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時代而譯：蔣百里翻譯思想研究①

凌 紅

安徽外國語學院

1 時代造就的軍事奇才

蔣百里（1882—1938）誕于浙江海寧，原名方震，字百里，17歲考中秀才，才華橫溢，思想進步。1898年，蔣百里赴上海就讀新創立的經濟學堂，接受新式教育?！鞍偃站S新”失敗后，經濟學堂隨即停辦，蔣百里不得不返鄉自修新學。國家創巨痛深，激起他勤奮學習、為國效命的雄心，又幸得到桐鄉縣令方雨亭、杭州知府林迪克和求是書院監院陳仲恕等開明人士的共同資助，得以在1901年去日本留學。次年，他在東京組織旅日留學生同鄉會，主編著名的《浙江潮》雜志，宣傳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留日期間，蔣百里開始重視翻譯工作，常給《譯書匯編》譯稿。蔣百里在日本學習軍事，1906年回國，旋又赴德國實習軍事。蔣百里擅長日、德兩國文字，通曉英、法文。1910年，蔣百里回國，因與梁啟超交情甚厚，受梁啟超委托負責松坡圖書館，同時用德文翻譯了《職分論》。1918年年底，他又隨梁啟超一起赴歐洲考察，歷經十個月后回國。梁啟超請他編撰《歐洲文藝復興史》，并讓他擔任了“共學社”和“講學社”的負責人。1920年年底，蔣百里應鄭振鐸的邀請發起文學研究會，又參與主編《改造》雜志，在該刊開辟“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翻譯見解。1935年秋，他出國一年考察軍事?？谷諔馉幈l后，他投身國防與外交工作。1938年，蔣百里在廣西宜山積勞成疾不幸病逝（陳?？?，2018：206）。蔣百里一生投身于救國救民運動，致力于傳播西方先進文化，為推動中西文化尤其是軍事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貢獻，被譽為“天生兵學家，亦是天生文學家”（榮正通，2019：44）。

2 蔣百里不同時期的譯著及思想

1901年留日初期，蔣百里開始為《譯書匯編》譯書。他曾主編過《新民叢報》《浙江潮》和《改造》雜志，前后翻譯和編譯過《修學篇》《教育家言》《職分論》《歐洲文藝復興史》《近世“我”之自覺史》《國防論》和《新兵制與新兵法》等著述。這些譯著順應了時局的需要，不同文本體裁的選擇也體現出他在不同時期的思想轉變，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了歸納蔣百里的翻譯思想，我們有必要概括描述其獨具特色且緊跟時代的翻譯實踐。蔣百里的翻譯活動可分為三個階段：晚清“新政”（1901—1911年）教育改革時期、新文化運動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

2.1 晚清“新政”（1901—1911年）教育改革時期

留日期間，蔣百里親見日本30年維新帶來的發展與繁榮，深刻反思晚清中國維新變法夭折的原因。后來，他經同學蔡鍔舉薦與梁啟超建立了師生關系，并一度參加《新民叢報》的編輯工作。蔣百里曾與蔡鍔等人盟誓“以傾倒清廷、建設新國家為宗旨，以死為期，至于用何種手段求達目的，則由人自擇”（趙式銘等，1984：1449）。為了實現誓言，他全力以赴為國為民而努力奮斗，這期間他翻譯的大多是日本與教育相關的書籍，與當時晚清教育改革的背景密切聯系，希望能通過教育改革救國。

1902年，蔣百里翻譯的《修學篇》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蔣百里引用了井上哲次郎的原序：“處于競爭優勝劣汰之世界中，學術其亟哉！學術者，所以自適于最宜，所謂由劣而優競爭之利器也”（譚徐鋒，2015：3）。該序強調了學術的重要性，認為學術是國家間競爭的重要利器，也是國家強大的重要因素之一。該書由緒論、校外修學、目的、普通學、擇書、讀書、質疑、求時、有恒和括論共十章構成。書中提到人生而有責任，要接受教育，如果無法在校內學習，自我學習很重要，自修者要有明確的學習目標，知識學習范圍既要廣泛又要術有專攻。讀書要敢于質疑，盡信書不如無書，學習要珍惜時間持之以恒。此書為當時生在動亂年代而持有報國之心的知識分子提供了精神養料，“故教育主義，惟在自由；精神教育者，自由教育也”（譚徐鋒，2015：7）。

