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區域合作機制及其優化路徑

方浩偉

(安徽工程大學 人文學院，安徽 蕪湖 241000)

長三角是我國區域一體化起步最早、基礎最好、程度最高的地區之一。經過長期探索，長三角地區逐步建立了較為穩定高效的區域合作機制，為區域一體化發展提供了重要保障。隨著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長三角三省一市開始全面加強區域合作，提高區域合作水平，共同推動實現區域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然而，當前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還不夠健全，無法完全適應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要求?！堕L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完善“多層次多領域合作機制”、“三級運作、統分結合的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因此，本文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總結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現狀與缺陷，概括其特征，并以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為導向提出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的優化路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現狀與缺陷

(一)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現狀

一體化發展進程中，長三角各地區始終高度重視區域合作機制建設，通過持續的機制創新實現區域合作的深化拓展。隨著長三角地域范圍的不斷擴大、合作領域的不斷廣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長三角形成了多層次、多領域、多主體、多樣化的區域合作機制。

1.建立政府間協作架構。長三角政府間協商合作機制經歷了長期的升級演變過程。當前，長三角建立了“上下聯動、統分結合、三級運作、分工負責”的政府間協作架構，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科學決策、統籌協調、推動落實提供了堅實平臺。

1992年上海、杭州、南京等14個城市召開首屆長三角城市經濟協作辦主任聯席會議，長三角政府間協作機制由此發軔。1997年協作辦主任聯席會升格為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由原先14個城市和新成立的泰州市市長參加。早期協調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由于區域協作日益密切，2004年起改為每年召開一次。2001年中國加入WTO，長三角迎來新的發展機遇。為共抓機遇、謀劃發展，長三角開始在省級層面加強交流協作，為一體化發展進行頂層設計。2001年滬蘇浙召開經濟合作與發展座談會，由兩省一市常務副省(市)長參加，2004年舉辦兩省一市“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人座談會”，進一步提高對話規格。2008年安徽省受邀出席“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人座談會”，2009年開始以正式成員身份參加會議，長三角正式確立了三省一市共同參與的政府間協作機制。長三角政府間協作機制實行“三級運作”，決策層為主要領導人座談會，①負責決定一體化發展重大事項、解決一體化發展重大問題；協調層為長三角地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負責落實主要領導人座談會重要決議，協調推進合作事項；執行層為聯席會議辦公室和重點專題合作組，負責推動合作事項和工程項目落實執行。

“三級運作”的政府間協作機制保障了長三角區域合作的有序開展。但是，這種機制也存在較大的缺陷，即該機制僅是一個對話溝通、協商交流的機制，并不具備區域管理的職能。各方在這個平臺上就共同關注的問題進行協商，確定合作事項，但也容易出現各自為政、執行落實不力的問題。而且聯席會議辦公室由各方輪值，受本位主義干擾，各方關注的重點不同，很難推動制定統一的規劃和標準，即使制定了也難以有效實施。為推動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迫切需要建立一個由各方授權、具有區域管理職能的實體機構，來發揮綜合協調、督促落實的作用。在此背景下，2018年3月三省一市共同組建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長三辦)，由三省一市選派工作人員在上海合署辦公。長三辦是長三角建立的第一個跨行政區常設機構，是長三角區域行政體制的重大突破。長三辦是區域合作的“大腦”，擬訂一體化發展規劃，提出政策建議和合作動議；是區域合作的“中樞”，與各方協調對接，推進合作事項；是區域合作的“末梢”，統籌管理和協調城市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和合作專題組的有關工作，完成主要領導座談會和聯席會議的交辦事項。[1]成立以來，長三辦擬訂了《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等重要發展規劃和政策文件，加強跨省市信息溝通、工作聯動，體現了重要的協調價值。目前，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下設15個專題合作組，與聯席會議辦公室共同組成合作機制的執行層。合作組研究、確定各專題的合作事項，各專題由三省一市分別輪值，牽頭落實合作事項，聯席辦與各方協調解決合作過程中出現的問題。②

