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報刊對外國翻譯概貌及翻譯理論的引介①

管新福

貴州師范大學

翻譯是促進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更是人類知識實現共享的關鍵通道，因為各國、各民族語言之間的差異一般無法消弭，必須依靠翻譯來實現貫通。事實上，在整個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語際翻譯幾乎同語言本身一樣古老，翻譯在世界各民族中都是一門十分悠久的學問。比如，中國漢唐時對印度佛經的翻譯，古希臘對猶太教經典的翻譯，古羅馬對古希臘元典的翻譯，歐洲各民族國家建立后對《圣經》的民族語翻譯轉換，等等，都是世界譯史上的名例。翻譯是語言之間的轉換行為，各國、各民族的翻譯活動有諸多相通之處?！胺g作為人類的一項普遍性的文化交流活動，自然會遇到許多帶有共性的問題，也會在幾千年的翻譯實踐中，積累一些可以相互啟發、相互借鑒的經驗。在這個意義上說，翻譯理論研究不能與本國翻譯實踐相脫節，并不就意味著對別國、別的民族的翻譯實踐或理論研究成果的排斥”（許鈞，1998：521）。在我國翻譯史上，清末民初是極為重要的時段，不但所譯類型繁多，譯文量也十分龐大，尤其是報刊媒介的勃興，加強了和受眾群的聯系，為翻譯文本的快速流播搭建了平臺，大量外來文獻都首選報刊發表，進而形成專書、專著。隨著翻譯規模的擴大、翻譯家群體的增多、翻譯問題的不斷涌現，中國翻譯界對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的闡述也開始多起來，并通過報刊這一有效媒介刊發傳播。這一方面為清末民初的西學翻譯提供了外來范本，另一方面也為中國近現代翻譯理論的建構搭建了理論平臺，對規范近現代譯者的翻譯活動、構建中國特色的翻譯理論頗具影響。

1 近現代報刊對外國翻譯概貌的評介

翻譯作為一種普遍的文化交流方式，既有差異性也有其共通性，而翻譯中出現的困惑也是很多翻譯家面對的普遍問題。尤其在清末民初翻譯量暴增的時代，很多譯者來不及精打細磨，錯漏譯作并不少見，急需翻譯方法論上的規范指導。這時報刊刊發的外國譯論的介紹文章，可給翻譯家的翻譯實踐提供外來經驗。但對近現代報刊上關于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的文獻，學界重視和梳理明顯不夠，很多卓有見解的翻譯理念沒有被及時挖掘，任其躺在故紙堆里，實為憾事。當然，這主要與近現代報刊種類繁多、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容易被生命短促的報刊淹沒，且整理、輯錄難度較大有關。就目前晚清民國報刊登載的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情形而言，很多文獻的史料價值和理論價值都是非常大的，至少能在某種程度上豐富中國近代翻譯史研究。比如，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陳憲和的《對于翻譯問題的意見》、邢鵬舉的《翻譯的理論與實際》、希和的《論翻譯的文學者》、董秋斯的《論翻譯原則》等文獻，均不同程度上涉及外國的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問題，也有外國翻譯家成功經驗的介紹和評述，篇幅長，信息量大，值得譯界認真梳理。這些文獻能為我們全面審視近現代外國翻譯概況、了解外國翻譯理論提供第一手資料，也可將之與中國傳統翻譯活動及理論構建進行對析，以凸顯中外翻譯史及其翻譯理論的各自特質。譬如，近代以前西方的翻譯家，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正確翻譯希臘、羅馬文學文化典籍以及基督教的《圣經》，所采用的方法是語文學，注重原文的文學特征，熱衷于討論翻譯者是該讓讀者向原文靠攏（直譯），還是讓原文向讀者靠攏（意譯）的問題。而近代以后，翻譯家則開始轉向在語言與思想范圍內討論原文的理解問題，這和中國古代漢唐時期佛經翻譯的實踐、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學翻譯的理論觀念有很多相似之處。

通過史料考索，我們發現，對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的介紹清末就已出現，但在“五四”之后才逐漸增多起來，這與民國外出人員和留學生群體的增加、對域外世界的認知趨于全面有著密切關聯。隨著外部知識的豐富，很多有留學或游學經歷的新文化運動中堅、翻譯家和作家開始通過報刊發表介紹外國翻譯概貌及翻譯理論的文章，借此為中國譯界提供域外參照，助力中國文學文化的現代轉型。在這些文獻中，有幾篇值得重視。

