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的生成邏輯、理論意蘊、實踐指引

楊小東，宋吉興

(1.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2.宜春學院 黨委組織部，江西 宜春 336000)

2013年3月17日，習近平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上講到：“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這就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盵1](P4)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中國精神”這一概念，此后他在多個場合對闡釋中國精神表達了關切，2019年3月4日在全國政協文化藝術界、社會科學界聯組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希望大家立足中國實際，植根中國大地，把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和當代中國人精彩生活表現好展示好，把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闡釋好?！盵2](P324-325)2020年11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浦東開發開放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重要講話中再次強調：“努力成為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開路先鋒、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排頭兵、彰顯‘四個自信’的實踐范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國理念、中國精神、中國道路?！盵3]總書記如此重視對中國精神的闡釋與宣傳，既有構建中國話語的學術要求，也有樹立新時代中國國家形象的發展考量。中國精神作為一種衍生于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的宏大精神現象，伴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將成為中國繼續走向世界場域的不竭動力與智慧源泉。

一、中國精神的生成邏輯

研究中國精神的生成邏輯，需要遵循從現象到本質，由文化到實踐的分析思路，但是說到底還是要回到實踐中去找尋答案，實現邏輯與歷史的統一。馬克思認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盵4](P151)質言之，精神是人們物質實踐的產物。所以，一定主體的具有特定內涵的精神現象的衍生也與人們的社會實踐有著必然聯系，并且有其衍生的實踐主體、生發場域、動力機制、演進規律。推而廣之，中國精神也是在一定的實踐場域里逐步生成的，其在孕育上有著大體的時間與空間邊界?；仡櫧F代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歷史，可以得出中國精神生成于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過程中，將完全成熟并徹底展現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成時期。

(一)文化維度下的中國精神生成

從文化哲學的視角來看解讀中國精神的衍生，可以在文化的表層形式上界定其生成的時空范圍。一般來說，實踐主體的文化自覺是界定精神文化興起或者凝結或者成熟的重要標志。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閉幕會上首次指出中國精神“這一概念，體現了黨和人民的文化自覺”。這一文化自覺表明了中國精神的凝結時空是新時代中國。那么中國精神又是從何時何域開始萌生的呢？黑格爾在解釋精神產生的機理時指出：“這個精神只有通過意識才能產生出來，或更確切地說，這個精神的產生離不開意識?！盵5](P339)在中國精神的語境下，黑格爾所說的意識，其實指的就是實踐主體關于“中國精神”的相關文化自覺。很顯然，“中國精神”的文化自覺與當時社會的實踐主體又有著直接相關性。那么最初中國精神的實踐主體是誰？習近平總書記在論述中國夢的內涵時就給出了答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最偉大的夢想?！盵6](P36)從總書記的論述中可以發現，近代中國精神的實踐主體是中華民族。而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又與近代中國先進分子的文化自覺有著直接關系。所以，界定中國精神生成的萌生時空，還是要回到現代意義上的“中國”、“中華民族”意識起源的文化自覺問題上來。

