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演化博弈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研究

朱曉珍 張西栓

摘要：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是政府監管部門在信息不充分情況下與上市公司就內部控制信息披露進行博弈以取得動態均衡的過程。鑒于博弈雙方都是有限理性的參與人，構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兩者的策略變化及演化趨勢，得到結論：政府監管部門對于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整體效果主要與其監管成本、懲罰力度、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所獲得的額外收益和監管損失等因素相關。

關鍵詞：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演化博弈;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按照內部控制評價標準對自己的內部控制體系進行自我評價，將評價意見整理成報告對外公布，讓利益相關者借此了解企業實際經營情況并對企業價值進行合理判斷，這個過程就是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但是由于內部控制信息是對公司內部控制狀況的主觀描述和判斷，其明顯的主觀性為其披露監管帶來了不小的挑戰。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不完整、不規范、不可靠等現象時有發生，為了使自身獲得最大的發展，一些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時往往會有選擇地向公眾披露對其有利的內部控制信息，從而損害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擾亂資本市場的正常秩序。政府監管部門為此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加大對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監管力度，但多數效果平平。本文利用演化博弈理論，從政府監管視角，通過分析影響具有有限理性的政府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的行為要素及其行為的演化趨勢，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研究開辟一條新的途徑，對于促進和規范我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研究綜述

Hermanson（2000）運用問卷調查法發現大多數財務報表使用者認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可以促使管理層完善內部控制體系。Ashbaugh等（2006）通過相關的實證分析，認為董事會在公司控制環境中起主導作用，而更大規模的中介機構可以更有效防止管理層披露虛假的內部控制報告。Tuttleb（2014）研究認為，外部審計和控制者施加的壓力可以相互補充對公司的信息披露起到積極作用，良好的經理人市場可以在源頭上杜絕披露虛假內部控制信息的行為。何鳳平，周陸?。?007）研究了加強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必要性。劉焱（2012）運用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分析方法，對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并對完善我國企業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提出建議。周子欣（2017）認為企業當前存在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監管方沒有完全發揮作用。陳李云（2020）研究了《21號規則》發布之后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議。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者對于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研究往往很少給出合理的定量分析模型以研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作用機理，無法為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提供深層次洞察。本文采用博弈論方法研究上市公司和政府監管部門在內部控制信息披露和監管中所采用的不同行為，分析其演化穩定策略，探尋其中的影響因素，為政府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有效監管給予重要的的參考與支持。

二、模型假設

演化博弈的基本前提是參與人是有限理性人，更符合實際情況中參與人的特征，它將參與人的行為選擇與博弈均衡問題相結合進行分析以研究博弈過程的動態穩定性，使博弈參與人策略選擇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得到充分體現。在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監管過程中，政府監管部門與上市公司對于企業真實的內部控制情況所獲得的信息是不對等的，不同于上市公司對于自身內部控制的建設和運行情況了如指掌，政府監管部門作為外部監管機構對于企業所獲得的信息則十分有限。我們假定博弈雙方都是追求自身收益最大的“有限理性經濟人”，上市公司決策時無法得知政府監管部門是否會嚴格監管，不確定如何進行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才能讓自己獲得最大收益;而政府監管部門也并不知道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信息披露是否真實可信，不確定策略選擇時是否應該嚴格監管以保證自身收益。因此，兩者作為“有限理性”的參與人均處于“不完全信息”狀態中，不能完全獲知對方的行為選擇并及時選擇自己的最優策略，只能通過一次次試錯分析，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策略，以期獲得更好的結果。因此通過演化博弈方法能更好地研究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過程雙方的策略選擇的變化的深層原因與規律，為政府監管部門的有效監管提供更好的支持和指導。

政府監管部門與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演化博弈過程中，均有兩種策略選擇，前者可選擇是否嚴格監管;后者可選擇是否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首先假設在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時，政府監管部門若嚴格監管則一定能夠發現其違規行為并予以處罰，若不嚴格監管則一定不能發現其違規行為。設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如信息披露不完全、不真實、不規范等，上市公司所獲得的額外收益為R（R>0）;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被嚴格監管的政府監管部門發現后承受的損失為S（S>0），處罰為F（S>F>0），如罰款、市場禁入等;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時的監管成本是C（C>0），不嚴格監管時的監管成本為αC（1>α>0）;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給市場帶來的損失為D（D>0）。另外假設在博弈的最開始，政府監管部門有x的可能性選擇嚴格監管，有1-x的可能性選擇不嚴格監管;上市公司有y的概率選擇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有1-y的概率選擇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

