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布魯德尼的青年馬克思之“證成難題”
——兼對其的批判性回應

鐘晨寧

當代西方馬克思研究中作為資本主義批判新支點的自我實現(Selbstverwirklichung；self-realization)問題的凸顯(1)在伍德、佩弗、埃爾斯特、凱·尼爾森等當代西方馬克思學者的論域中，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的重要性逐漸得到強調，并被視為重構馬克思批判性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對“絕對貧困現象”的大規模消除而形成的。相關學者試圖重構馬克思理論，將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的根源重新鎖定為“它阻礙了人的發展和自我實現”(2)喬恩·埃爾斯特：《理解馬克思》，何懷遠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0頁。。其中，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布魯德尼(Daniel Brudney)強調了馬克思在1844到1845年的青年時期對自我實現概念的詮釋，并且認為該時期的馬克思遭遇了“證成難題”(The Problem of Justification)困境，即馬克思使用規范性預設同時拒斥規范性證成的手段而難以自洽。布魯德尼給出的解決方案是把羅爾斯的“反思平衡”法“補充”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規范性批判的論證手段。然而，該方案過度描繪了自我實現思想的主觀信念維度，顯著忽視了馬克思自身的理論特色。該難題尚未得到國內學界的關注，也缺乏對有效化解路徑的討論?；诖?，本文一方面將致力于闡釋青年馬克思“證成難題”的邏輯理路，這是當代國外馬克思學試圖將“羅爾斯要素”引入馬克思主義的新型案例；另一方面，本文將從三條路徑對布魯德尼的解答方案進行批判性回應，從而拓寬源自馬克思本人“歷史辯證法”的解釋深度，將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思想納入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資源。

一、何謂青年馬克思的“證成難題”

在論述人的本質的思想史傳統中，勞動的作用曾長期被低估甚至忽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憑借異化勞動概念批判資本主義是其思想發展過程中重要的閃光點。馬克思創造性地看到了勞動對實現人本質的關鍵作用，通過自由自覺的勞動，人實現了自己的真實本質?！邦惐举|”由潛能轉化成了現實性，這就是自我實現的過程。然而，資本主義私有制系統性地扭曲了勞動過程，使其在現實生產活動中表現為一種與人類本質相違背的異化勞動。異化勞動構成了對人的“類本質”的違反。任何從制度上阻礙恰當地實踐自由自覺勞動的社會，都將是一種壞的社會。既然青年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阻礙了人的自我實現并由此斷定它是一個壞的社會，那么他必然擁有一個對真正本質的規范性預設。但問題是，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如何證成這一真實本質的合理存在？這構成了布魯德尼提出“證成難題”的理論背景。

布魯德尼認為1844年的馬克思側重從“必要勞動”的角度論述自我實現。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概念主要指向的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的必要勞動遭到了強烈的異化，因此，馬克思在此時“強調的重心在于改變主體與必要勞動的活動和產品之間的關系，而非削減主體所必須從事的必要勞動量”(3)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陳浩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第174頁。?？梢?，1844年的馬克思認為人在本質上是某類與物質世界打交道的存在，而且我們要通過特定的勞動方式才能實現我們真實的類本質特征。同時，布魯德尼凸顯了這一時期馬克思自我實現概念中所蘊含的“主觀信念”維度。馬克思所認為人的自我實現活動，是指從事必要勞動的活動。但是對于這一活動的準確描述不能僅僅局限于勞動者的客觀勞作過程，還應當強調勞動者所秉持的特定目標和信念。正是后者，才構成布魯德尼意義上馬克思自我實現概念與資本主義異化勞動過程的核心區別。馬克思在描述人的自由自覺勞動時，確實側重于將其描述為作為“類成員”身份的生產活動。例如，馬克思在《穆勒評注》中批判異化勞動只是個體追逐私人利益的手段，使得市場主體陷入相互競爭與欺騙的主體間關系中。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下“我是為自己而不是為你生產，就象你是為自己而不是為我生產一樣”(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頁。。個體生產的目標是積累財富，他人的需求能否通過我的生產而得以滿足，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個體是無關緊要的。這使得勞動生產出來的產品也只是物化的、異己的私利，而不是證明人與人之間存在類本質聯結的共同生產與共同消費，這就造成了“不是人的本質構成我們彼此為對方進行生產的紐帶”(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4頁。的現象。這也是《手稿》中人同人相異化的一面。

