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讓未成年人成為“被手機耽誤的一代”

秦玉友 王玉姣

摘要：手機沉迷是當今社會一個影響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世界性難題。未成年人手機沉迷表現出手機游戲成癮、手機視頻迷戀、手機社交依賴和手機學習異化等多重問題。這些問題嚴重影響著未成年人的健康發展。長時間沉迷手機不利于未成年人身體健康發展，導致身體機能下降；過度化沉迷手機不利于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發展，誘發心理疾??；捷徑化使用手機影響未成年人的學習能力與積極學習體驗，弱化學習力；無序性沉迷手機增加未成年人接觸不良信息與不良人群的機會，引發失范行為。為更好地防控未成年人手機沉迷，需要從嚴控未成年人手機“觸網”的年齡、空間和時間紅線入手，保障未成年人手機使用時長合理化，推進未成年人手機接收內容分類化，指導未成年人手機“觸網”行為適度化。通過合理有效的教育干預，引導未成年人理性使用手機，防止未成年人成為“被手機耽誤的一代”。

關鍵詞：未成年人；手機沉迷；健康發展；教育干預；“觸網”紅線

中圖分類號：G434 文獻標識碼：A

隨著手機的網絡化、智能化、普及化，手機在給人們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未成年人手機沉迷成為一個世界性難題。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指出，過度使用電腦、手機等電子設備往往對健康造成負面影響，在越來越多國家這個問題已經上升為國家重大公共衛生關切[1]。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全世界互聯網用戶中，約三分之一為18歲以下的兒童與青少年[2]。我國未成年網民也呈現出數量大、比例高的特征。截至2020年12月，我國網民數量達9.89億，手機網民9.86億，未成年網民（19歲以下）占比達16.6%[3]。調查顯示，有近三成孩子有智能手機，26%的孩子每天使用手機上網的時長在1小時以上，34%的孩子有“手機依賴”的表現[4]。有手機依賴學生占比呈逐年增加趨勢，中學生手機依賴問題比小學生更嚴重，在個別學校中有手機依賴或手機依賴傾向的學生占比近七成[5]。未成年人手機沉迷問題已日趨嚴峻，如果不能很好地解決未成年人手機沉迷問題，今天的未成年人將面臨成為“被手機耽誤的一代”的風險。

在互聯網、大數據與人工智能裹挾下，手機功能實現了數字化時代的巨大飛躍，反過來手機又以其自身的便攜性、私密性、易操作為網絡社區多樣化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伴隨著手機使用人數的急劇增長，作為“數字原住民”的新一代未成年人成為手機沉迷的主要群體。手機游戲成癮、手機視頻迷戀、手機社交依賴、手機學習異化等多種沉迷表現貫穿于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成為必須正視和有效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手機游戲成癮

2018年，世界衛生組織將游戲成癮（Gaming Disorder）列為成癮性疾病[6]。按照《國際疾病分類》（ICD-11），如果一個人在至少12個月的時間里無法控制自己的游戲習慣，將游戲置于其他興趣和活動之上，并且不顧游戲帶來的負面后果繼續玩游戲，那么他就適合被診斷為游戲成癮[7]。手機游戲成癮是指手機游戲用戶在生理和心理上對手機游戲這一活動產生長期依賴的現象。一般表現為無節制、無意識地長時間沉溺于手機游戲中，而一旦停止手機游戲，則會表現出難受、焦慮、易怒等多種癥狀。

隨著手機的普及，手機游戲作為更加智能化的游戲形式，吸引了廣大未成年人的注意。具有高刺激、強互動特征的手機游戲，對于未成年人來說，往往是難以抗拒的。2020年，在我國未成年網民中上網玩游戲的比例高達62.5%，其中玩手機游戲的比例為56.4%，在工作日玩手機游戲日均超過2小時的占未成年手機游戲用戶總數的13.2%[8]。手機游戲進入了絕大多數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缺乏恰當引導與教育干預的未成年人往往無法擺脫手機游戲的誘惑，未成年人手機游戲成癮問題逐漸普遍化。