根據上面的假設和條件，可以得出政府監管部門與上市公司之間的博弈矩陣，如表1所示。

設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得到的收益為U1，選擇不嚴格監管得到的收益為U2，政府監管部門的平均收益為U;上市公司選擇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收益為W1，選擇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收益為W2，上市公司的平均收益為W。則根據上述支付矩陣，計算可得：

政府監管部門與上市公司策略交往的復制動態方程為：

在由式（1）～（8）組成的系統中，當系統中個體選擇的變化過程停止時，可以得到這個動態系統的均衡點。即當dx/dt=0，dy/dt=0時，得到的動態系統的均衡點為E1=（0，0），E2=（1，1），E3=（0，1），E4=（1，0），E5=（R/（F-S），（F-C+αC）/F）。為了判斷該動態系統均衡點的穩定性，通過復制動態方程構造一個雅可比矩陣，以便用矩陣的局部穩定進行分析。

由式（7）和式（8）可知該動態系統的雅可比矩陣：

三、均衡點及穩定性分析

由上述雅可比矩陣的行列式及跡可知，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演化穩定分析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這個系統有兩個局部均衡點，通過分析政府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策略選擇時的動態變化趨勢，可以得出相對應的演化穩定策略。當政府監管部門對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處罰F小于監管成本C時，無論系統從任何一個初始狀態出發，最終都會收斂到（0，0），即政府部門不嚴格監管，上市公司不如實提供真實內部控制信息的無效狀態。而當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時的成本C小于對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處罰F，上市公司不如實提供真實內部控制信息所獲得的額外收益R小于被政府監管部門發現時的損失F+S時，整個系統陷入了死循環而不存在穩定點，此時系統極易崩潰，應該盡量避免這種狀態。但是，當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時的成本C小于對上市公司的處罰F，上市公司不如實提供真實內部控制信息所獲得的額外收益R大于被政府監管部門發現時的損失F+S時，系統最終收斂于（1，0），即政府部門嚴格監管，上市公司披露虛假內部控制信息的狀態。無論初始狀態是什么，經過政府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長期反復的博弈，不斷地試錯和調整的結果是政府監管部門選擇嚴格監管，上市公司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選擇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整個監管過程向著無效的不良方向發展，最終“閉鎖”在無效率的演化狀態。

根據上面的穩定性分析可以發現，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博弈的演化方向主要由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C、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真實的內部控制信息時所獲得的額外收益R及此時被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發現后承受的損失S和懲罰F決定。所以，為了避免此博弈發生的無效率或不良演化，要改變決定演化方向的影響因素。對于政府監管部門，需要努力做到兩點：一是加強監管力度，使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以獲得的額外收益R更小且風險更大，并加大對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行為的懲罰F;二是政府監管部門要提高監管能力和監管效率，提高各種資源利用率（如人力、信息技術等）以降低監管成本C。長此以往，不斷博弈演化之后，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將退出“閉鎖”的不良狀態，重新開始進行良性循環演化，市場也將朝著更為合理規范的方向發展。

四、結語

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方法分析了政府監管部門和上市公司在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過程中的互動行為及演化趨勢。研究認為，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的穩定狀態主要與政府監管部門的監管成本、懲罰力度、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所獲得的額外收益、上市公司不如實披露真實的內部控制信息被政府監管部門發現后帶來的損失為等因素相關。為了使上市公司內部控制信息披露監管能夠進行良性演化，達到政府監管部門嚴格監管、上市公司如實披露內部控制信息的理想狀態，政府監管部門要加強監管力度、監管能力和監管效率，使市場的發展更加合理規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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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u Y J，Tuttle B.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internal control audits and manager legal liability on managers’internal controls decisions，investor confidence，and market price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4，31（02）：444-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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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河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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