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翻譯嬗變軌跡的歷史考察
——以近代中國思想文化轉型為視角①

胡 斌

衢州學院

1 引言

自近代始，處于“西學東漸”下的翻譯，逐漸為國人所重視，“中國欲有轉機，請自鼓勵翻印外書始”，“夫翻印外書之事，不特屬條約應有之權，亦于國民有大利益焉”（佚名，1899：2）。近代翻譯，大體經歷兩次鴉片戰爭至19世紀末的發軔期、清末民初的拓展期和“五四”后的興盛期三個明顯階段。尤其是“五四”后，知識界圍繞翻譯方法、譯者文化背景、譯著的西化與中國化等深層次問題各抒己見，折射出國人所面臨的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中西文化溝通與交流之時代難題。筆者通過梳理近代翻譯嬗變軌跡，管窺其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轉型有無關系、是何關系，祈教于方家先進。

2 兩次鴉片戰爭至19世紀末：近代翻譯的發軔期

兩次鴉片戰爭至19世紀末，是近代翻譯的開創期。兩次鴉片戰爭后，朝野士紳首先接觸到西方發達的器物文明，認識到中國欲自強必先學習西方，而首先就是譯介西方書籍，“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譯夷書始”（宋原放，2004：6）。身處變局之中的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官員遂于19世紀60年代甫辦洋務，“欲求自強之道，總以修政事、求賢才為急務，以學作炸炮、學造船舟等具為下手工夫”（曾國藩，1995：748）。辦洋務、譯介西方書籍，自然離不開外語人才，“欲悉各國情形，必先諳其語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李書源，2008a：342）。因此部分士林學者亦主張辦館收徒，培養翻譯人才，比如，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主張，“今欲采西學，宜于廣東、上海設一翻譯公所，選近郡十五歲以下聰悟文童，倍其廩餼，住院肄業，聘西人課以諸國語言文字，又聘內地名師，課以經史等學，兼習算學”（2002：56）。王韜則積極主張“國家亦當于各口岸設立譯館，凡有士子及候補人員愿肄習英文者，聽入館中，以備他日之用”（1998：79-80）。

此時期翻譯人才的培養，主要是通過國內辦館和海外游學兩種途徑來實現。國內辦館主要由政府出資延聘中外人士充當教習，學生亦源自官紳子弟，譯著內容自然受官方控制，且譯者十分有限。比如，京師同文館于1862年開館時僅有英文館，后雖相繼添設其他外文館，但學生人數在其規模較大時的1879年和1888年，才分別“增至一百”“加至一百二十五人”（佚名，1935：16）。上海廣方言館成立于1863年，“仿照同文館之例”，“選近郡年十四歲以下，資稟穎悟、根器端靜之文童，聘西人教習。兼聘內地品學兼優之舉貢生員”（李書源，2008b：611）。廣州同文館也于1864年6月開館，選薦官紳子弟僅20人。這些相繼成立的譯書局或翻譯館多是作為官方附屬機構面世。海外游學是另外一種培養翻譯人才的途徑。曾國藩于1872年上奏清政府，主張派遣士紳子弟游學海外，“今中國欲效其意，而精通其法，當此風氣既開，似易亟選聰穎子弟，攜往外國肄業”（李書源，2008c：3323）。同年8月，容閎、陳蘭彬率上海廣方言館學生30人赴美留學，開啟近代官派留學生求學海外之門。曾為京師大學堂譯局總辦的嚴復就是通過官派留學而成為翻譯大家。

