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英譯研究
——以伯克的認同理論為視角

洪詩諧

（閩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福建 漳州 363000）

2014年，《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二卷多語種版本在海外出版，引起熱烈的反響。截至2017年9月，海外收藏該書英文版的圖書館數量為268家，所在國別和地區達22個[1]。2020年6月，該書第三卷以中英文出版，面向海內外發行，短短幾個月就進入海外主流書店、華文書店以及網上銷售平臺，覆蓋歐洲、美洲、非洲、亞洲等70余個國家和地區，受到國際社會廣泛的關注。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的英譯研究也備受學界關注。截至2021年8月16日，在中國知網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為主題詞進行檢索，獲得143條結果，再以“伯克認同理論”為主題詞在結果中檢索，獲得1篇碩士論文。梳理文獻發現，《習近平談治國理政》英譯研究屬于外宣翻譯或政治文獻翻譯；研究內容主要為翻譯原則和策略、海外傳播和國家形象建構[2-3]；研究方法多為案例分析，兼有話語分析、語料庫等[4-5]；研究的理論視角多為翻譯學理論，如目的論、功能對等理論、文化翻譯觀、生態翻譯學[6-9]。伯克的認同理論是新修辭學的核心內容,該理論多用于語篇分析。外宣翻譯也是一種修辭，指的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讓世界了解中國為目的、以漢語為信息源、以英語等外國語為信息載體、以各種媒體為渠道、以外國民眾（包括境內的各類外籍人士）為主要傳播對象的交際活動[10]22。用修辭學的認同理論闡釋外宣翻譯為翻譯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和新思路，也為外宣翻譯提供了適用性和可操作性，但學界尚未對此引起足夠關注，研究成果屈指可數。

基于此，本文運用認同理論，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以下簡稱“第三卷”）的英譯為研究對象，分析英文版采用的認同策略和達到的認同效果，探究其對外宣翻譯的啟示。

一、認同理論

（一）背景介紹

西方修辭學發展史上影響最大的兩大學派為古典修辭學和新修辭學。古典修辭學代表人物亞里士多德把修辭定義為：“在每一事例上發現可行的說服方式的能力?！盵11]24其理論核心是“勸說”。新修辭學代表人物伯克將修辭定義為：“人們使用詞匯形成態度或誘發行動?！盵12]41在此定義基礎上延伸出“認同”。胡曙中譯為“同一”[13]?！罢J同”基于“質”（substance）這個概念。個體由“質”組成，這些“質”包括個體信仰、價值觀、職業、朋友、活動等。當兩個實體擁有共同的“質”時，他們之間的聯系稱為“同質”（consubstantiali‐ty）。當與他人共享“質”的時候，即擁有共同的態度、觀點或某種特征時，我們就獲得了他人的認同?！罢J同”不是對“勸說”的否定，而是補充?！皠裾f”與“認同”之間的關系，“我們不妨記?。阂粋€演講者是通過使用文體同一的方式來勸說聽眾的”[14]2?？梢?，認同理論是對古典修辭學的繼承和發展。

“勸說”理論和認同理論都強調以受眾為中心，二者的不同之處在于修辭者和受眾之間的關系。前者認為，修辭者與受眾是勸說關系，修辭者向受眾傳遞意圖，這是一個單項的過程；后者認為，修辭就是研究怎樣“用語言這種符號誘使那些本性能對符號做出反應的動物進行合作”[12]43。修辭者與受眾之間是互動、合作的關系?！罢J同”與孤立（alienation）和分離（disassociation）既對立又統一。個體的差異決定了個體間的孤立和分離，而社會生活中人們又需要彼此間的認同，通過互動可以增進理解，消除分歧，達成一致，實現認同?！靶揶o不僅蘊藏于人類一切傳播活動中，而且它組織和規范人類的思想和行為的各個方面”[15]8-9。修辭是一種社會行為，一種構建在人們共同的感情、思想和行為基礎之上的合作[16]34。

