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朱子不如信饒氏”
——陳櫟、倪士毅四書學對饒魯的接受及意義

許家星

一、“雙面”饒雙峰

陳櫟、倪士毅師徒是元代前期新安理學的代表人物，二者各自所著《四書發明》《四書輯釋》是四書學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1)學界對陳櫟《尚書》學、四書學和文本輯佚方面有所留意，對其思想方面的討論，則涉及他與朱子學的關系、與胡炳文在《四書集注》定本上的分歧、對心與理關系的認識、史學觀等。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陳櫟為中心》(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對此有專章論述。關于倪士毅的研究更少，只有個別文章討論其著述與文章學理論，廖云仙《元代論語學考述》(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有專章論述其《四書輯釋》的版本及流傳。。二者之學通常被視為家學和地域之學，被認為是純粹的朱子學。學界通常視陳櫟、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學為朱子學的門戶守者(2)李霞：《論新安理學的形成、演變及其階段性特征》，《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1期。，然卻少有學者注意，二者之四書學實受到南宋朱子再傳余干饒魯(號“雙峰”)之學的深刻影響。鑒于《四書發明》(下文簡稱《發明》)已佚，我們以倪士毅《四書輯釋》(下文簡稱《輯釋》)為中心來討論陳、倪師徒對雙峰學的接受。僅從最直觀引用頻率來看，雙峰說被《四書輯釋》引用約564處，僅次于其師陳櫟。陳櫟對雙峰存在正反兩面之看法：“饒氏《四書講議》內多有好處，亦多有可非處?！釃L疑其人有心疾……晚年自號饒圣人，真心恙矣?！?3)陳櫟：《定宇集》卷7，《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69頁。他一方面認同饒雙峰有功于朱子，其《四書》解有甚多精彩之處，但同時指出其說亦存在諸多謬誤，批評雙峰奇特處在于對朱子說展開精妙發揮后，往往又對之加以吹毛求疵般的諷刺。陳櫟對此甚覺難解，認為此等反差難以想象是同一人所為，故判定存在“雙面”雙峰——正常之雙峰與心疾發作之雙峰，二者互相矛盾悖逆。然而在元儒史伯璿看來，陳櫟對被他視為“心恙”之雙峰的信從程度，遠遠超過了胡炳文(號“云峰”)，以至于判定陳櫟水平不如胡氏，斥責他“信朱子不如信饒氏”。其《四書管窺大意》言：

陳氏《發明》亦欲勒為一家之言者也?！劣谧谛硼埵?，則又過于《通》，口雖非之……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饒氏。(4)史伯璿：《四書管窺》(一)卷首，黃群輯：《敬鄉樓叢書》第三輯之三，1931年，第1頁下。

史氏這一判定是基于陳櫟極少駁斥雙峰批評朱子的不當言論，反而是胡炳文不時站出來維護朱子，反駁雙峰。史伯璿認為陳櫟《四書發明》相較《四書通》(下文簡稱《通》)有兩個不如：不如其高明，亦不如其谫陋。但在推崇雙峰上，《四書發明》又超過《四書通》。批評陳櫟口是心非，表面批評雙峰，內心實認可之，斷定此根源在于對朱子之崇信實不如信雙峰。饒雙峰在朱子學界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稱，陳櫟則被贊譽為朱學功臣、朱學嫡傳，如此一來，則他對饒魯之推崇與其朱學功臣之聲譽似相沖突，這體現了二者關系的復雜性。若就陳櫟、倪士毅對饒雙峰之說態度來看，他們主要采用了直接引用、暗主其意、摒除其說的方式(5)因饒魯之說失傳，陳櫟《四書發明》亦失傳，無以直接窺探其對饒魯之說的引用。而史伯璿《四書管窺》專門挑出陳櫟等對饒魯之說的引用加以評述，故本文在相關材料的使用上，多采史伯璿之說。。