就翻譯方法來看，外國人口譯與中國人筆述相結合，是此時期采用較為普遍之法。比如，在江南制造局供職之傅蘭雅于1880年回憶該局翻譯西書時說道：“至于館內譯書之法，必將所欲譯者，西人先熟覽胸中而書理已明，則與華士同譯，乃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若有難言處，則與華士斟酌何法可明；若華士有不明處，則講明之。譯后，華士將初稿改正潤色，令合于中國文法”（張靜廬，2003：18）。此時期之譯著內容，以影響最大之江南制造局翻譯館為例。據學者統計，江南制造局翻譯館共出西書180種，其中社會科學21種①此處根據熊月之的統計（參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6頁）。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譯書總數爭議較大，王揚宗統計為241種（參見《中國科技史料》，1995年第2期），張增一統計為200種（參見《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張美平認為是197種（參見《中國翻譯》，2010年第6期）。，僅占總數之11.6%，譯著以西方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為主，社會科學則十分匱乏。難怪康有為在1898年上奏清政府時指出，從曾國藩開設制造局“至今數十年”，“得書不滿百種”（湯志鈞，1981：254）。蔡元培在1901年亦指出：“近數十年，制造局、同文館及廣學會譯印圖書，而彼國理科法科及歷史之書稍稍傳布”（高平叔，1984：154）。制造局譯著種類偏重于自然科學在梁啟超所撰《西學書目表序例》中亦得到印證，“制造局首重工藝，而工藝必本格致，故格致諸書，雖非大備，而崖略可見。惟西政各籍，譯者寥寥”（張靜廬，2003：60）。為此張之洞在《上海強學會章程》中亦主張：“今此各會先辦譯書，首譯各國書報”，“次譯章程條教律例條約公法日錄招牌等書，然后及地圖暨各種學術之書”（中華書局編輯部，1991：10）。這一時期亦有少數士人開始嘗試探索新譯法。嚴復在《天演論序》中提出“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王栻，1986a：1321）。嚴氏所提倡的譯著方法，卻遭到梁啟超的反對，認為這種譯法“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始難索解”（林榕，1943：125）。但嚴氏所創的新譯法，使其成為自近代以來中國翻譯界之楷模。部分不通外文或無游學經歷者如林紓，則是遵循口譯和筆述相結合之法，“魏君口述，余則敘致為文章”，或者“隨吾友魏生易，曾生宗鞏，陳生杜蘅，李生世中之后，聽其朗誦西文，譯為華語。畏廬則走筆書之”（鄭振鐸，2011：588-590）。這種陳舊譯法，終致后人詬?。ㄔ斠娤挛模?。

考察此時期的翻譯活動，無論是翻譯機構的創立、譯著內容的選取、翻譯人才的培養還是翻譯方法等，基本都是在官方主導下進行的，譯介活動的目的亦是為官方意識形態服務，“國家欲自強，以多譯西書為本”（鄭振擇，2011：469），帶有急功近利之特性。畢竟此時期作為近代翻譯事業的發軔期，多數譯者是受官方掌控或是由與官方聯系緊密之人充任，其文化自覺意識尚處于幽閉狀態，民間翻譯力量相對薄弱。同時，譯著內容多囿于格致之學，即以西方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為主，因此時期亦是中西文化的初次觸碰，西方以船堅炮利為表象所展現出的先進器物文明，吸引著近代先進中國人邁出向西方學習的艱難步伐。故從思想文化史角度來看，近代中國思想文化首先亦從器物層面發生轉型，此時期的翻譯對這種轉型起到推動的作用。

3 清末民初：近代翻譯的拓展期

隨著前期翻譯事業的艱辛起步，延宕發展至清末民初尤其是20世紀初，大批留日學生相繼歸國，再加上清政府覆滅、民國甫立等政局變動，官方對譯著活動的掌控力相對減弱，而民間譯介力量日趨壯大，成為中國翻譯事業的中堅力量。這些都推動著此時中國翻譯活動的進一步拓展，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總結或反思前期翻譯之弊病。此時期，除很多的朝野官紳，如張之洞、王之春等人，意識到翻譯的重要性并主張推廣外，比如，王之春主張“于京師設一譯書處，外派翰林部員數人率同翻譯官專司其事，譯成一書，進呈御覽后，或木印，或排印，分派京外各衙門以資采用”（張靜廬，1957：31），亦有部分官紳開始反思前期的翻譯活動。比如，鄭觀應在《西學》一文中指出，“至如廣方言館、同文館，雖羅致英才，聘師教習，要亦不過只學言語文字，若夫天文、輿地、算學、化學，直不過粗習皮毛而已”（2002：113）。時任管學大臣的張百熙在1902年上奏清政府亦指出，“惟是中國譯書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類，往往不能審為一定之音，書作一定之字，擬由京師譯局定一凡例，列為定表，頒行各省，以后無論何處譯出之書，即用表中所定名稱，以歸劃一，免淆耳目”（朱壽朋，1960：5）。翻譯人才匱乏、譯名混亂不統一、譯者隨意割裂外文等，這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則再次被提上日程。前文所提及不通外文的林紓，其譯法故招致后人批評或不恥，比如，黃仲蘇（1932）批評林氏譯著采用以耳代目之法，難免出現刪削脫漏音誤的弊病，署名寒光（1934）的作者亦認為林氏所做的是畸形的翻譯工作。無論是晚清學部還是朝野士紳的觀點，均是總結或反思前期翻譯活動。馬建忠在《擬設翻譯書局議》中認為，“近今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與京師譯署，雖設有同文書館，羅致學生以讀諸國語言文字，等始事之意，止求通好，不專譯書，即有譯成數種，或僅為一事一藝之用，未有將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條貫，譯為成書”（1960：90）。馬建忠指出了政府主導下的前期譯著內容過于偏重自然科學，而社會科學方面卻相對匱乏的問題。張之洞于1901年亦提出：“今日欲采取各國之法，自宜多譯外國政術學術之書”（張靜廬，1957：29）。經過此時期的反思或總結，國人譯著內容已由前期重點譯述西方格致之學逐漸轉變到廣譯西方和日本有關社會科學、政治法律、哲學等領域著述，“近五六年，候官嚴氏譯述西儒赫胥黎、斯賓塞爾諸家之言，而哲學亦見端倪矣”（高平叔，1984：155）。