一是鄭振鐸的《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鄭振鐸在開篇即強調了翻譯的關鍵作用：“翻譯家的功績的偉大不下于創作家。他是全人類的最高精神與情緒的交通者?！ㄓ形膶W是滿含這人類的最高的精神與情緒的，由文學的交通，也許可以把人類的誤會消除掉了不少。所以在世界沒有共同的語言之前，翻譯家的使命是非常重大的”（鄭振鐸，1921a：78）。循此展開，他向國人紹述了俄國外來文學的翻譯概況，首先介紹了俄國文學史上第一個產生影響的翻譯家克雷洛夫（Kfrylov）。正是克雷洛夫將法國著名寓言作家拉封丹（Jean de La Fontaine）的作品譯介到俄國，俄國文學才以此為據創作出自己的民族寓言。鄭振鐸還強調，克雷洛夫的翻譯不是直譯，而是有“再作”的痕跡，“取了同樣的題目，一切詳綱雖也同原文一樣，然而導出卻帶著他自己的色彩在里邊”（同上：79）。鄭振鐸也據此說明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初翻譯外來文學之時，對原文進行改寫、刪節、歸化等現象是非常普遍的，這是翻譯領域存在的一種世界性現象。接著鄭振鐸介紹了俄國早期另一重要翻譯家楚科夫斯基（Жyкo＇вcкий）的翻譯活動，對其翻譯荷馬史詩、德國詩歌的成就進行述評。在具體翻譯過程中，楚科夫斯基遵循“不要把好詩變壞了”的翻譯原則，在俄國翻譯史上影響極大。之后鄭振鐸又介紹了福士忠實翻譯賀拉斯（Horace）的詩歌，葛北爾精準翻譯歌德、莎士比亞和拜倫等人的作品，美亨洛夫翻譯海涅的作品等，粗線條勾勒了俄國翻譯歐洲文學的大致情況。而當時我國譯者對世界各國之間的翻譯概貌所知甚少，鄭振鐸的這種引介是非常有參考價值的，體現出新文學家敏銳的洞察力。鄭振鐸還指出，俄國對西歐文學的翻譯在方法上亦有諸多可供我們借鑒之處。俄國的翻譯家們一是十分重視對西歐經典作家作品的翻譯，并強調譯文的忠實性，二是對詩歌翻譯的改寫、增刪等問題已有明確探討，已經認識到詩歌翻譯的難度，這對中國現代翻譯家形成合理的翻譯觀念具有重要啟發。

二是蔣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與鄭振鐸關注俄國翻譯概貌不同，蔣百里將重心瞄向了文藝復興時期歐洲幾個主要國家的翻譯概貌。他梳理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翻譯史，重點評價了路德（Luther）的《圣經》翻譯經典例證。對于該文的撰寫目的，他說：“西洋翻譯事業各時代亦有其人物與特色，顧吾獨舉文藝復興時代之一小部言之，蓋不僅以翻譯事業以此時代為最盛，尚有特別二事與中國現代有共鳴之致，可以使吾人發生絕大之興趣，且可得重要之教訓是也”（百里，1921：69）。蔣百里通過對路德《圣經》翻譯成就的評述，指出優秀的譯文對現代民族國家語言規范的重要作用。路德之于德國近代語文形成的關鍵性，猶如但丁之于意大利民族語、莎士比亞之于英國現代英語一樣。進一步細化到路德的翻譯層面，蔣百里指出路德《圣經》翻譯之所以成為譯界范本，有幾點原因使然：“（甲）路德自身之人格與原書精神上之聯系；（乙）路德之主義與其翻譯事業之關系；（丙）選材之慎用力之勤態度之謙；（?。┨觳胖瓌印保ㄍ希?2）。蔣百里的評價十分精到，為國人展現了一個優秀翻譯家應該具備的素質。除路德外，蔣百里還介紹了法國安岳（Amyot）的翻譯活動對法國近代民族語言、文字規范和民族性情塑造的現代價值。通過對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若干重要翻譯家翻譯經歷的梳理和總結，他最后亮出自己的翻譯觀點。

（一）吾儕今日之翻譯為一種有主義之宣傳運動。

（二）吾儕今日之翻譯負有創造國語之責任。

（三）翻譯事業之成功者在歷史上有永久至大之光榮，其成功條件：（甲）譯者著者讀者有一種精神上密切關系；（乙）翻譯者視翻譯為一種“生命”“主義”之事業。

（四）無論何種至善之翻譯，必有一二不滿之批評，然于譯者本身之價值，絕不因批評而增損。（百里，1921：77）

蔣氏雖不是以翻譯家名世，但他通過對西方世界一些重要翻譯現象的爬梳，立足中國現實需求進行思考，指出翻譯批評對翻譯活動的促進作用，有效歸導出一些對“五四”前后中國翻譯家頗有指導性的翻譯觀念，尤其強調一個民族翻譯外來經典對本民族現代語言規范的重要性，這對于倡導白話文運動、強調文學文化現代轉型的20世紀前半期的中國而言具有深刻的啟示性。

三是戴鎦齡的《文學·藝術·音樂·戲?。河乃囀飞戏g時代的翻譯風氣》。戴鎦齡整體梳理了西方翻譯的歷史遞延脈絡，集中述評文藝復興前后英國文藝史上的翻譯實踐，得出對外來文學文化經典翻譯是促進一個國家文學文化進步的基礎這一結論。戴鎦齡指出，英國文學藝術之所以在文藝復興時期取得了過人成就，這和他們重視對古希臘、意大利、法蘭西、西班牙等其他民族的優秀藝術作品的翻譯和吸收分不開。戴鎦齡以查普曼（Chapman）翻譯《荷馬史詩》為例，具體引述了查普曼對翻譯古希臘文學經典所持的態度，以期引起國內翻譯同行的重視。

對于一般的作家，尤其像荷馬這樣的作家，逐字直譯乃是迂腐可笑之事。據何瑞士和其他第一流的翻譯理論家的意見，聰明的翻譯家不依照原著字句的數目和秩序，但忠于內容，細心推敲每句的意義，然后加以潤飾，用本國語言最適當的體裁表達出來。（戴鎦齡，1946：6）

在戴鎦齡看來，查普曼翻譯《荷馬史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是查普曼對譯文的處理切合英國文法和時代需求的結果，因此查譯《荷馬史詩》成為翻譯史上的典范之作，也是英國翻譯外國文學的高峰。而英國之所以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文化達到高度繁榮之境，意譯外國文藝作品功不可沒，正是翻譯奠定了文藝發展的現代基礎，并為語言的規范應用樹立了榜樣。戴鎦齡進一步指出：