在國家層面，2019年成立中央推動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領導小組，③長三角區域合作正式獲得自上而下的統一領導和統籌協調，實現央地聯動。同時，在省級層面合作機制的基礎上，長三角內部次區域的合作機制也不斷完善。第一種是城市間合作機制，如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已吸納長三角全部41個城市加入，運作機制和議事規程更加完善，成為長三角城市合作的重要平臺。第二種是都市圈合作機制。目前，長三角形成了以上海、南京、杭州、合肥為中心城市的都市圈，各區域以都市圈為載體，開展省內城市和省際城市的小范圍合作，探索建立了適應區域特征的合作架構和運作機制。第三種是跨界地區合作機制?？缃缗彽貐^地緣相近、發展水平相當，是一體化發展先行先試的重點區域。2019年滬蘇浙共同啟動長三角生態綠色一體化發展示范區建設，探索構建了三地聯合、業界共治，三地輪值、統一決策，充分授權、精簡高效的全新工作機制。

2.覆蓋一體化發展重點領域。長三角區域合作經歷了從經貿合作向全方位合作的發展歷程?！堕L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確定了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科創產業融合發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生態環境共保聯治、公共服務便利共享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重點領域。多年來長三角各地已經在這些領域開展了很多合作，并取得了積極成效。

在交通領域，三省一市大力推動交通互聯互通，加快打通省際斷頭路，規劃建設軌道上的長三角，共建世界級機場群和港口群；在科創領域，加強聯合攻關、技術轉讓，建設G60科創走廊、長三角科技資源共享服務平臺、長三角科技人才庫，著力打造長三角科技創新共同體；在公共服務領域，加強政策協同和資源共享，實現醫保異地結算，深化長三角區域養老合作，推動教育一體化，加強公共數據交換共享，推進長三角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在生態環境領域，創新協作機制，成立長三角區域生態環境保護協作小組，堅持共保聯治、共建共享，開展生態補償機制試點；在產業發展領域，大力推進園區共建，打造示范園區，互拓飛地經濟，建設長三角產權交易共同市場，加速資源要素流動，共建世界級產業集群；在區域治理領域，大力建設社會信用示范區，建設信用長三角平臺，持續推進食品、藥品、環保、文旅、產品質量領域的信用信息共享。制定長三角地區司法協作框架，推進協同立法，開展環境、市場監管、城市管理聯動執法。建立干部交流機制，選派干部到先進地區跟班學習、掛職鍛煉。組建長三角應急管理專題合作組，推動應急管理協同發展；在信息化領域，聯合編制長三角信息化發展規劃，推動數字基礎設施共建共享，促進跨地域數據開放共享和場景應用，發揮數字經濟優勢，加快產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

3.多元主體廣泛參與。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各類市場主體、企事業單位、行業組織、非政府組織、科研機構等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區域合作，在長三角區域產業布局、經貿流通、科技人文交流、公共事業等一體化重點領域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社會力量參與區域合作的機制主要是成立不同類型的合作聯盟與舉辦不同主題的論壇、會議。

長三角的聯盟組織類型繁多、規模不等，涉及眾多領域和行業。聯盟定位于非營利性組織，大多建有比較完善的組織架構，一般由聯盟大會、聯盟理事會、聯盟秘書處等組成，分別履行決策、協調、執行職責。從聯盟的參與主體來看，有各地方政府之間、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盟，如長三角主要城市中心城區高質量發展聯盟，由上海、南京、蘇州、杭州、寧波、合肥六市的七個中心城區組成。長三角文化和旅游聯盟，由三省一市文化和旅游部門合作建立；有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盟，如長三角開發區協同發展聯盟，由長三角各級開發區、產業園區、科研院所和企事業單位組成；有非政府部門之間的聯盟，如長三角外資協會聯盟，由三省一市外商投資協會組成。從聯盟涉及的領域和行業來看，基本囊括了長三角所有重點合作專題。在教育行業，有長三角高校合作聯盟、“長三角”中等職業學校聯盟等；在醫療衛生行業，有長三角智慧醫療聯盟、長三角醫院協同發展戰略聯盟等；在產業發展領域，有長三角服務業聯盟、長三角人工智能產業鏈聯盟等；在科學研究領域，有長三角一體化創新戰略聯盟、長三角高校國家重點實驗室聯盟等；在區域治理方面，有長三角征信機構聯盟、長三角應急管理聯盟等；在基建領域，有長三角數字交通協同創新聯盟、長三角數字聯盟等。各類聯盟也為長三角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人士提供了交流協作的平臺，激發各行業代表性人物為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作出貢獻。如長三角企業家聯盟，由長三角地區重點產業、支柱產業的龍頭企業和相關行業商會協會的主要負責人組成，旨在為長三角企業參與一體化戰略提供服務平臺。