二、引雙峰說者

陳櫟、倪士毅對雙峰說的引用，注重選取對朱子說“大有發明”的條目，此為引用之主體。須指出的是，如與胡炳文《四書通》所引雙峰說相較，則二人所引饒說多有為胡氏所未引者，顯示出對饒雙峰說的不同接受?！洞髮W》部分，如引雙峰“明明德”之“明”的兩種理解，“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發而充廣之，使之全體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知止”節引雙峰八目之兩種表述乃是分別指逆推工夫與順推說；“克明德”章引“靜存動察皆是顧”說(《輯釋·大學》)。雙峰此三條反響頗大。即便同引雙峰之說，《輯釋》所引有時較《通》內容更多，如“忠恕一貫”章，《輯釋》引4段長條，而《通》僅引短短兩句，體現出《輯釋》對雙峰忠恕說更為重視?！遁嬦尅匪@示其眼光獨到處，如“漆雕開”章一條，所引饒氏說指出《四書集注》去除程子原文“曾點”二字，原因在于此處尚未涉及曾點，擔心學者躐等而進，“故去上二字”(《輯釋·論語》)?？梢姟遁嬦尅穼し虼蔚谥粗?。有時《輯釋》所引很簡略，僅僅拈出其所看重的核心觀點，如“可使南面”章《四書大全》長段引用雙峰說，而《輯釋》僅引一句：“簡于行事上用得，于治己上用不得?！?《輯釋·論語》)

“但引饒說”。面對諸家之說，《輯釋》存在獨引饒說而放棄他說的情況，頗得史伯璿認可。如“不得中行”章，《輯釋》僅引饒氏關于狂狷近于中行之說而放棄不夠完備的輔廣及《發明》之說的做法，史氏贊之：“今觀《輯釋》但引饒說而不引二說(輔廣及《發明》說)，可見愚言之有契矣?！?6)史伯璿：《四書管窺》(四)卷7，第22頁下，“敬鄉樓叢書”本。然今《輯釋》無輔氏說，而有陳氏(先師)說。又如“一言可以終身行之”章，《輯釋》引雙峰“此問在未聞一貫之先，子貢于事上學得多，欲知博中之約，故發此問?！谎浴且蛔?，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輯釋·論語》)，而《四書通》則未引末句，且引馮椅說，認為夫子對曾子、子貢回答之異在于二者出發點不同，曾子兼體用而子貢問用不及體，“曾子兼言體用，故曰忠??；子貢問用而不及體，故曰恕而已矣”(《四書通·論語通》卷8)。史氏批評馮氏錯用雙峰之意，故《輯釋》不取其說，而《通》取之為不妥(7)史伯璿：《四書管窺》(四)卷8，第5頁下，“敬鄉樓叢書”本。。

引雙峰說新奇而引發“不當”判定者。雙峰喜提新解而多為《輯釋》引用，如《論語》“不逾矩”章，雙峰認為本章致知、力行、立志、不惑等皆是繞“矩”字展開，甚至《集注》所引胡氏“用即義”的“義”字也是“正為矩字而發”(《輯釋·論語》)。此說引起史氏不滿，批評其不合解經之法，流于舉子作文游戲。又，雙峰認為《孟子》“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的“惡聲必反，不專謂諸侯”(《輯釋·論語》)，史氏認為不必如此強解，此處只是一義(8)史伯璿：《四書管窺》卷4，《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4冊，第791頁。按，以下引用該書不再標注版本。。如《中庸》“中節”之解，雙峰以為是節限所止之義，是防止情感過度之節制，“中節之節，有限止之義，喜怒哀樂之未發，患其過，不患其不及，故以節言之”(《輯釋·中庸》)，史氏認為此說新奇不妥，蓋情感亦存在不及者，如孝。又，雙峰提出“至誠無息”章的“至誠”只是說圣人，以之論天地不合適，蓋天地無所謂至與不至，“圣人，誠之至，故可以說至誠。若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輯釋·中庸》)。史氏認為此說過于拘泥(9)史伯璿：《四書管窺》卷8，第922頁。。史氏還認為《輯釋》所引雙峰說存在正誤夾雜者。如雙峰關于三綱重在至善的理解，史氏認可之，但不滿雙峰把明德新民工夫皆收歸于至善(10)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689～690頁。。

