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黨組織對巴黎公社原則的繼承與發展(1920-1923)
——紀念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與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

葛展源，胡培培

(1.四川外國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沙坪壩 400031；2.四川外國語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重慶 沙坪壩 400031)

巴黎公社作為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也是打破資本主義的舊國家機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第一次總演習，其成果、經驗、乃至教訓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都是空前的。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作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部分，也必然會受到巴黎公社的影響。從黨的籌建階段起，至黨的三大召開轉為公開活動前，早期黨組織通過對巴黎公社這一未來社會主義國家雛形的研究，將其革命經驗進行總結及反思，使得巴黎公社的不朽原則在建黨初期對于制定黨的革命方針，完善黨的組織建設，統一黨的指導思想的實踐中做出了理論建構的貢獻。而早期黨組織在秘密活動階段對巴黎公社不朽原則的掌握，也為黨在三大召開后推動國民革命走向高潮起到了促進作用。

一、五四運動前巴黎公社事跡傳入中國始末

(一)時代的局限：晚清時期巴黎公社事跡傳入中國概況

基于北京大學《馬藏》編纂團隊對史料挖掘的新成果，在國內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中，中國最早對巴黎公社的報道是在1871年4月20日《上海新報》上的一則名為《法國民變》的短消息。全篇僅六十七字，其中提到：“法普合約已成，而法京之民自相殘害，兵官彈壓不住，有亂民槍斃將軍三位等?！盵1]雖距巴黎公社革命開始已一月有余，但這卻是第一次將3月18日保衛大炮的起義介紹給中國人的首份報道，其中存在誤記，3月18日起義只處決凡爾賽反動軍隊托馬及勒康特兩名軍官。

此后國內傳媒界對于巴黎公社的報道開始逐漸增多，主要媒體為同在上海的《中國教會新報》。5月27日該報一則《法京近事》的消息中提到公社于4月2日與凡爾賽方面的交火：凡爾賽反動軍隊“以炮逐亂黨于鄉外，所擒亂人即用槍擊斃?！薄艾F欲調齊各路官軍攻打，法京城內亂民不日決然殲之。法國可望太平矣?！盵2]因巴黎公社提倡世俗教育，打壓傳統天主教會特權并隨后為報復凡爾賽反動政府屠殺公社社員，而處死作為人質被逮捕的巴黎大主教達爾布瓦，故由美國傳教士主辦的《中國教會新報》對于公社的報道始終抱有極為強烈的敵意。

受當時的時代局限性影響，清末中國對于巴黎公社的事跡基本持否定的立場，尤其以由旅滬英國資本家主辦，聽命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為甚。1871年8月10日《字林西報》時評欄目發表了一則短評，其中聲言巴黎公社打破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運動“動搖建立在社會契約上的個人自由”，是“將社會個體變為奴隸的荒謬舉動”，其中甚至貶損巴黎公社社員們是支持“荒謬教義”的“狂人分子”。②[3]

早期國內報刊對于巴黎公社的報道大多僅局限于對這一歷史事件的新聞報道或目擊記錄，并未上升到討論社會運動的層面。而自庚子國變后，清廷的統治愈發被更多有識之士所唾棄，國內知識界對于“革命”這一概念的認識也隨之發生轉變，因此國人對于巴黎公社認知有了改變的前提，尤其是在社會輿論導向中起主導作用的精英知識分子的思想開始發生轉變。過去“城頭變幻大王旗”或“維新變法”的理論主張已經被證明不可行，而推翻腐朽統治，代之以新國家機器的認識開始被越來越多的社會精英所認同。也正是在此時，馬克思主義通過許多日本社會活動家寫作的社會革命書籍傳入中國，而巴黎公社事跡的傳播也開始進入高潮期。