（二）手機視頻迷戀

英國一家健康研究中心曾指出，只要你每天看電視平均3小時以上，就可能患上“電視綜合征”[9]。手機網絡視頻作為智能化時代電視視頻小屏化、便利化的延伸，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電視綜合征”，將“電視迷”引向了“手機視頻迷”，形成了手機視頻迷戀。手機視頻迷戀是指視頻觀看者平均每天觀看手機視頻超出正常休閑娛樂時間限度（通常為2—3小時），長期沉浸于手機視頻觀賞活動的現象。主要表現為觀看手機視頻時，常常容易產生自我代入，無法自拔的沉浸式情緒體驗，進而引發肩頸酸痛、頭暈腦脹等生理不適問題。而一旦停止觀看視頻，會感到心理上的空虛感和無所事事感。尤其對于未成年人來說，經常沉浸在手機視頻情景中，他們更難區分現實世界與視頻構建的劇情化世界，甚至出現簡單模仿的行為舉動。

伴隨著手機休閑娛樂功能的不斷擴展，觀看手機視頻成為人們打發無聊時間的主要活動，而手機短視頻更迎合了用戶打發碎片化時間的現實需求，獲得了人們的青睞。2020年，我國經常收看短視頻的未成年人比例達到49.3%，其中，小學生網民收看比例達到38.8%，初中和高中生網民分別為59.7%和60.2%，中等職業教育學生網民達到67.0%；且10.6%的未成年網民在工作日收看短視頻超2小時，在節假日該比例則提升至19.0%[10]。未成年人沉迷手機短視頻呈現出比例高和時間長的特點，尤其是隨著年齡增長，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收看短視頻的比例與時間不斷攀升。

（三）手機社交依賴

手機社交依賴是指社交人群在互動交往過程中更多地依托于手機，而對現實的社交情境持回避、逃離態度的現象。一般表現為網上社交時，能夠輕松自在而又飽含熱情地沉浸于手機構建的新型網絡社區中，積極與網友進行信息交流、信息共享、留言互動等多項社交活動；而一旦回到現實社交情境，則往往難以適應現實場景內的面對面互動，容易產生孤獨感和失落感，表現出社交障礙，并希望盡快回到手機網絡社區。

新一代未成年人在網絡社區中成長，對網絡社區的熟悉度和認可度較高，對手機網絡社交更容易產生依賴。2015年，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調查顯示，61.5%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經常使用網絡社交軟件，21.3%的受訪者坦言會隨時隨地刷屏，62.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網絡社交的依賴程度比較強，15.8%的受訪者對網絡社交的依賴程度非常強，受訪者中00后占1.0%，90后占27.8%[11]。繼手機的便攜性與交互性極大地提升用戶手機社交的便利性之后，逐漸多樣化的手機社交活動更加劇了未成年人的手機社交依賴。2020年，在未成年網民中，上網聊天占比高達55.1%，使用社交網站達到30.9%，逛微博、論壇均達到10%以上，參與粉絲應援①達到8.0%[12]。多樣化的社交形式、高參與的社交頻率疊加，進一步加重了未成年人的手機社交依賴。

（四）手機學習異化

手機學習異化是指未成年人在學習的過程中，產生不經深入思考、無意識、過度使用和求助手機，直接搜尋問題答案的現象。隨著手機的普及與嵌入手機網絡的教育資源不斷豐富，未成年人不當使用手機作為捷徑化學習工具問題逐漸加劇，引發了手機學習異化問題。手機學習異化主要表現為未成年人在學習或完成作業過程中，往往放棄主動思考，簡單選擇手機“搜題”，通過手機“告知”答案。

