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前夕上海新聞界新生代共同體意識的探索
——以《記者座談》為中心的分析

王天根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新聞界進入戰時新聞學時代，報界面對抗戰救國政治宣傳軌道。面對日軍侵華，中國南北輿論界皆有回應，包括新聞教育界。1931年10月23日，中國新聞學研究會在上海成立，明確提出“將以全力致力于以社會主義為根據的科學的新聞學之理論的闡揚”，成員包括《申報》《新聞報》《時報》的記者和編輯等。同年10月15日，上海復旦大學新聞學會創辦《明日的新聞》半月刊，謝六逸在創刊號上刊發《抗日聲中新聞界應有的覺悟》，批評上海的報紙上充斥著“頹廢”“淫靡”的文字，“不關痛癢的評論”，指出“在國難聲中，報紙應該走在民眾的前面”，“使一般國民知道我們生存在怎樣一個世界里面”(1)陳江、陳達文編著：《謝六逸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70～71頁。。這是事變之后上海新聞界的反省先聲。而和平時期的新聞生產有別于戰時“新聞生產”，又涉及傳播與宣傳何者為主流的問題。1932年3月20日，中國左翼新聞記者聯盟在上海成立，屬中共領導下的新聞界進步青年為主體的組織?？箲鹣嚷曄赂餍懈鳂I都有自己的“道”。上海新聞界及其新生代對“記者之道”的追尋與探索之歷史軌跡，尤值得重視?！坝浾咧馈狈治錾婕坝浾叩纳矸菡J同及社會定位，當然涉及他們對報紙的責任擔當以及“報人報國”的理想?！坝浾咧馈钡奶剿魃婕皞€體自我認同，也關聯群體的集體感認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記者座談”反映了這一歷史趨向上共同體意識的建構，“記者座談”從學術沙龍到《大美晚報》開辟《記者座談》專欄(2)基于《大美晚報》的《記者座談》周刊和當事人回憶錄等相關史料挖掘，研究者勾勒了“記者座談”與青記的歷史淵源(陳鎬汶：《新聞學?？创竺劳韴蟆び浾咦劇怠獮榧o念惲逸群逝世15周年作》，《新聞大學》1994年第3期；華澤：《從“記者座談”到“記者節”》，《新聞三昧》2001年第1期；胡鳳：《“記者座談”與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新聞職業化》，《廣州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結合抗戰形勢及青年記者陣營重構，徐基中(《國難當頭的責任擔當與自由守望——以〈記者座談〉為中心》，《國際新聞界》2013年第1期)和胡鳳(《從健全職業到服務抗戰:抗戰語境下新聞記者自我教育的轉向——以上?！坝浾咦劇睘橹行摹?，《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6期)認為“記者座談”的宗旨經歷了從提升職業認同到抗戰輿論動員的轉向，這反映了上海新生代記者在啟蒙與救亡之間的選擇。李秀云、吳云柯(《20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報人的新聞理論——從〈文藝新聞〉到〈新聞記者〉》，《學術交流》2016年第12期)及蔣含平、梁駿(《轉身之間:職業期許與救亡圖存——1930年代的左翼記者群體考察》，《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則將“記者座談”視作左翼記者群體的縮影，揭示中共在全面抗戰前夕對上海新聞界的統戰工作?？傮w上，相關研究涉及“記者座談”部分內容及歷史情境分析，以及袁殊的新聞活動及思想。反映了上海新聞界新生代的追求及努力的過程。上海新聞界新生代多為左翼記者，年輕人居多，從《記者座談》中可見他們的諸多活動，無疑是重構上海新聞界活動現場及分析他們對“記者之道”探索的最佳窗口。

一、從沙龍到周刊：上海新聞界新生代對“記者道”的探索

近代報業為上海這一奢華都市涂上了文化色彩，也為流氓才子混跡上海灘提供了文化平臺?！吧虾５膱蠹堄浾?，不是流氓的徒弟，就是同資本家或富豪有關系，有政治背景的人。上海的黃金榮和杜月笙，在新聞界很有影響?！?3)參見丁淦林《袁殊對〈文藝新聞〉及〈記者座談〉的回憶》，《丁淦林文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38頁。這在夏衍的《懶尋舊夢錄》中也有折射。這大體描述了上海奢靡的都市繁華所涉流氓與記者之間的群體勾結。與上海都市繁華相匹配，一部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從四面八方匯聚到上海，開始了學術或政治自由夢的追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方情報人員多以記者名義穿梭于上海，而中國本土留日、留歐、留美的學生歸國后也視上海報業為重要的職業選擇。為了交流思想或心得，諸多學術沙龍應運而生，而沙龍聚餐是學界乃至輿論界的重要活動。西洋化聚餐的同時多涉及知人論世，往往帶有一定的政治色彩。由此，《大美晚報》的《記者座談》專欄像一扇窗戶，從里向外看，可見上海新聞界諸多生氣勃勃的歷史場景；從外向里看，可見參與“記者座談”的諸多年輕人對新聞職業精神的理解及憂國憂民的人文情懷。作為共同體乃至組織的“記者座談”，有核心人物，有自己的共識或“記者之道”，“記者座談”同人還創作了《新聞記者歌》?？梢姟坝浾咦劇庇伤缮F體逐步走向了較為嚴密的組織?！白劇钡男问绞沁叧院冗吜奶?，事后將相關主題的材料、觀點等整理成文字在報刊上正式發表。從沙龍到座談再到報刊專題性發表，涉及社會動員，關聯政治輿論的建構或解構等。

與大多數學術或政治性質的沙龍模式類似，上海新聞界的沙龍，先有“記者座談”的聚餐座談，再有《大美晚報》上的專欄《記者座談》，刊發成員議論新聞界的諸多心得或思想。據長期浮沉于諜海的袁殊回憶：“我發動‘記者座談’這一形式的聚會，沒有任何組織形式，沒有任何章程，只是口頭約定。每個星期六晚上在外邊飯店，常常是在四馬路一帶，約請一些有影響的報紙記者和編輯吃飯，邊吃邊聊。我對大家說：‘我們每周六見一次面，談談新聞改革問題。大家寫寫文章，然后找個地方發表?！矣浀瞄_始是在一家報紙出了周刊，但沒出幾期就因我們的言論同該報編輯方針發生矛盾而停下來，現在回憶不出當時是哪一家報紙了(我記得沒有出90期，發刊詞是我寫的，以后不了了之)?！?4)參見丁淦林《袁殊對〈文藝新聞〉及〈記者座談〉的回憶》，《丁淦林文集》，第45頁。袁殊曾于1929年留學日本，就讀于東京大學的東亞書院新聞專業，較早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1931年，他回到上海，參加左聯。同年由潘漢年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成為中共情報系統重要骨干。其時情報人員往往兼有新聞記者的身份。面對政黨—國家這樣的社會架構，“記者座談”這批核心人物往往充當了特殊“信息”處理者的角色或曰情報工作者。為了提供一個發表新聞資訊的平臺，袁殊籌辦了《文藝新聞》。據知情人夏衍回憶，“袁殊和馬景星夫婦從日本回來，在上海辦了《文藝新聞》的事。這份刊物出版于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六日。袁殊是湖北人，留日時間不長，但日語講得不錯，他在上海有一些特殊的社會關系，表面上又沒有左派色彩，所以這張以‘客觀報道’為標榜的四開小報(周刊)，居然能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在上海出版，而且很快地就成了‘左聯’的外圍刊物”(5)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第199頁。。左翼作家陽翰笙回憶稱，當時國民黨的文化“圍剿”涉及書報檢查，“‘左聯’有一個《文藝新聞》(袁殊、樓適夷編)，出了一段時間就被封了”，而《文藝新聞》當時被定義為左聯的機關刊物(6)陽翰笙：《風雨五十年》，“新文學史料叢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第147頁。。袁殊取筆名“懷云”并對此解讀：新聞界新生代的座談，“每感到零亂，許多談過的話，沒有記錄，似覺可惜。許多要談的問題，在熱鬧與匆忙的時間里，也每感言不盡意之處”(7)懷云：《在座談席上》，《大美晚報·記者座談》1934年8月31日，第4版。。另一參與者陸詒后來回憶稱：“‘記者座談’的形成，開始雖標榜為一種職業同人自己建立起來的進行自我教育的組織。但記者生活的本身，始終脫離不了當時現實的政治斗爭。中國共產黨對當時的‘記者座談’，以至抗戰后成立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簡稱‘青記’)，始終保持密切的聯系，采取教育、幫助和指導的態度，領導我們沖破封鎖，克服困難。使我們在抗戰前后做了許多工作?！?8)陸詒：《“青記”的前身——上海記者座談》，《新聞研究資料》1981年第7期，第28頁。這大體上反映了當事人陸詒經歷一系列政治風云后以倒放電影的方式談及“記者座談”性質及部分參與者的政治取向。為了剝落歷史記憶添加的色彩，有必要回到歷史現場。

