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節性B細胞在乳腺癌免疫微環境中的生物學作用

楊 洋，蘭 晶，王思寧，張竣琦，荀 洲，萬玉秋，謝 芳

（1. 蘇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基礎醫學與生物科學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2. 蘇州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普外科，江蘇 蘇州215006；3. 蘇州大學蘇州醫學院病理與病理生理學系，江蘇 蘇州 215123）

目前，乳腺癌（breast cancer）是全球發病率最高的第一大癌，在女性癌癥患者中死亡率位居第一，嚴重危害著女性生命健康[1]。

免疫微環境是腫瘤細胞賴以生存的體內環境，也是腫瘤生長、浸潤、轉移以及生物治療失敗的關鍵環節。腫瘤免疫微環境中，既有參加抗腫瘤的免疫細胞及其所分泌的細胞因子；也有眾多的免疫抑制細胞、負性免疫分子及相關細胞因子。這些在維持腫瘤微環境、抑制腫瘤免疫、協助腫瘤細胞逃避免疫應答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

調節性B細胞（regulatory B cell, Breg）通過分泌細胞因子及其表達的免疫負性分子在腫瘤微環境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參與腫瘤的免疫逃逸進程。本文將總結Breg與乳腺癌免疫微環境中浸潤的免疫細胞、腫瘤免疫抑制分子及細胞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闡述其生物學作用，為乳腺癌的免疫治療發展提供新的方向。

1 Breg的分型

Breg最早在慢性腸炎小鼠中被發現，其作為一群高表達CD1d分子的B細胞亞群，通過分泌白細胞介素10（interleukin 10, IL-10）調節免疫應答[2]，被稱為B10細胞。隨著研究的深入，更多的表型被確定，比如CD1dhiCD5+CD19hiBreg（B10細胞）[3]、CD21hiCD23hiCD24hiBreg（T2-MZP細胞）[4]、CD19+CD24hiCD38hiBreg（未成熟細胞）[5]等。雖然Breg在人或鼠中有不同表型，但其都能分泌高水平IL-10。還有學者[6]認為Breg是“反應性”亞群，即B細胞在適當的環境刺激下分化而成。

2 Breg與細胞因子

B r e g 可抑制腫瘤浸潤淋巴細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 TIL），如CD4+T細胞、CD8+T細胞及單核細胞、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 DC）、NK細胞等[7]。進一步研究[6]發現，Breg主要通過分泌多種細胞因子，其中較為主要的是IL-10、IL-35及轉化生長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TGF-β）來調控大部分免疫細胞的功能。除上述三種細胞因子外，亦有一群顆粒酶B（granzyme B, GrB）+Breg，通過分泌GrB抑制Th1和Th17細胞反應，并通過降解TCR ζ鏈來減少CD4+T細胞增殖[8-9]。

IL-10+Breg作為最早被報道、研究最為全面的Breg亞群，已發現其可以通過分泌IL-10抑制Th1、Th17和CD8+T細胞反應，并將初始CD4+T細胞轉化為Treg群[6,10]。近年有報道[11]顯示IL-10在乳腺癌組織中高表達并與IL-18呈正相關，其又與乳腺癌的淋巴結轉移呈正相關，表明它們可能協同促進乳腺癌的發展、浸潤和轉移。IL-10在乳腺癌中的作用具有雙重性，其既可通過促進CD4+T細胞活化和增殖，從而促進干擾素-γ（interferon-gamma,IFN-γ）分泌并誘導腫瘤細胞死亡，又可抑制抗原呈遞細胞的作用，從而使腫瘤細胞得以存活[12]。目前IL-10在乳腺癌中的作用雖有一定爭議，但其促進腫瘤和抑制腫瘤的特性是已被證實的，因此針對IL-10激動劑和拮抗劑可能可以通過不同的機制對乳腺癌產生治療作用[13]。

作為IL-12家族中能夠調控免疫應答的獨特細胞因子，IL-35可以通過控制腫瘤微環境內的免疫細胞（T細胞、B細胞、DC、巨噬細胞等）活性來調節腫瘤發展進程，其作為宿主免疫反應和腫瘤生長的重要介質，具有特異性免疫抑制活性，通過調節局部炎癥反應和抗腫瘤免疫發揮作用[14-15]。在乳腺癌中，IL-35的表達水平與腫瘤分期及預后有顯著關系，TIL中IL-35表達水平與臨床病理特征及不良預后顯著相關，高血漿IL-35水平還與TNM分期和陽性淋巴結轉移相關[16]。

TGF-β是一類基因高度保守的信號分子，其主要通過與其對應受體形成受體復合物激活下游SMAD依賴性轉錄事件進而促進癌癥的轉變[17-18]。近年來，多項研究證明TGF-β通過不同方式促進腫瘤發展。SenGupta等[19]研究發現，TGF-β與生長調節性癌基因（growth-regulated oncogene, GRO）趨化因子組合發生作用，協調募集中性粒細胞至三陰性乳腺癌（triple-negative breast cancer, TNBC），促進乳腺癌腫瘤進展和轉移。Zhao等[20]發現TGF-β通過上調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表達反式激活EGFR信號傳導，并促進乳腺癌的遷移和侵襲。