（二）認同理論與融通中外的要求

西方修辭學認為，所有語言行為都屬于修辭行為，任何語言都是修辭的過程[17]。翻譯是一種跨語言和文化的交際活動，屬于修辭行為。當今世界多極化趨勢加強，不同文明交流碰撞，翻譯的職責是跨越不同意識形態、社會制度、語言文化的障礙，在彼此陌生的文化之間搭建起溝通的橋梁。

如前文所述，認同理論認為，修辭者與受眾之間是互動合作的關系。對于修辭者的觀點，受眾可以接受或排斥，贊成或反對。在認同理論視角下，外宣翻譯是譯者通過認同策略努力說服國際受眾，幫助受眾與原作取得認同的過程。海外受眾的意識形態、文化傳統、政治制度與我國存在差異，受一些西方媒體的影響，不少受眾對中國持有懷疑甚至敵對的態度。外宣翻譯工作要爭取使這些受眾態度軟化，觀點變化，立場轉化，引導國際受眾客觀全面地認識中國。

2013年8月，習近平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18]156。以融通中外為導向構建對外話語體系對外宣翻譯的能力和水平設定了明確的新目標。融通中外需要把中國國情、中國特色與國外受眾的表述習慣和接受心理結合起來，讓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夢想相通相融，同時把中國想表達的和外國受眾想聽的結合起來，尋找中外利益的共同點、話題共同點、情感共鳴點[19]?？梢?，“認同”與融通中外的要求是一致的。當前外宣翻譯的主要問題在于文本內宣特色太濃，不適合外宣或難以用外文表述清楚[20]。如何解決外宣翻譯難點，實現海外受眾的認同，是構建對外話語體系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認同理論視角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的英譯

第三卷集中展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全面系統反映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權威著作。從編輯體例看，文稿按專題歸類，再按時間排列。文稿篇幅不長，但信息量大或意義重大。從語言風格看，語言沉著穩健、樸實親切，帶有作者鮮明的個人風格。習近平善于用詩詞典故，善于講故事、舉事例、擺事實，善于用凝練、概括的話語提綱挈領。

黃友義曾參與該著作第一、二卷的翻譯，他提出翻譯要具備三個意識，即政治意識、語言意識、受眾意識[21]。政治意識是指深刻理解黨和國家各項方針政策，語言意識指中英文理解和轉換能力，受眾意識指充分了解受眾的思想狀況和知識結構[21]。他還指出“融通中外”貫穿全書的翻譯和出版過程。

第三卷翻譯難點在于處理中國特有的政治和制度表達、譯好詩詞典故、保留語言風格。認同理論認為，人們可根據不同的修辭對象和情境采取不同的認同策略。認同理論提出三種認同策略，分別為“同情認同”“對立認同”和“模糊認同”。以下將從認同理論的視角分析，第三卷英譯如何采用不同的認同策略，解決翻譯難點，實現“融通中外”，達到海外受眾與原作的認同。

（一）同情認同

同情認同指修辭者與受眾在情感上，如態度、思想、價值觀等方面的認同。第三卷英譯本的同情認同策略包括關注共同的話題、構建共同的利益、突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建立與受眾共同的話語表達方式。

第一，共同話題。討論全球共同關注的話題有助于形成共同認同。本卷共19個專題，涵蓋國內外共同關注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改善民生、國際合作等話題。英譯文分別為All-Round Opening Up（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The People’s Wellbing(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走深走實），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攜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

第二，共同利益。構建各國的共同利益有助于形成共同認同。例如《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一文中說道：“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弱肉強食、贏者通吃是一條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盵13]202

譯文：“In a world of deep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pursuit of‘the law of the jungle’and‘winnertakes-all’leads nowhere.Inclusive growth for all is surely the right way forward.”[14]238

譯文通過鮮明的對比，說明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包容普惠、互利共贏”是必然的選擇，“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起各國共同的利益基石。

又如,“要深化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推動形成攜手共進、共同發展新局面。廣大發展中國家是我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要堅持正確義利觀，做好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大文章”[22]429。

譯文:“We should strengthen ties and cooperation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commo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China’s natural allie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We must pursue 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and boost solidarity and collaboration between developing nations.”[23]499