同年，《教育家言》亦由上海廣智書局出版，蔣百里在譯序中寫道：“教養一國之少年，使其質格可以輔朕為世界之主人翁云云，民族主義之教育則此言其證矣。吾悲中國人知變，而不之所以變；只講教育，而不知其所以貫徹乎教育者之精神也”（譚徐鋒，2015：60）。該譯序中蔣百里認為20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對當時中國的影響非常重要，時勢危迫，要挽救中華民族危亡，只有立即引進民族主義，而教育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當時晚清朝廷正在進行教育改革，蔣百里希望能警醒朝廷和國民，使他們意識到，教育改革不僅是制度上的變革，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改變?！盾妵裰逃肥恰督逃已浴分械囊黄恼?，于1902年12月24日刊登在《新民叢報》上，文中提出軍人精神教育的大綱領及其在學校和社會中實施軍國民教育的方法，即在中國固有的禮、樂、射、御、書、數這六種文武合一，智德兼備的“六藝”教育的基礎上，同時應該注重智、信、仁、勇、嚴五種“武德”的培養，矯正過去消沉的民氣、文弱的頑風。從清末到民初，這種思潮幾乎受到各階層人士的提倡，并逐漸轉化為教育實踐。他同時強調國防的重要性：“國防者，國民之義務也”“其勝也，國民享其利；其敗也，國民受其禍”（譚徐鋒，2015：74）。蔣百里論述了國防軍隊對國家國民的重要性，主張應該讓學校與軍隊建立聯系，施行軍人教育，使學校軍隊化；讓軍事教育走進社會和家庭。文章還提出中國軍國民教育應該具備的素養，強調軍國民教育重在精神教育，目標是培育愛國心、公德心、名譽心、素質與忍耐力，該文標志著蔣百里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除了對普及軍國民教育做了具體論述外，蔣百里對陶鑄“國魂”的問題也進行了探討，并且認為中國的病根在于無“國魂”而長期甘受外族敲骨吸髓的奴役（吳仰湘，2012：42-43）。他大聲疾呼“吾欲竭我腦血，為吾國鑄一魂”（譚徐鋒，2015：74）。

2.2 新文化運動時期

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初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發起的反對封建主義的思想解放運動，提倡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倡導進化論和追求個人解放。此時，蔣百里將大部分時間和精力投身于新文化運動之中，致力于西方先進文化的傳播，為推動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堪稱新文化運動的健將（榮正通，2019）。這個時期的譯作大多都與思想文化運動有關。蔣百里的譯著《職分論》原為英國斯邁爾所作，191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論述了人在社會上應恪守職責?！坝谑怯M我之職，以求其仰不愧俯不怍”“職分與有生以俱來，故職分之范圍無限......欲將成之，不可不有犧牲其一身之大覺悟”“職分之根本何在乎？西門氏著《職分論》，則曰在自由，凡人欲實行其職分或確立其品性，最必要者，獨立自由之意志是也。人有思想之自由，又必有行為之自由，惟有時不善用之，則轉多流弊”（譚徐鋒，2015：130）。此譯著中闡述人生來就應該盡職盡責，不愧于天地，為了忠于自己的職分，寧愿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也是蔣百里一生的寫照，為國為民，他甘愿奉獻自己的生命。同時，他認為人擁有了思想的獨立自由才能有獨立自由的行為。蔣百里是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擁護者，大力提倡新道德、新文學，從而為中國打開了新思想潮流的閘門，特別是為后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1920年，蔣百里曾著手與張宗祥共同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但因事忙而終止（王文華、王曦，2020）。

1918年，蔣百里與梁啟超共赴歐考察，撰文著書，廣泛搜索歐洲文藝復興材料，協助梁啟超推行新文化運動。1921年他所著《歐洲文藝復興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國人撰寫歐洲文藝復興的第一本著作，提綱挈領，深入淺出，極受讀者歡迎，14個月間印了三版，至今仍為中央美院的教材。同年，由蔣百里翻譯的《近世“我”之自覺史》亦告問世，此書原是日本朝永三十郎所作。文中論述：“近世人文精神上之發達，則亦以此‘我’之概念之變遷發展為宗”（譚徐鋒，2015：314），認為人文精神的發展是人的自我意識覺醒、不斷尋求自我價值實現的過程。蔣百里認為文藝是思想的結晶，近代各種文化事業和政治學術都源于文藝復興。文藝復興強調人性，催生了國家的誕生和革命的爆發。文藝復興強調理性，奠定了自然科學的基礎，開辟了人生哲學的門徑（榮正通，2019）。在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中，蔣百里赴歐考察，主持社團引進西學，編輯雜志啟蒙民智，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與蔣百里同時代的戰地記者曹聚仁稱他是像達·芬奇“那種根本意義上的才華橫溢”（王明智，2019：78），比擬他為早期蓬勃的文藝復興時代人物。