在未成年人各種使用手機的活動中，使用手機學習往往是家長和教師最不會干預的。尤其是新冠疫情背景下，線上教育、線上學習廣泛普及，甚至逐漸常態化，手機成為未成年人普遍使用的學習工具。數據顯示，在疫情期間，93.6%的未成年網民通過網上課堂進行學習；2020年，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后，通過互聯網學習的未成年人占比已達到89.9%，其中做作業、復習學過的知識和在線答疑的占比最高，均達到40%左右[13]。信息技術的高度發展不僅提高了學校教育教學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也衍生了大量的線上課程和線上教育資源，導致未成年人不得不通過手機學習，甚至捷徑化通過手機完成作業，未成年人手機學習異化問題不斷嚴峻。

多樣化的手機使用活動導致未成年人手機沉迷，衍生出多重現實問題。這些問題給未成年人學習和發展帶來了不可忽視的不良影響，甚至產生諸多危害。未成年人長時間沉迷手機引發了睡眠不足、近視、超重、肥胖等健康問題，導致身體機能下降；過度化沉迷手機影響了正常的社會性發展，誘發抑郁等心理疾??；捷徑化使用手機學習，影響了學習能力與學習動力、學習毅力的發展，弱化學習力；無序性沉迷手機引發了違法犯罪等多種失范行為，對未成年人未來的正向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一）長時間沉迷手機導致身體機能下降

在便捷化、高刺激、娛樂化的手機使用過程中，未成年人往往容易喪失時間感，長時間沉浸于手機網絡社區，給身體帶來了極大危害。一方面，長時間沉迷手機導致未成年人睡眠不足，近視率增加。世界衛生組織曾發出警示，屏幕使用時間與較短的睡眠時間相關聯[14]。長時間沉迷手機容易引發未成年人的晚睡行為，進而產生睡眠不足問題。相關研究指出，與使用傳統手機的青少年相比，擁有智能手機的青少年在睡前更多地使用電子媒體，因而擁有智能手機與青少年晚睡行為有關[15]。2020年，我國青少年睡眠不足的現象依然明顯，只有46.4%的青少年在上學日每晚可以睡足8小時及以上，平均睡眠時間為7.8小時[16]。過長的“小屏幕使用時間”加劇了未成年人的用眼過度，引發近視問題。國家衛健委報告，2020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2.7%；其中6歲兒童為14.3%，小學生為35.6%，初中生為71.1%，高中生為80.5%[17]。長時間沉迷手機擾亂了未成年人正常的生活作息，不利于其保持充足的睡眠時間，更對其用眼衛生造成了直接威脅。

另一方面，長時間沉迷手機導致未成年人超重、肥胖現象嚴重，運動水平下降。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屏幕使用時間與脂肪過多、運動發育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利或無效關聯[18]。長時間沉迷手機勢必導致未成年人長期缺乏體育運動，引發超重、肥胖問題。研究發現，每天超過2小時久坐不動使用媒體的男孩和女孩超重的可能性，分別是其他男孩和女孩的1.69倍和1.22倍[19]。近年來，我國中小學生的健康情況有了明顯改善，但在超重和肥胖率上有一定程度上升[20]。長時間沉迷手機導致未成年人運動量不足、運動水平低下。數據顯示，全球80%的青少年缺乏足夠的體育活動[21]。長時間的手機使用行為使得未成年人身體運動時間被擠壓，身體機能下降，體力耐力不足，跑步等體育運動不能達標。

（二）過度化沉迷手機誘發心理疾病

與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對手機直觀、高刺激的內容偏好明顯，因而手機沉迷問題也更加突出。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屏幕使用時間與社會心理健康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利或無效關聯[22]。對手機的單一偏好使未成年人過度化沉迷手機，對其他社會活動不感興趣，增加了其社會適應不良、抑郁等心理疾病的發生率，嚴重影響其社會性的發展與社會心理健康。