由此，布魯德尼尤其強調青年馬克思自我實現概念的一個重要面向：真正的勞動中主體必須秉持著“為他人生產”的特殊信念，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是“成全”(complete)我“類本質”的必要環節。在資本主義異化勞動的條件下，盡管生產者同樣是為他之外的他人生產商品，但是他人僅僅是我謀取私人利益的對象，并不構成協助我實現“類本質”目標的群體。但是，在共產主義自由自覺勞動的條件下，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必然存在一個相互關聯起來的“類意識”，即他們秉持著“類成員”身份而進行生產。因而并非是我謀取個人利益，而是他人是否從我生產的產品中獲得享受與愉悅才是我從事生產勞動的真實目標。布魯德尼牢牢抓住了這一點，相比較資本主義生產下個體互不關心的社會現象，“在共產主義條件下，勞動者認為彼此之間的關系包含這些目標和信念，并將之視為相互成全的關系，是理性的行為”(6)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225頁。。類本質的實現并非依靠主體的孤立行動，而是仰賴社會中勞動主體的相互配合。布魯德尼認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這類“為他人生產”的特殊信念很可能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因為馬克思認為共產主義中的個體將自覺且清晰地認知到他所處的社會關系。但是，布魯德尼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主體，如何才可能獲取這種“為他人生產”的特殊主觀信念？

在這一點上，布魯德尼認為青年馬克思將會面臨論證手段上的無力，其根本原因是馬克思在這一時期持有“告別哲學”的立場。青年馬克思從青年黑格爾派脫離出來的關鍵特征是，他拒絕采取一種抽象的思維方式來解答理論問題，轉向消解問題的客觀根源的實踐方法論見解。這也是布魯德尼意義上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然而，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做法迫使其在這段時間內無法完成對資本主義的規范性批判。他認為，馬克思預設了一個與資本主義勞動個體的生活經驗所完全不同的人本質理解，其蘊含了“為他人生產”的特殊主觀信念。同時，馬克思認為人可以在與資本主義異化勞動不同的自由自覺的勞動方式中去實現它。但是，馬克思杜絕了借助哲學思考來改變勞動個體信念的方式，認為人的主觀信念只可能來自當前存在的社會生活經驗。悖謬的是，資本主義的勞動過程雖未表現為馬克思意義上人的自我實現過程，但對于勞動個體而言這是唯一的真實經驗。

這就出現布魯德尼意義上的“證成難題”，馬克思無法合理地說明自己對勞動和未來共產主義的“本質”設定，對于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勞動個體而言是可信的。由此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在1844年對自我實現的設定，對于身處資本主義中的個體而言會產生如下效果：“如果他所說的是對的，其將顯得不那么令人滿意，并且還可能是武斷的?！?7)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241頁。馬克思意義上人的自我實現觀念，由此對于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個體是完全不可信的。需要補充的是，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的“證成難題”不止發生在1844年，即便是在引入“實踐”概念的1845年《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下簡稱《形態》)中，問題仍然是存在的。布魯德尼認為，我們常常認為“實踐”就是聯結當下資本主義與未來共產主義的橋梁，但問題依然是，推動勞動階級決定參與革命的“第一步”(first step)的動力在哪里？(8)布魯德尼借助了布坎南的“集體行動難題”來說明這一點。布坎南認為革命也面臨著“搭便車”(free rider)現象，因此深受資本主義社會影響的理性和私己個體沒有邁出革命活動第一步的動力。Cf. Allen Buchanan, Revolutionary Motivation and Rationality,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eds. by Marshall Cohen, Thomas Nagel and Thomas Scanl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264-287.如果說勞動者能夠認識到并且能夠在非利己的狀態下激發這一步，那么就意味著資本主義的異化是不夠深的。但是馬克思的目的正在于說明社會存在對主體信念的“深層次”異化作用，因而，“如果異化確實是深層次的，那么勞動者就永遠不會(如果他們是理性的)邁出必要的第一步”(9)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278頁。。在布魯德尼看來，“證成難題”是青年馬克思整體思想論述中的重大困擾。

事實上，布魯德尼關注的是個體信念轉變的機制和動力問題。他的“證成難題”并不削弱馬克思對當前資本主義的批判效力，只是質疑未來共產主義信念的證成問題；其并不擔憂共產主義社會中共產主義信念的自然生成，只是質疑資本主義社會中如何可能產生“近共產主義”信念；其也并不評判馬克思方案本身的合理性或非合理性，只是質疑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向共產主義信念轉變的機制和動力問題?？梢哉f，這是一個來自馬克思主義學者“內部”的且嚴肅的理論挑戰，而不是某種意識形態的片面攻擊。然而，布魯德尼的推斷設定了馬克思在道德信念上的特殊立場，這也令其最終轉向對馬克思學說的道德哲學補充。