(二)社會革命的曙光：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國人對巴黎公社認識的改觀

據目前統計，1900年后傳入中國的有關馬克思主義的外國著作中，共有十篇著作明確提到了巴黎公社，其中甚至包括對于著名的巴黎公社女英雄路易斯.米歇爾的生平介紹。[4]早期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譯著中，大多對于巴黎公社亦持反面態度。例如日本人酒井雄三郎的著作《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論》中，在對巴黎公社革命做簡短介紹時將其稱之為“孔米繆政府”或“君美油期政府”。不同于過往報道中對巴黎公社只簡單定性為“草寇作亂”，從北京大學組織編撰的《馬藏》來看，《十九世紀歐洲政治史論》在國內已發現文獻里首次明確的以中文提及巴黎公社這一政權形式的建立。③該書在1902由作新社與教育世界出版所分別出版的兩個完整中文譯本中，雖遣詞略有差異，但均將公社稱為“變亂”。其立場也是站在凡爾賽反動政府一邊“官軍來攻，敗走?！薄胺▏駥以庾儊y，不欲再見革命?！盵5](P43)次年，同樣由作新社翻譯出版的日本人有賀長雄著《近世政治史》中，首次系統地將巴黎公社革命自三月十八日保衛大炮起義到建立政權的過程及其基本執政措施乃至悲壯的五月流血周均詳細地做出介紹：“以四月十日曾一決議故也。即稱法國之各地方中。公共團體之絕對的自治主義是也?！薄胺ㄌm西國之統一。結聯合規約於各地方自治體之間而維持之?！盵6](P143)盡管其字里行間對巴黎公社并無褒揚，但其中關于巴黎公社政權架構的介紹，對當時在清廷的封建統治弊端盡顯，資產階級革命思潮興起，國內對于東西洋幾乎所有社會變革與政治演進經驗均趨之若鶩的大背景下，國內知識分子對巴黎公社的認識發生改觀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從1907年開始，中國人對于巴黎公社的認知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改觀。在法國巴黎的華人刊物《新世紀》創刊號上刊發的《新世紀之革命》一文中，將巴黎公社稱之為“公民革命團”，《新世紀之革命》一文以這一新譯名將巴黎公社詳細、完整地介紹給了國人。這一稱謂不僅有別于《近世政治史》中“巴黎市民之參事會”這種模棱兩可譯法，更有別于過往諸如“紅頭”“匪賊”“民亂”等蔑稱，也不同于“孔米繆”“君美油期”等音譯譯法。在目前已發現的資料中，《新世紀之革命》首次將對公社的評價轉變為頌揚態度，文中將巴黎公社稱之為社會革命之先導，于“革命進化史留一大紀念”。同時，也是目前有案可查的，首次對公社斗爭失敗緣由作出分析的文章。文章指出：“革命之未成亦多有故，一因革命之思想尚未普及。一因國民軍拘守舊德，雖舊政府之財庫不肯掠奪，不肯施以最強烈之手段。卒致使政府得養其余威，以傾覆之?！辈⑴険舴磩榆婈犨M入巴黎后“肆行嚴酷手段。憑一言詞。一疑狀而殺人。并不詢問。婦人孺子之無故被殺者不知幾何。殘酷萬狀”。[7]

綜上所述，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前，巴黎公社的事跡已經較為詳細地傳入中國，但受當時國人的認知局限與宣傳報道的主觀歪曲影響，大多數對巴黎公社有所了解的人對其持否定甚至是敵視的態度。當時因天津教案赴法“道歉”，親身在法國并未受到國內宣傳影響的清廷使團隨員張德彝也不例外。在其著作《三述奇》中，張德彝認為公社社員們不過是因為衣食無著“鋌而走險弄兵潢池之匪徒”而已，甚至沿用清廷對廣東農民起義軍的稱呼“紅頭”來指代公社社員。其后在清末民初資產階級革命情緒高漲期間，國內對公社的認知雖有所改變，如宋教仁稱之為“暴動”這一模棱兩可的定義。但其后也被部分無政府主義者將之不斷強行套用以論證其理論。直到《新世紀之革命》刊發后，中國人對于巴黎公社的認知才開始出現根本上的改觀，從以往的貶斥逐漸轉變為褒揚。然而，《新世紀》各主要編輯成員后來竟盡數投入反革命陣營，為反動派助紂為虐。在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將他們曾抨擊唾棄之“殘酷萬狀”的屠刀揮向革命群眾。