一方面，手機為未成年人構建了一個虛擬化的網絡社區，過分沉溺其中增加了未成年人與現實世界的斷裂感，產生社會適應不良問題。未成年人更擅長手機網絡社區的交流和互動，并且在網絡社區“無所顧忌”，但在現實社會中卻忽視甚至回避與同輩的互動機會，形成“網絡社區的叱咤風云者”與“現實社會的膽怯者”的鮮明對比，現實的社會性發展得不到滿足，導致社會適應不良，進而引發抑郁等心理疾病。國外研究人員提出了“臉書（Facebook）抑郁癥”，把它定義為青少年在臉書等社交媒體網站上花費大量時間，然后開始表現出典型的抑郁癥狀的現象[23]。據估計，全球10—19歲的青少年中14%患有精神健康問題[24]?！吨袊鴩裥睦斫】蛋l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我國青少年有輕度抑郁的為17.2%，有重度抑郁的為7.4%，其中，小學階段的抑郁檢出率為一成左右，初中階段的抑郁檢出率約為三成，高中階段的抑郁檢出率接近四成[25]。同時，手機迎合未成年人偏好形成的模式化、類型化內容更禁錮了未成年人的視野，使其視野逐漸狹窄，強化了個人的狹隘性，更易引發心理疾病。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極易成為網絡欺凌的對象，長期遭遇網絡欺凌且在遭遇欺凌時缺乏主動維權和自我保護意識與能力的未成年人，更易產生焦慮、抑郁等嚴重的心理疾病。網絡欺凌通常被定義為“一個群體或個人使用電子接觸方式，反復地、長時間地對無法輕松保護自己的受害者實施的攻擊性、故意性的行為”[26]。全球網絡欺凌調查顯示，在全球范圍內，三分之一的父母報告他們社區的未成年人經歷過網絡欺凌，全球手機網絡欺凌發生率約為45%，中國未成年人手機網絡欺凌發生率高達58%[27]。網絡欺凌與傳統欺凌不同，它不一定涉及身體、權力或力量，它可以完全匿名進行，觸及更大的受眾，并可能利用多種手段傷害他人[28]。在網絡欺凌中，未成年人多處于被欺凌且無處排解、無處求助的弱勢地位，害怕、焦慮的情緒增加了其罹患抑郁等心理疾病的風險。

（三）捷徑化使用手機弱化學習力

一般來說，學習作為一種低刺激的活動，往往需要較長時間投入才能獲得結果與反饋，而未成年人在學習時往往有一種希望盡快獲得結果的潛在心理需求。承載海量、易獲得教育資源的手機恰恰迎合了這種心理需求，成為未成年人學習、完成作業的“偷懶”工具。未成年人不分學習任務性質的直接使用手機尋找答案，與學習上的思考偷懶偏好相遇，捷徑化使用手機弱化學習力的危害便凸顯了出來。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屏幕使用時間與認知發育之間存在明顯的不利或無效關聯[29]。捷徑化使用手機使未成年人的學習演變成一種被動性的“抄答案”行為，影響了學習能力提升，損害了學習興趣培養，不利于良好學習習慣養成，從而弱化了學習力。

一方面，未成年人沉迷于捷徑化使用手機直接尋找答案而不愿意通過學校倡導的適切化方法策略掌握知識、解決問題，影響了其學習能力。在未成年人的學習過程中，任何一項學習任務都包含了對基本知識掌握、學習策略訓練以及學習能力培養的要求。然而，未成年人捷徑化使用手機學習，使得本應獨立或在教師、家長適當幫助下學習的基本知識、掌握的學習策略與形成的學習能力異化為對作業答案的簡單復現。不同學習任務要求下的問題解決策略淪為簡單粗暴的手機“一鍵操作”，替代了運用恰當方法正確解決問題的有意義學習過程。未成年人新型的手機“抄作業”策略與家長教育孩子的“省事”傾向相遇，原本的思維和學習能力的訓練過程被家長無意識地省去。捷徑化使用手機學習使學習變成了一件“力氣活”，喪失了認知和思維過程的學習活動弱化了學習的多維意義，造成了未成年人學習能力的下降。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長期捷徑化使用手機學習影響了其良好的學習體驗，導致其學習的動力系統（外在動力和學習興趣）和毅力系統（學習習慣和學習意志）[30]難以建立，造成了學業成績的下降。調查顯示，11.5%的未成年人認為網絡學習時間過長會造成學習退步[31]。未成年人長期捷徑化使用手機尋找答案，使得學習變成了一個簡單重復、毫無意義的機械行為，直接損害了未成年人學習興趣的培養和對知識有用性的感知，導致未成年人無法建立起正常的學習動力系統。同時，未成年人對捷徑化使用手機復現答案的路徑依賴，影響了其堅持通過恰當方法克服困難、探索答案的學習習慣與學習意志，無法建立起學習毅力系統。捷徑化手機學習中，未成年人學習動力耗竭疊加學習毅力缺失，影響了其學習力的發展。