二、布魯德尼的方案：羅爾斯式的道德哲學的“補充”

對于布魯德尼來說，青年馬克思陷入了借助“規范性”又否定“規范性”的困局。在他看來，馬克思缺乏足夠的手段去敦促當下存在的個體合理接受并認同他關于人性本質及自我實現的積極設定。布魯德尼聲稱，馬克思的證成難題“源于他既想批判資本主義，同時又想避開滲透在日常生活表象之下的那種抽象理論，還想宣稱當下日常生活中所顯現的人的本性與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不同”(10)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18頁。。但是，布魯德尼如此診斷其實包含了一個重要的預設：他將馬克思理解為在“道德信念”方面的“強決定論”者，即道德信念很難擺脫社會制度的影響而擁有獨立轉變的動力。在許多道德哲學的討論中，不偏不倚、排除了任何個人私己意見和偏見的影響的觀點，才會被嚴肅地視作正當的道德信念的構成部分。這一見解認為人很大程度上是在與社會影響相隔離的情況下，通過理性進行獨立判斷。布魯德尼將這類道德主張稱為“隔離式立場”(insulated standpoint)。但是，馬克思不可能接受“隔離式立場”。根據他的判斷，道德信念不可能脫離社會影響，甚至本身就是制度操控的產物。在《形態》中，馬克思犀利地指出：“支配著物質生產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著精神生產資料”(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0頁。。這是一種對主體信念的社會學解釋立場，即我們的信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社會制度的影響。

由此，布魯德尼根據這種影響程度的深淺，區別了兩類觀點：“結構性論點”(the structural thesis)與“社會學論點”(the sociological thesis)。而后者又可以被區分為“強社會學論點”和“弱社會學論點”?！敖Y構性觀點”認為信念沒有任何獨立存在的依據，信念僅僅是對客觀社會存在的“反映”而已，類似于某種程度的“機械反映論”。因此，人們的信念并不具備對社會現象的真理判斷能力，它只不過是一種“副現象”(epiphenomena)的表達。而“社會學論點”則認為，人們的信念受到了社會的“歪曲性”影響。這種論點只是揭示了信念的社會影響要素，但并沒有否認信念擺脫社會影響的可能性。事實上，如果人意識到自己的某種信念是不正確的且是遭到社會制度操控的，就仍有能力去改變它。在“社會學論點”中劃分強與弱的標準就是：“強社會學論點”會認為，“所有的道德信念都可能是制度性洗腦的結果”(12)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62頁。；而“弱社會學論點”會認為，“由于人們目前的信念是社會制度的產物，因而是可疑的”(13)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62～363頁。，但部分獨立的道德信念仍然是可能存在的。

那么，馬克思應當屬于哪一類呢？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認可的是“強社會學論點”。一方面，馬克思不能被錯誤地理解為持有“結構性論點”。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的哲學顯著區別于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他不會接受觀念僅僅是客觀存在的機械反映。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確實認為道德信念是受到社會存在最強烈影響的觀念要素，在《形態》中，馬克思總是將道德與意識形態、宗教等觀念并列，把道德信念看作資本主義制度下系統性扭曲的產物。如此一來，我們就能夠更加清晰地表達“證成難題”中的癥結：馬克思一方面認為存在著與資本主義社會中表現的現實人性所完全不同的真正的符合人本性的“類本質”；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又強調人的道德信念受到當前社會制度的“強”影響。布魯德尼據此推導，處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只能接受資本主義現實經驗的“強”影響，而沒有動機和動力開啟向共產主義信念的轉變。正是在這里，布魯德尼才最終說出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失敗。青年馬克思“告別哲學”的立場，導致他拒絕“隔離式立場”的合理性，轉向對道德信念的“強社會學論點”解釋；但也恰恰由于這個轉變，導致他無法為共產主義信念提供有力的規范性證成手段，他難以說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個體接受他對類本質的哲學設定。皮特曼(John Pittman)在為布魯德尼這本書寫的書評中也點明了這一點：“這本400頁的書回答了布魯德尼的題目中隱含的問題——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成功了嗎？——答案是不?！?14)John Pittman, Review: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Science & Society, vol. 66, no.2(2002), pp. 282-287.在布魯德尼筆下，青年馬克思似乎陷入了“自我吞噬”的危機，他在給出規范性預設的同時又反對任何證明規范性的手段。