他們成功的秘訣，是把外國的東西，重新用健美的英語譯出。原文缺少的可以增添，原文累贅的可以簡略，原文晦澀的變為顯豁，原文夸誕的使其緩和，總之須顧全本國語文的習慣用法，所譯的不是一段一節，而是整本的書，而是融合各部分為一個有系統、有組織的全體。原文的句法可以變通，本國的語文萬不能歪曲。（戴鎦齡，1946：6）

“原文的句法可以變通，本國的語文萬不能歪曲”是后世所謂歸化譯法的闡釋，是為意譯的典型例證。此外，戴鎦齡還介紹了意大利、法國等國的翻譯情況，以說明翻譯外來文學文化對歐洲諸國文藝復興的重要作用。

十六世紀，古典作品被大批翻譯成近代各國文字，仍是沿用以前的方法和態度。變通原文的意譯受到大多數批評家的擁護。意大利的馬里維說：我以為翻譯不在于一字一句翻譯原文，而是在于用另一種語言解說出原文的意義。這樣譯者能保存原文的意境情趣，同時又免去原文的客觀環境，并且變通那些附帶的特殊之處。（戴鎦齡，1946：6）

由上面的陳述可見，從翻譯觀念來看，戴鎦齡支持有理有據的意譯。而在翻譯活動還缺少規范意識的歷史時期，東西方都存在直譯和意譯問題、忠實于原文和靠近譯語讀者等普遍問題，這是當時各國還缺少系統的翻譯理論指引，翻譯家未形成翻譯規范意識、各自為戰所導致的結果。譯文的統一性雖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很多翻譯家又有較好的文化功底，翻譯調適能力較強，因此意譯也能較好傳達原文的基本信息。

除上述幾篇介紹西方翻譯概貌的文獻之外，還有一些文獻介紹了莎劇在東方國家的傳播情況。比如，管思九在《關于我國的翻譯》一文中，翔實地介紹了日本翻譯家對莎劇全集翻譯的概貌。日譯《莎士比亞全集》比中國早10—20年，可給中國莎劇翻譯者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九二八年七月廿八日，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內雄藏博士費了四十三年的精力，譯完了《莎士比亞全集》。一八八五年起，那時他才二十六歲，就著手譯《裘力斯·凱撒》，譯完后自己覺得不滿意，于是拋開原稿重新翻譯，最后發表的稿子是他第四次的改稿，他的精神是可見一斑了。日本民眾對這位莎士比亞學者的敬仰，并不是因為他四十三年的恒心和毅力，卻是因為這四十三冊的譯本沒有一本不是正確的。他們說把外國文學譯成日文是一件事，譯成一字不多一字不少的正確日文又是一件事。一般輿論都是內雄藏的翻譯是盡善盡美，不但不減不增，而且看不到一點翻譯的痕跡，念下去和原來用日文寫的無異。許多佩服他的人說：好些地方譯本比原本還要動人，又說原本精神語調都在譯本里表現出來了。（管思九，1931：9）

內雄藏的莎劇譯本之所以成為日本翻譯西方文學的杰出代表，主要在于譯者的責任意識、翻譯規范意識，以及對原本精髓的透徹領悟，并將之與日本語文和民族文化有機結合，終成莎劇翻譯史上的光輝典范。

以上幾篇介紹外國翻譯概貌的文章，對于了解外國翻譯情況，形成我國近代的翻譯規范具有參考意義。對莎劇及其全集的翻譯，是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的翻譯盛事，在當時國內莎劇翻譯還未形成規模、翻譯專業人才比較緊缺的時期，引進日本的成功譯例更是十分必要。日本近代脫亞入歐后，對西方的學習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在翻譯領域也是如此。他們認真嚴謹的翻譯態度很值得我國翻譯家認真學習。

2 近現代報刊對外國翻譯理論的紹述

清末民初報刊的文學文化版面主要以刊發自創文學及翻譯作品為主，而對外國翻譯概貌的介紹較少，對外國翻譯理論的引介也不多。加之當時我國大規模的外譯活動才剛剛開啟，對翻譯理論的探討相對比較滯后，理論建構也缺少切實的翻譯實踐支撐，所以這一時段對外國翻譯理論家的介紹有時候顯得比較零星，但這些零星的介紹文章確也包含著一些真知灼見，對于指導翻譯實踐、開展翻譯交流有著切實的意義，尤其對我國現代翻譯理論的構建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在這些文獻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陳憲和編譯的《對于翻譯問題的意見》一文。譯者把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期歐美十幾位作家、批評家、翻譯家關于翻譯問題的見解結集刊出。譯者在譯序中引用施萊格爾（Schlegel）關于譯者角色的一段陳述開篇，以說明翻譯家的重要價值。

嚴謹的譯者，不僅會移植一部杰作的內容，并且懂得保護形式的優美與原來的印象，這樣的人才是傳達天才的信使。他不為那限制語言隔絕的鴻溝所限，遠播天才的聲音，貢獻天才的寶藏，從國家傳送到國家，他溝通了相互的尊崇與贊美，這中間要沒有他，也只有淡漠，或竟是厭惡而已。（陳憲和，1937：189）

陳憲和說明翻譯這些外國作家和翻譯家意見出版的原因是“譯者覺得在我國翻譯問題正需要研究和討論的今日，這些文字很可以給我們一些新的刺激與啟發，故不揣簡陋，譯了出來，以供國人參考”（同上：189），這些文獻確實能發揮這樣的作用。