引雙峰說與朱子相背離者。此等引用與胡炳文《四書通》相較，存在兩種情況：一種是與《四書通》同引者。如雙峰關于慎獨誠意為全書之要說，《輯釋》不僅引此說，且引《通》闡發饒氏說，引起史氏不滿(11)史伯璿云：“《通》者援《章句》‘自修之首’四字以合于饒氏‘誠意不特為正心之要’之說，亦似矣。殊不思饒氏何嘗以朱子之說為是耶？”《四書管窺》卷1，第697頁。。關于“修身齊家”章“皆誠意慎獨之意”說，《輯釋》《發明》《通》皆引之，史氏駁斥雙峰此說不合朱子及文本之意(12)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703～704頁。。又如《輯釋》《通》皆引雙峰“忠信即是慎獨，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說，史氏駁斥此說有以誠意包羅正心等工夫嫌疑(13)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706頁。?！罢男奚怼闭滤p峰心不在與心不正之分說亦然(14)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700～701頁。。其他類似情形尚有引雙峰《中庸》分章說，不睹不聞，中和性情，庸德庸言，無入不得，費隱，改而止，大孝達孝，人鬼對說，生知安行，懷諸侯為尊賢，等等，皆與朱子不同。另一種則是陳、倪所引而《四書通》未引者。史伯璿多次痛斥陳、倪師徒信朱子不如信雙峰，判定他們對雙峰之信遠甚于云峰，乃有感而發。事實上，他們對雙峰說的引用確乎超過胡炳文，尤其是對雙峰背離朱子說的引用更是如此，甚至與胡炳文相對立。

兼引雙峰與他說而不折中者。此等情況當以所引南軒(張栻)說為常見，蓋陳櫟推崇南軒之說，顯然影響《輯釋》的看法。如《論語》“貧而無怨難”章，《輯釋》同時引雙峰和南軒說，南軒討論了富而無驕與貧而無怨，認為后者更難，難在內心之必有所安。至于處富貴則失去本心者，乃是不知無怨。無怨之難在心中無不平而進于樂?！澳馨灿诹x命，則能無怨；若樂，則心廣體胖，非意誠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輯釋·論語》)所引雙峰說則強調了無怨與樂的差距，與南軒說恰相反，故史氏指責《輯釋》引南軒與雙峰矛盾之說而不加評語(15)史伯璿：《四書管窺》(四)卷7，第27頁上，“敬鄉樓叢書”本。。如《論語》“事父母幾諫”章，陳櫟引南軒說，以“幾諫”為諫尚未表現出來，同時又引雙峰說，以“不違”是順從父母而不違逆。史氏批評此二說乃朱子《語錄》所放棄者，《發明》存此朱子反對之說，只會增加學者困惑(16)史伯璿：《四書管窺》卷2，第735頁。。然《輯釋》并未引此二說，顯出師徒之別。又陳櫟《發明》既采用雙峰“《中庸》要處不專在首章”說，又采三山陳氏“此章蓋《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說。史氏認為二說互相矛盾卻不加以任何折中評價，令人不知其意，恐在助長雙峰之說以亂朱子(17)史伯璿：《四書管窺》卷6，第855頁。。

