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壩州中學生情緒性進食的影響因素研究*

丘日陽 吳靜濤 陳小紅 張文亞 李明穎 李夢唯 馬 慧 王 曼

近年來的文獻普遍將“情緒性進食”定義為當面對壓力或負性情緒時個體以進食作為應對方式以減輕內心不安的一種進食行為[1,2]。最近，一項以香港兩所著名高校的在校生為被試的研究發現，大學生中情緒性進食的發生率為9.9%，其中女生為14.8%，男生為4.5%[3]；另一項以沙特年輕女性為被試的研究發現，中、重度情緒性進食的發生率分別為40.4%和12.4%[4]。情緒性進食因其高發生率和嚴重不良影響而逐漸引起眾多研究者的關注。心理學、精神醫學、營養學等多學科的學者均提出，情緒性進食容易引發超量的高脂肪、高熱量食物的攝入，增加超重、肥胖、高體質量指數和代謝障礙等生理異常的發生，并進一步誘發焦慮、抑郁等心理問題[2,3,5,6]。上述現象及其危害，在青少年群體中尤為突出[2,6]。因此，針對青少年學生情緒性進食行為的相關因素和預測因素的研究，非常重要且必要。

國內外學者針對一般人群的研究發現，抑郁、焦慮和壓力可以正向預測情緒性進食[3,5,7]，但前人的研究對象中缺乏中國少數民族，初、高中學生等特殊群體。鑒于此，本研究以四川省阿壩州藏族、羌族、漢族初、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探究不同民族中學生情緒性進食和負性情緒水平的差異，分析漢族和少數民族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與情緒性進食的關聯效應，以期為我國西部山區青少年學生的心理健康維護和心理問題防治工作提供實證參考、借鑒和指導。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研究采用整群隨機抽樣法，2022年4～5月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縣、茂縣、若爾蓋縣、馬爾康縣、阿壩縣共5個縣的中學展開調查，選取各縣初中一、二、三及高中一、二年級為調查對象，每個年級選取4個班級，共獲取100個班級的4 169名中學生，回收問卷4 037份，剔除無效、同質性及殘缺項問卷，有效問卷3 832份，問卷有效率94.92%，其中男生1 688名(44.05%)，女生2 144名(55.95%)。

1.2 方法

1.2.1 測量工具

1.2.1.1 抑郁-焦慮-壓力量表(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s, DASS)[8]由Lovibond等編制，國內學者龔栩等翻譯和修正，為自評量表，主要用于評估被試過去一周的負性情緒狀況。量表共計21個測評條目，涵蓋抑郁、焦慮和壓力3個分量表，每個分量表含7個條目，每個條目均采用“0(不符合)～3(總是符合)”4級計分法，各分量表原始分×2代表其最終得分。參照DASS各分量表評分標準，進行“正常、輕微、中度、重度和非常嚴重”的級別判定，其中等級越高，代表個體的某種負性情緒越明顯[8]。本次測量的抑郁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1，焦慮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3，壓力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4，總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2。

1.2.1.2 荷蘭進食行為問卷(Dutch Eating Behavior Questionnaire, DEBQ)[9]由Van Strien T等編制，包括33個條目，分為情緒性進食、限制性進食和誘惑性進食3個分量表。其中，情緒性進食分量表為自評量表，包括13個測評條目，采用“1(從不)～5(經常)”5級計分法，量表得分越高，代表情緒性進食行為越頻繁(嚴重)。情緒性進食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0.95。

1.2.2 質量控制 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網絡形式進行，問卷施測主要由各班班主任組織。問卷調查開始前對各班班主任進行培訓，要求其向學生講清本次調查的內容、目的及作答方法，并強調問卷為匿名填寫、自愿參加、可隨時退出，會嚴格保密。本次調研獲得樂山師范學院校學術委員會倫理審批并留有備案。