“座談”若僅局限于同人小圈子，影響范圍當有限。又如袁殊所說，“許多談過的話，沒有記錄，似覺可惜”。如何發表“座談”的成果并由此生發社會影響？1933年1月16日創刊的中文版《大美晚報》(9)“大美”系列報刊的情況，可參看王文彬編著《中國現代報刊史資料匯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6年，第860頁。承擔了這一職責。該報由宋子文資助，張似旭任總經理兼總主筆(10)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233頁。，江蘇武進人吳伴農為編輯，內容大都是英文《大美晚報》的翻版(11)王文彬編著：《中國現代報刊史資料匯輯》，第862頁。?！坝浾咦劇崩眠@一機緣，遂決定在言論相對自由的《大美晚報》上開辟一園地，即《記者座談》專欄(12)《大美晚報·記者座談》專欄每周出版一期(下文亦簡稱“《記者座談》周刊”)，共出版89期，相關研究可參看陳鎬汶《新聞學?？创竺劳韴蟆び浾咦劇怠獮榧o念惲逸群逝世15周年作》，《新聞大學》1994年第3期；胡鳳、常松《“記者座談”與〈記者座談〉專欄》，《新聞世界》2009年第11期；徐基中《媒介、角色與信任——〈記者座談〉研究》，安徽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記者座談”發起以袁殊、陸詒、惲逸群為核心(13)顧雪雍：《惲逸群與記者節的由來》，陸炳炎主編：《惲逸群同志紀念文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第169頁。。這三個核心人物多有中共地下黨員身份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新聞骨干。1934年8月31日，《大美晚報》第4版居中刊發陸詒《座談會的告白》，稱他們為解決“沉悶”和“饑渴”，便組織了志同道合的一群“從事組織記者座談會”，“既沒有領袖，也沒有嚴格的章程，更毫無虛偽的儀式”，大家可以天真爛漫地無話不談，同時可以“討論各種有關新聞事業本身的問題和理論，也可以交換各人的學識和意見”(14)陸詒:《座談會的告白》，《大美晚報·記者座談》1934年8月31日，第4版。。同時刊發的懷云(即袁殊)的《在座談席上——代發刊獻詞》稱：“‘記者座談’這一名詞正如其名所示，并不是一種刊物的名稱。這是先有了‘座談的集合’，然后才有這特刊的出版的?！?15)懷云：《在座談席上》，《大美晚報·記者座談》1934年8月31日，第4版。據當事人惲逸群稱：“懷云君是《座談》同人中最熱心于集納運動的一員，他在百忙中，幾乎每期都為《座談》寫稿、譯稿；我們——編輯委員會——在出版前一晚，每逢到稿荒的時候，打一個電話通知他，他無論如何忙，不管一點鐘、兩點鐘甚而至于三點鐘回家，一定當晚為《座談》寫稿或譯稿，到出版的那天早上，一定有稿子送到報館?！?16)惲逸群：《新聞界的聯合戰線——〈記者道〉序》，江蘇省社科院《惲逸群文集》編選組：《惲逸群文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39～240頁。按，袁殊的《記者道》一書為《大美晚報·記者座談》專欄文章選編。談及“記者座談”發起的初衷，陸詒稱：新聞場域游走的記者沒有什么“有益于自身生活教養的種種運動”，而玩物喪志，弄不好會失去“青春時代活躍和天真的情緒”，“會不知不覺地放棄了青春時代固有的活潑和生氣，而變成一個圓滑虛偽不負責的中世故毒的暮氣中人”(17)陸詒：《座談會的告白》，《大美晚報·記者座談》1934年8月31日，第4版。?！坝浾咦劇卑l起的初衷多為培育有志之士。

“記者座談”參與者大多有學習新聞學的背景或相關從業經驗。1934年11月9日《記者座談》周刊發表《上周座談》，君良作為“主談者”，生動地描述了這次座談：“深秋的夜，已帶著初冬的寒意，在敏體尼蔭路一角，年輕的新聞記者的一群，又集合在一間小室里?！薄斑@次座談會，我們的OY陸詒，又和四位客串的滬江新聞科同學到的最早，而最姍姍來遲的是華東社記者呂小姐?！逼鋾r，江蘇南匯人陸詒在上?！耙弧ざ耸伦儭北l后曾作為《新聞報》記者采訪過抗戰將領，已經有相當的新聞從業經驗?！斑@里我還要介紹三位新同志給沒有參加這次會的各位朋友。三位新同志是申時社王皎我，廈門《星華日報》駐滬記者盧靜方和《時事匯報》主編雷鳴蟄?！笨梢妳⑴c者的學術或政治背景，“因為有了七員新參加的大將，這次的談鋒很健”，“我們由內地報館的簡陋談到了內地報紙不發達的結癥。我們由時事匯報談到了剪報。我們談到新聞教育機關如何和報業合作。我們也談到其它關于新聞事業種種問題。實在的，中國新聞事業當前的問題太多了”。

“記者座談”在聚餐座談以及在《大美晚報》專欄持續刊發資訊或評論的進程中度過了半年。分析“記者座談”這段歷程，不僅可見報紙作為新聞產品的前臺，更可見新聞生產的幕后。記者的工作屬性，涉及社會通信網絡中人的因素，可謂社會神經系統中最為活躍的部分。1934年11月30日，《記者座談》刊發署名“西邁”撰述的《上周座談》，重申邊吃喝邊座談的學術沙龍性質，“照例，大家一進門，便是隨便談了一個禁止大學生跳舞的問題”，“轉談到我們的正經話，問題是規定了(一)王寵惠奔走時局前途展望，(二)倫敦海軍談判的結局預測”。座談會涉及一些敏感問題，不僅有大學生的生活問題，也有國內外的政治問題。

“記者座談”不僅連續跟蹤“座談”內容呈現，對“座談”的效果也很關注，由此而及參與者與議題的深入省思。1934年11月30日，《記者座談》專欄刊載復旦大學新聞系顧逎湘的《參加座談會后》，先談議題的選擇，再談學術沙龍及“記者座談”的社會責任擔當。首先討論報紙與民意的關系，“要知道一個國家的政治入軌與否，那便看是不是以民眾意見為依據而定。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也就是建筑政治的工程師，他們所需要建筑物的磚瓦，就是新聞紙”。由此討論報紙的社會責任：“新聞紙既是民眾的喉舌，新聞記者便是民眾的留聲機，所以新聞事業有它的政治職能，有推動政治入軌之責?？墒?，回過頭來看看我們中國現有的新聞紙，是什么情形？”辦報者“以希圖活得盈余或者宣傳一己為目的，編報的記者以維持飯碗問題而逢迎。他們并不是純正新聞事業的執役者，所以報紙只有一天一天的腐化，走入了迷亂的歧途，哪里還能代表民眾的輿論呢？這，對于腦筋稍微清楚的人，誰都會感到不滿，尤其是要為新聞事業惋惜”。顧逎湘由報紙再談到記者及“記者座談”社會責任的擔當：“過去，我會對一切現職的記者抱過反感，我很知道記者決不是人人腐化，但我總是懷疑著他們為什么不運用青年的活力，對惡勢力反抗呢？現在，我已得到答復了，記者座談會給我以很圓滿的答復。尤其是X先生的一番話，更使我知道了這些有罵的記者，是和惡勢力在奮斗著。我記得某記者說：‘總有一個時期，會實現我們的新聞論?！@句話，我卻深深地相信，青年的心是一顆炸彈，能炸毀一切惡劣環境?！笨梢姟坝浾咦劇钡膫鞑バЧ?，尤體現出巨大感召力等情緒震撼。