第二，嘗試探索新譯法。此時期清政府掌控下的官方翻譯機構仍因循舊法，比如，1903年，京師大學堂譯書局章程中規定，設總譯一人全權負責翻譯，“分譯四人，分司迻譯”，“筆述二人，以佐譯員漢文之所不及。?？倍?，即以筆述之員兼之”（王栻，1986b：127）。晚清學部雖為加強翻譯人才的培養，強調“教習無論是否教士出身，凡在學堂教授功課，不得借詞宣講涉及宗教之語”（佚名，1908：28），以確保學生能夠完成正業，但因翻譯人才的培養周期相對較長，再加上陳舊的翻譯方法，造成各種漏洞百出的譯著面世。因晚清政府在翻譯名詞統一上的努力“鮮有成果”（何思源，2015：38），致使“造譯人各一字，殊難統一”，因而有學者主張“由政府審定而頒行”（張振民，1915：15）。

此時有少數學者嘗試探索新譯法并展開爭論。比如，章士釗、張禮軒以《民立報》為中心開始討論音譯與義譯之法。張禮軒在1912年所著的《論譯名》一文中指出，“譯歐洲人名、地名尤不可類于中人、中地”，認為那種“強西人入我國籍，改從漢姓”的譯法不可取，向章氏提出商榷。章士釗（2000：230-231）答復中認為其“大論甚是”“頗于記者有益”。同年5月，張氏又致函《民立報》，認為“譯音只可適用于地名人名及新發明之物名，因無意義之可求也”“其他有意義之名詞，仍以譯義為宜”，所以認為“譯音不如譯義”。章士釗回應稱“翻譯名義之當從音譯，抑從義譯”，必須根據“制語時之情狀為衡”“義譯之名，易生歧義”①《章士釗全集》（第2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302—306頁。1912年7月，張禮軒“詳讀答書，猶難釋然”，再次致信章士釗提出自己的觀點，而章士釗認為“張君之書，大足以開記者之茅塞”，以“暫不置辯”為由結束了兩人的這場爭論（參見第400—403頁）。1912年9月，章士釗與張景芬、李祿驥在《獨立周報》第一期又展開音譯與義譯問題的討論，限于篇幅，故不再贅述（詳細內容參見該書第541—545頁）。，故主張音譯?？吹贸?，雙方爭論的焦點表面上雖是翻譯時應選擇音譯還是義譯的問題，而實質是中西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實現交流、融合的問題。

第三，民間翻譯力量出現。清末民初，雖少數學者對外文仍重視不夠，“英文之在吾國教育界，僅宜為一時救濟之劑，不宜為恒久滋補之藥”（沈步洲，1913：97），但隨著新思想、新學術的灌輸，從事翻譯的民間力量開始出現。1897年，董康、趙元益等人在上海發起并成立譯書公會，“以采譯泰西東切用書籍為宗旨”（張靜廬，1957：90），并辦有《譯書公會報》，專門刊登譯著。1906年，周桂笙（1906：263-267）鑒于“譯書家聲氣不通，不相為謀”的現實，與吳研人、汪慶祺等人在上?；I建譯書交通公會，借《月月小說》為機關刊物，以“交換知識，廣通聲氣，維持公益”為宗旨，規定凡各處譯書家，各省學務處，學堂教員、學生，書局編輯所、印刷所等人員，皆可入會成為會友。