論壇、會議可以由官方發起，也可以由行業組織、大型企業、高校等社會力量組織承辦，一般由政府官員、行業精英、專家學者參與，就特定主題展開交流合作，具有易組織、參與廣、對接好、集聚強的優勢。[2]長三角一體化發展高峰論壇、長三角改革發展論壇、長三角科技論壇、長三角金融論壇、長三角一體化文旅峰會、長三角教育一體化發展會議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為長三角區域合作提供了廣闊平臺。

(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缺陷

經過長期建設，長三角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區域合作機制。但是，對照長三角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時代要求，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1.區域合作的保障機制不健全。由于區域內各地方發展水平、利益訴求、思想觀念等方面存在差異，各地在合作過程中容易形成不同的行為偏好，難以保持政策、進程的完全同步一致，甚至會出現違背協議、不履行職責、破壞一體化發展的非理性行為。因此，區域一體化發展必須構建有力的保障機制，確保區域合作順利進行。區域合作保障機制的關鍵在于法治保障，通過加強區域協同立法，為區域合作提供法律支撐。2018年三省一市人大常委會簽署《關于深化長三角區域人大常委會地方立法工作協同的協議》，同年底又分別通過本省市的《關于支持和保障長三角地區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的決定》，表明長三角各方已經就區域立法協同達成共識。但目前來看實質性的協同立法實踐還比較少，仍然處于起步階段。在長三角區域合作的原則、組織形式、權利與義務、監督考核等基本問題上還沒有形成立法，在一體化發展的重點區域和重點領域也沒有形成統一適用的法規。同時，長三角制定的區域規劃沒有明確的法律定位，府際協議文件也不具備充分的法律效力，缺乏強制性和約束力，存在無法得到有效執行的風險。

2.區域間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不健全。區域間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是區域一體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動力保障，也是目前長三角區域合作亟待解決的基本問題。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本質是實現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但行政分割的客觀存在使長三角各地方在一體化發展中主要是考慮自身利益，各地按照利益偏好對各類合作事項進行排序，并表現出不同的積極性。當前，長三角在產業跨區域轉移、園區共建、跨區域流域生態治理等事務上已經達成合作共識，但在實際推動中卻十分困難、進展較慢。這是因為這些事務都直接關系不同地區的發展利益問題，但又沒有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成本分擔機制和有效的利益共享機制，而且地方政府經常會以行政手段干擾要素流動。[3]例如，產業遷建中，遷出地區為了不損失GDP和稅收，會以大量補貼守住項目，而遷入地為了引進項目，則會給出過度優惠的稅收、土地、人才政策。園區共建、飛地經濟建設，涉及土地征收利用、基礎設施建設、運營管理等成本，GDP、稅收等收益。當前通行的做法是以財政轉移支付、土地開發收益、稅收分成來協調，但尚未形成相對統一的標準規范，不同園區的協調水平差異較大。在跨省流域生態治理方面，浙皖兩省新安江跨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試點經過多年探索取得了重大成效，但太湖流域、長江流域等其他重要流域的生態補償機制仍有待建設，亟需借鑒新安江模式經驗，在統一規劃、補償標準和方式、引入市場機制等方面加快探索。

3.政策制定協同機制不健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要求各地在重點領域制度規則和重大政策制定中加強溝通協調，提高規則的一致性和政策的協同性。[4]當前，雖然長三角制定了統一的一體化發展規劃，但受行政區利益影響，各地制定的相關政策并沒有完全與規劃相銜接，政策不協調問題在產業、環保、社保等許多領域大量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譬如，在產業政策方面，長三角產業一體化發展要求三省一市優勢互補、錯位發展，但實際當中很多地方的產業規劃高度重合，產業發展同質同構嚴重，造成重復投資、產能過剩，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仍然存在。[5]在“雙招雙引”政策方面，長三角各地對資金和人才的爭奪十分激烈，各地“雙招雙引”政策層層加碼，特別是一些地區以非常優惠的稅收和補貼政策吸引資金和人才，使市場調節機制失效，降低了區域資本和人才要素的配置效率。[6](P100-101)