1.2.3 統計學方法 采用EpiData 3.1軟件進行數據錄入，借助SPSS 26.0軟件包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經正態性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者以中位數及25%、75%百分位數[M(P25,P75)]表示；數據不符合正態分布，應用Wilcoxon秩和檢驗和Kruskal-Wallis H進行兩組組間M值和多組組間M值的比較；應用斯皮爾曼等級相關考察各觀測變量之間的相關；應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各觀測變量的回歸系數。檢驗水準α=0.05(雙側)。

2 結果

2.1 不同人口學特征的阿壩州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和情緒性進食比較 輕度、中度、重度、非常嚴重的抑郁檢出人數分別為420名、628名、88名、108名，陽性檢出率分別為10.96%、16.39%、2.30%、2.82%。輕度、中度、重度、非常嚴重的焦慮檢出人數分別為292名、880名、176名、284名，陽性檢出率分別為7.62%、22.96%、4.59%、7.41%。輕度、中度、重度、非常嚴重的壓力檢出人數分別為232名、184名、92名、44名，陽性檢出率分別為6.05%、4.80%、2.40%、1.15%。阿壩州中學生情緒性進食、焦慮評分女生高于男生(P<0.01)；抑郁評分高中生高于初中生(P<0.01)；情緒性進食、焦慮、抑郁及壓力評分有留守經歷者高于無留守經歷者(P<0.05)；不同民族中學生情緒性進食評分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羌族得分最高，漢族得分最低；不同家庭月收入的中學生情緒性進食評分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1)，家庭月收入不超過1 500元者得分最高，超過9 000元者得分最低。見表1。

表1 阿壩州不同人口學特征中學生的心理測量變量結果及比較[M(P25,P75)]

2.2 阿壩州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與情緒性進食的相關性 情緒性進食與抑郁、焦慮和壓力均呈正相關(P<0.01)，相關系數位于中度相關區間；抑郁、焦慮、壓力之間兩兩呈正相關(P<0.01)，相關系數位于高度相關區間。見表2。

表2 阿壩州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與情緒性進食的相關性(r)

2.3 阿壩州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對情緒性進食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以情緒性進食評分為因變量，性別(0=女生，1=男生)、學段(0=初中，1=高中)、是否留守(0=否，1=是)、民族(0=漢族，1=藏族，2=羌族)、家庭月收入(0=≤1 500元，1=1 500～2 999元，2=3 000～4 999元，3=5 000～6 999元，4=7 000～8 999元，5=≥9 000元)、焦慮、抑郁和壓力(1=正常，2=輕度，3=中度，4=重度，5=極度)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學段、是否留守、民族、家庭月收入、壓力、焦慮、抑郁可以解釋情緒性進食26.40%的變化原因，模型顯著(R2=0.26，F=172.44，P<0.01)；性別、壓力和焦慮能夠影響情緒性進食(P<0.01)。見表3。

表3 阿壩州中學生抑郁、焦慮、壓力對情緒性進食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n=3 832)

3 討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阿壩州女中學生在情緒性進食評分上高于男生，與香港兩所高校的女大學生情緒性進食發生率是男大學生三倍多的研究結果一致[3]，與開封市和西安市高校的女大學生情緒性進食評分高于男大學生的研究結果亦一致[10]，表明女性的情緒性進食發生頻率更高，與臨床心理學、精神醫學中女性情緒問題和進食問題的高發生率相符。DASS焦慮評分女生高于男生，與安陽市寄宿式中學生不同性別間焦慮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結論相一致[11]，與重慶市中學生學期初和學期末女生焦慮癥狀檢出率均高于男生的研究結果一致[12]， 與中山市中學生精神病風險共患焦慮的學生性別構成比也一致[13]，表明女中學生的焦慮狀況比男生更嚴重，與女中學生的心理發展規律和心理特征相符；抑郁評分高中生高于初中生，與上海市中學生[14]及福建省南坪地區中學生[15]不同學段抑郁評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的研究結論相一致，表明高中生的抑郁狀況比初中生更嚴重，與中學生的學業變化情況和身心發展規律相符。留守中學生的負性情緒和情緒性進食均高于非留守中學生，與貴州省黔南民族地區有留守經歷中學生[16]及浙江省臺州市農村留守中學生[17]心理健康調研中焦慮、抑郁、壓力的組別差異一致，但是前人在留守經歷對中學生情緒性進食的影響方面尚未展開研究和討論，本研究的結果可以解釋為因父母外出務工、對留守中學生的家庭陪伴和教育引導缺乏等原因而引發。不同民族中學生情緒性進食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進一步比較結果顯示，情緒性進食評分羌族>藏族>漢族，前人在民族對中學生情緒性進食的影響方面尚未展開研究。不同家庭月收入的中學生在情緒性進食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隨著家庭收入增高而得分降低，與不同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學齡前兒童間情緒性進食無差異[18]的研究結果不一致，可能是兩個研究調研的對象年齡差異大，從而心理特征差異亦較大所致。本研究結果提示，隨著中學生家庭收入的增加、生活質量的改善，其情緒性進食行為會相應減少。