誠然，伴隨著清末民初報紙雜志、學術團體等新式傳播媒體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從事翻譯工作的民間力量亦日愈凸顯，表明此時期國人文化自覺意識開始擺脫前期之幽閉狀態而漸趨醒悟。另外，在譯著內容方面，國人認識到僅僅譯介西方之聲光化電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難以實現中國自強，故此時期譯著內容亦轉向社會科學領域，表明此時的翻譯變化與近代思想文化第二次轉型至制度層面之步調亦相一致。

4 五四運動后：近代翻譯的興盛期

“五四”后的翻譯活動，是“翻譯最盛行的時期”（陳光華，1934：6-8）。隨著報刊的日趨興盛，學者們圍繞翻譯諸問題在各種報紙期刊上表達自己的觀點或展開激烈討論，彰顯出這一時期翻譯的新特點。

4.1 統一譯名問題

至民國時期，因翻譯外國書籍而帶來的譯名不統一問題，亦困擾當時知識界，“譯名統一之聲，頗盛倡一時”（王學川，1922：1-5）。各科學術名詞的不一、亂用，甚至曲解，不僅給譯者和讀者帶來不便，更嚴重制約與阻礙民國學術發展，“各種科學術語的譯名久不統一”“實要算是阻擾他（科學：作者注）的發展的一個有力原因”（諶亞達，1929：1-19），“吾國所謂學者，往往有拾人牙慧、矯枉過正的毛病。他們一旦看見了一個新名詞，往往不肯加一番研究的功夫，就滿口應用起來。青年學生亦就盲從實行起來。哪曉得所得的結果往往同那個新名詞的本意相去萬里”（何炳松，1925：14-15）。為此，在官方教育機構主控下曾先后出現醫學名詞審查會、科學名詞審查會等專門機構①有關科學名詞審查會之詳細內容，可參見：溫昌斌，2006.科學名詞審查會[J].科技術語研究，8(3)：55-60.，負責審查科學名詞或制定統一的翻譯標準。然而學者對這些官方機構能否解決這些問題，均不同程度地表現出質疑。1920年，就有學者曾對醫學名詞審查會提出質疑，“今教育部不問其人中西文字之程度如何，專門科學之程度如何，而貿然委以審查一切科學名詞之任，征求既未普遍，審查且未精詳，而教育部又無考復臧否之能力”（朱隱青，1920：117-118）。1925年，以陳方之（1925）為首的十余位學藝同人聯名發表《對于教育部審定醫學名詞第一卷質疑》一文，指出教育部所審定醫學名詞1,182個中差誤就有180處，“這個審定本太不成樣子”，認為這是“侮辱國家的體面，阻礙學術的進步”“不能不起而商榷”。同年9月22日，鄭貞文致函教育總長章士釗，稱“教部為劃一名詞計，應獎勵個人或學會”“藉政府之力，亦不能服學者之心”。章士釗回函稱：“心南于科學名詞利病，持說侃侃，蓋是學驗交至之言”“若以政府之力，矯為一切，強令學子從之，乃學術自殺之愚計”（佚名，1925：10-12）。既然教育部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譯名統一標準，學者個人開始嘗試提出各自看法。其實早在1920年，鄭貞文（1920）在《化學定名說略》一文中提出統一化學名詞的三個標準為“嚴、簡、有體統”。梁國常（1920）亦提出有機化學譯名可以采用“習慣命名”和“系統命名”兩種標準。后作為譯名統一委員會委員的何炳松、程瀛章（1926）就翻譯外國名詞也提出過看法。二者認為當時翻譯事業存在“音譯義譯苦無標準”“中外語音不同翻譯難求適合”“西方語音國各不同”等困難，造成中國在翻譯西方專有名詞時“貽誤讀者”現象，所以他們主張“翻譯專名并非刻意隨便著手”，要解決這些困難，“第一須決定音譯義譯之區別及標準以歸一律”。當然亦有學者主張依靠政府或官方力量才能實現譯名統一問題，比如，王學川（1922：1-5）以統一地理名詞為名提出解決方法，即由“教育部廣請專家”，或由“國內高等教育機構及學術團體聯合發起一譯名統一會”，抑或由“書肆報館等合聘專家”，商定統一方法與原則，頒布全國共同遵用。