（四）無序性沉迷手機引發失范行為

在準入限制不完善的手機網絡社區中，信息資源良莠不齊，上網群體魚龍混雜，相應法律法規尚不健全，未成年人沉迷手機呈現出無序性樣態。在社會生活的某一特定領域中，如果沒有明確的標準指導人們的行為，失范就會出現[32]。手機網絡社區容易形成社會監控的盲區，更容易成為未成年人失范行為的“重災區”。未成年人無序性沉迷手機極易導致道德問題、違規問題、違法問題以及犯罪問題等多重失范行為。

一方面，手機網絡社區信息資源收發的匿名化與傳播的無序性使得未成年人更易產生道德問題和違規問題。在手機網絡社區中，未成年人擁有自己的獨立社交賬號，社交群體內部的信息交流是昵稱化、匿名化的。未成年人可以拋開現實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重塑自己的網絡新角色，加劇了未成年人在手機網絡社區中行為的隨意性，增加了未成年人道德問題與問題行為產生的風險。在手機網絡社區中，信息傳播彌散，未成年人更易接觸不良信息。2009—2019年，近七成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與近六成的未成年人被害刑事案件都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觸網絡不良信息的問題[33]。在手機網絡不良信息的影響下，未成年人極易產生失范行為，其失范行為在手機網絡社區中也更易彌散性、無序性傳播，并難以得到及時控制。在難以得到及時糾正與干預的情況下，未成年人的這些失范行為往往會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未成年人無序性沉迷手機導致其接觸的上網人群魚龍混雜，更易接觸到與之“共鳴”的行為失范群體，容易模仿行為失范群體“學壞”，個別未成年人與行為失范群體“比著做壞事”的風險增加。有調查顯示，近年來未成年人網絡犯罪案件呈現出侵財型犯罪占主體地位、初中及以下學歷犯罪占比越來越高、共同犯罪特征明顯等特征[34]。在手機網絡社區中，未成年人可獲取、接收到的行為失范案例數量龐大，失范行為類型多樣。未成年人自制能力較低，法律意識薄弱，叛逆性強，行為失范群體往往會成為其“學壞”的“榜樣”。這些“壞榜樣”借助網絡，理論上可以同時態、無邊界地影響到網絡社區中所有對他們缺乏“免疫力”的未成年人。在網絡社區中，與其他行為失范群體相比，未成年人行為失范群體更容易為增加自己的存在感，而產生“比著做壞事”的風險。

在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過程中，討論“使用手機干什么”和“如何使用手機”比討論“是否應該使用手機”更具建設性。因此，有效地引導和幫助未成年人合理適度使用手機是避免其沉迷手機的應有之義。為防治未成年人手機沉迷，在國家教育干預政策基礎上，多元利益相關主體應嚴控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年齡、空間和時間“紅線”，干預未成年人的手機使用時長、接收內容、“觸網”行為，幫助未成年人形成正確使用手機的意識與行為。