進一步，青年馬克思有什么辦法完成對資本主義的規范性批判呢？布魯德尼給出了他的方案，即注入包含“隔離式立場”在內的道德哲學的抽象證成手段。布魯德尼認為，最合理的是采納“弱社會學論點”。該觀點既可以提醒我們應當謹慎留意制度的影響，必須要清楚地識別我們的道德信念受到統治階級利益影響的歪曲可能；同時，該觀點也認可人仍然保留了道德信念反思的余地，正是借助“隔離式立場”的抽象思考，我們迎來了使自己的道德信念擺脫資本主義社會錯誤觀念影響的契機，并由此才能完成對資本主義的連貫性批判。這一方案在布魯德尼的另一部作品《羅爾斯與馬克思》中得到更清楚地表達。作為羅爾斯的親傳弟子，布魯德尼比較了羅爾斯和馬克思在證成“人的觀念”上的區別，他認為在馬克思那里存在“證成難題”，而當羅爾斯將人在本質上設定為自由和平等的理性存在者時，他也面對著類似的困境：如何說明這種對人的本質的設定，不也是人們在一個特定社會中成長而帶來的特殊信念，或不也是一種被扭曲的結果。但是，羅爾斯可以利用“反思平衡”的方法成功應對這一難題。布魯德尼認為“反思平衡”的方法旨在消除社會中受到階級利益影響而扭曲的私人判斷，最終確保所有的不一致之處都能被消除，以達成一個所有人可以接納的、更佳的道德信念?！胺此计胶狻狈ㄊ且环N“弱社會學論點”的充分體現，它既警惕來自社會影響的扭曲信念的干擾，又可以賦予主體抽象空間去思考真正合理的道德信念。所以布魯德尼在比較了羅爾斯和馬克思之后，自信地認為“反思平衡最終是一種可接受的證成方式”(15)丹·布魯德尼：《羅爾斯與馬克思》，張祖遼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6頁。。

布魯德尼最終開出的“藥方”正是，利用羅爾斯道德哲學的資源去“補充”青年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規范性批判。他想讓馬克思重新回歸“道德哲學”的思考領域。布魯德尼的這一做法實際上代表了近些年馬克思主義倫理學很重要的發展動向：在檢視馬克思自身的倫理學資源的基礎上對之加以重構。作為英美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接棒人，布魯德尼延續了這一學術群體的理論自覺：在大規模貧困業已消除的當代西方社會，“普遍的貧困”這類傳統批判資本主義的支點不再可能的情況下，我們應當依靠怎樣的信念推動我們持續批判資本主義。由此，以柯亨(G. Cohen)為代表的分析馬克思主義者轉向了對馬克思道德信念的重視與重構。

布魯德尼的特色在于，他挖掘出青年馬克思對自我實現的重視，并認為資本主義阻礙人的“善好生活”(good life)的實現可以成為當代批判資本主義的新支點。然而，這一新支點的豎立必須借助一些規范性工具的使用，而青年馬克思持有的“反對哲學”的激進立場讓他無法擁有這些工具。所以從結果上來說，將羅爾斯“反思平衡”方法“補充”進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似乎是一個“完美”的融合。對于布魯德尼來說，青年馬克思對于哲學方法論上的革命存在失敗之處，讓馬克思重新回歸被他抵觸的“隔離式立場”，看起來是更佳的學術選擇。但是，布魯德尼的討論停留于青年馬克思1844到1845年的自我實現概念，這種戛然而止的失敗宣判恰恰錯失了這一概念在馬克思思想史發展語境中更深刻的特性。

三、喧囂中的回應：反駁“證成難題”的三條理路

既然布魯德尼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學術問題，那么我們同樣需要認真且嚴肅地給予回應。對于布魯德尼“證成難題”的回應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質疑布魯德尼在“證成難題”中的推論“預設”，即懷疑馬克思是否如布魯德尼所說支持“強社會學論點”，進而否定任何意義上道德信念的獨立性；第二種是質疑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的“適用性”，即布魯德尼對自我實現的規范性理解并不適用于青年馬克思，他忽略了青年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的理論特色；第三種回應是質疑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錯失了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的“發展性”。青年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不是失敗的，而恰恰為他以后解決“證成難題”提供了有益的啟迪。本文接下來力圖說明：第一種回應雖有效但不夠充分；而第二種回應和第三種回應將會有力反駁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