4.區域合作的監督評價機制不健全。一方面，長三角區域合作缺乏有力的監督約束機制。由于政府間協商成果缺少法律和制度性保護，而且沒有制定對合作事項執行過程的評估、反饋、糾偏和懲戒程序，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因為利益沖突或缺乏實施細則，常常出現執行不力、走樣的情況。[6](P77-78)雖然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承擔了追蹤落實的職責，但由于缺乏實質性的權限和信息不對稱，對各地區的執行情況也難以監督到位。另一方面，長三角現行的政府考核體系不符合區域整體利益最大化原則。長三角政府考核仍然以行政區為單位，以GDP、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等為主要指標，尚未建立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指標體系和統計體系，也沒有將地方政府的一體化參與度、貢獻度指標納入政績評價體系。在晉升激勵制度和利益補償共享機制缺乏的雙重作用下，地方政府往往采取非合作、行政分割的策略，這是長三角仍存在很多產業同構、惡性競爭、各自為政問題的重要原因。[7](P38)

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特征

(一)堅持規劃引領政策驅動

區域發展規劃能夠引導區域內各地區一致行動，通過統一規劃促進各方分工合作。[8]長三角區域合作高度重視一體化發展規劃的引領作用，在規劃范圍內確定合作的方向和路徑，有序、高效地開展合作。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規劃既有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也有三省一市的區域性聯合規劃；既有綜合性發展規劃，也有專題發展規劃。在國家層面，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多個國家部委出臺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專項規劃，如《長江三角洲地區交通運輸更高質量一體化發展規劃》《長江三角洲區域生態環境共同保護規劃》等。在長三角，三省一市分別制定了貫徹落實《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規劃綱要》的行動計劃。2018年、2021年分別通過了《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年)》《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專題規劃占大部分，如《長三角一體化教育協同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21-2023年)》《2021年長三角區域信用合作工作計劃》等。

政策驅動主要表現為長三角各方通過簽署府際協議文件，包括協議、框架、備忘錄、宣言、工作方案等形式，確定合作關系，規范合作行為。長三角府際協議涵蓋面廣，數量大，以專項性協議為主、綜合性協議為輔。典型的有《推進長三角地區異地就醫直接結算協議》《長三角市場體系一體化建設合作備忘錄》《長三角全域旅游綠色發展宣言》等。

(二)注重制度保障

正式協作一般為制度性的協作方式，表現為制定會議制度、組織章程和制度規則等。[9]長三角區域合作重視制度性建設，“三級運作”的政府協作機制組織嚴密，形成了制度化的議事、決策、執行與輪值機制。長三角主要領導人座談會、地區合作與發展聯席會議、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均建立了會議制度，對會議的準入機制、議事內容、輪值組織、日常運作進行規范。長三角聯席會議辦公室、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等區域協作機構，職責明確，其工作流程、經費來源、人員組成都有制度性安排。各專題合作組實行輪值制度，規定了各方的輪值職責，明確了牽頭單位的工作責任。此外，長三角地區的各類聯盟、論壇、會議也都建立了較為規范的章程和制度規則，對組織的性質、宗旨、目標、結構、運作作出規定。

(三)宏觀協同與微觀協作相統一

長三角區域合作既重視頂層設計、戰略決策等宏觀層面的協同，也廣泛開展微觀層次具體事項的合作，而且微觀層次的協作是長三角區域合作更為經常性的內容，其參與主體更加多元、合作機制更加靈活。宏觀協同為微觀協作提供了方向和平臺，微觀協作使宏觀協同的成果得以落實，二者有機統一，共同推動區域合作發展。宏觀協同主要體現為各方制定統一的一體化發展規劃和府際協議，通過高層領導人對話協商，研究一體化發展中的重大問題，確定重點事項和重大項目。微觀協作主要是圍繞決策層確定的區域一體化發展重點任務展開，設計具體的合作事項和工程項目，提出操作性的措施和方案，以及在項目具體實施的過程中進行合作。