（一）嚴控未成年人手機“觸網”紅線

在對未成年人沉迷手機行為進行教育干預過程中，確立并嚴控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觸網”紅線是基礎性舉措。防控未成年人“觸網”紅線應從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年齡、空間和時間三方面進行強制性規定，避免未成年人因過早、過界、過度使用手機而對其健康發展造成不必要的影響與危害。

嚴控手機“觸網”年齡紅線。從接觸手機的機會看，作為“數字原住民”的未成年人從出生就生存于網絡環境之中，這使破解未成年人手機“觸網”低齡化問題迫在眉睫。2020年，我國小學生在學齡前首次使用互聯網的比例已達到33.7%[35]。使用手機對兒童早期視力發展具有更大的負面影響。早在1999年，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AAP）就提出了“屏幕時間”這一概念，建議2歲以下孩子不要接觸電視等電子設備[36]。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建議，1歲以下兒童不要接觸任何電子屏幕[37]。確定“觸網”年齡紅線已成為國際社會倡導的嚴控手機“觸網”低齡化的重要教育干預舉措之一。針對手機“觸網”低齡化問題，我國應遵循兒童的生長發育規律，借鑒世界標準，確立合理的手機“觸網”年齡，積極向社會、學校和家長宣傳，并督促其遵照執行。

嚴控手機“觸網”空間紅線。從攜帶手機的空間來看，學校作為專門學習場所，杜絕未成年人將手機帶入學?；蛘n堂已成為一個明文規定。2018年，法國提出，禁止3—15歲學生在校園內使用手機[38]。2021年，我國提出，要確保手機有限帶入校園，學校應當告知學生和家長，原則上不得將個人手機帶入校園，……，禁止帶入課堂[39]。對未成年人特定場所內攜帶手機行為予以限制性規定，要求“有限攜帶手機進入學?！薄敖箶y帶手機進入課堂”應成為防控未成年人手機“觸網”的空間紅線。另外，家庭場域內，臥室作為未成年人的休息場所，是一個較為私密的空間，私密空間更容易引發未成年人沉迷手機行為。1999年，美國兒科學會曾建議：在孩子的房間里創造“無電子媒體”環境[40]。強調“臥室不能攜帶手機”，嚴控未成年人私密空間內的手機“觸網”行為，應成為防控未成年人手機“觸網”的另一空間紅線，亟需得到社會的關注和父母的重視。落實空間紅線需要家校協同，家長“不給手機”與學?！安蛔寧謾C”形成合力，保證未成年人學習、休息空間不受手機干擾。

嚴控手機“觸網”時間紅線。夜晚是未成年人身體休整與生長發育的關鍵時段，保持良好的睡眠于未成年人而言至關重要。然而，夜晚是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最集中的時段，未成年人在夜晚時段沉迷手機極易導致睡眠不足，并且在燈光不足情況下使用手機對其視力會產生更大負面影響。2019年，教育部提出，面向境內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的直播類培訓活動結束時間不得晚于21：00[41]。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再次重申，線上培訓結束時間不晚于21點[42]。未成年人娛樂性手機使用的最晚時間同樣應該引起注意。2021年8月，國家新聞出版署提出，所有網絡游戲企業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和法定節假日每日20時至21時向未成年人提供1小時網絡游戲服務，其他時間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網絡游戲服務[43]。國家在制定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特定時間的禁止性規定時，應將未成年人其他非教育培訓類手機娛樂活動開放時間納入法律規定，保障未成年人充分的休息時間，防止用眼過度。

（二）保障未成年人手機使用時長合理化

單位時間內手機使用時長是衡量是否手機沉迷的操作性指標，因此相關部門出臺的防治未成年人手機沉迷的政策一般都包括限制單位時間內使用手機的時長。時間維度下，保障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時長合理化，必須貫徹使用時長的單次合理、總量合理和結構合理三大原則。