“記者座談”倡導青年記者的社會責任擔當還體現在戰時言論自由和追求及抗戰輿論動員責任的擔當。1934年12月21日，《記者座談》專欄刊發《本周座談》，大號標題“怎樣獲得言論自由”。此次座談的主談為惲逸群，具體情境在刊發的報道中有所交代：“本星期日的晚上，在功德林樓上的一間房里?！虚g一個圓桌上，團團圍坐著十三個人：懷云、先梅、千里、詒、逸群、半農、惠平、伴農、心芹、道靜、奎文、俊、宇常，最后又來了女同志呂小姐?！胄r過去了，主談擊掌一下，宣布座談主題為‘言論自由’?！薄皯言啤奔丛?，胡道靜經惲逸群的介紹也加入了座談。此次座談會涉及政治輿論議題，如汪精衛、蔣介石合流后政治輿論的頂層設計，特別是國民黨的所謂五次“剿匪”場景中的輿論控制。開場白有數位發言，1927年7月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惲逸群稱：“近年來的輿論和新聞，可說完全在力的控制下，并且控制得越來越緊。自上月二十七日汪蔣兩先生聯名通電，提及保障言論自由后，從事新聞事業的人，無不躍然響應?！蓖瑫r，“胡適之亦有宏論(關于言論自由)在《大公報》發表。而全國各報亦絡續撰述社評，論及之。南北新聞團體，也都根據感電，向五中全會呼吁”。由此，“今日座談會就以‘言論自由’和‘統制新聞’做談話中心”。面對軍事及文化“圍剿”造成的壓抑的政治氛圍，袁殊等對戰時新聞學之下的言論自由有其政治見解。袁殊稱：“記者座談”倡導國人爭取言論自由之路在于團結，不宜拘泥于時局影響。逸群云：“這次爭取言論自由運動，——事實上并沒有成為一種運動——是根據汪蔣感電而起的，然而各方的要求，很不一致，胡適之說，言論須自由，新聞亦經自由；翌日《大公報》的社評則謂言論固須自由，新聞可不必自由。其后《中國日報》則謂新聞言論均應統制?！卑檗r稱：“言論自由要爭，新聞自由也要爭?！痹鈩t稱：“真正的言論自由，要政府和民眾一致的行動下始能達到，要是各為各的，如反日問題，政府為估計外交的便利，要人為保持地位，民眾則為免除壓迫。各自采取的辦法不同，致所得的結果完全相反，這不是真正的言論自由?！奔凑c民眾有各自的利益立場?？傊?，新聞界新生代注意探討民眾與國民政府的關聯度，“政府如果是代表民眾的，民眾是真正擁護政府的，則自由自然可以得到，要是不然只有全國記者一致起來爭??！”可見惲逸群等新聞界青年知識分子很注意“新聞之道”及其關聯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

二、抗戰語境中的家國情懷：“記者座談”及新聞人抗爭意識的趨同

抗戰先聲語境中，新聞界追求言論自由緣于多重因素，既有國民黨黨國體系之下的輿論統制，也有日本侵華之下的戰時新聞學。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又在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接著是偽滿洲國粉墨登場，而國民政府對日本侵略則一味妥協。全面抗戰爆發前，日本非常注意對華輿論戰，注意新聞傳播的組織結構調整，從而整合力量，增強輿論陣地的攻勢。1935年7月11日，《記者座談》第46期刊發余新年的《“新聞帝國主義”戰爭中日本國際宣傳策的強化》，稱：“日本很明了，在她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黷武侵略政策之下，‘宣傳政策’是具有著極偉大的輔助作用的?！覀冎?，日本的新聞界，在一種政治勢力的控制之下，她對外，當是與政府取同樣的步調與方針?！聦嵣?，日本新聞統制的施行，在九一八事變以后，已早實行了的，不過到最近來，由于日本向外侵略政策的更積極化，其對于宣傳方面如新聞機關的統制，亦更加以強化和嚴飭化而已?！痹撐慕榻B了日本新聞統制政策與通訊社的關系：“在不久前，日本政府對新聞統制政策的進行，是企圖由合并‘電通’和‘聯合’二大通訊機關入手的?！h在日本現任駐瑞公使白鳥還在做外務省情報部課長的時光便已將這合并問題作為私案向有關方面提出了，以后因經費問題未能解決而擱置。自后‘九一八’‘一二八’事件相繼發生，使日本政府對于增強通訊社的統制，更有迫切需要。于是這件舊案便由當時外相內田康哉決定了具體的方針，付之實行?！闭狭α可婕岸喾矫?，可見日本所做的顯然是戰時新聞學之下的言論管控。但是“日政府對新聞紙的控制，現在已有新的發展了。據本月二日日聯社東京電，日本近來鑒于國際情勢之復雜化，覺有設立第一流國際通訊社之必要，此為朝野一致之論調與希望。時至今日，其局勢漸告成熟，日聯與電通兩大通訊社，亦擬在新通訊社設立后，加入其間，均得諒解?！撋缫唤洺闪?，則日本在通訊方面，亦可與英國之路透、美國之美聯、法國之哈瓦斯等國際通訊事業界之最高峰可以并駕齊驅”。中日處戰爭狀態，日本新聞界動態顯然值得中方關注，“日本當道在現階段間策動組織這個大規模的國際通訊社，是具有著兩重意義的。一、在所謂新聞統制的目的之下，這個大通訊社的建設，它將來的成效，是較之單純的‘電通’與‘聯合’的合并，是更有強大的作用和效能的。因為政府握有這一個在能力上遠超過現在的‘電通’和‘聯合’的通訊機關，將來不難利用這一個通訊機關的威力，來間接逐步使一般新聞紙就范于政府統制之下。二……所謂日本政府鑒于國際情勢的復雜化，以及由于近年來日本在遠東方面高度侵略行動之下，以及繼而退出國際聯盟，在國際地位上是相當處于孤立的地位，所以日本為企圖挽回國際間對日本的視聞以及今后更便利于宣傳工作起見，其對一個比現在的‘電通’和‘聯合’更具有偉大效力的通訊機關已是種必然的需要了。在一種企圖與現今世界上握有輿論權威的路透、哈瓦斯、美聯競爭和‘并駕齊驅’的雄心沖動下，這大規模國際通訊社的成立，在日本整個對外方策間，是具有著深刻和巨大的意義的”。面對日本的戰時新聞學，“‘我們需要一個國際宣傳機關！’這一種希望和呼聲從我國當局者和一致新聞業者嘴里喊出來已是有二十三年了，然而這二十三年來仍是毫無成就，可是人家倒已在確確實實的干起來了，我們又將如何自惕？”即面對“新聞帝國主義戰爭”，中國亦需要一個國際宣傳機關。

面對日本侵略，中國出現輿論反彈，并有媒介事件。1935年6月22日，《新生》周刊主編杜重遠被判一年零兩個月徒刑。1935年7月11日，《記者座談》周刊發表《新聞之新聞》云：“據七日中央社南京電，上?！缎律分芸菆笪淖智吠?，業經分別處分，此案刻雖解決，中央宣傳委員會為防止將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起見，已再電令各省市黨部……本年五月，上?！缎律分芸d對日本國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按日本國體，以萬世一系著稱于世，其國民對于元首皇室之尊崇，有非世人所能想象者。記載評論，稍有不慎，動足傷日本國民之感情。一年以來，本會迭次告誡，所幸尚能恪守，不意該《新生》周刊，有此意外之記載。除業經另案處分外，并為防止將來再有同樣事件發生起見，茲特再切實告誡，著即轉飭當地出版界及報社通訊社，嗣后對此類記載及評論，務須嚴行防止?！彼^《新生》周刊事件，顯然是由于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導致中國言論反彈，而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在日本的外交及軍事壓力下被迫屈服。這又觸及言論和新聞自由。

面對中外政治格局急劇變動語境下的新聞管控政策措施，中國新聞業何以自處？1935年9月26日，《記者座談》周刊第58期刊發《建議一個改進新聞事業的原則》，云：“現階段的中國新聞事業……大都受環境的束縛，難于征服現實。此刻所能做到的，也無非是掙扎的將就和苦悶的應付。新聞本體的向上途徑，在現階段時期，很不易有怎樣偉大的前途！”即戰時新聞學之下新聞職業主義精神顯然有所削弱。首先是言論控制政策致使新聞界遭受重大創傷，諸如上?！缎律分芸？?、徐州《新晚報》被封等等，特別是《申報》總經理史量才之死，“這一切都表示了新聞事業，為了切合民眾的要求，不觸帝國主義之怒，便犯封建勢力的余威，使在萌芽中的新聞事業，不能長足進展。而理想新聞事業大企業化的史量才氏的死，更證明了中國的新聞事業，是不能走到完全資本主義化私自由主化的前途！”這涉及新聞事業理論與實踐的多維度考量，“記者座談”同人由此反省，“基于新聞事業的進步要求，我們不能不整頓我們的風紀，嚴肅我們的陣容，反抗壓迫我們的封建勢力、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的新聞政策，而從事于純真的新的新聞事業及其理論的產生與建設”。在理論方面，“我們要在現實生活的過程中，觀察目前社會生活的諸般現象，審察出尖端社會的新聞性，決定其存在的根據與社會需要的程度，并求得系統的學問與智識。根據現役報人的實際需要，爭取職業的絕對保障……每個前途的新聞從業者，必須擔負使新聞事業展開無限量的前途的責任”。其時，國民黨、共產黨的新聞事業在上海灘都有所發展，雙方的政治分歧及對峙亦顯而易見。此又涉及國民黨的情報系統對共產黨的相關組織和人員的傾軋。1934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局組織遭到三次嚴重的大破壞。袁殊在《文藝新聞》?？髤⒓恿颂乜乒ぷ?18)夏衍：《懶尋舊夢錄》，第278頁。，并一度遭到藍衣社的綁架。在上海的英、美、日等國記者，也以新聞報道方式搜集情報。這些呈現了上海新聞界復雜的歷史情境。而記者責任的擔當，正是“記者座談”的主題。這也反映了“記者座談”涉及新聞人報國的家國情懷。