二、黨的一大前后中國共產黨對巴黎公社原則的認知轉變與宣傳情況

(一)革命目標的制定：中國共產黨籌建階段對于巴黎公社原則的認識與發展

隨著國人對巴黎公社的認知不斷改變，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受此影響，開始辯證、全面地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巴黎公社的英勇事跡與光輝先驅作用，將之作為宣傳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陣地。在中國共產黨醞釀創立的階段，作為黨的一大代表也是杰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李達便開始將巴黎公社作為工人階級成功奪取政權并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范例，利用早期國內傳媒由知識分子、社會精英所主導這一便利條件，在中國共產黨還處于籌建階段的時候主動搶占輿論制高點，將之作為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間傳播革命思想及樹立共同革命意識與目標的一個橋梁。

1920年，作為當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發起人的李達署筆名“江春”，在黨的第一個黨刊《共產黨》第二期上發表了題為《社會革命底商榷》的文章。在此文中，他提出了無產階級必須以“直接行動”來進行階級斗爭，通過在各大城市廣泛的發動無產階級，組織“一個大團體，利用機會，猛然的干起大規模運動”以奪取政權，即走武裝斗爭道路。李達以巴黎公社為例來論證這一觀點，他強調：“我很主張無產階級為突發的群眾運動。譬如1871年法國地方自治團在巴黎干的猛烈運動?！盵8]盡管只是只言片語，但卻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宣傳巴黎公社。在中國共產黨誕生前，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便已認識到武裝斗爭對于爭取民族解放的重要性。自此開始，巴黎公社的形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轉變，并隨著黨的不斷發展壯大以及宣傳介紹的增多，將其偉大原則融入到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斗爭與政權建設等實踐中。

從這篇文章開始，到1921年《共產黨》第六期?？癁橹?，早期的黨組織對于巴黎公社的宣傳與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首先是對于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一書的研究，作為《共產黨》主編的李達東渡日本，師從日本共產黨人河上肇，初次接觸馬克思主義理論時便曾研讀過《國家與革命》一書。[9]列寧在《國家與革命》的第三章基于馬克思對巴黎公社斗爭經驗總結的成果進行了新的發展。為了將這一著作介紹給早期黨員，《共產黨》的第四期開始連載的列寧著作《國家與革命》。受條件所限，早期黨組織中精通俄語者寥若晨星，故而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第一個代表維經斯基所帶來的大量馬列主義著作幾乎都是以英文版為底本。而日后大名鼎鼎的文學巨匠茅盾即沈雁冰作為當時上海黨組織的成員接受了對《國家與革命》進行漢譯翻譯的任務。據沈雁冰回憶，盡管當時翻譯困難重重，許多詞斟酌并不到位，且直到《共產黨》?？瘯r也只將《國家與革命》第一章的部分內容以“P生”這一筆名發表。但據黨的一大代表包惠僧后來回憶，當時黨的早期黨員幾乎都是“先成為共產黨員再學馬列主義”。[10](P313)在早期黨員普遍理論水平不夠高的情況下，以《共產黨》這一發行量最高達五千份的半公開刊物為紐帶，各地共產主義小組通過對這一刊物以及諸如《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的傳閱與研究，對巴黎公社的認識實現進一步深化。