其中“natural allies”充分表明中國同發展中國家“天然同盟”的關系，“common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the greater good and shared interests”解釋了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互助合作，睦鄰友好的關系，有助于海外受眾進一步理解中國外交秉持的正確義利觀。

第三，共同體理念。提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助于形成共同認同。

例如，“共建‘一帶一路’，順應經濟全球化的歷史潮流，順應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時代要求，順應各國人民過上更好日子的強烈愿望”[22]491。

譯文：“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embraces the historic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responds to the call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and addresses people’s desire for a better life.”[23]567

文中用“embrace the historic trend”，“respond to the call”，“address people’s desire”等詞組說明這是時代的需求和人類共同的愿望。

譯文中多次出現“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Towards A Stronger China-Afric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Build a Maritim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Create an Asi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相關表述，強化這一理念。

第四，共同表達方式。建立與受眾共同的表達方式有助于實現共同認同。首先，遵循目的語的語法結構和習慣表達。中文版19個專題和92個語篇共111個標題幾乎都采用動賓短句甚至長句，用于對內宣傳動員，朗朗上口。英文標題用名詞或動詞短語，淡化宣傳味道，符合英文表達習慣。如“堅持以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路新戰略為指導，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譯為“Advance the Rule of Law Under Chinese Socialism”,省略副詞“堅定不移”，把“以……為指導”轉換為動詞“advance”,把動詞短語“走……道路”轉換為under引導的介詞短語。

其次，選詞準確，符合受眾的語境。如“發揚斗爭精神，增強斗爭本領”譯為“Meet Challenges Head-On”，不用“fighting spirit and capacity”,避免給讀者造成中國好戰的誤解?！吧钊胪七M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譯為“China’s Diplomacy as a Major Country”，“大國”用“major”而不是“power”,準確詮釋了中國的大國擔當，而不是霸權主義。

最后，翻譯方法靈活創新，尋找受眾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對于中國特有的政治術語和有文化內涵的表達，若中英雙方有共識，可直譯。若英文中已有對等表達，可用英文中的表達，如上文“弱肉強食”“贏者通吃”的英譯。若難以找到對應表達，可直譯加注，如“四個意識”“四個自信”“兩個維護”“兩不愁三保障”?？梢庾g，如上文的“死胡同”“人間正道”?？珊喕蚴÷?，如“共同繪制好‘一帶一路’的工筆畫”和“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分別譯為“Ensure that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Delivers Solid Outcomes”和“Strengthen Party Self-Governance as an Ongoing Mission”。二者都省略了“繪制工筆畫”和“重整行裝再出發”的意象，后者保留了“在路上”（ongoing）。對于詩詞典故，譯文有的保留古文特色，有的轉化為現代文字。例如，將“不畏浮云遮望眼”[22]226譯為“unperturbed by the cloud that obscures our vision”[23]264，將“如身使臂，將如臂使指，叱咤變化，無有留難，則天下之勢一矣”[22]86譯為“the body employs the arms and the arms employ the fingers without any difficulty,then the country runs as a whole.”[23]108對于原文的語言風格，譯文盡可能保留，如《我將無我，不負人民》一文中，習近平把舉重運動員訓練和建設國家作比，形象生動。例如，“一個舉重運動員，最開始只能舉起50公斤的杠鈴，經過訓練，最后可以舉起250公斤。我相信可以通過我的努力，通過全中國13億多人民勠力同心來擔起這副重擔，把國家建設好”[22]144。譯文以講故事的口吻敘述運動員的事例：“A weightlifter can life only a 50-kg bar‐bell at the beginning.But through proper training he may achieve as much as 250 kg.”[23]170后半句“這副重擔”譯為“weighty responsibility”,一語雙關，準確生動。

（二）對立認同

對立認同指原本處于對立位置的雙方因為共有的對立面而取得的相互認同。這里的對立面可以指敵人，也可以指需要合力解決的共同問題。強調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有助于形成共同認同?！白V寫人類反貧困歷史新篇章”（A New Chapter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全面打好脫貧攻堅戰”（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Win the Battle Against Pollution）。Against在此意為對立、反對，“fight against”,“battle against”明確了對立面，形成了對立認同。