(一)“預設”回應

第一種回應實際上指明的是，馬克思可以是“弱社會學論點”的支持者，馬克思自身的學術資源也可以提供一套規范性工具的連貫使用。這一思路的關鍵在于證明，馬克思仍然對部分道德信念持有非意識形態式的認知，肯定部分理性的道德信念能夠擺脫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而推動個體的信念轉變。這一思路與約翰·麥克默特里(John McMurtry)、凱·尼爾森(Kai Nielsen)等人對馬克思倫理學的構建有暗合之處，他們均認為馬克思雖然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解釋道德信念，但并非所有的道德信念都是負面義的意識形態，并牢固地受制于當前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例如，麥克默特里指出將人的意識等同于意識形態是錯誤的，他切斷了將意識形態等同于道德信念的理解模式。麥克默特里認為意識形態“不是人的意識本身，而是公共模式”(16)John McMurtry, The Structure of Marx’s World-view,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27.，是關于我們自身的公共觀念和公共表達。尼爾森則進一步沿著麥克默特里的思路，認為社會中既可能存在受制于資本主義階級利益的公共觀念表達(即意識形態)，也可能存在其他私人的道德意識，這并不等同于意識形態(17)凱·尼爾森：《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念》，李義天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53頁。。尼爾森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有能力理性地評價道德規定并相信道德進步”(18)凱·尼爾森：《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念》，第159頁。。我們可以識別“被蒙蔽的”意識形態觀念和“沒有被蒙蔽”的其他道德信念，部分道德信念可以擁有非意識形態的特征。

然而，這種回應思路在表面上可以反駁布魯德尼的“預設”，但在結果上卻陷入了將馬克思與羅爾斯“同構”的誤判，它在實質上并沒有超出布魯德尼的理解視域。例如，尼爾森承認在所有社會中都可以具有一般性同意的“普遍的善”和“普遍的惡”原則，這可以借助“反思平衡”的方法識別出來(19)凱·尼爾森：《馬克思主義與道德觀念》，第152～153頁。。在《從事實非敏感性中拯救政治理論》中，尼爾森甚至推崇羅爾斯的“反思平衡”法(20)凱·尼爾森：《從事實非敏感性中拯救政治理論——對G. A.柯亨政治哲學方法論的批評》，《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2年第5期。。必須指出的是，馬克思與羅爾斯的方法存在著不容忽視的根本性差異。其一，馬克思不會同意存在脫離社會背景的抽象思考的可能；其二，馬克思的“抽象的方法”是對現實經驗的結果的提煉，而非反過來是思考社會的前提；其三，馬克思理解的普遍性絕不是脫離“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紤]到馬克思和羅爾斯理論性質的差異，“反思平衡”法很難融貫地置于馬克思的名下(21)李志、汪志堅等國內學者也反駁了西方學者將馬克思與羅爾斯融合的傾向。參見李志《論馬克思政治哲學的方法——基于對分析法與反思平衡法的批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2017年第2期；汪志堅：《對融合限度的反思——駁近年來西方學界融合馬克思和羅爾斯的傾向》，《哲學研究》2019年第7期。。馬克思與羅爾斯在道德哲學上生硬的融合，無法凸顯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在解釋道德信念上的特性與優勢。

(二)“適用性”回應

由此我們轉向對第二種回應思路的考察，即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究竟是否適用于青年馬克思？2002年第1期的《政治理論》(PoliticalTheory)雜志，刊登了露絲·阿貝(Ruth Abbey)與布魯德尼在該問題上的兩篇交鋒文章。布魯德尼在回應中進一步凝練了自己的核心關切：“在社會革命之前，馬克思有什么理由相信這種目前未實現的潛力是一種真正的人類潛力，并確實揭示了善好生活的內容？”(22)Daniel Brudney, Justification and Radicalism in the 1844 Marx: A Response to Professor Abbey,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1(2002), pp. 156-163.但是也正是在這點上，阿貝“言中”了布魯德尼“證成問題”中的要害：當布魯德尼過度強調“為他人生產”這類主觀信念是區別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他割裂了“善好生活”的主觀信念和客觀條件之間的關系。自我實現及其所實現的“善好生活”的主觀信念和客觀條件并不是像布魯德尼所言是“分離”的，對“善好生活”的主觀信念的改變不能脫離客觀條件的改變。進一步，阿貝認為布魯德尼忽視了1844年馬克思關于“私有財產”的討論，認為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區別的主要特征并非是“為他人生產”這一主觀信念，而“私有財產，資本主義的一個客觀和基本特征，使得資本主義成為對善好生活的詛咒”(23)Ruth Abbey, Young Karl Does Headstands: A Reply to Daniel Brudney, Political Theory, vol. 30, no. 1(2002), pp. 150-155.。令布魯德尼感到困惑的新的主觀信念的獲取，實際上并非是青年馬克思本身的困惑。對社會經驗條件的首要關注，是青年馬克思“告別哲學”的重要理論效應。沿著這條批評路徑出發，我們就會發現布魯德尼對青年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概念存在相當程度的誤讀。