陳憲和文中提及的翻譯家包括：西班牙作家加奈多（Ganado）、日本東京帝國大學俄羅斯籍翻譯家藹里塞夫（Ai Lee Saif）、美國書評論家法第曼（Fadiman）、法國作家紀德（Gide）、秘魯作家加爾德?。℅al Delon）、瑞士德語作家雷許納（Leischner）、意大利批評家黎納諦（Rinaldi）、匈牙利劇作家郎揭爾（Langer）、捷克小說家瑪里安（Marion）、俄國翻譯家楚科夫斯基等，這些來自不同國度、不同行業之人，其觀點多樣，關涉問題廣，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中，法國著名作家紀德的觀點值得重視。紀德不僅創作了大量小說，也翻譯了很多外國作品。他從自身的翻譯經歷出發，對翻譯家的角色定位進行思考，十分接地氣，不啻為經驗之談。他說：“一個良好的翻譯家固應熟稔他所譯的作家之文字，但尤應熟稔他祖國的文字。凡是我從作者那里聽來的話，絕不能僅以不折不扣地表現出來為止境，更須設法去認清那話的精密、柔軟和內在的含蓄。因為這些成分是一個作家作品中所不可少的”（陳憲和，1937：196）。

同時，紀德還看到了翻譯和經濟之間的關系，有時候翻譯得到的回報和付出并不成正比。促使譯者堅持的，除了職業上的競爭，還有精神層面的堅守。

外國的出版家，對他們作者譯本所提的條件就是：他們未便給那些翻譯家以足夠的報酬，于是翻譯家也就只得忍受那蠅頭微利以自滿足。因為他如不是純義務地工作時，同樣的人就會搶掉他的生意了。至于我過去所譯的，是那些還未失去群眾信仰的作者，如康拉德與泰戈爾；這種工作幾乎得不到什么報酬，然而我為了翻譯這些書，竟不惜貢獻出差不多可用來寫一部書的時間，自然這比那原作者所費的時間還要多上許多。我們不是單把原文的意思轉譯過來就算了事，最要緊不是譯那些字眼，而是那成語，更應纖縷無遺地表現其思想與情緒，正如那原作者是值得用法文來表現其思想與傾注一般無二?！慨斘覐氖路g一部書時，我就規戒著我要忘掉自己，我譯著者的書就得設想那是在譯我自己的書。（陳憲和，1937：197）

紀德強調譯者應該從著者的角度出發進行翻譯，這涉及了翻譯時的主體責任問題，見解相當深透，對民國時期我國翻譯規范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參考價值，即便今天看來其觀點也值得譯者充分吸收。

楚科夫斯基的翻譯觀點在于對譯者權利的限制。他重在強調翻譯家的責任意識，其闡釋與紀德有相通之處，都強調譯者對原作要深入領會和把握，認為優秀的翻譯要實現譯文和原文一般無二。當然這是理想狀態下的翻譯，現實中很難做到，因為原文作者和譯文作者有語言、經歷、創作方法等方面的差異，譯本和原本是不可能一模一樣的，名著的翻譯尤其如此。楚科夫斯基說：

譯者并非僅嫻通語文就算了事，更應深悉所譯作者的作品之特性。這正如一個優伶，為求把劇中人物用藝術的形式表演出來起見，須把個性演得栩栩如生。同樣一個譯述者也須與所譯的作家一般無二地去感受外界的一切。原作者的拼音與韻律就是重要無比的東西，因此之故，一個譯者在譯書之前必須反復閱讀該作者的文字，并須高聲朗誦以吟詠文句中的音節與步調。一個嚴謹的譯者必須立意耐著性子反復閱讀自己的譯文，以發現其中的缺陷，不僅在韻律的領域中應該如此，即在風格的領域中亦然，他必須體會到每種文學形式都自有其風格，自有其特殊的語言文字。譯者如果太喜歡使用本國的俗語，那么譯本也就有了毛病，因為此種辦法足以削弱小說中人物的地方性。（陳憲和，1937：295-296）

與紀德和楚科夫斯基強調譯者主體和譯文內部結構不同，法第曼則將翻譯置于更為寬泛的社會學領域進行評價，尤其看到出版商為賺取商業利益，導致了一些不合理的翻譯現象。法第曼指出，出版商為商業利益，很多翻譯出版的書價值并不大。這涉及翻譯對象的選擇問題，翻譯的規范性和嚴謹性應該成為譯者的重要考量之一，他說：

人們翻譯了大批絕對不值一提的書。這種作品不僅文學價值平庸，并且也破壞了商業價值，它戕賤了一個已經束縛了的生意，使得書賈左右為難，使得當時書評家腦袋紛亂，而又不能獲得群眾。充其量而言，這些書能賣到一千五百部已算是上好機會了，美國的讀者從那里面也只得到一點粗淺的教訓而已，至于說到改進我們本國文學，他們的影響卻真是微乎其微。并且即使其能擁有許多讀者的話，也不能證明這些書是放射著“大同主義”的光輝的。（陳憲和，1937：194）

現代傳媒的興起，使文字的流通渠道暢達，加大了外國翻譯文本的傳播速度，但也難免導致一些劣質譯文的產生，拉低了譯文的整體質量。由于片面強調商業性從而損害譯本的科學性和含金量，這在清末民初報刊傳媒大量勃興的背景下，確實是一種應該引起譯界重視的現象。

意大利翻譯家黎納諦是史蒂文森（Stevenson）、德昆西（De Quincey）、喬伊斯（Joyce）等英國作家的重要譯者。他通過自己的翻譯經驗，認為好的譯本必須要嚴格遴選優質的翻譯對象，并對不加選擇亂譯一通的做法十分反感，其觀點與法第曼類似：“那種借著翻譯的形式而與我們相見的外國書籍，往往未經過精密的選擇。照一般情形而論，現代文學的譯述家或出版家，因為要確立選擇的標準計，往往拿一部書在外國是否普及或在我國有無普及之可能以定取舍。至于文學之美，反而成為不大援用的標準了”（陳憲和，1937：289）。