引雙峰直接批評朱子說。雙峰不少新說直接針對朱子而發，帶有一爭高低意味，《輯釋》引用之，引起史伯璿極度不滿。如關于《中庸》分章，《輯釋》引雙峰說，以第27章“大哉圣人之道”至32章為一節，認為此六章分兩層，27～29章論賢希圣，30～32章論圣希天，不滿于朱子人道天道之分，而轉向德性人格層級之論。不僅如此，《輯釋》還引鄱陽李靖翁之說，判定雙峰斷定“天道人道，只到至誠無息章住”說，“可謂朱子忠臣矣”。但李氏又不滿雙峰以此六章為論小德大德，而據26章“茍不至德至道不凝”說斷定六章宗旨為至德至道。史氏既不滿于饒氏之說，同時反駁李氏說，取消饒氏忠臣之稱號，認為當以朱子天道人道說為準(18)史伯璿：《四書管窺》卷8，第951頁。。又如《論語》“民可使由之”章，《輯釋》引雙峰“兩‘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批評《集注》“由是由其所當然，知是知其所以然”說似乎過于分析為兩事。史氏首先批評倪氏僅引雙峰答詞而故意不引雙峰弟子之問，有誤導之嫌疑。繼而指出朱子之說本是指一理，非是指二事。雙峰弟子強行分析所以然與所當然，自誤誤人，反而吹毛求疵于朱子(19)史伯璿：“析當然、所以然而二之，此則饒氏師弟子所見之誤，而反歸咎于《集注》，不亦異乎？《輯釋》去其問辭而唯引答辭于編，使若有所發明于《集注》然者，而實則不然，誤人甚矣?！薄端臅芨Q》卷3，第762～763頁。。又《論語》“益者三友”章，《集注》認為益友與損友三者正相反，雙峰則認為三者并不相反，批評朱子之說不貼切，“以三者為相反，終說得不自在”。史氏根據“無相反之跡，有相反之實”說駁斥雙峰，維護朱子(20)史伯璿：《四書管窺》(四)卷8，第11頁，“敬鄉樓叢書”本。。又引雙峰關于《中庸》“不息則久”與“悠久”的“久”分別指內、外說，史氏認為這違背了朱子以久皆為內之說，乃強分悠遠、悠久之病根。斥責雙峰勇于背叛朱子之說，此即一證(21)史伯璿：“不惟不足以釋問者之疑，又且勇于背《章句》之旨，亦獨何哉！”《四書管窺》卷8，第923頁。。關于《孟子》“天下言性”章，雙峰不滿《集注》引程子說，以為本章宗旨非是論智，而是論性。陳櫟大為贊賞雙峰說，認為解除了其心中疑惑?！遁嬦尅啡p峰說，未引《發明》推崇雙峰之按語，而自加按語，認為雙峰說雖與朱子不同，但應當有所知之，與其師態度似乎有所不同。但史氏認為，倪氏仍然保留雙峰說之做法，只會引起后世疑惑，增加對朱子說權威性的動搖，最好是刪除之，不留痕跡(22)史伯璿云：“《發明》信雙峰深于信朱子，其言正不足為輕重也?！遁嬦尅凡灰栋l明》之說，固不為無見矣。然猶不忍棄雙峰之說，以為亦宜知之。則雖有見而不甚明，存之只以惑人而已，何補于經注之旨哉?！薄端臅芨Q》卷5，第822頁。。

“改易字面以助其瀾”的協調朱、饒說。面對朱子與雙峰不同之說，陳櫟師徒存在調和與折中的心態，有時甚至不惜刪改雙峰文字，以求合乎朱子。如《論語》“圣人吾不得”章，《集注》引南軒說，以圣人、君子歸于學力，善人、有恒者歸于天資。雙峰則以圣人、善人是天資，君子、有恒是學力?！遁嬦尅窞閺浐隙?，故意改動雙峰說為“圣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學而成底，善人是氣質好底，有恒者是有常守底”(23)史伯璿：“《叢說》既與《集注》不合，則刪之可也，辯之可也?！遁嬦尅窞橹揎椂弥?，過矣?！薄端臅芨Q》卷3，第753～754頁。。史氏認為雙峰說既然與朱子不合，當刪之，或辯之，不可修飾彌合之。陳櫟《發明》亦引饒說，強調有恒者之重要，是入德成圣之門戶。史氏批評陳氏只知引雙峰求新奇之說而不加辨析，所謂有恒入圣說雖合于《集注》學以成圣之論，卻與其所引雙峰“此圣是天生的，是生知安行底”說相沖突(24)史伯璿：《四書管窺》卷3，第754頁。。如《孟子》“規矩方員之至”章“幽厲之惡名”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說。雙峰以“改”是“要改其惡”，史氏認為雙峰此說正與朱子“皆惡謚也……不得廢公義而改之”說相對，然陳櫟《發明》對饒說補“謚”字，變為“改其惡謚”，同時又補“公義廢矣”四字，以求合于《集注》，《輯釋》則如《發明》之改(25)史伯璿：《四書管窺》卷5，第811頁。。此顯出《發明》《輯釋》刪改雙峰說以求與朱子說一致之努力，從反面提醒吾人不可徑直以二書所引雙峰說為其原文，難免有刪改以就己意者。此似乎受到朱子處理《集注》時對所引說“改易本文”之影響(26)許家星：《〈四書集注〉“改易本文”述作精神發微》，《哲學研究》2019年第11期。?！墩撜Z》“知及之”章“動之不以禮”，陳櫟受雙峰影響，欲把《集注》“小疵”改為“設施”，遭到史伯璿批評(27)史伯璿：《四書管窺》(四)卷8，第7頁下，“敬鄉樓叢書”本。。對此等既認可朱子說，又改寫雙峰批評朱子之說者，史氏判定為徘徊于朱、饒之間的“主見不定”。