三、自我與社會：“記者座談”的職業認同

“記者座談”作為沙龍，涉及共同體的自我認同。所謂“認同”，關聯主觀的我或我們，也涉及客觀的我或我們。記者“主觀”的我或我們，涉及自律，這當然是自我要求，關聯新聞倫理等。所謂“客觀”要求，涉及我或我們要遵守相應的新聞約束規范或出版法等，這關系他律。就救亡圖存的使命而言，新聞界是提升自己還是改造社會？記者作為社會職業，有工作屬性，涉及工作待遇，關系衣食住行等的體面與尊嚴?！坝浾咦劇睂Υ硕嘤杏|及。

其一，對記者生活乃至健康等問題的探討。1935年4月11日，第34期《記者座談》刊發許孟萍的《記者的報酬問題》，稱：“在去年七月中旬的一個靜謐的長夜里，記者座談會在小小食園舉行，等到杯盤狼藉的時候，從幾個人嘴邊飄出一只古怪的歌曲。音調完全模仿當時正在流行的《漁光曲》，其中有兩句仿佛是：‘新聞難跑薪水薄，新聞記者世世窮?！牭降娜硕己迦淮笮ζ饋?。然而在那歡忭的幕后，我看出了一種藏蓄未露的難言的悲哀?！泵鎸τ浾呗殬I，他們對工作待遇有自己的期許：“新聞記者的職業，誠如一般人所說，是神圣的。然而這‘神圣’卻要靠金錢來維持。新聞記者是人，他們和營著其他生活的人們一樣的要為生活諸條件所限制，固然記者不妨生活得更清苦些，然而這清苦也該有限度，無論如何，總該以不妨礙他執行這神圣的職業為前提?！比欢谶@不景氣的社會里，“所謂神圣的記者很少不被無情生活的鞭撻，在受不住的時候，或者拍賣人格以求滿足物質欲望，或者因困苦而掃興，因掃興而與新聞事業脫離了。這是一種非常慘痛的景象，可是很少有人把它報發出來。我們是不甘沉默的，為挽救新聞事業的危機起見，我以為，這記者待遇問題，應列入我們新聞從業員的議事日程！”作者以親身經歷為例，稱：“因為筆者是外勤記者，所以這里先從外勤講起。外勤記者的苦處，如不是對此特別有興趣的人，要忍上一個月甚至一個禮拜都是不可能的。普通通訊社的記者的報酬，大一點的有六七十元，小一點的二三十元，或竟至十余元的。在這些微的款項下，要支配著該記者維持本身生存并執行其職務如車費交際費等的一切用途。官辦的通訊社及大一點的報館的外勤記者待遇，除了一小部分特殊者群以外，很可超過八十元的。在這種情況之下，記者為其經濟條件所限制，雖欲專心致志地為事業奮斗也不可能。好一點的，能夠自己更勤苦些，找個‘兼差’。壞一點的，或對職務形成消極的懈怠，或不顧一切掮著新聞記者的神圣招牌從事于蠅營狗茍的生涯，借騙詐來的錢來供養自己。這在一般‘報紙大亨’雖然是一種罪惡，但就許多清苦的外勤記者而論，實有其迫不得已的苦衷?！边@些筆述反映了記者真實的苦衷，“在經濟猙獰面目威脅之下，維護一己的最低度生存都成了問題，還談什么尊嚴的使命？我說這話，并非有意替外勤記者護短，正相反，是想出這問題的嚴重，促使大家注意集中，而謀以相當的解決，不掩飾，不逃避，以求打破目前的矛盾”。再以他者為參照：“記得有一次在某會場上遇到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記者，穿得衣衫襤褸，跑過來和我交換著名片，開頭一句話就是問我們的機關里報酬怎樣，因為他剛剛開始跑新聞，不知外面的情形，只覺得自己太苦，說罷又嘆了一口氣，表示這事沒法做下去。這事情給我留下不磨的印象?！薄霸谀壳暗膱箴^以及通訊社里，新聞事業為社會不景氣所襲擊，其本身發展受到了限制。沒有健全物質基礎的，其結果必致將擔負轉嫁到讀者以及新聞從業員的身上。這在讀者當然是一種損失，而在新聞從業員呢，便不由得不感到一層‘又要馬兒跑，又要為馬兒不吃草’的悲哀?！北У慕Y果往往是：“(一)減退了前進的勇氣，為環境犧牲了理想與意志，做些不清潔的勾當。(二)是怠工與逃避。兩條路都可以走，然而對于一個真正有識見的有興趣的記者，這兩條路的結果都是悲劇?！睙o論是個人經歷還是他者參照，可見記者職業的境遇較為困難，“‘枵腹從公’的結果，于記者本身以及社會都是兩無裨益的。這不是寒士們所愛玩弄的牢騷話，而是立腳于現實所發出的痛苦與要求”。如何解決記者生存生活的境遇問題？作者“沒有想到解決的方法”，希望同行公開討論，“因為這問題之提出……并不是完全無意味的”。雖然問題一時無答案，但“記者座談”始終關注此類問題及相關話題。

記者的境遇涉及待遇、工作環境及記者本人的健康等諸多社會問題?！队浾咦劇分芸瘜τ浾呱婕敖】党掷m跟進，有一定的議題和議程，開設“記者健康保障問題”征文尤能說明問題。1935年4月25日，第36期《記者座談》周刊的“記者健康保障問題”征文刊發《新聞事業從業員需要合理的健康保障》，稱：“在新聞事業急速進展的狀態中，新聞事業從業員的健康和勞動問題，亦隨著需要有合理的改善。但是，基于商業化活動之下的現代新聞事業，多半忽略和延擱了這一個問題的解決和進行。特別是產業落后，人工更賤賣的中國新聞事業間，而一種從業勞動者的健康問題，是幾乎完全被抹殺了的?！币杂浾邆€人的生活經驗而論，“中國新聞事業的從業者為了勞動時間的無限制，‘健康’這一個所謂‘人’的應得的權利，似乎已完全被拋棄了的。單以外勤記者而說，這部分從業員尚是包括了最青年，最強健的分子，然而他們大部分，不夸大的說，幾乎在十分之五六以上，都是因職業上不合理勞動的關系，而患著貧血、肺癆、精神萎頹、失眠等等的職業病的。至于處境和環境更惡劣的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更是不必談起了”。該論者還從報紙與勞動所涉健康的關系層面進行了論述，“新聞紙是關于許多的勞動的結果才制造出來的，而勞動的主源以及其效率的高下，更需基于勞動者的良好健康而產生”，故重視新聞從業員的健康是自不待言的。由此還提及《記者座談》周刊計劃在最近編刊一期“新聞從業員的健康和保障問題”專號，刊載該文系僅在此先提出這一個題目作為“征文”的意思，希望讀者及同業多發表意見，俾對這問題有個比較具體的檢討和建議。