在1921年6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二號，李達發表文章《馬克思派社會主義》，值得一提的是，該文也是中國共產黨人首次提及馬克思對巴黎公社原則與斗爭經驗做出總結的光輝名著《法蘭西內戰》，在文中李達引用了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闡明的要點：“勞動者單靠掌握現成國家的政權，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是辦不到的?！盵11](P32)即：“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并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盵12](P95)在下文中，李達引用了《哥達綱領批判》來論證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打碎舊國家機器以及建立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期——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一革命目標，當時譯為“勞動專政”。而六天后出版的第五期《共產黨》里刊發了一篇署名為“均”的文章《勞農制度研究》，④在文中作者在強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革命的必然目標時同樣提及了《法蘭西內戰》，在文中巴黎公社被稱為“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巴黎的自治團”。并且下文中作者還引用了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獻》中的段落，當時譯為“巴黎自治團，已經向著這個方向，踏進了歷史的第一步，勞農制度，踏進了第二步?！盵13]這里的“勞農制度”指代的便是蘇維埃政權。不難看出，從這一時期開始，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巴黎公社的認知已不再是單純的景仰與傳頌。而是通過對當時傳入中國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進行分析研讀，在從先賢與今人⑤成果中汲取力量的基礎之上，開始自主的對巴黎公社的斗爭經驗進行總結與反思。同時，早期黨員們結合俄國革命對于巴黎公社的超越開始進行革命理論探索，也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提出打碎舊世界，鑄就通向共產主義社會光明之路的革命理念。

(二)思想統一的確立：黨的一大召開后巴黎公社原則對早期黨組織建設的影響

黨的一大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黨組織決定將主要精力放在組織工人方面。為了用馬克思主義教育工人群眾，提高他們的覺悟，黨內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研究、宣傳進一步加強。在此過程中，一些同志開始將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進行對比研究，以為黨的建設提供借鑒。黨員們更加積極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同時黨組織對外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力度也隨之加大。

在黨的一大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二條明確寫道：“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盵14](P1)武裝斗爭已經正式成為黨為實現社會革命這一“根本目的”的必然選擇，十月革命的勝利與巴黎公社失敗有一個重要的區別在于革命領導者對于斗爭方針與指導思想的統一，巴黎公社在短暫的七十二天時間里由于指導思想難以統一，無法掌握自身的武裝力量，在細枝末節等問題爭執不休導致行動拖沓，對反動勢力手軟等問題是公社革命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沒收法蘭西銀行的資金，遲遲不肯查封在巴黎市內為凡爾賽反動政府搖旗吶喊的報社；公社從3月18日保衛大炮起義，一直拖到4月2日才發動對凡爾賽反動政府的討伐行動?；趯@些經驗的總結，黨內民主集中制之于革命勝利是不可或缺的這一觀點開始逐漸成為全黨的共識。而作為黨的一大代表，也是時任中央局宣傳主任的李達在《評第四國際里》明確闡明無產階級革命要取得勝利必須有堅強的組織領導核心即共產黨這一正確觀點。黨的一大召開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與當時盛行的實用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三大思潮進行論戰，黨內的指導思想同樣需要統一，正如在黨的一大上，北京和廣州兩個共產主義小組提交的報告所言，大量無政府主義者曾混入早期黨組織內。甚至廣州小組成立之初，直到陳獨秀攜維經斯基來到廣州主持大局前，廣州共產主義小組“執行委員會的九個委員當中，七個是無政府主義者?！盵14](P16)眾所周知，無政府主義始終排斥暴力革命和權威樹立，巴黎公社革命時期以蒲魯東主義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者對于巴黎公社失敗負有極大的責任。故而在文中李達強調了樹立堅定革命領導核心這一概念：“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之所以成功，與一八七一年巴黎共產團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一個由共產黨任指揮而一個沒有?！盵15](P22)李達對于巴黎公社失敗原因的總結不可謂不深刻，這也代表著中國共產黨對于巴黎公社的認識再上一個新臺階。這些認識也對日后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事業不斷地發揮著作用，通過對巴黎公社委員會內派系林立，思想混亂，以及與國民自衛軍中央委員會的對立使得革命失敗這一系列教訓的反思，中國共產黨人開始逐漸認識到在民主的基礎上樹立權威對于奪取勝利同樣是不可或缺的。這些寶貴經驗的總結，對未來形成三大法寶理論，尤其對形成“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的雛形作了理論鋪墊。