“饒氏說與《章句》不同者，亦宜知”。除了改易雙峰原說以彌縫與朱子之說差異外，《發明》《輯釋》還堅持保留雙峰不同于朱子之說，認為此屬應當知道的知識。在史氏看來，此會造成蠱惑人心的不良后果。如關于“強哉矯”，陳櫟引用雙峰以“矯”為矯揉之說，又云此說實來自呂大臨而為朱子所否定者?！遁嬦尅芬嘁苏f(28)史伯璿：《四書管窺》卷6，第880頁。。又如對《中庸》與朱子不同之分章，二人亦認為是應知者而保存之?！啊栋l明》按：‘饒氏說與《章句》不同者，亦宜知，今載于下?！遁嬦尅芬噍d饒說及《發明》此語?！?29)史伯璿：《四書管窺》卷7，第913頁。史氏對此極為不滿，認為如肯定雙峰說優于朱子，則當明言之；否則，則當刪除之(30)史伯璿：“似是而非之說則當辭而辟之，以曉后學。若以其說為優于《章句》，則亦當明其如何是優之實，乃可存爾。茍得其實，何畏于朱子，何私于饒氏，存之乃公心耳。今皆不然，而但兼存異論以眩學者，依違兩可，無所折中，豈不有愧于‘發明’名書之義乎！愚故謂其信朱子不如信饒氏，其于饒說每口非而心是之者，此也。如此等之存，正是私于饒氏又畏朱子，而不敢明言之者也?！薄端臅芨Q》卷7，第913頁。。此等兩可模糊之態度正反映其私心認可雙峰，而又不愿觸犯朱子權威的曲折心態。

三、對饒說的暗主與摒棄

對《四書》的理解，陳、倪師徒雖未直接引用雙峰之說，但在史氏看來，卻暗中采用其意而略變其辭。此即史氏認為的暗主饒說。史氏認為陳、倪師徒暗主饒說具體有兩種方式：

(一)暗以雙峰說批評朱子。如《中庸》“中庸其至矣乎”，陳氏認為此“中”與《論語集注》之“中”皆是言無過不及之“中”，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史氏認為此是主雙峰說來批朱子之不足(31)史伯璿：《四書管窺》卷6，第877頁。。又如《集注》解“于禽獸又何難”的“難”為“?！?，雙峰則解為“患”。陳、倪師徒所引南軒說正是解為“患”，而暗合雙峰說，不同于朱子(32)史伯璿：《四書管窺》卷5，第823～824頁。。關于《或問》對明德、新民的理解，陳櫟認同并本于雙峰說，以為乃明明德于天下之新民事，不滿朱子“合在人、在己之明德以為一而言其體用”說(33)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684頁。。又如“博施濟眾”解，史氏認為《發明》雖未引饒說，卻是“以饒氏意為己意”(34)史伯璿：《四書管窺》卷3，第747～748頁。。又指出陳櫟于《孟子》圣神之論，祖述饒氏兩種圣人不同之說而背叛朱子之意：“《發明》蓋祖述饒氏生知安行之圣與大而化之之圣不同之言以為說，而不思子思、朱子之意不如此也?！?35)史伯璿：“曾謂學問極功與圣神能事有二致乎？”《四書管窺》卷6，第871～872頁。又《中庸》第二章“君子之中庸”解，《發明》亦祖述饒說，不滿朱子“無時不中”說，認為是“推其本而以知為重”。史氏對此加以批評(36)史伯璿：《四書管窺》卷6，第873頁。。