其二，對社會責任擔當的探討?！坝浾咦劇泵鎸碗s多變的上海灘，同人顯然有自己改造社會環境的宏愿。1935年7月4日，《記者座談》第45期刊發楊半農(19)楊半農，安徽宣城人，早年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農學科，其時就職于新聲通訊社，兼上海民治新聞學院附屬民治中學主事。的《我們的一年來》，稱《記者座談》專欄“忽忽將近一年了”，在過去的一年中，“我們以純精神的集合，始終維持它超然不羈的態度”，大體上要表現超然的政治態度，“有時候我們要忠于自己社會的行為，在具有極理智的意識下，環境逼得你不能不摒棄你那熱忱，倒轉來跟著環境兜圈子。這樣，它的靈魂好像已經被一只魔鬼拿住了，你還有什么辦法惱？”面對無力改變的社會環境，“我們苦惱，我們始終是苦惱著?？墒浅四愫翱鄲酪酝?，又可以喊什么呢？有的人很激急的說：‘你們應該要努力鎮服你們的環境’；有的又很諷刺的說：‘你們已是被環境鎮服而軟化了’。事實究竟是怎樣，我們姑置不論。我們最高和最低限度的愿望，既不欲有朝一日能鎮服我們的環境，但亦不愿時時刻刻環境在窮逼我們，我們只想有一個機會能夠表現我們的意識形態就夠了”。楊半農代表專欄稱，要表現“我們”而非“他們”的意識形態，顯然要回歸政治抉擇，“在這一年的過程中，善意的批評和惡意的襲擊，總共給了我們有兩個教訓”：“第一個，我們常常這樣想，一種放任的自由，在目前的中國情況下，是不相宜的，至少要顧及到社會共同與目標下的從業，于是開始在我們從業的范疇里，作職業的反省與檢討工作，‘新聞界的風紀問題’就是我們檢討的工作一部分的主張?！贝松婕靶侣勛月蓡栴}，“第二個說到環境的問題上來了?！覀兊拇_受不了現實的苦惱和煩悶。這苦惱和煩悶，亦即是環境所給予我們的?！覀冎幌胂硎茉诿裰鲊抑?，一個國民他應有的‘演講及發表意見與文學的自由’?！浴鯓荧@得言論自由’是我們本分內的需求?！覀円詯蹏髁x的沖動，而不能有發抒情感的機會。做狗子般搖尾功能的表現，這是我們最引為可恥的一件事”。在國民政府統治的政治框架內，作者再次提及要爭“言論自由”，重申“記者座談”繼續“生活教養”的重要性：“年輕血熱‘生活得像一團火’的我們，對于意外的事，那能顧得許許多多?！诿恳恢荛g的座談里，我們對于自身責任的掂量，意志的磨礪，人格的修養，在不盡的一周、一周間的日子里，仍繼續著我們生活的教養?！?/p>

繼楊半農刊文強調新聞界自律意義上的風紀問題，“記者座談”的核心人物也先后強調社會責任的擔當。1935年8月22日，《記者座談》第52期(“周年號”)刊發惲逸群的《回顧與前瞻》，首先是回顧：“在去年的暮春時節，幾個年青的職業記者，因了工作上時常接觸的關系，在奔波的余暇，偶然聚在霞飛路上的一個俄國菜館里，七扯八拉地縱談一泡。后來大家覺得不妨這樣時常晤敘，就規定每星期日的晚上，小吃一次，席間自由地互相報告工作的心得，互相批評各人的見解。固然每次參加的人，不一定完全相同?？墒谴蠹叶加X得興味不壞，呼朋招友，逐漸增加起來。在去年夏季的一個晚上，就決定出版一個刊物：新聞從業員發表意見，介紹知識，互相策勵的園地。于記者本身的修養上，盡一點小責任。于是這個小小的周刊，就借得本報的一角而問世，到現在居然一周年了?！边@大體上是回憶“記者座談”和《記者座談》周刊的緣起。其次，談及“記者座談”的基本立場：“在短短的一年過程中，我們曾介紹各先進國家新聞事業的梗概，談到新聞用語和用字，國難期中新聞記者的立場和自覺，討論過言論自由問題、采訪問題、記者修養問題，以及風紀問題等等。雖然不免引起人家的誤解，以為有些故意掀人隱創，結果終因我們站在純客觀的純集納主義的立場，而獲得多數的同情?！弊鳛橛猩鐣髁x政治情懷的進步青年，他強調記者的時代責任的擔當，“誠然，我們都是些幼稚而終日奔波著的職業記者，在每日忙得不可開交的情形下，抽出這一點余暇，來墾發這個對新聞記者負有重大使命的園地，實在是有些不自量力，我們也深知道不能有怎樣大的成就。不過，我們深深地覺得在今日這樣的環境下面，新聞記者所負的責任非常重大，而今日一部分新聞從業員，又幾乎忘去了他們所應負的任務。我們看到這種情形的危險——小一點可說是新聞事業的危險，大一點可說是有關整個國家民族的危險——而我們所仰望的前進同業，似乎并不把這些事實放在心上，所以我們不能再期待他人，而自己負起這個責任了”。這大體可見上海新聞界及相關聯的進步青年的追求、青年新聞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擔當。有著共產黨員身份的惲逸群，自1932年投身上海新聞界并成為新聲通訊社的記者，一度深入長江沿線采訪洪澇災害，對國民黨統治下的國情有著深刻的警醒?？傮w而言，惲逸群稱：“一年的現在，新聞界的狀況，不能不說有些微的進步，最少決不比以前退步，這個雖不是我們努力的效果，我們也覺得可以告慰。不過離開新聞記者本身的所應有的修養、新聞記者所應負的責任，還是很遠很遠。我們正應加倍努力。而國勢的阽危，較一年前更日甚一日。新聞記者所負的使命，也日重一日。我們在這種環境下，凜乎責任的重大，今后當力求于記者修養方面有所貢獻，更希望各地同業學者和對新聞事業有興趣的人們，不吝指教?！?/p>

總之，面對上海流氓文痞勾結并橫流天下的污濁氛圍，惲逸群、袁殊等中共地下黨員領導進步青年發起了“記者座談”，旨在重建中國新聞界的正氣。這些參與者的政治身份色彩斑斕，但經由“記者座談”后來發展成中國進步新聞記者。由此可以說，“記者座談”一度是培訓中國進步記者、報人的搖籃。

四、學理與實踐：“記者座談”對言論報國的體認

“記者座談”的主題，涉及國民政府及抗日的歷史語境，也反映年輕記者們的職業認同與身份認同及相關選擇。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為世界性的大都市，也是各國名記者及其組織匯聚的地方。據1932年冬進駐上海的日本聯合通訊社的代表松本重治回憶：“作為一名記者，我到上海兩三個月后，就發現競爭對手‘電通’‘朝日’‘每日’各支局，均是高手云集?！?20)[日]松本重治：《上海時代》，曹振威、沈中琦等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第63頁。松本重治后來成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重要智囊。僅日本新聞界就有這么多高手及其組織駐扎上海，老牌的英美新聞機構可想而知。而西方形形色色的所謂精英在上海有“上海俱樂部”作為聚會沙龍，早期由十幾名居住在上海的英國人發起，等松本重治抵達上海時，會員有三四百人之多了?！坝捎诰銟凡窟\營的基本思想是使之成為英國人社會的大本營，因此，會員中英國人占了壓倒多數，其他還有少量的美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而日本會員只有一兩個。除此之外還有法國人為中心的“法蘭西俱樂部”。1935年中，松本重治加入上海的羅塔里俱樂部?！斑@個俱樂部的成員主要是在滬的美國人，還有一批親美或知美的中國財界人士，以及其他各國的外國人。每周一次的定期午餐會不太好缺席，幾乎每次都是全體出席?！痹摼銟凡康臅T必須是各行業的代表人物，這是一條嚴格的規定(21)[日]松本重治：《上海時代》，曹振威、沈中琦等譯，第88頁、90頁、91頁。。由于其時外交關系等原因，列強各國新聞界都在上海有自己的代表，他們在角逐新聞稿源的同時偶有合作。

南北輿論界首先要面對日本在華北的侵略。一向以敢言及客觀公正著稱的《大公報》因發表言論觸及日本的忌諱，竟受到華北地方當局的查辦。北方發聲，南方呼應。華北對日態度涉及國民政府的切身利益，國民黨喉舌《中央日報》遂發表了表態性社論。1935年12月12日，《記者座談》第69期轉載《中央日報》的《國難最前線的言論界》，稱：“在北方時局極端嚴重中，前天我們得到天津《大公報》被天津地方當局停止郵遞的消息。昨日北平路透社電告，平當局也禁止該報在平銷售……只知道該報在本月三日登載社評，勉勵華北當局無論如何必須保障國家統一及領土主權完整。因為這種言論，受到這種處罰，這是我們言論界在國難中極光榮的犧牲，這是國家危急時候言論界應有的命運，更是站在國難前線者應當忍受的初步痛苦！”《大公報》受到查禁，當然是所謂華北特殊化背后日本侵華勢力控制的結果。而《大美晚報》中文版的《記者座談》轉載《中央日報》社論顯然有其政治立場。