在古代直至清末，中國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一個民族與文化概念，尤其是指華夏漢族為主體的國家或者政權。很顯然，這種概念與當今所講的中國概念是不一樣的。我們現在說的中國概念，是近代中國各個民族、中國各個階級在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過程中形成的。當時中國的精英分子在“打開國門看世界”后開始反思傳統的國家觀。這種反思其實就是近代中國社會的文化自覺。通過這種文化自覺一些先進分子開始拋棄傳統的以某一個王朝為國的思想，并逐步形成了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基礎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同樣的，中華民族這一概念也是近代中國在與外部世界的碰撞中才形成的。在此之前，中國人文化意識里并沒有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概念。受傳統觀念的束縛，當時國人頭腦中的民族概念更多的是指生活在中華大地上以血緣、地緣為劃分依據的族群，比如清朝時期滿、蒙、回、藏、漢五族。很顯然，這種民族意識有著明顯的小民族主義，而非整體意義上的民族意識。而這樣的民族意識也無法滿足當時國人救亡圖存的時代需要，嚴重削弱了當時國人的自救力量。正因為如此，一批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人尤其是其中具有較高認知水平的中國人，開始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最早意識到這個問題的人是梁啟超，1902年在他書寫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中首次對大民族主義和小民族主義進行了概念上的區分，指明了大民族主義是相對于生活在中華大地以外的民族而言。在后續的研究中，梁啟超進一步分析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起源。1905年他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中指出了中華民族并非特指某個單一的民族，實際上中華民族是不斷吸納其他族群而逐步融合形成的整體性民族。梁啟超這個觀點的提出，為開始在理論和意識層面消除民族之間的地緣、血緣執念與隔閡起到了促進作用。與此同時，像梁啟超一樣的其他近代中國人或者組織開始致力于喚醒國人的現代民族意識。立憲派代表人物楊度在《金鐵主義》一文中倡導“五族大同”，并從文化意義上闡釋現代中華民族概念，拋棄了傳統的以血緣和地緣為依據的民族觀，認為“中華”一詞是文化概念。清宗室恒鈞、滿族人烏澤聲等在東京創辦的《大同報》上主張“滿漢人民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開啟了中國國內各民族現代化意義上的一體化運動之先聲。辛亥革命的爆發推翻了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引發了社會思想的解放，為中華民族觀念的確立提供了重要時機。在這個過程中，孫中山、袁世凱先后分別成立相應的組織機構，倡導實現“五族大同”，至此，現代意義上的中華民族才真正確立。之后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中華民族概念得以廣泛傳播開來。再后來日本侵華與抗日戰爭的爆發，使得國人有了共同的歷史命運和集體記憶，進而在心理意識和文化理念層面加速了對現代中華民族概念的認同。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是近代中國歷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集體意識覺醒，也是一次文化自覺。這次文化自覺，在意識層面初步為中國精神的衍生提供了文化前提。同時，也標志著中國精神萌生的大體時空，即近代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在文教方面大力宣傳現代意義上的愛國主義思想，為中國精神的繼續演進構筑了厚實的意識基礎。最后，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精神”這一概念的時間，我們可以在文化形式上將中國精神生成的時空范圍確定為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

(二)實踐維度下的中國精神生成

近代中國先進分子對現代民族概念的文化反思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中國精神概念的提出，為我們從文化形式層面初步界定了中國精神生成的時空范圍。為了更加深刻地研究中國精神的生成，則還需要從文化表層下沉到社會實踐中去，實現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依據唯物史觀的觀點，中國精神演化的動力、軌跡、進度是由中華民族的歷史實踐所決定，尤其是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人類社會根本矛盾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因而，誰能夠帶領中國人民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誰就能夠積極引領中國精神的發展。由于社會根本矛盾在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表現為不同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因此中國精神的萌生、演化、凝結、成熟，要受到不同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情況影響。對著這些矛盾的解決說到底是為了提升生產力水平，而從中華民族的福祉來看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質言之，中國社會各階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進行的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活動，決定中國精神的衍生動力、內容框架、演進節奏。

第一階段，中國精神萌芽顯露期。近代中國實現民族自救與自強實踐起點，從根本上決定了當時以及此后中國精神的衍生動力與核心內涵。在這個階段，即中華民族“站起來”之前的階段，客觀上中國只實現了民族自救，而自強之路還在探索中。因此，在這個階段里現代意義上的民族精神得到了確立，而時代精神處于初步顯露的狀態。中國精神只是形成了衍生的基本的框架，且其內容上的顯露是不均衡的。由于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而外國資本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當時社會中最主要的矛盾。社會最主要矛盾決定了當時中國社會的首要任務是實現民族自救，體現為當時的改良和革命活動有著濃重的愛國自救色彩，與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改革創新更多的是著眼于調整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目標很不同。因此，這就決定了中國精神在冠以“中國精神”之名前，就蘊含了愛國與變革雙重衍生動力與內容架構。為了實現民族的“自救與自強”，中國各個階級開始了救亡圖存之路。以農民階級為主體的太平天國運動，沉重打擊了外國侵略者和本國的封建王朝，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是最終由于階級局限性而失??；封建地主階級的士大夫和資產階級的維新人士在“放眼世界后”，試圖學習西方及日本進行革新。從洋務運動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維新派“制度改革”，雖然都最終未能從根本上革新社會制度，也難以實現自救與自強，但其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有益探索為中國精神的萌生提供了最初的社會實踐基礎。在這以后，中國精神的衍生進入了加速階段。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的爆發，使得現代中華民族的概念得以確立并開始廣泛傳播。而后抗日戰爭的爆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反動派之間，相互斗爭又相互合作。他們共同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速了中國精神的衍生，尤其現代民族精神的確立。然而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發展路線，不符合廣大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失敗。最終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無產階級建立了新中國，實現了民族自救，但是自強的目標尚未實現。所以，在這個階段里現代意義上的愛國主義精神基本生成，改革創新精神只是初步顯露，還在等待成長的歷史時機。