后大學院又成立譯名統一委員會，于1928年1月公布包括胡適、王岫廬、李煜瀛、宋春舫、曹梁廈、俞鳳賓6人組成的籌備委員①參見《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一期，1928年1月，第166頁。該委員會后又增加宋梧生、張乃燕、高鏡明、何炳松、鄭貞文、朱經農、李四光等25人為委員（參見《大學院公報》第一年第四期，第106—108頁）。，且隨后制定《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組織條例》《大學院譯名統一委員會職員辦事規則》等相關文件，聘請專家的目的就是“為統一各科學譯名起見”（佚名，1928：28-29），彰顯官方機構在統一譯名方面的努力與嘗試。大學院雖成立譯名統一委員會作為權威的官方機構，但仍有部分學者對其公布的外國名詞翻譯標準提出質疑。比如，徐善祥、吳承洛于1928年7月致函大學院，對其公布的譯名提出異議，而大學院則稱“權度名稱是否應依譯名或依俗名，或另有變通之方法”“頗難決定”（徐善祥、吳承洛，1928：69）。民國初期的教育部在譯名統一問題上的做法很難令學者信服。學者們追尋學術上的自由與獨立，表明他們的文化自覺意識業已完全覺醒。

4.2 關于翻譯方法的見解與爭論

譯法是“五四”后學者們爭論最為激烈的問題，比如，有的學者主張沿襲“信達雅”，有的主張與其信而不順，莫如順而不信，還有主張直譯、硬譯、順譯等。因此，翻譯方法完全突破前兩個時期尤其是甲午戰前的那種單一、被動局面，呈現出多樣化特征。此時學者可以充分依據個人的興趣愛好或學術專長自由選取翻譯方法并撰文表達觀點或展開爭論，展現出其文化自覺意識的完全覺醒。比如，張夢麟（1934：73-75）注意到20世紀初的譯著大致分成“理智的著述”和“感情的作品”兩類，“前者越是翻譯得明白淺顯越好，越是通達流暢越可以使讀者省去注意文字方面的精力，集中到內容方面去”，是故，他認為“直譯與意譯并無根本的區別”，因譯者所處的語言環境不同故有“以中文將就西文”“以西文將就中文”兩種翻譯態度，無論哪一種都是可取的，但“譯者要暫時和該人成為一人，這樣的譯品是可以讀的”。方芥生（1931：125-129）以《西線歸來》這本書的翻譯為例發表自己的看法，“本書的譯者對原文完全不理解，只是將認識的單字拼在一起，然后不管一切湊成一句”。在方芥生看來，此時的中國居然有這樣的譯著問世是難以理解和接受的，譯著遵循一定的標準或方法勢在必行。

到20世紀30年代則直接出現了關于直譯法、意譯法的大論戰。趙景深（1931a：14-18）在《讀書月刊》發表《論翻譯》一文，認為翻譯首先“應該注重于讀者方面”“譯得錯不錯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是譯得順不順”。此文旋即引起魯迅、英烈、李俊民、梁實秋、茅盾等人的激烈爭論。英烈（1931a：11-17）認為“譯得正確而不很順的譯文，勝于譯得很順但不正確的譯文”，因為正確的譯文讀者多少“可以得到一點益處”，否則“譯文雖很順然內容譯得大錯特錯”，讀者“反受其害”。趙景深（1931b：59-61）遂回應指出，“達而不信勝過信而不達”，翻譯“最要緊的是看得懂”。署名摩頓的學者也不贊同趙景深的觀點，認為翻譯“既要忠實于原文（不錯），亦要盡量地求其順”①參見：摩頓，《論〈論翻譯〉》，《文藝新聞》第15期，1931年6月22日，第三版。趙景深在《文藝新聞》第17期回應摩頓的觀點中指出，“為了顧及讀者”“只能以達為第一義”“為了順要稍犧牲信”，嚴復和蘇曼珠的譯文之所以受歡迎，“就是因為他們譯得順”（趙景深，《與摩頓談翻譯》，《文藝新聞》第17期）。。魯迅以長庚之筆名，連續發表《幾條‘順’的翻譯》《風馬?！放c《再來一條‘順’的翻譯》三篇文章②魯迅以長庚為筆名發表第二篇文章《風馬?！罚▍⒁姟侗倍贰返?卷第4期，1931年12月，第107—108頁）、第三篇文章《再來一條‘順’的翻譯》（參見《北斗》第2卷1期，1932年1月，第257—258頁）的觀點因篇幅所限，不再贅述。，批評趙景深“與其信而不順，不如順而不信”的觀點，認為“有些稀奇古怪”，譯得“‘信而不順’的至多不過看不懂”，譯得“‘順而不信’的卻令人迷誤”（長庚，1931：105-106）。此次論戰，“誰是誰非，請明白的讀者們自己判斷”（英烈，1931b：12-13）。筆者認為論戰的目的和意義遠比輸贏更重要，因為這些論戰不僅表明當時中國迫切需要確立翻譯準則的問題，背后更彰顯出譯者文化自覺意識的完全覺醒。譯者普遍感受到西方外來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如何才能更好地溝通甚至融合的問題，這也是時人所面臨且亟待解決的時代難題。