首先是戰時自由評論的學理正當性?！秶y最前線的言論界》稱：“言論界是傳布思想的先鋒。民族的進化，要靠言論去涵養。時代的轉變，要它去推動。言論的特質，方式是公開，形態是光明。言論是孕育人類文明的源流，支配人類行為的軌范。言論界對社會只是服務而不取報酬，時代可以受著言論的推動而變化，社會可以跟著言論的鼓蕩而改觀。但是言論界從來不期望時代或社會與以任何報酬。言論運行的本質是帶有宗教性。言論界對國家及社會服務，也是帶有宗教家的性質。宗教家只希望人家信仰教義得著幸福，決不顧到自己的利益。言論界只希望自己所發言論對民族國家有幸福，決不計較本身的得失禍福?！庇裳哉摱把哉摻?，并著眼其與時代或社會的關聯，在民族國家范疇內探索幸福，諸如此類，受西方政治功利主義學說影響，顯而易見。

其次是救亡圖存使命中探討抗戰言論之正當性?！爸袊斍白顕乐氐膯栴}，便是如何保全我們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國言論界今天最重大的使命，便是如何提醒全國人民對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又如何掃蕩違反這個根本原則的一切思想?！泵鎸θ毡緦θA北領土的狼子野心，“全國言論界，在今天的環境中都應該抱著十二萬分決心同前去決斗。言論界是站在國難的前線，言論界的命運與國家民族絕對同其休戚。國家民族到滅亡的時候，或者可以容許許多人偷生，而決不能容許言論界稍延殘喘。言論界因為要在這個環境中奮斗，所以運命上的未來，要受外間的摧殘，要受內部的壓迫。不僅需掙扎于精神的痛苦，還需忍受肉體及物質上的暴虐”。由此而論，“天津《大公報》現在所受到的，還是一個扣報處分，這在我們的意計中本來是一個最尋常的犧牲”。面對內憂外患語境的《大公報》感言及其遭親日的華北地方當局查封的處境，作為執政黨國民黨喉舌的《中央日報》從政府乃至言論界層面進行表態：“我們對于《大公報》這次的被扣，不能不表示嚴重憤慨的就是天津、北平是否還算中國的土地？天津、北平的當局，是否還算中國的官吏？……本國政府的官吏對□持本國主權領土的言論刊物，可以下命令扣留，不曉得他們所認為可以放行是那一種言論？”總體而言，“全國的言論界今天要抱著宗教家殉道的精神，為國家為民族跟著上最前線去決斗?！@是我們國難最尖銳化的時期，正是言論界殉道的時候！”這是上海言論界呼應國民黨中央喉舌而做的民族抗爭。

日本侵略者在華培植了大批親日勢力，華北地區皆受親日派控制，鼓吹親日、獨立的言論可以放行，而抨擊這一傾向的報刊卻受到封禁。救亡圖存語境的中國報刊言論該何去何從？上海新聞界特別是《大美晚報》聚合的“記者座談”及其專欄對此頗為關注。惲逸群于1936年7月23日為袁殊的《記者道》作序，稱：“在當前的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時候，新聞從業者所負擔的任務，無疑義地格外重大”，“我們如其不愿做民族罪人，我們一定要努力負起我們的責任來：記載不欺騙讀者大眾的消息；說不違背大眾利益的話；盡量暴露敵人各種侵略方式下的陰謀；嚴厲地批判欺騙大眾的漢奸理論；盡量登載各地救亡運動的消息，并加以鼓勵、指示。這樣我們才能使報紙在當前的民族危機中，盡了一部分應盡的使命，我們——新聞從業員，才能稍贖前愆?！?22)惲逸群：《新聞界的聯合戰線——〈記者道〉序》，《惲逸群文集》，第241頁。

實際上，為了在抗戰中凝聚新聞界的力量，1935年12月26日，《記者座談》第71期刊發上海市新聞界名流顧執中、薩空了、謝六逸、惲逸群、楊半農、章先梅、徐心芹、沈頌芳等署名的《本市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我們都是以新聞事業為職業的記者，深知道我們的責任是要做民眾的耳目、民眾的喉舌，要把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實際情形，坦白地報告給讀者，為了國家民族前途的利益，說民眾所必要說的話。但是，幾年來環境的束縛，我們正確的報道，不能刊登在報紙上。我們連受良心驅使所要講的話，也不能披露在號稱輿論總匯的報紙上；每天翻開報紙，尋到我們辛勤得來的可靠消息，已經變成一大塊空白，或者成為幾百個幾十個方框，或者是用了一塊報館的廣告抵補著。我們心中的悲憤，當然比任何讀者為甚；因為我們身歷其境，當然對違反全國民意的新聞檢查制度，和報館奉令唯謹不敢稍違的態度，更覺痛心疾首！”即反對新聞檢查與強調抗戰語境下新聞自由的重要性，救亡圖存當然決定報紙的責任擔當。惲逸群稱，“在新聞事業從業員中間，決計不會有人愿意做亡國奴(雖然也有人喪心病狂地做漢奸，這是存著遲早要做亡國奴的心理，和在現在的統治底下做漢奸有保障的環境造成的。救亡運動一開展，絕不會再有新的產生，舊的也不能立足)，就都可以聯合在一起”，聯合對象包括諸多新聞從業者，“新聞從業員中間，除掉編輯、外勤記者之外，還包括印刷、發行各部分的職工，只要我們能艱苦忍耐地說服他們，都能發生偉大的力量呢！”(23)惲逸群：《新聞界的聯合戰線——〈記者道〉序》，《惲逸群文集》，第344頁。日軍侵華，中日矛盾壓倒國共矛盾而逐步成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這種情況下新聞界的活動可適度助力抗戰陣營?；仡^再比照《本市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在這整個國家整個中華民族的存亡關頭，我們決不忍再看我們辛勤耕耘的新聞紙，再做掩飾人民耳目、欺騙人民的煙幕彈，更不忍抹殺最近各地轟轟烈烈愛國運動的事實披露。我們認為言論自由、記載自由、出版自由，是中國國民應有的權利；就是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列載的對內政綱里，也有明文規定。到現在為止，秉政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各級機關所每星期誦讀的總理遺囑中，還明白昭示國民黨同志、各機關公務人員，‘務須遵照，繼續努力，以求貫徹’的。所以我們不必向什么機關請求、哀乞，我們應該自己起來，爭取我們自己所應有的自由！”將抗戰與爭取新聞自由結合起來，“在整個中華民族解放斗爭的階段上，報紙應該是喚起民眾、組織民眾、反抗一切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的唯一武器，要這個武器發生運用的功效，只有先爭取言論自由！”因此，為爭取抗戰意義上的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上海新聞記者同人堅決地主張：“一、反對新聞檢查制度的繼續存在！”“二、檢查制度雖不立刻撤銷，一個自己認為還算是輿論機關的報紙絕對不受檢查！我們固然堅持言論自由的原則，但對于徒利敵人的消息，如關于外交國防軍事之類，當然不愿輕率披露。不過，對于現階段的中日問題我們一定要公開披露?！崩碛珊芎唵?，“人家已經蹂躪了我們的同胞，侵占我們的土地，還要更進一步的使我們全國的同胞都做它的奴隸。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還有什么外交談判可說？一個人被人打了，打得受了重傷，還有臉俯伏在他人的胯膝下，喊‘親善’‘提攜’？我們想：在任何民族里都找不出這種十二萬分的奴才胚子，就是連最低賤的人，也決不肯做如此勾當吧！當然，我們很信任提倡禮義廉恥的政府當局，決不會這樣干的！那末，現階段的中日問題，還有什么不可坦白昭告全國的地方呢？”最后，“我們抱著滿腔熱血，提出下列口號”：“一、根本撤廢新聞檢查！二、隨時公開對日外交！堅決反對任何屈辱秘密協定！三、以全國的力量，收復失地！四、要復興民族，恢復國權，必須實行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以集中全國的力量，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勝利前途！”

惲逸群后來回憶《宣言》刊布的歷史背景稱：“去年十二月底發表《上海市新聞記者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的時候，我們征求簽名的范圍做得非常不普遍，我們因為一兩個地方給人璧回(璧回的原因，也是因為我們的方式不好，沒有充分找人討論，隨便寫一個條子去叫人簽字)，就不肯再多征求別人。在這七十三位簽名的記者中間，有幾位老先生還是在聽到了這件事后，在付印的時候自己去加上去的。在上海三四百位新聞記者中間，最少有二百余位在事前沒有知道這件事，有幾十位雖然有一些知道，而沒有人去征求他們，所以簽名的只有七十三位。如其我們能當作一件自己的事，不怕羞，不怕碰釘子，廣泛地征求同業簽署，我想最少可以有三百人簽名。在這個宣言以后，我絕沒有聽到同業中有不表同情或不必發表的表示，這就是很好的實例?！?24)惲逸群：《新聞界的聯合戰線——〈記者道〉序》，《惲逸群文集》，第344頁。