本研究調查發現，抑郁與情緒性進食呈正相關，與湖南省長沙市某大學本科生的抑郁情緒與情緒性進食顯著相關[19]的研究結果一致，也與廣東省佛山市初中生抑郁情緒與情緒性進食顯著相關[20]的研究結果一致，可以用趙忠毅[21]提出的生理機制來解釋，即當抑郁癥狀出現時，機體會通過攝入更多的食物來替代多巴胺的缺失，從而間接導致了情緒性進食行為的發生。焦慮與情緒性進食呈正相關，與近期意大利學者Marzola E等[22]在神經性厭食癥患者中發現的研究結果相符，與劉文俐等[19]、李翠萍等[23]研究提出的大學生情緒性進食與心理焦慮呈正相關的結論一致，與王雅娟[20]研究的初中生情緒性進食與焦慮情緒水平呈正相關的結論一致，表明一般青少年群體與大學生群體、甚至神經性厭食癥患者群體在焦慮誘發情緒性進食行為方面的表現特征和心理機制相似。儀玉偉等[24]研究進食障礙患者與DSM-Ⅳ軸Ⅰ系統其他精神障礙的終身共病情況發現，女性進食障礙患者與心境障礙、焦慮障礙的終生共病率分別為58.1%和38.7%，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本研究關于抑郁、焦慮與情緒性進食有相關性的研究結果。壓力與情緒性進食亦呈正相關，與美國學者Thompson KA等[25]橫向調研300名青少年發現的壓力與情緒性進食呈正相關的結果一致，與美國學者Ohrt TK等[26]縱向研究147名兒童發現的結果一致，與劉文俐等[19]調研我國1 801名中學生發現的壓力與情緒性進食呈正相關的結果亦相符，可見，國內外學者在研究壓力與情緒性進食行為的關聯方面得出的結論較為一致。

綜上所述，阿壩州中學生的負性情緒水平在不同人口學變量中均呈現出顯著性差異，整體水平不容樂觀，其中，女生、高中生、少數名族學生、有留守經歷者以及家庭收入水平較低的學生應受到重點關注；相關單位和人員可以從上述人口學變量以及抑郁、壓力等情緒因素入手，減少情緒性進食行為的發生，從而提升中學生的身心健康水平。目前，阿壩州中學學校心理健康防治工作仍有提升空間，今后，在充分發揮校內心理健康硬件和軟件資源的基礎上，可進一步吸納學校以外的社會資源協助開展學校心理健康指導和咨詢工作，以矯正中學生在思維認知上的誤區，打破其在食物與負性情緒之間的聯結，提升其應對壓力和調節情緒的能力。再者，借助現有的數字化防治體系和工具，定期開展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分層抽樣方法，建立學生心理健康動態信息庫，觀測不同時段和學段學生中負性情緒和情緒性進食的變化，形成可供參考的預警機制，以此提高阿壩州學校心理健康工作的效率，為阿壩州青少年群體的身心健康提供切實、完善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