（三）模糊認同

模糊認同是在無意識狀態下實現的認同。模糊修辭者和受眾的界線，有助于實現模糊認同。譯文多處使用we,our,all,everyone。例如，原文講話中提出要求或號召時常用“第一、第二、第三”接句子的形式，提綱挈領，譯文補充主語we,用“First,we should...”,“Second,we need to...”的結構，拉近與受眾的距離。又如，談及“人民”時，用“our people”，“做好自己的事”用“our tasks”，“我們黨”為“our party”。此外，“com‐mon，global，shared，coordinated，cooperation，collaboration”等含有“共同”“合作”之意的詞，也讓受眾代入與說話者相同的身份立場，實現了模糊認同。

綜上，應用認同理論分析第三卷英譯本發現，譯者通過三種認同策略，解決了翻譯難點，提高了譯文的可接受度，與海外受眾建立同“質”的關系。事實證明，這一著作傳遞的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理念、中國方案能夠被大多數海外受眾所理解和接受。

三、認同效果

截至2021年3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已翻譯出版33個語種，海外發行覆蓋170多個國家和地區[24]。第三卷英文版在海外主流書店和網絡銷售平臺發行，如英國光華書店、英國亞馬遜、美國亞馬遜、法國鳳凰書店、德國書商與出版商協會VLB平臺、日本內山書店、新加坡友聯書局等。各國主流媒體也相繼進行報道，如歐洲德歐華商報、歐華傳媒網絡電視、中東通訊社、墨西哥改革報等。海外受眾包含黨政領導人、專家學者、普通百姓等各社會階層。

2020年8月，新華社舉辦第三卷英文版“云上讀書會”。來自法國、德國、波蘭、埃及、墨西哥、印尼、肯尼亞等國的現任或前任國家政黨領導人、專家學者在線上暢談本卷的閱讀心得。他們對中國的制度優勢和治理能力有了進一步的理解和認識，對以人民為中心、共建“一帶一路”、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核心理念表示認同和贊賞。

泰國前副總理批尼·扎祿頌巴評論說：“中國共產黨始終心系人民。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得中國能夠舉國齊心、形成合力，取得世人矚目的抗疫成就”[25]。埃及新聞總署政治院研究員侯賽因·伊斯梅爾指出：“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通過務實合作項目助力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這一倡議在當前國際形勢下尤其有重要意義?！盵25]意大利前經濟發展部副部長邁克·杰拉奇贊揚：“中國在全球抗疫過程中的表現有目共睹，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是掛在嘴邊，而是實際行動?！盵25]

綜合認同理論的分析和海外傳播效果，第三卷英文版以海外受眾易于接受的方式講中國故事，讓海外受眾全面了解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關于世界治理命題的中國方案，獲得了國際社會廣泛的認同，完成了“表達—接受—認同”的過程，有利于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為中國和平發展和大國崛起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至第三卷的海外發行是構建中國對外話語體系一次成功的實踐。認同理論對構建融通中外的對外話語體系具有積極的意義。翻譯是融通中外的一個重要環節。在認同理論視角下，譯者通過認同策略，用海外受眾易于理解的語言，容易接受的方式，展示中國制度、中國道路、中國文化的獨特性，獲得了海外受眾的認同，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

外文局翻譯專家劉奎娟根據第三卷的英譯實踐，總結出本書翻譯的八個原則[4]。前兩個原則強調譯者應有政治意識，準確理解原作的內涵，后六個原則強調受眾的閱讀體驗和接受度。這說明，在全球化語境中，構建融通中外的對外話語體系，一方面要突出中國價值，展示中國觀點，中國主張，一方面要針對不同國家的文化、風俗、宗教、制度差異，調整傳播的語言和方式，激發受眾的情感共鳴和認同。譯者作為翻譯過程中實現認同的唯一中介，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堅守中國文化和價值，采納海外受眾慣用的敘事方式，才能向國際社會展示真正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