實際上，為了突出抗戰語境下爭取言論自由的重要性，《記者座談》周刊就該主題刊發相關的文章呼應，有組合拳的功效。第71期《記者座談》還刊發《本市記者會秋季大會力爭言論自由》，稱：“只要我們不是戴著有色眼鏡，能睜眼看清當前的現實的話，尤其是以‘社會導師’‘民眾喉舌’自負的新聞記者！所謂當前的現實是怎樣呢？看看這幾天的報紙上面的表現怎樣呢？在嚴峻的新聞統制下，看不到要看的真實新聞。因此，有一部分新聞記者，在本年度本市記者公會秋季大會中，吹出‘爭取言論自由’的號角?！闭撌鲂侣勛杂缮婕皥蠹埖墓δ?，同期刊發的大會提案《爭取言論自由記載自由以恢復報格案》稱，“新聞紙是大眾的喉舌，大眾的耳目。如其違反這個原則，新聞紙就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與必要”。這大體是延續晚清以來所謂報紙屬“耳目喉舌”之論。自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四年以來，國難日深，束縛益緊，致新聞紙所記載充滿著蒙蔽真相的偽消息，麻醉讀者的違心之論”。即使處于對日“戰時新聞學”時代，記者同人“認為非爭取言論自由、記載自由，則宣揚文化的報紙永久地傳播毒素，與嗎啡白面作同等功用。從事新聞事業者，實為全民族萬世的罪人”。該文由此特提出：“(一)請求立即撤廢新聞檢查，及郵電檢查。(二)如上項要求不能于半個月內辦到，各報應一律拒絕受檢查。(三)除中日外交，應絕對公開披露外，其余外交及國防消息，事前可不宣布。(四)在檢查制度未撤廢以前，對一切救國運動消息，均不受檢查。(五)如各報社服務之會員，不切實執行上列各條，應即嚴予懲戒，并登報公告，對非會員違反上列各條規定者，應由本會公開警告之?！奔瓷虾Ｊ杏浾邥锛敬髸难哉撟杂?、記載自由等層面抨擊新聞檢查，也反映面對抗日戰爭之下的“戰時新聞學”階段，上海市記者協會聯合報界力求在一定范圍內刊發救亡之消息。

七七事變前夕，日本全面侵華勢在弓弦。如何在保全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同時，兼顧維護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并有所平衡？1936年1月16日，《記者座談》第74期刊發陸詒的《半殖民地的國家能統制新聞嗎？》，稱：“在整個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過程中，我們最不能忽略的，便是應當立即拿我們以民族解放為中心的新聞政策，來打擊敵人的新聞政策！”而對日新聞戰涉及言論自由或新聞控制，“在目前敵人步步進逼，亡國慘禍迫于眉睫的時候，我們的當局還要談新聞統制。本來在國勢阽危的時候，一個真正以爭取民族的解放爭取國家的自由平等為目的的站在最大多數民眾立場上的政府，為了杜絕漢奸的活動宣傳，杜絕帝國主義的惡意中傷，以集中國力，應付國難，未嘗不可以統制新聞?！俏覀冇^察這幾年來厲行新聞統制的表現，恰恰適得其反。一方面，盡力壓迫正當的言論和記載，一方面又優容帝國主義和漢奸的造謠自由、中傷自由。結果只是使得造謠言散毒素的在華外國報紙，增長了銷路和社會地位。更痛心的是使得本國民眾反而對于本國的報紙，減低了信仰心。一逢到國內政治上外交上有什么變動，大家只把外國報和通訊社所布的消息，奉為正確的金科玉律。間接加強了帝國主義新聞政策運用的效力，直接摧殘了正在萌芽時期的本國新聞事業！”此大體代表中共影響下上海新聞界的輿論呼聲，面對救亡圖存，“我們要求當局，首先取消統制新聞的政策，給予民眾們愛國言論的自由！稍有‘愛國心’和‘民族觀念’的報人，更應該運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這一個最低限度的言論自由的實現，否則我們做新聞記者的，便是國家民族的萬世罪人、民眾的仇敵！”同日同期，《記者座談》刊發楊半農的《統制新聞政策下的檢查制度非今日中國之所宜》，稱：“政府辦外交，是要以全國的民眾為后盾的?！谛侣剻z查制度之下供人民對于政府與敵人所辦的外交，在當時是不能十分了解。外交妥協到什么程度，侮辱到什么程度，人民因為沒有直覺的遭受到刺激、污辱，于是也就無精打采的把這事當作平常的事件一樣，不大起勁的去過問，擱在一旁。政府呢，向敵人屈服、屈服，一再屈服而已，根本談不到‘強硬’兩個字面上去。由此，新聞檢查制度實施的結果，政府的外交是永遠沒有強硬的一天。而全民眾的民氣，也一天一天的漸漸消沉下去?！苯鷪罂鳛樾旅襟w，有助于將政府的秘密外交轉向報紙上公開的討論，為外交由秘密走向公開準備了媒介條件。尤其中日敵對，抗戰暴風雨將更猛烈之際，“敵人的新聞政策亂箭像雨點一般的射來，而我們的所謂統制新聞政策下的檢查制度，又是只有高高的將擋箭牌豎起，不敢還敵人一箭。這是多么懦弱無能呵！還有許許多多的消息，并不違背出版法第十九條可載的范圍，都一起給‘檢[查]制度’掩沒掉。這似乎是不應該的吧？但是敵人在中國所辦的報紙，倒轉能避免掉這種無理檢查，故敵人又可以利用他的新聞政策，于不知不覺中給我們一種蠱惑。有一些人因此起了不自信心。這是太阿倒持的檢查制度新聞政策，反給予敵人新聞政策一個適用的機會?！奔葱侣剻z查制度處理不好，會反而資敵?！吧踔烈驗槲覀儗嵤┬侣剻z查制度無形中反授了敵人監督權。譬如去年的某日《晨報》曾經發表了一篇《和與戰》的社論，敵人則一口咬住說，這是中國政府某派系的一種強化表示?！冻繄蟆樊斁种坏寐暶鞣裾J，才告平息。這種事實，都是證明敵人看穿了我們的新聞檢查制度，一向是只有一味的壓迫自家，不能向敵人說狠話。一朝向敵人說狠話時，不是政府授意，也要被指為政府授意了。如此的新聞政策，如此的新聞檢查制度，能應付非常時期的特殊環境嗎？能與敵人的新聞政策相互對壘嗎？”楊半農的分析，由外交而及新聞政策，頗有說理深度。由外患而及內憂，新聞檢查亦宜重新考慮，“因應付非常時期的特殊環境，而造成貪官污吏貪贓枉法的環境，更是人眾所知的事。中樞政府是高高的居在上面，以下的事，那里能夠知道許多。自從有了新聞統制政策的檢查制度，更是他們最得意的一道護符、一枝快槍。倒霉的又只有一般以新聞事業為職業的新聞記者。貪官污吏盡管是搜刮民脂民膏，新聞紙上都是阿諛贊頌之辭。這并不是新聞記者的出賣人格、出賣靈魂”，而是政府的新聞檢查制度造成了這種惡習?！坝辛苏睙o私的新聞記者，不愿意這樣的做法，或不欲與這班貪污妥協，那么封閉報館、逮捕下獄的禍患，馬上會降到這正直無私的記者頭上來”，“在檢查制度的統制新聞政策下，仍然是滿紙太平，好像唯有中國才有如此一塊干凈樂土！這一點，才真的是新聞檢查制度的功勞！”