第二階段，中國精神的生長定型期。從新中國成立到進入新時代之前，中國社會進入了革新的重要歷史時期。從建國之初的三大改造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初步探索，再到1978年之后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邁向強起來的跨越，使得中國精神的演進不斷加快，表現為愛國主義精神的內涵不斷豐富，改革創新精神不斷生長。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邁向強起來”的階段，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圍繞解決這個矛盾，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中國人民進行了全方位、多層次、持續性的社會革新，為時代精神的繼續生成培厚了實踐土壤。這些革新具體包括建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與基本制度、對外開放、進行土地所有制改革、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國企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通過這一系列的改革，中國歷史進入了社會主義紀元，中國綜合國力逐步增強，表現為21世紀初中國成為“世界工廠”、GDP總量位居全球第二、載人航天成功、北京奧運會成功舉辦、小康社會初步建成、社會主義制度煥發生命力等。所以說，在站起來到強起來的階段里，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帶領下，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用與時俱進的態度，以改革創新的思維解決了歷史的遺留問題，回應了時代的拷問。顯而易見，這個階段是改革創新精神的快速成長期。同時，在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展了中國，抵御住了重大社會與自然風險，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使得愛國主義精神的內涵變得更加豐富，融入了對社會主義制度和中國共產黨的熱愛。隨著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在這個階段的逐步生長與成型，中國精神生成過程中的文化自覺再度來臨，即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于2006年被正式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

第三階段，中國精神的成熟展現期。經過中國人民長期的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邁入強起來的歷史新階段。在這個階段，國家綜合實力全面提升的客觀現實與國人強國意識極大增加的精神現實，使得民族精神與時代精神逐漸交相匯融，導致以整體概念為表達的中國精神正式凝結，并呈現在世界場域。中國精神正式凝結后還將繼續演進，直至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成時期而徹底成熟展現。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意味著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盵7](P10)伴隨著國家綜合實力的增長，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我國初步實現了近代提出的“自強”目標。中國人民百余年的社會實踐又回到了歷史的邏輯起點，而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歷史節點上匯融凝結，成為中國精神版圖上的靚麗之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總的量變情況下出現階段性質變。因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并沒有發展改變，不斷解放生產力和調整生產關系的實踐任務沒有改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改變，中國還將繼續朝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而前進。在新的歷史階段，中國精神還將在中國國內全面深化改革、繼續抓住世界發展機遇、直面新的外來挑戰、維護世界和平發展的過程中繼續演進，表現為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更加突出、“四個自信”更加堅定、改革創新的銳氣更加充盈、國際化元素更加顯著、中華傳統文化的話語權更加強大、馬克思主義的世界影響力更加深遠。依據當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進度，在21世紀中葉我國將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近代以來的民族復興夢，在那個時候中國精神將徹底成熟與展現。

綜而述之，文化維度下的中國精神生成與實踐維度下的中國精神生成，具有邏輯與歷史的統一。所以說，“中國精神作為國家和民族的集體意識的產生，是近現代以后在與西方列強不斷對立沖突的過程中逐漸萌生的?！盵8]作為實踐的產物，中國精神生成有著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其演進的動力、核心內涵、表現樣態、演化進度、實踐主體，都會隨著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的具體社會實踐的變化而變化。

二、中國精神的理論意蘊

研究中國精神現象的生成邏輯，為我們在文化與實踐層面剖析了中國精神的演進歷程及其規律。作為實踐的產物，中國精神文化影響力的發揮還需要社會有關主體對其的深刻解讀、廣泛宣傳。實現這點，則有必要在認知層面準確把握中國精神的理論意蘊，進而靈活且有力地掌握這個實踐產物與文化成果。所以說，對中國精神進行深刻且精準的解讀是當前學術界的一項重要議題。然而就現有的研究、宣傳工作來看，關于中國精神理論意蘊的一些研究與宣傳存在認知不清的問題，包括中國精神的概念、主體、性質等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力透，是促進文化自覺與開展中國精神教育、宣傳的重要認知前提。為了準確把握中國精神的理論意蘊，在這里主要圍繞中國精神概念與表征關系的厘定、中國精神性質與特征界定兩個問題進行廓清梳理。