2.3 抗戰時期蔣百里的翻譯

蔣百里早就預見到日本會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為爭取對日作戰最后勝利，他積極貢獻軍事謀略，宣揚抗戰必勝的信念?！叭f語千言，只是告訴大家一句話，中國是有辦法的！”（蔣百里，1937：1），這是蔣百里寫在《國防論》卷首的一句話，鼓勵全國軍民的抗戰決心?！秶勒摗肥鞘Y百里的名山偉著，被譽為當時“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防理論體系”的高峰軍事著作。蔣百里提出，未來的戰爭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拼命，與后來毛澤東提出的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打擊，可謂不謀而合。蔣百里高瞻遠矚地提出“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王文華等，2020：200），成為抗戰名言。

蔣百里編譯的《新兵制與新兵法》中強調，現在打仗不是靠兩種軍隊一時的拼命，是兩個國民永久的賽跑，并預見性地指出炮兵射程、戰車速率、空軍的威力是新時代戰爭的三個主要元素，武器的效力讓戰爭具有立體性。他還就中國如何實施總動員以抗擊日本侵略做了整體的規劃和細致的安排。從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的發展來看，在蔣百里之前，還沒有人如此詳盡地論述現代戰爭的全體性特點，并相應提出全體戰思想和全體性國防建設主張（吳仰湘，2012）。他在書中自序的最后寫道：“這部書或許是太遲了，但我還是愿意做馬拉松最落后的競走員身上的一個細胞。他對于筋疲力倦的時代，或許能有一點調整呼吸的作用，我這一個細胞的道德責任也算盡了千萬分之一咧”（譚徐鋒，2015：219）。蔣百里揮著如椽之筆，感召著和激勵著國民，愿意為創造中華民族的新國運而鞠躬盡瘁。

3 蔣百里的翻譯思想

蔣百里成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當時國家面臨著內憂外患的民族危機。1918年12月一戰結束后，他隨梁啟超赴歐考察，探求振興中華的正確道路?？疾炱陂g他對歐洲文藝復興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先后購買了幾十種書籍研讀，回國后潛心撰寫《歐洲文藝復興史》。蔣百里掌握多種語言，具有國際的視野、開闊的眼界、縝密的思維和自由的思想，熟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興起的啟蒙思想，深知民族處于動亂不定、水深火熱之根源在于思想禁錮，所以致力于傳播西方先進思潮。他通過譯著來實現自己的理想抱負，一生譯著頗豐，積累了豐富的翻譯實踐經驗。

五四時期對翻譯文學價值的認識，具備了鮮明的啟蒙時代色彩、視野廣闊的世界眼光與獨立而開闊的文學本體意識。這種深廣的認識，不僅引領新文學前驅者，而且逐漸被文壇所認同。近代翻譯文學先驅梁啟超，此時雖已不再處于翻譯的前沿，但仍在推動翻譯事業。1921年7月，蔣百里主編的《改造》雜志新辟“翻譯事業之研究”專欄，發表梁啟超《中國古代之翻譯事業》，蔣百里《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鄭振鐸《俄國文學史中的翻譯家》，為現代翻譯文學提供歷史知識資源。（楊義，2009：12）

在1921年7月15日《改造》第3卷第11期上發表的《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一文很精辟地闡釋了他的翻譯見解。在今天看來，該文仍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v觀蔣百里的翻譯實踐活動，可知他的翻譯思想集中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3.1 譯者要有明確的翻譯動機