貫徹單次合理原則，保證未成年人每次使用手機時長適度。在國家政策語境內，對未成年人使用手機學習的單次時長提出了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提出，線上培訓要注重保護學生視力，每課時不超過30分鐘[44]。使用手機單次學習時長規定不僅要具備操作性，更應充分考慮未成年人用眼衛生與有意注意時長。伴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手機娛樂更容易造成未成年人手機沉迷，關注未成年人單次使用手機娛樂時間過長問題更具現實的緊迫性。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門提出，非學習目的的電子產品使用單次不宜超過15分鐘[45]。2021年，國家新聞出版署提出，嚴格落實網絡游戲用戶賬號實名注冊和登錄要求，所有網絡游戲必須接入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絡游戲防沉迷實名驗證系統[46]。防沉迷系統的建立對于防止未成年人單次使用手機時間過長問題具有關鍵性作用，相關部門應盡快著手促進防沉迷系統嵌入每一個手機客戶端。

貫徹總量合理原則，保證未成年人在單位時間內使用手機累計時長適度。2021年，教育部辦公廳等十五部門提出，學校教育本著按需的原則合理使用電子產品，教學和布置作業不依賴電子產品，使用電子產品開展教學時長原則上不超過教學總時長30%，原則上采用紙質作業[47]。使用電子產品總時長占比的規定為未成年人手機學習的累計時間確立了標準。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還提出，要積極探索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合理控制學生連續線上培訓時間[48]。在學習目的的電子產品使用時長規定之外，2018年，教育部等八部門提出，非學習目的的電子產品每天累計不宜超過1小時[49]。針對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總時長，應將學習目的與非學習目的的手機使用時間統籌考慮。2019年，世界衛生組織曾建議，2—5歲的兒童每天靜坐接觸電子屏幕的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越少越好[50]。相關部門應進一步細化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單位時間內手機使用總時長規定，使手機使用時間嚴格控制在合理時長范圍內。

貫徹結構合理原則，保證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時長結構適宜。2018年，國家衛健委建議，學生每學習40分鐘左右，要休息10分鐘[51]。在未成年人手機使用中，規定單次使用手機一定時長后必須進行一定時長的休息，既反映了用眼衛生需要，又成為優化未成年人手機使用時間結構的重要保障。教育部等八部門提出，使用電子產品學習30—40分鐘后，應休息遠眺放松10分鐘，年齡越小，連續使用電子產品的時間應越短[52]。規律性的休息時間對未成年人長時段的手機使用時間進行了階段化分割，減緩了其長時段使用手機帶來的“屏幕壓力”。學校與互聯網企業應積極、嚴格執行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休息時間規定，保證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時間的結構合理性。

（三）推進未成年人手機接收內容分類化

面對手機網絡呈現出的良莠不齊內容，如何避免未成年人接觸與瀏覽兒童不宜內容和不良內容成為教育干預的重中之重。因此，推進未成年人手機接收內容分類管理應遵循人群分類原則與質量優先原則，幫助未成年人有效區分適宜內容與不適宜內容，高質量內容與低質量內容。

推進手機接收內容人群分類原則，保障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時，能夠直接進入青少年模式，且在該模式內瀏覽與接觸的內容符合其具體年齡特征。2021年，教育部提出，學校為學生提供的上網設施，應當安裝未成年人上網保護軟件或者采取其他安全保護技術措施，避免學生接觸不適宜未成年人接觸的信息[53]。中央網信辦提出，未成年人進入青少年模式后，所有網絡視頻用戶使用時段、服務功能、在線時長均受限，只能訪問專屬內容池[54]。在國家強制性法律規定基礎上，落實青少年模式必須堅決避免無視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身份證注冊信息、購買賬號等行為，推行更加精細化的內容-人群匹配檢測方式。同時，相關部門要定期或不定期檢查青少年模式下的內容適宜性，督促互聯網企業對手機客戶端的海量數據進行內容管理與審查，及時對違禁內容予以禁止與處罰，防止未成年人接觸不適宜內容。