(一)中國精神的概念與表征

歷史由時代構成，精神與時代同步。分析中國精神，需要遵循從“中國精神現象”到“中國精神概念”的思路。中國精神生成于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其間社會主要矛盾的轉變使得不同階段的實踐主題、實踐內容、精神成果也不盡相同。但是站在更為高遠宏大的時空視野里來看，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共同主題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而，以這樣的宏大尺度可以將不同階段的精神成果的共同特征抽象出來統一為一個概念表達，即中國精神。

1.中國精神的基本概念。概念作為人類思維的基本形式之一，從邏輯學的視角來看，對“反映客觀事物的一般的、本質的特征。人類在認識過程中，把所感覺到的事物的共同特點抽出來，加以概括，就成為概念”。[9](P418)簡而言之，概念是對同類事物共同特征或者本質的思維抽象形式。在精神研究領域，一般具有思維、價值、理念、情感、意志等性質的精神(區別于生物學意義的精神，如精氣神、活力)往往是集體意識的集中表達。這種集體意識不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在集體性的或者社會性的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所倡導的。也就是，作為價值、理念、思想的精神是某些群體、組織在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的實踐當中凝結出來的，并且具有鮮明的先進性、進步性。即使我們現實生活中聽到的以個人名義提倡的精神，比如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其本質依然是集體意識在個體身上的投射。同樣的，“中國精神”這一概念的構建也要符合這樣的邏輯推定。然而，當前一些關于中國精神的研究，未能實現從各種具體的精神現象、成果到精神概念這樣的一個邏輯轉化。對此，恩格斯曾經指出，將“各個事物和各個過程孤立起來，撇開宏大的總的聯系去進行考察”[10](P791)的思維絕非實踐主義哲學的研究思路。

依據前述關于中國精神生成邏輯的論證，可以發現中國精神概念的形成歷經“三次文化自覺”，即近代的民族意識覺醒、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納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中國精神。中國精神三次文化自覺發生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各自有著自身形成的具體實踐基礎。這些不同歷史時空的實踐活動，有著不一樣的實踐主體、不一樣的實踐主題，也生成了一系列形式不一的精神成果。但實際上，這些看似時空不一、關聯不大的實踐主體、實踐主題、精神成果，其實都是中國人民追求民族偉大復興實踐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特殊表現。因而，以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尺度可以將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一系列不一樣的實踐主題和精神成果統一起來，進行中國精神概念的歷史構建。所以，中國精神的基本概念大體上可以概括為“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以國家為整體力量的包括民族、政黨、社團、民眾在內一切實踐力量，在革命、建設、改革實踐過程中生成、匯融的一系列旨在實現民族復興的精神的總概括”。由于近代中華民族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起點是自救與自強，這就決定了當時以及此后中國精神蘊含了愛國與變革的雙重衍生動力和內涵架構。所以，又可以進一步說中國精神是對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形成的，由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精神成果和不同形式的改革創新精神成果構成的宏大精神現象、氣象的共識性、共同性、整體性的概括。

2.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概念的形成是對同一類事物、現象共同特征的抽象剝離。中國精神是對不同形式的愛國主義精神成果和不同形式的改革創新精神成果共時性、共同性、整體性的提煉總結。作為被提煉總結的概念，中國精神反映的是中華民族、中國人民、中國各階級、中國共產黨，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實踐中形成的各種值得提倡、發揚、踐行的精神成果，即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理解中國精神的理論意蘊，必然要求理清中國精神的基本概念與具體表征之間的層級關系。依據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精神內涵的論述，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包括以愛國主義呈現出來的精神成果和以改革創新呈現出來的精神成果，并且其中很多精神成果兼有愛國與革新的雙重色彩。