第一，布魯德尼錯判了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的規范性含義。布魯德尼并未仔細甄別的是，青年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是一種特殊的規范性立場，它與思辨哲學的傳統道德規范性不同。在《手稿》中，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指向的是可供經驗檢視的人的需要和感覺的豐富，以及人在與自然進行物質交換中能力的增強。一方面，馬克思“類本質”概念的潛能性，指向的并非是理性或道德信念的進步，而是作為感性存在物的需要和感覺的豐富。資本主義制度阻礙自我實現，在于它阻礙了人的需要和感覺的擴大，甚至將其限制在極其狹隘、粗陋的需要和感覺之下。另一方面，馬克思“類本質”概念的現實性，指向的是人在物質生產的發展過程中力量的增強。馬克思經典的表述，“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2頁。深刻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資本主義的工業體系造就的是人的力量的片面化與機械化的發展，最終使得“機器遷就人的軟弱性”(2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26頁。，人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遭到了壓抑，甚至于會退化。伍德在這點上抓住了馬克思自我實現概念的關鍵性質。在他的分析中，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應當歸屬于“非道德善”(nonmoral goods)的行列，它并不首要指向美善、權利、正義、義務或道德品質，而是指向我們通常與道德評價沒什么關系的愉悅、幸福。伍德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基礎在于它毀滅了許多重要的非道德性的善，如人的自我實現、生存保障、身心健康、資源共享與自由”(26)W. Allen,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129.。馬克思的自我實現概念在內容上指向的是處在社會經驗視角中的人的需要、感覺、力量的增長，這是與馬克思“告別哲學”的方法論變革高度適配的，并不需要“隔離式立場”的道德哲學的反思證成。

第二，布魯德尼低估了馬克思自我實現的客觀性條件。布魯德尼關注的是個體信念轉變的機制和動力問題，這導致他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如何證成主觀信念的轉變維度上。但事實上，青年馬克思“告別哲學”的理論動機在于：他認為主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中面臨的是社會制度施壓造就的“客觀幻覺”(objective illusions)，而非通過自己主觀能力即可改變的“主觀幻覺”?！翱陀^幻覺”不是一種通過理性即可矯正的“認知型”錯誤，而是與“錯誤”的社會制度相匹配并在該社會制度下主體自然相信其是公正合理的社會認知狀態。青年馬克思意識到共產主義信念的獲得，恰恰需要消除“客觀幻覺”寄居的社會條件。在《形態》中馬克思概括了自己理解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2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9頁。皮特曼指出布魯德尼在整本著作中對這段話保持令人困惑的沉默現象。事實上，皮特曼認為《形態》告知我們由資本主義“這個體系所產生的‘客觀幻覺’不能被哲學公式的條用所驅散”(28)John Pittman, Review: Marx’s Attempt to leave Philosophy, Science & Society, vol. 66, no. 2(2002), pp. 282-287.，馬克思“告別哲學”的立場使他避免犯下意識形態家們的錯誤。青年馬克思在《手稿》中開啟對“私有財產”的批判，從而深入到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如此才真正掌握了消除資本主義對自我實現的客觀阻礙的理論方法。所以說，布魯德尼并沒有抓住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的客觀性向度，這導致他對馬克思缺乏規范性證成手段的批判，實際上并不適用于青年馬克思的思考語境。