三、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對巴黎公社宣傳與研究的再轉變

(一)先導樣版樹立：對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啟承關系的認知與宣傳

早在《勞農制度研究》一文發表時早期的中國共產黨人便將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分析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中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力軍所發揮的作用，由此逐步開展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工作。1923年，當時作為中國工運領導者、時任北方局書記的李大釗為《申報》發行五十周年稿約而作了一篇著名文章《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康妙恩”》，在文中，李大釗不僅極為詳實的描述了巴黎公社革命歷程，更在繼有賀長雄《近世政治史》傳入中國并提及巴黎公社制定延付租金、國民自衛軍選舉軍官與公社公職人員由市民普選產生這三項方針，二十年之后補充了巴黎公社關于勒令當鋪發還工人基本生產生活資料、建設廉價政府、以世俗教育取代宗教教育、八小時工作制、廢除面包房工人夜班、組織工人治廠恢復生產、禁止雇主無端克扣工人工資七項基本施政方針。李大釗明確指出：“‘康妙恩’就是勞動者的共和國。巴黎的全勞動階級、小商人和當時尚在無產階級位置的手工業者，都有把政權握于自己手中的覺悟?！盵16](P143)在下文中李大釗反思了巴黎公社的教訓，諸如以“雍容的態度，慢慢的施行他那象征的法令”，布朗基被捕后公社內部“全黨即為之動搖”以及公社委員會兩次“讓權于無能而且愚蠢的公安委員會的手中”。[16](P145)以巴黎公社的教訓反襯出革命必須樹立堅強的、堅定的、不可動搖之領導核心這一必然選擇。并且在文中，李大釗也明確闡明巴黎公社就是未來社會主義國家之雛形的概念，對于巴黎公社的紀念與經驗、教訓的總結不僅僅適用于黨的建設與武裝斗爭這二點，也對黨的二大所提出的“真正民主共和國”的建設有極強的參照意義。在文末，李大釗也將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聯系在了一起，充滿深情地寫道：“誰知五十年巴黎‘康妙恩’的種子，又在Volga河流域放了燦爛的鮮花，得了光榮的勝利！”[16](P148)這些認識不僅點明了巴黎公社作為未來社會主義國家雛形和新世界先驅的歷史地位，也代表中國共產黨人對巴黎公社原則的繼承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在過往徹底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將無產階級從壓迫與剝削中解放出來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過渡到革命成功后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開展社會主義建設這一從領導革命到政權建設的原則。

(二)戰斗力的凝結：《國際歌》的翻譯與傳唱

《國際歌》對于無產階級而言，并不僅僅是鼓舞人心的一首戰歌，更是凝聚無產階級力量的一條紐帶。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明確宣告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他的目的是要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盵13](P133)黨在當時的目標就是通過引導工人參加民主革命運動，實現國內受剝削受壓迫階級的聯合?；谶@一目標，黨的早期宣傳工作主要任務是向工農宣傳革命理想和革命目的，[17]進而實現黨的二大上所制定的最低綱領，即消除內亂，打倒列強除軍閥。讓《國際歌》實現中文配唱，以喚起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一齊來和集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的工人和貧農共同奮斗”，[13](P134)就成為了黨當時凝聚起無產階級的戰斗力的一個必然選擇。早在1920年，當時由廣州無政府主義團體所主辦的刊物《勞動者》上便首次發表了署名為“列悲”的《國際歌》譯本，其后數年內，有署名“張逃獄”者及翻譯家耿濟之與鄭振鐸亦紛紛發表《國際歌》譯本，但都未考慮配唱問題，僅將之作為詩而譯出。真正讓凝結著巴黎公社遺志的《國際歌》在中華大地由“詩”變成被中國無產階級所傳唱的戰歌的，是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1923年，瞿秋白將俄文版《國際歌》譯成了中文，以主編的身份發表于當時已成為黨的機關刊物并取消卷次的《新青年》季刊創刊號上。與前面幾位譯者不同的是，瞿秋白不僅精通俄語，且具有相當高的音樂素養。瞿秋白版譯本的副歌⑥如下：

“這就是我們階級，

最后的決死爭。

同英德那雄耐爾，

人類方得重興?！盵18](P158)