(二)“剿饒氏之意而刪潤之以為己有，以求合于《章句》之旨”。史氏指出陳櫟暗主饒說的一種隱秘而強烈的表現是暗自襲用雙峰思想，刪改潤飾其言辭，表面看未曾引雙峰說，實則一樣。其目的仍在追求協調朱、饒之說，以盡量合乎朱子思想，承擔著調和二說的角色。如關于《中庸》“上下察也”解，雙峰不滿朱子“專說費不及隱”之論，主張“以此證用之費而體之隱在其中”。陳櫟認為，“此察字實對隱字”，“而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史氏指出，陳櫟是饒、朱調和之說，前兩句分為雙峰之意、朱子之意，而“雖察實隱”則是推求饒說以合乎朱子，即“剿饒氏之意而刪潤之以為己有，以求合于《章句》之旨者”(37)史伯璿：《四書管窺》卷7，第886頁。，終是不合朱子而走向雙峰。又如《孟子·離婁下》“以仁存心”說、《孟子·告子上》“仁人心”章之解，史氏批評陳櫟非但不能辨析雙峰之謬誤，反而一味迎合，誤導后學，罪甚于雙峰(38)史伯璿：《四書管窺》卷5，第823頁、834頁。。又如陳櫟把《中庸》“誠者自成，道自道”分別解為實有諸己與躬行于己，“實有諸己，故曰自成?！杏诩?，故曰自道”(39)史伯璿云：“《輯釋》亦引之……《發明》‘實此者也，實有諸己’之言，則未免有攙說人力之病?！视陔p峰之說，每惓惓而不能舍也?！薄端臅芨Q》卷8，第922頁。，史氏認為此說是受雙峰影響，偏離了論道之自然的主旨。

其實，陳、倪師徒對饒氏還另有摒棄不用的一面，即放棄雙峰對朱子的批評之說。陳、倪師徒對雙峰說之選用，仍是以發明朱子為主，對雙峰有關批評朱子之說的選取極為慎重，有意刊落了雙峰過于新奇及直接批駁朱子之說，這一點不通過比較史伯璿《四書管窺》所引雙峰說，實無以觀之。史氏之書，以清算雙峰不同于朱子之說者為宗旨，故特別提出雙峰約236條“悖逆之論”加以辨析。而陳、倪、胡對此等悖逆之論除若干條認同外，大部分皆摒除不取。如《論語》“忠恕一貫”，《四書通》《四書輯釋》所引雙峰4條皆為正面闡發朱子之說，而《四書管窺》所引雙峰3條則是批評朱子，完全不同于二者所引?？梢娦掳矊W者對雙峰批評朱子說有意作出了選擇性刊落，并非一味崇信饒氏。明乎此，有助于全面準確把握新安理學的觀點、立場。對雙峰批評朱注說刊落者甚多，如批評格物補傳說“朱子補傳似乎說得太汗漫，學者未免望洋而驚”(40)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690～691頁。；批評“正心修身”章“《章句》注文似可省”(41)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702頁。；指責“三年無改”章《集注》所引尹氏、游氏之說“似太費辭”(42)史伯璿：《四書管窺》卷2，第712頁。。刪除雙峰新奇而不同于朱子之論者，如“明明德”章“姑以釋明明德之義，未有下工夫處”；“至善”章“所謂新民之止于至善者，非是要使人人為圣為賢”；“平天下”章“過之罪小，命之罪大”(43)史伯璿：《四書管窺》卷1，第687頁、689頁、706頁。。

四、《輯釋》《發明》《四書通》對待雙峰說之異同

胡炳文、陳櫟、倪士毅三者立場大體一致，既以發明朱子為任，又不廢雙峰之好處，但彼此對雙峰之取舍亦有差異。史伯璿精細察覺此點，他根據對雙峰之維護、批判之程度來判定學者水準，據此斷定《四書通》優于《四書發明》；據此斷定學者學術道德，孰為阿私，孰為大公，孰為朱子忠臣，孰為逆臣等。在他看來，站在朱子還是雙峰立場，事關為學根本。此狹隘的視角自然不足為取，然卻對辨析三者之學提供了一條線索。