一般而言，本土之外的異國文本汗牛充棟，同時也良莠不齊。如果一個翻譯家沒有過人的選擇眼光，可能會譯介一些不入流之作，浪費時間和精力。針對翻譯的嚴謹性、科學選擇翻譯對象問題，雷許納對法第曼、黎納諦二人的見解表示認同，他進一步補充道：“人們應對讀者外國文學的胃口給以最大限度的滿足，而對翻譯家的活動則給以最小限度的束縛。固然，國內作家的聯合會——或是諸如此類的組織——也應嚴防無聊作家的作品以及拙劣譯本之混跡市場”（陳憲和，1937：291）。

西班牙翻譯家加奈多則關注到了翻譯的可能與不可能的問題，也強調翻譯家應謹慎選擇翻譯對象。

翻譯這件事是可能的。一切大家作者作品之為人移譯者，不僅假手于那些有意把原文譯為自己文字的人，并且也假手于那些受這些作品所影響的人，翻譯也就是移植與傳送。人們寄情于了解、研究、辯論，他人的好奇，著作者哲學家的思想，由別國的文字使之再現于本國文字，或在表現，批評，甚至反駁這些思想中而勉力加以解釋。但是在每部文學作品中，總有一部分是難以移譯的，這正是不容忽視的地方。譬如把一幅繪畫制版印刷出來，無論其印刷術如何精美，但是在這種再現的過程中，也往往遺漏一些不可捉摸的東西。這在用筆墨寫成的作品中，也初無異致。但就許這原文中最被遺棄的地方恰巧是敘述動人的，在音節和字趣上最能激發人的情緒的（這并非只字義而言）我們總須設法從原文中傳達過這種意境來，好將原作者慘淡經營之處再授予讀者。（陳憲和，1937：190）

陳憲和介紹的這些西方翻譯家有一定知名度，他們對當時翻譯領域關注的很多焦點和熱點問題進行深入探討，有些觀點即便在今天看來也是科學合理的，至少值得翻譯史研究者的重視。

作為能熟練使用英語進行創作的著名作家，林語堂對中國翻譯理論的建構做出了積極貢獻。他主張“忠實、通順和美”的翻譯三原則，在中國現代翻譯界有較高知名度。浸淫外國文化多年，林語堂對外國翻譯家的翻譯理論也比較熟悉。他在《譯刊》上介紹了意大利著名學者克羅齊（Benedetto Croce）對于翻譯的看法?？肆_齊以互相矛盾的兩個標題《翻譯的比較可能》和《翻譯的不可能》為論域展開，涉及翻譯研究的諸多核心問題，林語堂將之介紹進來，以資國內翻譯界識別?！耙驗橛行╊愃浦c，所謂翻譯是相對的可能的，這并不是能把原文復制（reproduction）出來（因為這是永遠辦不到的），但是算為創制（production）一種新的，與原文多少相似的，表現好的翻譯，只能算為庶幾的嘗試，自有他藝術作品獨立的價值，而可以獨立存在”（林語堂，1933：35）。

作為藝術史家，克羅齊認為翻譯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原文本和譯入語之間有著一些相通和類似之處，故翻譯活動是可能進行的，但翻譯不可能把原文絲毫不差地呈示出來，只能盡量做到和原文相近。作為美學家，他又意識到翻譯之難，或者說翻譯難以達成理想的狀態，主要是原語文本和譯入語文本之間在美學上的轉化存在較大難度，一般譯者很難駕馭，尤其譯文的“信”“雅”兩方面，實難兼顧?？肆_齊辨析說：

由此還可以得一種結論，就是翻譯之不可能，如果所謂翻譯，竟然是指可以把一種表現（即辭句）翻成他種表現（辭句），猶如將一瓶中的流質倒注于他瓶。我們可以將已經賦有美學上的體裁，再作理論上的闡揚發揮；但是我們不能將已有美學上體裁的，化為另一同樣美學上的體裁。所以，凡翻譯，不是遜弱，就是失真；表現只有一個，就是原文的，那另一個總有多少遺憾，就是不是真的表現；不然，便是另一個新的表現，把原有的表現與譯者自己的辭句熔為一爐；如此就的確有兩個表現，但是這兩個的內容卻不相同?！扒笱哦?，求信而失雅”正是譯者所處的難境。凡非美的翻譯，如字字對譯，句句對譯，及辭費冗長的譯文，只能算作原文的注疏。（林語堂，1933：19）

從上述正反兩面的觀點來看，克羅齊的主張還是傾向于不可譯。對此，譚載喜指出，“克羅齊是從美學的角度談論翻譯的。他強調言語行為之不可重復性，文學作品不能完全移植，文學翻譯只能是藝術的再創作，這些實質上是對但丁‘文學不可譯’論的繼承和發展。由于克羅齊在美學界、哲學界和文學界占有重要地位，他的這些有關翻譯的言論也就有著特殊的價值，深深地影響了20世紀初期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傾向”（譚載喜，2004：177）。