在此譯本中，瞿秋白對《國際歌》中International一詞創造性的譯為“英德納雄耐爾”，解決了過去譯本中無法與此句旋律的八拍相對應的問題。從此之后，包括蕭三與陳喬年譯版的國際歌以及1962年的定稿版均沿用瞿秋白將國際一詞改為音譯的譯法。瞿秋白在文中對此表述為“各國都有譯本，而歌時則聲調相同，真是‘異語同聲’，——世界大同的兆象?！薄傲钪袊軌浩鹊膭趧悠矫褚材芎褪澜绲臒o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盵18](P13)這不僅呼應了巴黎公社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也是對未來屬于全人類的共產主義新世界的美好期望。

此《國際歌》譯本發表于1923年6月15日，當時正值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6月20日，全體代表來到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前吊唁，在瞿秋白與張太雷的教唱下齊聲高唱《國際歌》，大會在莊嚴雄壯的《國際歌》歌聲中正式閉幕，這一儀式也作為傳統延續至今。馬克思主義與巴黎公社革命有著緊密的聯系，它指導了公社的斗爭，也在公社實踐總結的基礎上獲得發展。[19](P29)隨著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歌》的傳唱，偉大的巴黎公社的光輝事跡及其不朽的原則也傳遍中華大地的每個角落，并成為中國共產黨人早期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樣版。

中國共產黨自醞釀成立階段到黨在三大召開后轉為公開活動前，早期黨組織便已將巴黎公社作為未來革命的參照對象，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命題尚未提出前，巴黎公社原則便已經對早期黨組織獨立探索中國革命道路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在其著作中寫道，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開始研究由馬克思恩格斯所總結的巴黎公社的理論與實踐經驗時，“他們就越過了俄國人，而直接向被馬克思稱為是‘作為新社會的光榮的先驅將永遠受到紀念’的巴黎工人學習?！盵20](P142)巴黎公社作為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首次實踐，其不朽原則也必然會被幾十年后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所學習并傳承，并對當時尚處幼年階段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路徑選擇、組織架構及作為黨的基礎性工作的思想建設產生極大影響。

盡管《國家與革命》及《法蘭西內戰》這兩本全面總結巴黎公社斗爭經驗與歷史教訓的馬列主義經典著作的中譯本直到數年后才相繼完整譯出，但也正是由于這種不能彌補的缺憾，使得在黨的三大召開前尚處秘密活動階段的中國共產黨一定程度上獨立的對巴黎公社進行了反思。巴黎公社的原則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始樣版之一，促進了黨的三大運用民主集中制原則第一次用法規條文的形式對黨中央組織結構和工作制度作出明確規定，第一次修訂了黨的章程，進一步完善了黨的各項制度。[21]其后在1927年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以及中央蘇區時期，巴黎公社的原則都對中國共產黨的武裝斗爭與政權建設提供了充分的理論建構指導。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的百年華誕，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紀念公社傳統的100年。[19](P32)而作為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始樣版，中國共產黨也通過對巴黎公社的宣傳不斷深化著自身對這場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偉大革命的認識與總結，并在年幼時期堅定了通過武裝斗爭進行中國革命的決心，也將政權建設與社會公仆這兩個原則融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初心與使命里。

注釋：

①《新青年》雜志官方譯名為法文：La Jeunesse。

②原文為英文。

③上?！蹲至治鲌蟆吩沁^巴黎公社的英文譯名“the Commune of Paris”，見《字林西報》1871年6月5日第3版無標題時評。

④經中國人民大學高放教授考證，“均”為李啟漢(1898-1927)，中共早期黨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革命烈士，1927年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于廣州，見《國際共運史研究》1991年第2期第23頁。

⑤今人指的是當時尚在世的列寧。

⑥瞿秋白在刊后附錄的樂譜上說明“此歌歌詞因譜入音樂照原譯(見本期首篇)略有不同，請讀者注意”。經筆者比對，發現前后文不同之處甚少，主要集中于為滿足對應4/4拍而在原譯本的基礎上于配樂譜的歌詞中加入了部分語氣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