(一)胡炳文反饒護朱與陳、倪的挺饒反朱。如關于“灑掃應對”章，《四書輯釋》引雙峰說，認為程子與朱子對本末的理解不同，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為本，朱子則以正心誠意為本，故朱子是順子游之意而論。陳櫟力挺雙峰，認為其解乃自成一說，并非為解釋程子而發，故與程子思想不沖突。史氏則據胡炳文說反駁雙峰，認為其說擊中了雙峰誤解程朱不同的原因，朱子乃是以本末皆為事，而不可分為二事者則是理，雙峰反倒認為程子以末為事、本為理，造成理事分裂?！爸熳咏獬套又?，以本末皆為事而不可分為二事者是理。饒氏解程子之言，以末為事而本為理?！?44)史伯璿：“則雙峰謂程子以所以然為本者，乃是誤看了程子之意，又豈難知哉！”《四書管窺》(四)卷8，第31頁上，“敬鄉樓叢書”本。又史氏最不滿陳、倪師徒于“尊德性道問學”解中力挺雙峰說以反對朱注，大贊胡炳文維護朱子、反駁饒說之立場。陳櫟認為經過反復思考，始終無法認同朱子對尊德性與道問學的存心與致知之劃分，主張是力行與致知的知行關系，并以呂本中、饒氏知行之分為根據。史氏批評陳櫟乃“蹈襲雙峰之說而小變之，以為己有”，贊賞胡炳文之說是雙峰與陳氏說的對癥之藥，并駁斥倪氏的陳櫟得子思義、云峰得朱子義說，譏諷其陳櫟為朱子忠臣之論(45)史伯璿：《四書管窺》卷8，第942頁?？蓞⒃S家星《朱子學的“求真是”與“護朱”之爭——以陳櫟〈四書發明〉為中心》，《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

(二)不阿其師：《輯釋》《發明》之不同。倪士毅盡管推崇其師陳櫟，但并非無原則者，實能堅持獨立看法，不時取他人如胡炳文之說，而放棄其師之論，體現了實事求是之精神。如“溫良恭儉讓”章，陳氏取雙峰而不取胡炳文之說，而倪士毅則取胡炳文說，被史伯璿贊為“不阿其所好”(46)史伯璿：《四書管窺》卷2，第712頁。。又《孟子》“不孝有三”解，趙岐與饒雙峰之解不同，雙峰認為趙岐完全以自家之意揣測論之，輔廣則認為趙岐說乃根據古書得出，非臆測之論。胡炳文兼取饒、輔二說，陳櫟則去饒取輔，倪氏則同于胡氏之兼取(47)史伯璿：《四書管窺》卷5，第817頁。。關于《中庸》二十五章“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陳櫟認為此“道”即“誠之道”的“道”。史氏認為陳說明顯抄襲雙峰“誠即道也，非是兩般”說。胡炳文則批評雙峰之說，認為“誠”有不同含義，不可等同于“道”。倪士毅采胡氏說而不取陳櫟說，可見師徒觀點不一(48)史伯璿云：“《輯釋》引《通》而不取《發明》，宜矣！”《四書管窺》卷8，第921頁。。又如“天下言性”章，倪士毅雖因雙峰說，但卻刪除了陳櫟對雙峰的推崇之辭(49)史伯璿：《四書管窺》卷5，第822頁。，體現了與其師之不同。