譯者的翻譯動機是體現翻譯主體因素的重要部分，而且與譯者所處的社會環境相關。弗米爾（Vermeer）認為，翻譯是以原文為基礎的“有目的和有結果的行為”“任何人類行為都是有目的的，而翻譯是人類行為之一，所以翻譯具有目的性，其譯文則是在目的語境中為某種目的及受眾而產生的語篇”（Vermeer，2001：221）。諾德（Nord）亦言“決定翻譯過程的首要原則是翻譯行為的目的”（Nord，2001：27）。在中國的翻譯史上，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翻譯總是與當時的社會變革或思想文化運動緊密結合在一起，翻譯家們則以他們有明確翻譯動機的翻譯活動對其起著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許鈞，2009）。蔣百里生活的當時的中國正處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了喚醒國民，接受了西方民主和科學洗禮的先進知識分子，大量引進了外國先進學說，翻譯外國作品是他們的重要手段。尤其是歐洲的文藝復興時代，提出人文主義精神，以人為中心，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現實生活中的幸福。蔣百里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里認為，文藝復興時期是翻譯事業最為繁榮時期，而且當時中國也需要引進西學，進行革新。他指出：“自古翻譯事業之成功，未有不其動機至強且烈，而能有濟者也”（陳?？?，2018：208）。蔣百里認為翻譯之所以有大成就是因為有強烈明確的動機，譯者一定要為傳播一種新主義、新理念努力，應該與社會需要緊密相關，向人們傳遞新的價值觀。蔣百里的翻譯“動機觀”和“社會需求觀”至今不失其意義?！稓W洲文藝復興史》一書就體現了蔣百里的翻譯動機理念。此書是一戰后蔣百里去歐洲考察，尋求救國“曙光”的結晶。而且，蔣百里熟練掌握日、德、英、法語，寫《歐洲文藝復興史》時參照了十幾本不同語言的書，書中有明顯對多種來源的思想內容的壓縮整合和高度提煉的痕跡。全書用白話文言文寫成，共四萬九千字，章節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每章層次分明，且都有醒目的標題，讓大眾讀者一目了然。作者的目的就是希望大眾讀者能夠快速接受新的思想啟蒙，投身到救國的運動中去。該書受到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和讀者們的熱烈歡迎。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后，“民主”與“科學”思潮在中國深入人心，文中提出的“人之發見，世界之發見”正是“民主”與“科學”的生動腳注，符合時代精神。這也與蔣百里的翻譯“社會需求觀”暗合，同時也弘揚了當時社會的功用主義，急時之所需。翻譯是在“目的語情景中為某種目的及目標受眾而生產的語篇”（Vermeer，2001：20），翻譯的目的是翻譯目的論的最高原則。

3.2 譯者應推動民族語言發展

“譯者推動了文字體系的發展。在將一種文化中的重要文本翻譯到另一種文化的過程中，譯者對于語言本身的發展也有影響”（德利爾、伍茲沃斯，2018：27）。蔣百里在《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指出，當時之翻譯事業與國語運動互為表里，翻譯與國語運動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文中他例舉德國的路德“蓋以翻譯事業而完成創造國語之責任者，世界文學史上路德一人而已”（譚徐鋒，2015：45）。同時提到法國翻譯家安岳（Amyot）的譯文《普魯塔克》（Plutaque）為現代法語奠定了基礎。沃格拉斯（Vauglas）贊之曰“真正法語之一切倉庫及寶藏”（王克非，1997：277）。蔣百里在翻譯過程中使用的語言也注重與國語相結合，且緊跟時代的步伐。

《修學篇》譯于1902年，結尾的一句話“志也者，其物之基哉！人之無志，是曰心奴，心奴者，奴隸之原質也，生無所為而生，死無所為而死。死其痛也哉，而人反以為安其正命也。嗟夫嗟夫！夢天壓己，震我誰聞？”從“之”“也”“哉”“嗟夫”這些詞，可以看出詞匯和語句都是中國的文言文表達。再如，譯于1938年8月的《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譯文的開始兩句：“世界上沒有像我那樣同情于日本人的！一個偉大的戲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場比Hamlet更悲的悲??；在旁觀者哪得不替這悲劇的主人翁，下一點同情之淚呢？古代的悲劇，是不可知的命運所注定的，現代的悲劇，是主人公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這個大悲劇，卻是兩者兼而有之?！钡诙€例子中蔣百里的用詞和文體已是標準的白話文了。新文化運動倡導使用白話文，蔣百里是新文化運動積極和堅定的擁護者。作為一個譯者，他用自己的譯文推動民族語言發展，這是蔣百里以自己的翻譯實踐行動來踐行自己的翻譯理念的有力證明。譯語應該緊跟時代，翻譯應該推動民族語言發展的翻譯思想，至今亦不過時。