1936年1月23日，《記者座談》第75期刊發祖澄的《爭取言論自由》，稱：“在華北政局日趨惡化的局面下，新聞界方面所受痛苦內疚，自必更為切膚。掮了‘民眾喉舌’大幌子，而實際紙面上都是被強奸后的欺騙耳。雖然現階段新聞紙的經營者的主張仍多傾向于圖利，不過值此民族存亡生死關頭，有良心的智識者，特別是感覺素稱最敏銳的報人，他們見到標榜新聞紙神圣的‘言論自由’直接為敵人撕得粉碎的時候，報人的悲哀和潛伏憤恨的高漲，當為必然的現象。在這期間，上海方面有新聞界為爭取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華北方面有平津新聞協會的組織成立，這一點表顯，總算是民族危機下報界一些小小的沖動。不過在客觀上，執著‘為民前導’旗幟的記者們僅僅乎有這樣一些小沖動還是不夠的。我們認為新聞記者應該立刻拿出膽肝來，把事實立刻表現到新聞紙上面去?！薄白娉巍奔磩⒆娉?，筆名曾風、羅鋒等，畢業于滬江大學新聞專業，并在新光通訊社任記者，屬袁殊助手，后加入共產黨，其時與陸詒同編《記者座談》周刊。作為《記者座談》的把關人，祖澄意見的影響之大可見?！霸谶@一方面，我知道新聞記者除掉僅僅有種形式表現的小沖動，在實際上仍缺少努力和勇氣。當學生民族運動高漲的時候，新聞紙和報人是處在怎樣的地位？我們并非是刻薄自己，在目前這樣深入的民族危機之下，自命是站在指導地位的新聞記者，是否已是真正站在最前線了，抑或仍是可憐相地拖在民族運動的尾巴上？新聞界亦不是和現階段的當局政策一樣，‘因循’‘毫無血性’，在敵人的威迫下‘茍延殘喘’？所以這一點小沖動，適足以反映中國新聞界處境的可憐了?！笨梢娮髡吲行姓斁值匿h芒，此亦與傾向共產黨的政治立場密切相關，“我們希望有靈魂的報人能真正去實踐民族解放運動最前線的工作，盡站在背面說‘訴苦’‘消極悲哀’的話是毫無補于事實的。我們更希望新聞記者不要成為‘自憐’‘被人憐’或‘希望人憐’的‘可憐蟲’，應該立刻閉上嘴拿出骨氣來，以負起報人真實的使命，為解放言論出版結社自由而斗爭！”同期刊發的致和的《街頭對話之一——關于言論自由》稱：“我們還年青，我們的血，還沒有冷掉；我們還不能跟著騙子們做別人的走狗、奴才，我們不能不說良心上的話，我們不能不奪回我們被剝削的權利，我們確信中國人民里有很多的人，和我們抱同一志愿；同時我們更相信我們的努力，一定可以得到成功的?！边@些不僅反映了中共對遠東新聞中心上海已有相當影響，也反映出不滿國民黨當局新聞控制政策的中國新聞界新生代在上海趨向倡導言論自由及職業主義認同。

五、“記者座談”探索“記者道”的國難語境及其省思

“記者座談”及其相關新聞人才培養等，是中國新聞團體發展史極為重要的一環。1918年前后，北京大學籌辦新聞教育(徐寶璜等發起新聞研究會，并于1919年4月創辦《新聞周刊》)，可謂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前后中國新聞教育史的重要階段?！坝浾咦劇焙汀队浾咦劇分芸?，可謂第二個階段。兩相比較，歷史時空發生轉換，前者強調學理性，后者強調實踐性?？傮w看來，以座談、聚餐為形式的學術沙龍“記者座談”為上海以至全國新聞界培養了一批新聞人才，充實了中國新聞業的隊伍，如胡道靜由惲逸群介紹參加“記者座談”，后來成為新聞史研究的大家(25)顧雪雍：《惲逸群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頁。。另一方面，“記者座談”是行業內部聚會性質，參與者可以交流更多秘聞或內幕消息，諸如涉及范長江的西北之行及其新聞報道，涉及中共領導下的陜北根據地等話題。討論的話題當然亦包括對上海報界現狀及報紙的評點。由此而論，國難語境下中國新聞事業崛起和上海新聞界新生代的關系，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上海灘新聞界的座談及交流，體現記者群體思想交流以及達成共識的歷程。作為沙龍的“記者座談”關聯業界和學生。業界涉及職業精英，學生涉及學習者?！坝浾咦劇钡某蓡T多來自教育界，如復旦大學、滬江大學等?！坝浾咦劇鄙婕敖M織乃至章程，而共同體的思想意識形成發揮組織作用。這些新聞記者往往具有中共黨員的身份，在搜集情報當中及發表政見時體現筆桿子的優勢。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左翼文化陣營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利用《申報》副刊《自由談》及《電影周刊》等，“像《大晚報》《大美晚報》，我們很多同志也都在那上面寫了文章，雖然所謂的‘報屁股’文章，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26)陽翰笙：《風雨五十年》，“新文學史料叢書”，第148頁。。應該看到“記者座談”沙龍的參與者或周刊的撰稿人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集體主義的身份認同，反映了他們在新型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中的價值取向?？箲鹫Z境中救亡圖存是當時重要的歷史使命。面對國家、民族危亡，《記者座談》涉及民族創傷以及相應的民族國家的抗爭，所以《記者座談》在言論報國或思想啟蒙當中做出努力。

第二，“記者座談”涉及記者們的政治抉擇?！队浾咦劇分芸黠@體現了主筆們在報刊輿論上的政治見解，他們一部分是教授的身份，也有一些名記者，后來發生分化。這些分化涉及核心人物多有中共黨員身份，他們在座談會上的引導作用多為代表貧寒而從事新聞職業的一部分人，顯然區別于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他們”那些富家子弟。這就涉及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野。正是學術、新聞、政見多場域的勾連，“記者座談”分化，涉及職業選擇。

第三，“記者座談”培育戰時中國新聞人的職業精神?！坝浾咦劇钡脑掝}選擇，涉及本土的新聞傳播或報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也涉及歐美游學經歷的一些著名報人對西方報業的介紹或評論?！洞竺劳韴蟆房l“記者座談”系列，涉及記者的職業認同，如記者面對社會發展變化，是改造自己還是改造社會等。1929年經濟危機，日本政壇開啟法西斯集權，其陸軍中的法西斯分子又分為皇道派(主張天皇依靠軍隊直接統治)與統制派(軍部聯合財閥等建立高度國防國家)，兩派矛盾重重，1936年2月統制派取得壓倒性的優勢。而日本上述種種變化恰恰是中國新聞界上海新生代記者崛起的時代?！洞竺劳韴蟆び浾咦劇分芸w現了特定時代語境中“為誰服務”的取向。1935年至1936年，日本在華北發動一系列侵略行動，史稱“華北事變”。而蔣介石為首的政府卻始終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主要精力用在“圍剿”紅軍及革命根據地，在言論及新聞政策上實施嚴厲的管控。在此氛圍中的“記者座談”，言論空間日益狹窄。1936年7月，惲逸群給袁殊的《記者道》一書作序稱，每星期出版的《記者座談》，“一直出到本年四月里，我們既不愿做別人的代言人，而《大美晚報》的環境又不許可我們說自己要說的話，于是座談雖繼續舉行，刊物只好暫時休息了”(27)惲逸群：《新聞界的聯合戰線——〈記者道〉序》，《惲逸群文集》，第239頁。?！坝浾咦劇鄙除埡汀队浾咦劇分芸瘜π侣勛杂傻淖非?，對言論報國的體認，無不體現了新聞人的職業精神。

總之，抗戰語境中上海新生代記者群體的結群及共同體意識引人注目?！坝浾咦劇币陨除堃约啊洞竺劳韴蟆返摹队浾咦劇分芸癁橐劳?，一批新聞記者或從業者探索“報人報國”的道路。就時代背景而言，1929—1933年世界性經濟危機和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促使新生代記者群崛起。從職業身份來看，“記者座談”沙龍參與者擁有新聞記者、社論主筆、大學教授或青年學生等不同身份。從政治身份來看，以袁殊、惲逸群為代表的中共地下黨員是沙龍的組織者，他們通過組織“座談”對青年記者進行思想引導、輿論動員。就組織形式而言，提升職業自律和尋求救亡圖存相互交織，促使他們探索思想啟蒙的路徑，凝結成“記者道”的職業信念?！坝浾叩馈本裼润w現在《新聞記者歌》中(28)1934年夏，為紀念“記者節”，袁殊作《新聞記者歌》：“從清晨到深宵，我們的職責：新聞報道……莫自夸帝王無冕，我們要舉起‘集納’的旗號。大家準備起三千毛瑟，有筆如刀?！痹猓骸队浾叩馈?，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8年影印，第149～152頁。。如此種種可見，“記者座談”中的很多人一方面有著新聞執業者的身份，又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新聞實踐者。簡言之，從沙龍到周刊的“記者座談”無疑體現新聞實踐者職業認同及身份認同。反過來，這些又影響他們以主筆的身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提供觀點，在社會動員中發揮重要作用。正是在學術、政治與新聞場域的碰撞中，“記者座談”經歷了群體分化，但是其組織形式與職業信念終為“青記”所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