在近現代翻譯理論的建構中，翻譯家是主要的討論中心，除了上述文獻外，還有佚名翻譯的美國學者尼米安（Nemian）所撰的《論翻譯的文學者》一文。尼米安提出：“大概歷來的人討論翻譯文學的態度，可以很天然地分為兩派，一派看譯本的佳妙像原著，沒有什么相差，另一派不以為然”（希和，1923：103）。第一派以愛默生（Emerson）《論書籍》的觀點為代表。愛默生說：“我讀拉丁、希臘、意大利甚至法蘭西的原本書籍，我能夠取得這種種書籍的好譯本。我要感謝英國的偉大語言和文字，有類大海能收納各地的纖流與洪澤，我想當我到波士頓時，可以不必直涉卻爾斯河，猶我要各國的書籍，有譯本供我時我可不必讀原著”（同上：104）。愛默生認為譯文就等于原文，完全信任譯者的翻譯能力和譯本對原作的忠實呈現，作者對此持批評態度：“說翻譯作品可與原本等量齊觀的人，非夸張即誤會了，這不但是翻譯的問題，而且是翻譯者譯得好壞的問題”（同上：104）。在作者看來“翻譯的真諦不在于逐字逐句的直譯，而在于心領神會原文的含義，然后融會貫通達出原文的妙處”，“領會原文的含義而后，搜尋極相當的文字而譯之，方保留原文的美妙于萬一，……翻譯家了解原文的含義才能勉強將關于情緒的美學的元素曲折達出，使譯本有文學藝術的價值”（同上：104）。這則文獻涉及直譯和意譯等核心問題，也說明在中外翻譯史上，逐字逐句的翻譯和利用自身文化過濾后的翻譯都是研究者重點關注的問題。再如佚名的《翻譯》一文，介紹了英國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對于翻譯的看法。華茲華斯說：“我自己關于翻譯的看法是，不能太字面的，假定避免得了三種過失：‘干枯’，凡減損尊嚴的我全算在里面；‘奇突’，或者‘笨拙’，包含生硬；最后，努力傳達意義，然而兜圈子，軟弱無力，等于沒有傳達?！保ㄘ?，1947：659）作為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認為翻譯要力避三種過失，譯文不能干枯、生硬，旨在強調譯文的美感和通靈。此外還有署名瓦礫的作者刊發了《Moulton論翻譯》一文，文章是從莫爾頓（Moulton）的World Literature and Its Place in General Culture（《世界文學及其在大眾文化中的地位》）一書節譯過來的。莫爾頓認為，翻譯是必要的，雖然在閱讀譯文的過程中會丟掉一些原文的因素，但大部分還是得以展現出來，不能因為翻譯存在不能完全展示原作而否定譯文的價值和意義（瓦礫，1935）。

以上這些關于外國翻譯領域的文獻雖不多，但所涉及的理論范疇卻比較廣泛。在近代報刊興起之前，我國很少有介紹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的成果，且晚清時期的翻譯一開始就欠缺嚴謹性和規范意識，當時很多外國文學文化經典都沒有上好的譯例，翻譯家的分辨視野相對狹隘，也沒有多少成功的經驗可供借鑒，很多翻譯家在選擇翻譯對象時并不精。譬如，林紓翻譯數以百計的西方小說，很多卻是二三流作品，文學藝術價值并不高。饑不擇食的翻譯引進，這在世界翻譯史上很多民族都經歷過，實在不是一種好現象。這其中雖然有文化差異的大背景問題，也有譯者對外國作家作品精華認識不透等原因，該問題只有在文化交流不斷走向縱深之后才會有所改觀。在近現代報刊中，由于我們重點關注的是外來文化、文學文本的翻譯，對外來翻譯理論的引入極少，對外國翻譯史的研究也不夠，這樣一來對西方知名翻譯家及其相關的翻譯理論也就缺少重視。今天重新發現這些史料，值得當前譯界審視。

3 近現代報刊所載外國譯論與中國譯論的互動

除了介紹外國翻譯概貌和翻譯理論的一些文章，近現代報刊中還有一些互動性的介紹文獻值得重視，這些文獻將西方的翻譯理論引進之后再和中國譯論進行對比，已經具有翻譯理論建構的比較意識和影響研究的國際視野?！皣夥g理論的大量引進開拓了中國翻譯研究新領域，豐富了翻譯研究方法，引導了我國翻譯研究發展的新方向，為翻譯學學科地位在我國大陸地區的確立創造了條件”（許鈞、穆雷，2009：248）。而在國外翻譯理論家中，英國學者泰特勒（Tytler）的翻譯三原則影響頗大，也是被介紹到國內較早的理論觀點。1921年，鄭振鐸在《譯文學書的三個問題》一文中就對泰特勒翻譯三原則做了介紹。

Tytler說：一本好的翻譯必須是原作的優點能完全轉移到譯文里，使讀譯文的土著的人民能明白地感到，強烈地覺得，如同說原作的語言的人民的一樣。因此，翻譯遂有三個不可逾越的法則，就是：1.譯文必須能完全傳達出原作的意思。2.著作的風格與態度（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必須與原作的性質是一樣。3.譯文必須含有原文（original composition）的流利（ease）。（鄭振鐸，1921b：11）

鄭振鐸雖不以翻譯見長，但他是我國現代學術研究最具國際視野的文學理論家和文學史家之一。他逐條對泰特勒的三條翻譯原則進行評述，以說明其對我國現代翻譯的規范意義和借鑒作用，充滿真知灼見。

需要強調的是，因為嚴復為翻譯同樣構建三條規范性原則，且比泰特勒理論晚出，故很多人認為嚴復留學英國，應該了解泰特勒的觀點。所以嚴復的“信達雅”三原則應是受泰特勒的影響而產生的。這一是在于嚴復在我國現代翻譯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有和外來翻譯理論形成對話的可能；二是源于評述嚴復翻譯觀的理論價值和現代意義，也意在說明嚴復翻譯理論有可能受到的外來影響。