(四)行政機制與市場機制共同作用

區域一體化發展必須打破行政分割，促進各類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這要求區域內各地方政府協同破除行政區劃和體制機制方面的障礙，加快構建完善的市場機制。長三角是我國市場機制最健全、市場經濟最活躍的區域之一，在區域發展合作中，長三角一方面積極發揮政府組織、協調和推動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區域合作的內容來看，政府間協商，包括規劃協同、政策協調、制度對接、體制創新，建設統一的市場體系，破除一體化發展的行政壁壘；區域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基本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合作主要是依靠行政機制的作用。產業布局發展、園區平臺建設、知識產權保護、科技資源共享等方面則主要是通過市場化機制來實現。[10]但從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歷程來看，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是以政府驅動為主的，各領域、各區域的合作基本都有政府的推動或參與，市場化機制的主導作用尚未充分發揮。

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區域合作機制的優化路徑

為鞏固和完善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有效破解區域一體化發展中的難題，應著力構建區域合作的良好制度環境，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處理好區域合作中的利益關系，積極發揮數字技術對區域合作的驅動作用，打造政府引導、市場為主、多方參與的區域合作格局。

(一)加強區域合作的法制建設

長三角應盡快完善區域合作的法律和制度體系，為區域合作提供法制保障。第一，加快協同立法步伐。當前，三省一市已經明確了以立法支持和保障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路徑，應盡快開展實質性的立法工作。要將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固定下來，規定區域合作機制的性質、權限、組織結構、工作程序等問題。明確區域合作中地方政府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區域規劃和協議性文件的法律地位。加強環境聯防聯治、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產業轉移發展等一體化發展重點領域的立法協同，為重點領域的合作提供法治支持。各地要加強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的協調對接，修正或廢除與區域一體化相沖突的法規。第二，完善政府間協作機制的相關制度。建立區域協商合作的信息公開制度，將各級協商會議的議事情況、各類規劃和協議文件、合作事項的進度進行公開，定期通報各地推進合作事項和工程項目的情況。建立政府協商的社會參與制度，在制定區域發展政策規劃、重大合作事項和重大工程項目決策過程中，應廣泛征求利益相關方，包括各類企業、行業組織、社會公眾等的意見和建議，嚴格落實專家咨詢和風險評估程序。[6](P90)第三，完善府際協議管理制度。簽署府際協議是長三角區域合作的常用方式，有必要完善協議管理制度以規范協議使用行為。管理制度應包括協議制定的標準程序，協議文書的寫作規范，公眾參與和專家咨詢機制，協議批準備案制度，協議公示和跟蹤推進機制。[2]

(二)發揮市場機制的主導作用

長三角區域合作機制是行政性合作機制與市場化合作機制的統一，正確處理行政機制與市場機制在區域資源要素配置中的關系十分關鍵。受地區利益的影響地方政府間的行政合作容易出現扭曲，各地以行政手段干預微觀市場和競爭性領域、制造市場分割、影響資源配置效率的問題普遍存在。為此，長三角應著力優化市場一體化發展機制，加快構建統一的市場標準體系、監管規則和執法標準，推動長三角市場一體化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第一，加強市場體系建設協調。將一體化市場體系建設作為區域協作的重點，以一體化發展為導向，提高市場體系規劃、各類要素市場建設、標準和監管體系建設、信用體系建設等工作的協調性。第二，加快形成統一的市場規則和監管體系。各地要根據一體化發展要求，逐步清理不合理的法規、標準和規定，抓緊制定相對統一的市場準入規則、市場制度體系、產品和服務標準、執法標準和監管規則。推進區域聯合監管執法，加強監管信息共享，堅持公開公正執法，打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7](P39-43)第三，深化“放管服”改革。各地要協同推進“放管服”改革，減少微觀干預，進一步精簡審批事項和流程，以數字技術為基礎改善政府服務，全面優化營商環境，消除企業投資經營的限制障礙，激發長三角市場主體活力，鼓勵大型企業在區域內牽頭布局產業鏈和供應鏈、共建產業園區。