推進手機接收內容質量優先原則，保障未成年人使用手機時，其瀏覽與接觸的內容是分質量等級的。首先，要嚴厲打擊與及時清除以迎合“偷懶”心理、追求刺激心理等增加吸引力的內容。2021年，國家規定，線上培訓機構不得提供和傳播“拍照搜題”等惰化學生思維能力、影響學生獨立思考、違背教育教學規律的不良學習方法[55]。其次，國家和相關網絡企業應采取一定舉措對未成年人可接收內容進行分類型質量等級評估，把未成年人可接收內容按類型分成學習類、游戲類、社交類、視頻類等，并對不同類型的內容進行優良評估。最后，對評估后的內容按照質量高低進行排序，對高質量內容優先推薦，保障未成年人接收更高質量的內容。

（四）指導未成年人手機“觸網”行為適度化

指導未成年人在日常生活中適度使用手機是保障未成年人理性“觸網”的最后一公里。2021年，《全國首個“區域教育質量健康體檢”報告》發現，父母有手機依賴行為，其子女手機依賴的概率幾乎翻倍；如果教師能更多地關注學生，則會減少學生對手機的依賴[56]。因此，指導未成年人手機“觸網”行為適度化需要遵循家長引導原則與教師引導原則，家校合力，實現對未成年人手機“觸網”行為的正向教育干預。

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行為大多發生在家庭場域內，家長榜樣作用非常重要。從家庭的作用來講，家長引導原則強調家長使用手機的態度、行為對未成年人手機使用行為的正向影響。首先，家長要形成適度使用手機的習慣，以身作則教育孩子從幼年階段開始認可理性使用手機的意識和行為。其次，家長要提升網絡媒介時代的育兒素養，既要持積極的心態來看待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行為，善于引導他們適度使用手機，又要避免使用這一媒介作為電子保姆[57]，避免“圖省事”式利用手機“哄孩子”的現象。最后，家長要了解未成年人使用手機的狀況，將其手機使用狀態限于青少年模式，并使其認同且習慣于青少年模式。

從學校層面的干預來講，教師引導原則強調教師不僅要正向引導未成年人手機“觸網”行為，而且要從教育角度培養其良好網絡媒介素養。2021年，教育部提出，加強課堂教學和作業管理，不得用手機布置作業或要求學生利用手機完成作業[58]。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避免出現因個人工作便利而不當依賴手機進行學生教育與管理的現象，應增加線下課堂情境中與學生的互動，引導未成年人投身于現實情境的學習，緩解其手機沉迷問題。同時，教師應承擔起對未成年人開展正式網絡素養教育的任務，引導未成年人形成正確使用手機的態度與認識，將手機看作一種工具，而不是演化為被手機支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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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秦玉友：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農村教育、教育政策。

王玉姣：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農村教育、教育政策。

Don’t Let Minors Become “One Generation Delayed by Cell Phones”

—Analysis of Minors’ Cell Phone Addiction and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for Them

Qin Yuyou， Wang Yujiao

（China Institute of Rur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Jilin）

Abstract： Cell phone addiction is a worldwide problem that affects the growth of minors in modern society. Cell phone addiction among minors shows multiple problems such as mobile game addiction， mobile video obsession， mobile social dependence and mobile learning alienation. These problems serious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minors. Long-term addiction to cell phones is detrimental to the physical development of minors and leads to the decline of physical functions； excessive addiction to cell phones is detrimental to the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minors and induces psychological diseases； Short-cutting addiction to cell phones affects the learning ability and positiv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minors and weakens their learning power； disorderly addiction to cell phones increases the chances of minors’ exposure to harmful information and delinquents and induces misbehavior. In order to prevent and control cell phone addiction among minors， we need to start from strictly controlling the age， space and time red line of minors’ cell phone use， guarantee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length of minors’ cell phone use， promoti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minors’ cell phone received content， and guiding minors to moderate their cell phone use behavior. Through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we can guide minors to use cell phones rationally and prevent them from becoming “one generation delayed by cell phones”.

Keywords： minors； cell phone addiction； healthy development；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red lines for surfing the inter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