比如，李培恩提出：“英人鐵脫拉①“鐵脫拉”即“泰特勒”。Tytler之《翻譯原理》（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一書其所論述，亦同于吾國嚴復‘信達雅’之說也”（1935：3），涉及中西方翻譯理論的比較問題，看到了嚴復和泰特勒翻譯理論的相同之處，可惜他沒有進一步展開并辨別差異。

另如，鄭朝宗的《翻譯原理論》也是對泰特勒的翻譯理論進行介紹的重要文獻，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梳理。他總體評價說：“臺氏博學洽聞，且精德、法、拉丁、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諸文；書中繁征廣引，頗足驚人，唯其說理曉暢，行文淺易，雖儉學之士，亦能得其梗概”（鄭朝宗，1944：33）。接著，他對譯文三原則進行深化解讀。

一、譯文須達出原作全部之意。此原則似易而實難，譯者對此如欲勝任而愉快，必須滿足兩種條件：一，精通原作之文字；二，熟悉原作之內容。

二、譯文之風格須同于原文之風格。此原則之重要僅亞于第一原則，蓋譯者之責任不獨在傳達原作之意，即原作之面目亦當予以保全，否則思想雖同，形容迥異，同一作品一轉手歧為二物矣。

三、譯文須自然流利如自運之文章然。此原則之實現較第二原則為尤難。（鄭朝宗，1994：33）

在此基礎上，鄭朝宗推論出嚴復的“信達雅”脫胎于泰特勒之觀點：“夫嚴氏之所謂信，非即第一原則所稱之譯文須達出原作全部之意耶？其所謂達，非即第三原則所稱之譯文須自然流利如自運之文章然耶？而其所謂雅，雖不盡合于第二原則之旨，然著意于譯文之風格為其立一標準，則又不殊于第二原則矣”（鄭朝宗，1994：33）。而目前很多譯者，犯了“乃以直譯之名掩其不達，以歐化之名飾其不雅”（同上：33）之病。鄭朝宗通過比較，發現嚴復的“信達雅”翻譯原則的核心理念，和泰特勒的三原則有很多相通之處，雖然沒有直接指明嚴復受泰特勒的影響，但是也間接說明嚴復的理論應該有著外來的影響和淵源。

再如，董秋斯的《論翻譯原則》一文也對泰特勒的翻譯三原則進行述評，觀點與鄭振鐸有不一樣的地方。鄭振鐸介紹泰特勒的觀點在于說明翻譯的可能，尤其是譯詩是可能的，其他就沒有涉及；而董秋斯則將泰特勒翻譯原則出臺的前因后果進行梳理說明，并對泰特勒翻譯原則的初衷作了背景上的闡釋。

關于翻譯的原則，泰特勒的意見大致是：我們假如能給所謂“好的翻譯”下一個界說，翻譯藝術的法則也就容易建立了，因為法則會自然而然地從界說中流露出來。不過批評家的意見在這問題上是非常分歧的。假如各種語文的性質是相同的，由這一種譯成那一種，便成為一種容易的工作；一個譯者除了忠實和細心之外，也就不需要別的什么了。但因語文的性質很不相同，一般人遂以為，譯者的責任是留意原著的意思和精神，充分通曉原作者的思想，在用語方面但求能傳達這種思想，不計其他。（董秋斯，1946：23）

他將其和嚴復的“信達雅”三原則進行比較，以期通過外國譯論的介紹，建構中國的翻譯規范和翻譯理論。

一個合格的翻譯家，應當具備三個條件：（1）了解原著的內容，便是說，譯文學要懂得文學，譯科學要懂得科學，譯某一本書要懂得那一本書；（2）外國文的修養要達到可以辨別原著的風格和癖性的程度；（3）本國文的修養要達到曲折變化運用自如的程度。此外，還要有一種認真的態度，把翻譯當作一種藝術來作，當作一種終生事業來作，絲毫不存茍且敷衍的念頭。（董秋斯，1946：25）

董秋斯指出翻譯家要有科學精神和語言轉換的能力；翻譯不是簡單的語言轉化，語言背后的文化、原文的思想是翻譯的難點，也是一個翻譯家必須認真對待的；翻譯的地位應該不低于創作的地位，它是一個翻譯家必須嚴肅認真去對待的終生事業。

翻譯家伍光建也將嚴復的“信達雅”與泰特勒的三原則對比分析：

如果我們將嚴復的“信達雅”原則“拿來和泰特勒的法則比較一下，初看似乎沒有分別，實際上，除了第一條外，兩者并不相同，嚴先生的達和雅是專就譯文說的，因為他主張，不管原文如何，譯文一定是典雅可誦的中國古文。泰特勒的主張則是，譯文要在一切方面與原著切合，風格癖好都不能例外。原著典雅流暢，譯文自然當典雅流暢。但若原著有粗俗艱澀之處呢，譯者是沒有權利使其典雅流暢的，必然要保存它的粗俗艱澀。（轉引自王向遠，2004：189）