(三)健全區域利益協調機制

長三角應著力協調區域合作發展中的橫向利益關系。第一，完善區域成本共擔利益共享機制。在一體化發展示范區、重要跨區域流域、都市圈等小區域范圍先行先試，重點在跨省流域生態治理、跨地區經濟合作、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等領域加快探索，找準各方利益契合點，確定合理的補償方式和標準，制定互利共贏的財稅利益分享和協調征管方案，更多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第二，建立重大經濟指標協調劃分的政府內部考核制度?，F行政府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對重大經濟指標有強烈沖動，難以體現一體化發展目標?？煽紤]授予長三角區域合作辦公室區域績效考核的權責，由其牽頭構建區域一體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衡量市場、交通、產業等領域的一體化發展程度，引導地方政府重視一體化戰略和區域整體利益。在現行政績考核體系中增加地方政府一體化參與度、貢獻度等指標，既要有統一性指標，也要有差別性指標，根據各地區的實際情況設計不同考核內容和權重。要嚴格使用考核結果，對積極落實一體化政策規劃、扎實推進一體化工作的地方，應給予精神、物質和政治的多維激勵；對過度追求地區利益，違背一體化發展規則的地方要予以懲罰，并督促整改。[6](P382-384)第三，完善區域利益糾紛處理機制。在區域合作機制中設置專門負責調解長三角區域投資、稅收等利益糾紛的機構。發揮區域各類聯盟、協會等合作組織在利益爭端中的協調作用。第四，加強區域政策協調。長三角政策不協調的根源在于地方利益不一致，各地在制定地區發展政策時應更加注意與長三角發展規劃相銜接，在協調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提高各地政策制定的協調性和執行的一致性，減少對資源配置的行政干預，避免以鄰為壑。

(四)以數字技術驅動區域合作

長三角高度重視區域數字化建設，當前長三角政務服務“一網通辦”、跨區域政務數據整合共享已取得重大進展。長三角應深入應用現代信息技術驅動區域合作。第一，推進區域信息共享。三省一市應實施統一的信息資源規劃，推動數據標準化體系建設，逐步統一各地數據接口標準，建設長三角數據共享交換平臺，逐步實現區域數據共享和信息互通，集成各地業務系統，實現更多事項的跨區域“一站式”辦理。圍繞產業、環保、公共服務等重點領域，建立區域共享數據庫，為相關領域一體化發展的規劃、決策和協調提供支撐。[11](P48-49)第二，推動區域信息開放。在整合區域數據資源的基礎上，長三角須建設統一的政府數據開放平臺，推動政府數據開放，為長三角企業、科研機構等開發利用政府數據創造條件，同時促進社會力量在數據獲取和分析的基礎上，更有效的參與到區域政策規劃制定的協商之中。第三，提升政府治理能力。長三角各地方政府應加快推進政府數字化轉型，應用大數據技術，

全面提高政府的決策、執法和監管能力，提升公共服務水平，為加強區域政府合作創造良好條件。第四，提高監督評價精準性。對各地方政府執行一體化政策規劃、推進合作事項和工程項目的監督評價，面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影響了監督評價的精準性。長三角應在監督評價工作中充分利用大數據技術信息采集、分析和協同的優勢，全面采集執行數據，精準測算績效水平，通過數據可視化技術及時呈現分析結果，實現對執行過程的實時動態追蹤。

注釋：

①在長三角主要領導人座談會基礎上，近年來長三角地區形成了長三角地區人大常委會主任座談會、長三角地區政協主席聯席會議、長三角地區黨委政法委書記座談會等協商機制，黨政高層交流更加廣泛。

②包括交通、能源、科技、產業、環保、應急管理等15個專題組，各專題每年度由一個省(市)分別牽頭輪值，但是跨年度合作事項的牽頭方不隨輪值方變動而更換，以保持工作的一致性。

③領導小組負責統籌指導和綜合協調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實施，研究審議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年度工作安排，協調解決重大問題，督促落實重大事項，全面做好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各項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改革委，承擔領導小組日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