在上述爭論的同時，亦有學者圍繞譯著的好與壞、譯者態度及要求等問題展開討論，比如，胡適圍繞張友松和徐志摩翻譯《曼殊斐爾小說集》時所犯錯誤，致信梁實秋并著重剖析了錯誤原因。胡適認為，翻譯時出現錯誤“之因不只一種”“粗心和語言文學的程度不夠是兩個普通的原因”，另一個原因就是“主觀的成見”。梁實秋回信認為胡適的言論“很持平”，希望時人從事翻譯能“謹慎從事”“蓄意批評的人也別隨便發言”（胡適，1929：1-10）。梁實秋看到魯迅譯著《藝術論》時亦致信葉公超，認為“翻譯要忠于原文”，認為誤譯、曲譯、死譯、硬譯“都是半斤八兩”（梁實秋，1932：1-4）。葉公超回信指出，“任何翻譯沒有與原本絕對準確的”，因為中國文字與西方文字在單字、熟語和語氣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差異，因此譯者翻譯時要“不失掉原句內各部分的關系”“在可能范圍內使譯句的組織趨向于緊密”“維持原句各部間的輕重比例”（葉公超，1933：63-73）。此外，還有陳西瀅與曾樸、曾虛白父子間關于翻譯的神韻問題之爭論，沈雁冰、胡愈之、鄭振鐸關于文學上名詞譯法的討論，等等①上述討論或爭論之內容，可參見陳西瀅的《論翻譯》（《新月》第2卷第4號，1929年），曾虛白的《翻譯中的神韻與達》（《真善美》第5卷第1號，1929年），沈雁冰的《標準譯名問題》、胡愈之的《翻譯名詞：一個無辦法的辦法》、鄭振鐸的《文學上名辭的音譯問題》（《小說月報》第14卷第2號，1923年），限于篇幅，不再贅述。，不一而足。

此種種爭論，無論是從譯者態度還是從其學術專長出發，均是近代國人向西方學習的歷程業已轉型至思想文化層面的佐證。同時，對上文所提及近代翻譯背后隱匿的時代難題，民國學者亦有所探尋。比如，丁緒賢（1925：205-208）認為西方科學書籍“遷地弗良”，科學“在西洋無論是如何活潑的或津津有味的”，到了中國“就變成死性或麻木不仁的”，因此西方著述來到中國后需要“中國化”。魯迅（1932：9-13）亦直接提出翻譯“為什么不完全中國化”的命題，認為因“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太不精密了”，翻譯“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只有“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后來便可以據為己有”，譯書“時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語法，群眾的言語才能夠豐富起來”。筆者認為，丁緒賢主張翻譯西方科學書籍應“中國化”與魯迅認為譯書要“完全中國化”，就是時人為解決前文提及的時代難題所開具的一劑良藥。二者文中雖對“什么是中國化”這一命題尚未提出明確概念，但兩位學者洞察出翻譯背后的異質文化融合的根本性問題，主張構建中國化的翻譯體系和理論體系，其啟示與警醒作用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通過爬梳近代翻譯嬗變歷程，看得出近代翻譯嬗變推動近代文化轉型，而近代文化轉型反過來亦促進近代翻譯活動的日趨興盛。近代翻譯嬗變軌跡與近代思想文化由器物層面至制度層面再至思想文化層面的轉型步調基本吻合，具有內在的一致性變動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相互影響，密不可分。

5 余論

近代翻譯作為一種媒介，僅是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溝通的橋梁。但中西文化是兩種完全不同種、不同質的文化，兩者如何在共處之中實現共同繁榮，是近代國人無法回避的時代難題。近代以來無論是官方或民間學者有關翻譯問題的認識甚至激烈爭論，都是解決這一時代難題之展現。其實，任何一種文化必須具備開放性，在積極躋身各種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既要汲取別種文化之優長以補己之短，同時又要保持自身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不斷走上繁榮興盛之路，堅定國人文化自信，最終實現文化強國。中國文化亦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