3.3 譯者和著者、讀者的關系

譯者翻譯時既要關照著者的文本原意，又要考慮讀者的接受能力，譯者、著者和讀者在精神上是密切相關的。伽達默爾（Gadamer）強調，“藝術存在于讀者與文本的‘對話’之中，作品是一種‘流傳物’，依賴不斷的新的解釋而獲得生命力”（Gadamer，1975：269）。譯作作為一部“完善的經過再創作的作品”，其意義的生成及原作藝術生命的延續都離不開目的語讀者參與到“對話”中。譯者應努力回避翻譯中全然不顧可接受性、盲目指歸原文的另一種極端傾向，使得最終產生的譯本再現原作自我面貌的同時，具有適于讀者接納的閱讀品質。蔣百里在譯著《職分論》的“譯例”中同樣對三者關系做了說明：譯者以其所掌握的知識翻譯原文，傳達著者的意圖，盡量做到忠實原文而同時又要兼顧讀者群體的接受能力?！澳芄澱邉t節之，然有時沉痛之處譯者為著者所感。雖重復而亦不自覺者，讀者幸諒焉”（譚徐鋒，2015：134）。在提到“宗教術語”翻譯時，蔣百里寫道：“譯者于此，其能以中國古義解者，則勉述古義。其不能者，則仍原本之真”（同上）。這可理解為蔣百里力求表達一種在作者與讀者之間尋求平衡的翻譯思想。譯者有時偏向于作者，與作者共情，發生“為著者所感，重復而不自覺”，或“求原著之本真”；但大多數時候譯者偏向讀者，“能節者則節之”（同上），或以中國“古義”來實現格義，便于讀者在譯者重新構建的語境下很好地理解譯文?？梢?，蔣百里主要是站在讀者的角度，希望譯作能更廣泛地被國人接受和理解，并喚起民智來解決社會問題。譯者作為翻譯主體因素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整個翻譯實踐中最活躍，也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譯者的翻譯目的不可避免地影響翻譯文本與翻譯方法的選擇?！皩τ诖祟愋屡d知識，我們或直接獲得，或可以通過翻譯亦或改編的普及加工文本獲得。譯者在此類文化交流過程中通常都扮演著中間人的角色”（德利爾、伍茲沃斯，2018：272）。

蔣百里認為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既要忠實于原文著者的意義表達，又要考慮讀者的接受程度，說明他充分認識到譯者主體具有極大的能動作用。他在其《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翻譯事業之先例》中提到：“歷史上翻譯事業之進步亦若有一定之行程焉”“由短篇之直譯進而為長篇之意譯，是為一進步”“吾人今日讀日本新進作家之文，幾有不能辨其為譯為著者矣”（王克非，1997：287）。翻譯的進步可以體現為不拘泥于語言形式的自由表達，譯者可以根據讀者接受能力，具體現實的社會需要，對譯文采取變通，充分發揮譯者的主體性。翻譯的前提是譯者首先必須是認真的讀者，通過自己的理解和鉆研去闡述原著，才能去傳播原著。因此，譯者的翻譯不可避免地會從個人視角解釋原著，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偏離原著，而這個過程會帶上譯者自己民族、時代和個人風格的烙印。蔣百里的翻譯文集部分主要就是“譯述”，包括《修學篇》《教育家言》《職分論》和《近世“我”之自覺史》等。譯者在譯文中加入了大量的“譯者案”“譯者曰”“附說”和“按”等，這些增加的內容多半是譯者自己的評價、感想或對背景的介紹。比如，在《軍國民之教育》一文中，譯者就加入了大量的“譯者曰”，其五處“譯者曰”內容約占整篇譯文的三分之一。再如，在《教育上個人之價值》一文中，譯者以“譯者譯至此……默然以思”開頭抒發情懷和感慨的內容，比譯文還長。他的“譯者按”與嚴復的“復案”有異曲同工之妙；對原文大刀闊斧的改動與梁啟超的“豪杰譯”如出一轍（曹陽，2018：110）。蔣百里通過對原文進行編譯、闡釋和改寫，充分發揮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主體性，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和人群中，廣泛而有效地傳播了思想和文化，從而實現他“翻譯強國”“翻譯救國”的初衷。譯者主體性的發揮這一主題如今在翻譯理論中已經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探討和拓展。

4 結語

蔣百里肩負著救民族于危難的重任，一生都在積極踐行自己的誓愿。他擁有淵博的知識和深刻的思考，以寬廣的國際視野和卓越的戰略眼光，通過譯書立說向國人傳播西學，旨在為積弱積貧的中國尋求富強之路，提升國民文化素養。蔣百里的翻譯活動有鮮明的時代烙印，在各個時期的翻譯實踐活動中，貫穿著鮮明的翻譯思想：翻譯要有目的性，要發揮譯本功用性和關注譯者主體性。他的翻譯實踐活動在近代中國產生了深遠影響，不僅影響了近代的教育，也直接推動了中國粉碎日本侵略戰爭最終走向勝利的進程。蔣百里的翻譯思想在當代也有很大的借鑒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國譯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