對于伍光建的見解，沈蘇儒通過研究也大致認為嚴復“信達雅”之理論建構與泰特勒有一定的關聯性?！啊┦先瓌t’確與嚴復‘三難’說有相通之處，第一個原則相當于‘信’，第二個原則相當于‘雅’（或者說，相當于一部分后世學者對‘雅’所作的解釋），而第三個原則則相當于‘達’。難怪有人把‘信達雅’看作泰氏三原則的發展，又有人主張干脆將‘信達雅’擱置而改用泰氏三原則了。不論他們的學說有無師承關系，三原則也好，‘信達雅’也好，它們都說明在翻譯工作中所存在的三個主要問題或三個方面，是中外翻譯工作者必須要面對和研究解決的”（沈蘇儒，1998：123）。對這一公案，王向遠通過考證后論述：“嚴復曾在英國留學，這就使人不由地推測他很有可能讀泰特勒的書并受其影響。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是近代翻譯家伍光建先生。據其子伍蠡甫先生在《伍光建的翻譯》文中說，伍光建認為信達雅說‘來自西方，并非嚴復創?！X鐘書在致羅新璋函中，也提到50至60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周越然所編英語讀本已早講到嚴復三字本于泰特勒”（王向遠，2004：189）。此外還有文獻介紹了泰特勒的另外一些翻譯觀點：“一個尋常的翻譯家沉在他的原著的力量底下；有天才的人時時升在上面”（泰特勒，1946：519）。這句話包含著一個優秀的翻譯家會超脫原著的限制，不囿于原文，在翻譯中有自己的觀點創新，是對三原則的補充，可豐富對泰特勒翻譯理念的認識。

除上述文獻之外，朱曼華翻譯刊發了德國佚名作者的《翻譯家的十誡》。此文是對泰特勒翻譯三原則的強化和補充，也是對嚴復“信達雅”三原則的深度拓展，對于翻譯家的責任意識和倫理規范有較好的限定和陳述。十誡即翻譯中十條應該遵循的原則，它對于規范譯者的行為，構建良好的譯文生態有十分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你必須要把確切同樣地表達原作者的每一種思想當作最高的法律。凡增減原文的人是有罪的，因為他沒有達到翻譯的目的。疏忽的罪則比故意刪減的罪還要大。

（二）你必須要把你的譯文，譯得和原本一樣的格式，一樣的韻律，一樣的流利；你必須把你自己文體上的技巧拋開，而只在原作者和外國讀者的中間做一個忠實的介紹人。

（三）你不能死板板地依照原來的句法。你不要猶豫，只管把原文底語句拆開而后鏈接起來，你的文字上和格式上的意識自會指導你的，但須謹慎地注意于句法構造上的“邏輯”。

（四）你切不可以擅自改竄，就是在原作者有無意識說話的時候：因為文字的責任是原作者負的。如果你有意想去改竄，那么，荒謬的罪就在你而不在原作者了。

（五）你常常要把你的譯文高聲朗誦。讓你的耳朵，不是你的眼睛，來做你的評判者。

（六）你必須要精通外國文字到足夠去認識一切專門的名詞，這樣，才不至于像某個本來有資格的翻譯家弄出同樣的錯誤，像把軍隊里的命令En Avant-passgym-naastique-marche譯作“前進——沒有體操——開步走”！

（七）你不可以把優美的外國成語一字一句地翻譯出來。每一種文字都有它的長，有它的短。所以，你必須用十二分的謹慎，但是，卻不要惶惑而慌亂。

（八）你必須要繼續的研究你的本國文，這便是你要將外國文翻譯出來的文字。對于外國文字，你不久就會暢曉，使你很足夠當一個好的翻譯家；但你研究本國文字，卻是永遠無止境的。

（九）你應把“不能翻譯”這四個字從你的字匯當中永遠擦去?！拔骷{諾”（Cyrano de Bergerao）在某一時期是曾有一大批批評家說是不能翻譯的。

（十）除非你確實知道你的譯文給隨便什么人讀了都會和創作一樣，你才可以休息。譯文要達到不像譯文的地步，這才是好的譯文。在全篇里，不能有一句使你不滿意的句子。這一切不是僅僅靠了字典的幫助，便可以成功的，因為翻譯是同時需要感覺與思想。（朱曼華，1931：12-13）

大凡從事翻譯活動的人都深有體會，要執行以上十條譯訓實非易事。它可能僅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只要嚴格遵守這些翻譯規范，一般都能翻譯出文從字順、忠實于原著的譯本來。當然，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面面俱到的理想翻譯是不可能的，但譯者的嚴謹態度、一定的翻譯技巧、熟悉翻譯文本、精通翻譯對象的文化傳統和文字規范則是準確翻譯的前提條件。

4 結語

綜上輯論，近現代報刊興起后，對西方知識的引介是大多數刊物的重點之一?！案鲌缶矶死钦撜f，今既譯西人之報，自當附見西人之論”（轉引自馬祖毅，2004：368），不但?？瘯r評政論，格致實學，亦有翻譯文學列于其中，也插載一些外國翻譯概貌、外國翻譯家理論觀點的文獻，這些文章雖然零星，系統性不強，但涉及當時譯界的熱點問題，后世翻譯學領域的諸多理論視域，如翻譯家選擇眼光問題、譯法技巧問題、翻譯的語言規范問題、譯者的責任和倫理問題、譯本和原文之間是否忠實問題、直譯和意譯問題等，都有所涉及和體現。這些稍顯碎片化的翻譯見解和主張，不管是著名文學家的實際感受，還是一般翻譯家的理論新見，對大量翻譯西方文學文化的晚清民國時期而言，其參考價值和理論構建意義是十分明顯的。在具體的翻譯實踐中，譯者光有語言層面的轉化遠遠不夠，還必須知曉翻譯對象的文化傳統，更要有對當下世界的翻譯概貌、翻譯理論的熟知，宏觀上要去了解世界的翻譯大勢，微觀上更要精準對接，這樣才能譯出好的文本，實現不同文學文化之間交流互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