(三)“發展性”回應

我們最后來考察第三種回應，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是否準確描述了馬克思自我實現概念的發展過程？布魯德尼認為在青年馬克思的思考語境內，存在對資本主義阻礙自我實現的兩個譴責。第一個譴責來自寫作《手稿》時期的馬克思，這一時期的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培育灌輸了關于人的本性和善好生活的錯誤觀念，并使得正確觀念完全無法實現”(29)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75～376頁。。資本主義是在“完全意義”上阻礙自我實現，我們可以把它稱作資本主義對自我實現的“完全反對”的一面。第二個譴責來自1845年寫作《形態》時期的馬克思，這一階段馬克思主要是從“自主活動”(self-activity)的角度來論述自我實現。馬克思側重于強調在共產主義生產條件下個體將會打破“被迫分工”的局限性，在任何活動領域中都可以充分自主自由地發展自己的能力。布魯德尼認為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批判轉向了經驗性的層面，即資本主義社會在現實中只實現了少數人而非所有人的“自主活動”。布魯德尼將這一批判稱作“資本主義違背了分配正義的要求”(30)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76頁。。我們也可以把它稱作資本主義對自我實現的“局部性反對”的一面。在這兩個譴責的轉換中，布魯德尼暗示了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效力的下降，他顯著偏好1844年馬克思的規范性批判。在布魯德尼看來，馬克思由規范性轉向經驗性的視角，這使得“《形態》對于善好生活的論述，與非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之間并無本質的不同”(31)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96頁。。1844年的馬克思由于對與資本主義社會完全不同的規范性預設的強調，顯得更有特色。布魯德尼因此也認為“1844年的馬克思將會成為哲學上最為恒久的馬克思”(32)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96頁。。同時，布魯德尼認為兩個譴責難以避免“證成難題”。第一個譴責需要道德哲學的規范性證明以推動道德信念的轉變，第二個譴責需要借助“分配正義”等政治哲學概念證明資本主義的分配不正義。但是，馬克思對“道德”“正義”等抽象理論的激進反對，導致他無法完成對資本主義的規范性批判。雖然布魯德尼沒有著墨于1845年之后的馬克思，但他明顯偏愛于強調規范性的馬克思，甚至認為馬克思在《形態》后向“經驗性”視角的轉向是一種哲學上的退步。

然而，布魯德尼錯誤理解了馬克思的經驗性概念，他將馬克思的經驗性原則矮化為“依靠日常經驗和對日常生活的最為簡單的觀察”(33)丹尼爾·布魯德尼：《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第305頁。這類直觀式理解。在《形態》中，馬克思通過對費爾巴哈的批判為經驗性注入了歷史性的向度，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對傳統哲學的重要突破。布魯德尼對馬克思經驗性理解上的錯置，使得他忽略了馬克思自我實現思想中最為深刻的歷史性向度。在筆者看來，馬克思對自我實現最合理的解答是它的歷史性向度。自我實現的歷史性向度表明，一方面資本主義對于個體的需求、感覺、力量的擴大與豐富是有一定歷史積極意義的，這使得馬克思突破了《手稿》時期認為資本主義對自我實現只有“完全反對”的一面；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社會仍然不能滿足個體對更高層次的需要、感覺和力量的欲求，這導致資本主義在根本意義上仍然是個體的充分自我實現的阻礙。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實現“更高需要”的手段匱乏，我們可以將之稱為資本主義對自我實現的“充分性反對”。

這一思路最早在1847年《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得到體現。馬克思將無產階級的生存比作小房子，而將資產階級的生活比作宮殿。資本主義社會也許會提供甚至還會改善小房子的生存環境，但旁邊的宮殿則會更快地擴大，從而令小房子的居住者感到無比壓抑。因此，當我們衡量需要和享受時，不是以滿足它們的基本物品為尺度，而是以社會為尺度。馬克思凸顯出需要和享受的“相對性”，從而第一次揭示出它們的歷史性向度：“我們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會性質，所以它們具有相對的性質”(3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729頁。。

自我實現思想的歷史性向度在馬克思《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體現。馬克思肯定了資本主義對于自我實現的歷史積極意義，他談道：“如果拋掉狹隘的資產階級形式，那么，財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換中產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產力等等的普遍性嗎？”(3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頁。這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個人需要、感覺等的擴大的描述。馬克思繼續談道：“財富不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嗎？”(3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頁。這是對資本主義條件下個體與自然之間物質交換的力量增長的描述。另外，馬克思在論述“社會三階段論”的過程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可以為“自由個性社會”提供前提和基礎，這也是因為以交換價值為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也將生產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對比馬克思在《手稿》時期將資本主義視作自我實現的“完全反對”，馬克思此時已經充分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歷史積極性特征。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塑造了一個更充分的自我實現的潛能。

