進入新時代以來，新型政黨制度和全過程民主貫穿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既證明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執政水平和治國理政能力，也說明了中國人民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與共同富裕、建立現代化強國的深層內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