五、雙峰學對新安理學的意義

學界對新安學者陳櫟、胡炳文之思想，常追溯于地域或家學。如《宋元學案》置胡炳文于董夢程為代表的“介軒學案”，蓋其父胡斗元曾從學朱洪范，故被置于“孝善家學”，認為“篤志家學，又潛心朱子之學”(50)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89，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986頁。。而對陳櫟亦強調其家學及捍衛朱子學之貢獻，“其為學得于家庭之講貫為多”(51)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卷70，第2354頁。，“凡諸儒之說，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52)熊賜履：《學統》卷41，南京：鳳凰出版社，2011年，第399頁。。倪士毅是徽州祁門人，乃陳櫟弟子。事實上，在學宗朱子的同時，他們皆受到作為朱子再傳余干饒魯之學的深刻影響，這種影響體現在他們以不同的方式采用饒魯之說，或明引，或暗引，有時甚至表現出某種執著與倔強，以至于引起史伯璿極度反感與痛斥，認為他們“信朱子不如信饒氏”，此雖過激而非持平之論，然至少反映出他們對饒魯之說大量采信所引起的朱子學者之觀感。尤其令史伯璿反感的是，饒魯本就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稱，具有自成一家之說而頗與朱子立異之思想，而陳櫟等人在朱子與雙峰之說的取舍上，卻時有舍朱取饒之傾向，自然不能不讓充滿護朱情結的史伯璿憤慨。這一“信饒不信朱”的取向，恰體現了陳櫟等新安理學雖然以朱子為宗，卻并非一以朱子為是，而是秉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故“信朱子不如信饒氏”情況的存在，有助于反省長期以來視陳櫟、胡炳文等為朱學門戶株守者的看法(53)胡炳文對朱子的反思批評，可參拙稿《“膠執門戶”還是批判發明——論〈四書通〉的批判精神兼駁〈四庫提要〉之誣評》(《人文雜志》2011年第3期)。另，史甄陶分析了胡炳文《中庸通》對饒魯的批評與吸納，認為據此看出胡炳文并不全同于朱子。她指出陳櫟在風水、喪葬、深衣等問題上皆提出對朱子的批評，體現出陳櫟“是個具有獨立思考精神的學者，而不是只顧注疏朱子著作的‘訓詁之儒’而已”(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梢娦掳怖韺W之陳櫟、胡炳文、倪士毅之學并非完全拘泥朱子學而實具求真是之反思精神，而饒雙峰影響不可忽視。。

在中國思想學派的研究中，學界比較注重地域、師承、家學等因素的影響，如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借助何基年少從學黃榦之因緣，經由金華學人不斷的累世建構，而被稱為“朱學世嫡”。此“朱學世嫡”說顯然有意排斥江西朱子學與新安朱子學而有大言不慚之成分。事實上，無論是師承還是地域，江西與新安朱子學之“資本”皆較金華更為雄厚而正統。而就宋元朱子學來看，雙峰學影響廣泛，不僅在江西經程若庸、吳可堂而傳承于程鉅夫、吳澄，且作用于浙江金華朱子學，尤其深刻影響了元代新安朱子學。此點似乎罕有人道。此與雙峰著作無傳有關，更與學界形成的對江西、新安朱子學的固定看法有關。蓋學界視雙峰與吳澄為宋元和會朱陸之代表，而以陳櫟、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朱子學為朱子學的忠實守護者，彼此似乎針鋒相對?？贾聦?，其實不然。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雙峰學構成元前期新安四書學除朱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來源。

新安理學受雙峰學之影響，至少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形成了非常強的辨名析理特點，對概念字義的辨析達到了精細、深入的程度。朱子學本以窮理精密、辨析深入著稱，這一特點為陳淳、黃榦所繼承，而再傳弟子中尤以雙峰為代表，學界將北溪(陳淳)與雙峰并稱為朱門精于窮理者，吳澄語帶反諷地指出二者的精密分析已經墮入訓詁辭章之學(54)吳澄：《吳文正集》卷40《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8冊，第422頁?？蓞⒃S家星《略論朱子學中的窮理精密派——以北溪之陳、雙峰之饒為中心》，《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期。。雙峰的精密之學深深影響了新安理學，使得其同樣帶上了解析精密的特點，推動了朱子學窮理的進一步深入。其次，雙峰對朱注的詮釋體現了極強的懷疑批判精神，有助于破除對朱注的盲目崇拜，消除故步自封之傾向。應該說，新安理學在闡發朱子學的同時，亦基于各自理解，積極吸收了雙峰對朱注的批判，故絕不可視其為不敢越朱學雷池半步的拘泥者。正是因為受益雙峰思想之深，故無論胡炳文還是陳櫟，在指出雙峰不足之時，總是能語帶敬意地肯定雙峰之說確實“大有發明”“大有好處”。似乎是冥冥之中對雙峰說的回報，以陳櫟、胡炳文、倪士毅之說為底本的《四書大全》引饒雙峰之說多達570條，既使得雙峰思想能夠流傳于世，同時也在一定意義上保證了《四書大全》的學術水準。故肯定元代新安理學所受雙峰之影響，對于準確把握新安理學，充分認識宋元以來朱子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