然而，這一更為充分的自我實現的潛能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無法轉化成現實性，這才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更深刻的批判。馬克思在《資本論》手稿寫作時期已經可以熟練地透過“剩余價值”概念批判資本主義的實質，它指出資本主義創造人的需要、感覺和力量擴大的手段恰恰是勞動階級處在剝削狀態下的剩余勞動。正是社會中居于大多數人地位的勞動階級源源不斷地為社會提供剩余勞動，導致社會雖然迎來了更充分的自我實現的潛能，但這一群體充分實現自我的手段仍然是匱乏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發展的過程中，并沒有使得技術進步和社會發展的福利分享給所有人，人本身發展的光明景象的背后隱藏著血淋淋的剝削事實。資本的增殖邏輯導致資產階級不斷占用工人的剩余勞動，拒絕工人擁有供個性發展的自由支配時間。所以馬克思明確表示，只有在“群眾的剩余勞動不再是一般財富發展的條件，同樣，少數人的非勞動不再是人類頭腦的一般能力發展的條件”(3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97頁。下，個性才可能得到真正自由的發展。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并且降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使得所有人都享有發展個性的自由支配時間，是馬克思意義上達成更充分自我實現的必要條件。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可以擺脫片面發展的制約，“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產自己，而是生產出他的全面性”(3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137頁。。

基于以上分析可見，“完全反對”“局部性反對”“充分性反對”是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阻礙自我實現的三個視角。它們加總在一起構成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整體診斷。在其中，“充分性反對”呈現了馬克思自我實現的歷史性向度，這也是馬克思“歷史辯證法”的體現。資本主義在發展過程中生成了更充分自我實現的潛能與其實現之間的矛盾，這是我們當代仍然反對資本主義的重要理由。同時，這也形成了資本主義社會下頻頻遭受自我實現失敗的個體產生轉向共產主義信念的客觀動力。布魯德尼擅長的分析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令其傾向于給出一個“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二選一式答案，因而他錯誤地陷入了對1844年馬克思規范性批判的過度強調中?？梢哉f，馬克思透過自我實現概念批判資本主義的力度不是下降的，而是漸進深入的。自此，我們可以充分地回應布魯德尼的青年馬克思“證成難題”：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信念的轉變，并不是受道德哲學的規范性論證所激發，而是源于資本主義社會在自我實現層面上的歷史性矛盾。馬克思不需要任何意義上“隔離式立場”的道德哲學補充，青年馬克思的方法論轉變恰恰推動了他對自我實現的客觀性和歷史性向度的發現。

四、結 語

本文引介了當代分析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主義思想研究中的一個新型問題。與此同時，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在西方馬克思倫理學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推進”地位。在表面上，布魯德尼的批評與波普爾的批評高度相似，他們似乎都指向了馬克思關于人性假設的“非證成性”或“武斷”的特征。然而，布魯德尼與波普爾的出發點是截然相反的。波普爾借此否定了馬克思歷史理論的科學性，但布魯德尼對馬克思的未來設想持有肯定的態度。在其2013年發表的《兩種公民友誼的類型》一文中，布魯德尼甚至認為1844年馬克思所構想的“平等的關心/欣賞社會”(an equal reciprocal concern/appreciate society)是比康德“平等相互尊重的社會”(an equal reciprocal respect society)更為可欲的公民倫理方案(39)Daniel Brudney, Two Types of Civic Friendship,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 16, no. 4(2013), pp. 729-743.。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質疑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的信念轉變問題，這是當代西方學者在重構馬克思理論的過程中提出的重要學術挑戰。這充分反映了當代部分西方學者認真面對馬克思文本的一面，這類學術上的探索與爭鳴無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布魯德尼對馬克思有著較深的誤解。布魯德尼在一次講座中表示“在規范性思想家這個層面上，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40)丹·布魯德尼：《羅爾斯與馬克思》，第86頁。。與其說馬克思作為規范性思想家的地位被低估了，不如說布魯德尼沒有看到馬克思思想中規范性與歷史經驗性結合的深度。布魯德尼的“證成難題”之所以不構成馬克思的思想困境，原因正在于：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生成是同時蘊含在世界歷史的生成與發展之中的。資本主義是歷史性的，而人的自我實現也是歷史性的。資本主義社會中貫穿著的自我實現的客觀矛盾，使得個體無須“隔離式立場”的道德哲學推動就可開啟對共產主義信念的認知轉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個體遭遇的自我實現的失敗，源自更充分自我實現的主體潛在形象和在現實中大部分個體缺乏實現手段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既是客觀性的，又是歷史性的，更是當代性的。它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日益發展而日趨尖銳。馬克思對自我實現概念的批判性分析絕不是純粹道德哲學式的，而是深刻地與其對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結合在一起。馬克思得益于他在青年時代杜絕“隔離式立場”的態度，堅定不移地在受社會影響的具體的個體境遇中找尋自我實現的可能。自我實現的客觀性和歷史性向度給出了布魯德尼“證成難題”的科學答案，我們可以自信地回應：青年馬克思告別哲學的嘗試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