3 Breg與腫瘤浸潤的免疫細胞

近年來的研究發現Breg與叉頭/翼狀螺旋轉錄因子3（forkhead box protein 3, Foxp3）+Treg細胞的分化關系極為密切，二者通過多種機制共同抑制免疫反應。研究[21-23]還顯示，Breg分泌的多種細胞因子（IL-10、IL-35、TGF-β）具有誘導Treg分化發育的作用。Olkhanud等[23]最早報告了一群主要通過分泌TGF-β以誘導Foxp3+Treg產生及促進乳腺癌肺轉移的獨特Breg亞群，稱之為腫瘤誘導調節性B細胞（tumor-evoked Breg, tBreg）。此外，Guan等[24]研究發現Breg表面表達的免疫調節分子[程序性死亡配體1（programmed death ligand-1, PDL1）]亦可介導Treg在乳腺癌發展中的促進作用。Ishigami等[25]研究發現乳腺癌TIL中CD25+Breg和IL-10+Breg數量與Foxp3+Treg數量密切相關，表明Breg可能會誘導TIL中的Treg對抗腫瘤免疫并促進乳腺癌細胞的轉移。

亦有研究[26]顯示，CD1d+Breg可誘導恒定自然殺傷T細胞（invariant nature killer T, iNKT）細胞的分化和抑制能力；而同源iNKT細胞有助于脾臟中CD1d+CD5+IL-10+B細胞的擴增[27]，表明Breg與iNKT細胞可能具有一定的相互促進作用。

4 Breg與免疫抑制分子

在對乳腺癌患者局部組織中的細胞毒性T細胞（cytotoxic T cell， CTL）進行研究發現，部分病例中CTL表面高表達程序性死亡受體1（programmed death receptor-1, PD-1）、T細胞免疫球蛋白黏蛋白-3（T-cell immunoglobulin and mucin-domain containing molecule-3, TIM-3）、T細胞免疫球蛋白和ITIM域（T cell immunoglobulin and ITIM domain protein, TIGIT）等負性共刺激分子，最終轉變為無能或衰竭狀態。

進一步研究發現，PD-1/PD-L1、TIM-3、TIGIT等負性共刺激分子通過與其配體結合導致乳腺癌免疫微環境中的免疫細胞發生“衰竭”，抑制患者的免疫應答。PD-1在腫瘤免疫中負向調節免疫應答，其與PD-L1結合，通過抑制CTL活化與功能以及減少炎癥細胞因子分泌等方式聯合抑制宿主的抗腫瘤免疫[28]。在此前的研究[29]中已經證實，乳腺癌細胞株表達的PD-L1會刺激CD19+B細胞分化為CD19+CD24+CD38+Breg亞型，這群細胞可分泌IL-10參與免疫抑制，且在高濃度PD-L1的刺激下分泌IL-10的水平顯著升高，進一步說明了PD-L1與Breg對乳腺癌免疫微環境的聯合作用。

TIM-3是一種在多種免疫細胞上表達的免疫檢查點分子，通過與其配體接觸可以減少細胞增殖，減少有效細胞因子的產生并促進效應T細胞的凋亡[30]。Cheng等[31]發現下調TIM-3的表達可顯著抑制乳腺癌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而上調TIM-3可以增強細胞的增殖、遷移和侵襲，因而TIM-3可能是乳腺癌預防和治療的有效新靶點。

TIGIT作為一種Ⅰ型跨膜蛋白，可在癌癥免疫周期的多個步驟中抑制免疫細胞反應[32]。TIGIT+Breg被報道可以高效表達多種免疫調節分子，包括IL-10、PD-L1、TGF-β1和GrB，以及表面CD39/73和TIM-1，并且可以抑制DC的成熟，其作為免疫治療的新興靶點未來可期[33]。

關于Breg與PD-1/PD-L1的關系研究較多。Khan等[34]的研究表明PD-L1hiBreg能夠明顯抑制濾泡輔助性T細胞（follicular helper T cells, Tfh）的擴增和分化并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是體液免疫的關鍵調節因子。在近期的研究[35]中發現，來自乳腺癌的可溶性PD-L1（sPD-L1）可以進入腫瘤微環境或釋放至血液中，上調CD19+B細胞上CD24、CD38的表達并促進Breg分泌IL-10。關于TIM-1+Breg、TIGIT+Breg對于介導免疫抑制和誘導免疫耐受的意義也多有報道，表明Breg通過分子信號抑制免疫的作用十分重要[36-37]。Breg亦可以通過表面表達TIM-1與TIM-1抗體連接等途徑，感知凋亡細胞的水平并進行自我維持和擴增[37]。

5 結語

Breg是繼調節性T細胞（regulatory T cell,Treg）之后在腫瘤免疫中發現的又一抑制性免疫細胞亞群，其在腫瘤微環境中對于腫瘤免疫逃避發揮著重要作用。然而，目前針對Breg在乳腺癌免疫微環境中具體作用機制的研究及其與乳腺癌發生、發展之間關系的報道較少且不夠全面。因此，將Breg作為乳腺癌免疫治療的靶點困難重重。但我們相信，隨著人們對Breg進行進一步深入研究，其對于乳腺癌免疫治療的意義將逐漸涌現，未來有望成為乳腺癌免疫治療又一新興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