一是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精神表征。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在深厚歷史時空中逐漸形成的寶貴精神財富，表現為對故土與祖國人民的熱愛與保衛。憑借這種強大的精神力量，中華民族雖經風雨而依然挺立在東方大地上。愛國主義精神除了具有傳統的內涵外，在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愛國主義精神注入了更具時代性、積極性、遠大性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深刻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賦予了偉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因此，中國精神語境下的愛國主義精神具體表征特指中華民族在不斷反抗外來侵略、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探索、開啟改革開放道路的過程中孕育的具有創造性、奮斗性、團結性、夢想性的精神。所以從愛國主義精神的傳統與時代性內涵來看，中國精神具體表征包括五四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紅旗渠精神、大慶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女排精神、抗疫精神等。除了上述直接以精神成果形式呈現的愛國主義，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還包括國人在愛國行動與事件中所展現的愛國情懷。這些精神在不斷的匯融中，從共同性質上抽象出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國家精神的愛國主義特質。當然，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長，愛國主義精神逐漸有了廣義的內涵，一些外交理念和國際觀也逐漸構成了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如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等。二是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精神表征。改革創新作為時代精神的核心，其內涵是與時俱進、銳意進取、勤于探索、勇于實踐。近代中國到新時代的中國百余年的歷史，大體歷經了挽救時局、開創新路、走向富強的三個階段。這三個階段的實踐特征就是改革創新，由此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精神。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近現代社會實踐中形成的改革創新精神，這些精神構筑了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循此邏輯，中國精神在改革創新層面上的具體表征包括：紅船精神、井岡山精神、蘇區精神、長征精神、兩彈一星精神、航天精神、改革開放精神、科技精神、工匠精神、扶貧精神、勞模精神、勞動精神等。不僅如此，中國精神在改革創新層面上的具體表征，還包括中國領導人對世界潮流的認知以及形成的外交理念、治理智慧。自從蘇聯解體以來，西方世界拋出了“歷史終結”時代論、“文明沖突”時代論、“混亂失控”時代論、“反恐戰爭”時代論，這些論斷要么從西方本位出發，要么從局部出發，難以對幾十年的世界發展態勢作出客觀的、整體性的判斷。與部分西方國家的思維不一樣的是，中國領導人認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全球化與多元化是世界不可抵擋的潮流”，故而中國政府以及智庫在客觀上形成了“改革創新論”的時代論。這種時代論表現為對內實施由淺入深的、由局部向整體的持續性改革，對外積極維護經濟全球化與發展多元化，使得中國精神表現為中國道路、中國行動、中國方案、中國外交等中國式實踐中蘊含的價值、理念、智慧。這些價值、理念、智慧，其實都是中國精神的表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以上中國精神的具體表征屬于中國精神，但是不等于中國精神，只有將兩種精神融合構建才符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精神的范疇。另外，一些中國精神研究和宣傳在邏輯上并沒有將中國精神的傳統文化源流與中國精神本身進行概念上的區分，容易導致邏輯混淆；同時，一些研究和宣傳沒有基于當下中國發展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方位，以道德至善的視角看待現階段的中國精神，忽視了其中的民族性、階級性、斗爭性。

(二)中國精神的性質與特征

認識事物的本質，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現實實踐。理解中國精神的理論意蘊，還需要進一步界定中國精神的性質與特征。只有準確理解中國精神的性質與特征，才能使我們能夠更好地發掘中國精神在引領社會實踐方面清晰的、實際的價值與作用。中國精神有其產生的具體歷史時空，有其依存的實踐主體，有其存在的實踐主題，這些因素決定了中國精神性質與特征。

1.中國精神在現階段的性質上體現為一種復興精神。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具體事物的性質由其矛盾的特殊性所決定，“事物的性質是由它內部的矛盾的特殊性決定的，在它的矛盾的特殊性沒有改變以前，也就是矛盾沒有解決以前，要改變它的性質也是不可能的?！盵11](P327)從近代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乃至本世界中葉，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根本矛盾所決定的發展生產力和調整生產關系的任務，在中國階段性地表現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因而沒有徹底完成這個重任之前，中國精神的性質是不會改變的?；谶@樣的一種哲理分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特殊歷史使命決定了現階段的中國精神仍舊是一種復興精神。

除了從中國精神所完成的特殊任務或者說實踐主題的整體性視角來把握中國精神的性質，一些其他層級的視角也能夠幫助我們進一步理解中國精神的性質。首先，當今社會依然屬于馬克思筆下的階級社會。在階級社會里，必然存在階級斗爭，民族矛盾、國家矛盾乃至種族矛盾。當今社會國家依然是民族存在的最高形式，馬克思所講的共產主義社會形成的生產力條件還遠未出現，不同國家、地區、民族之間的沖突還將存在。當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大國博弈正在上演，短時間內來看貿易戰、科技戰、政治戰、文化戰可能還會加劇。不僅如此，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有其存在的階級基礎和歷史空間，這也決定了其在中國精神的內容主干中具有價值優先序。

其次，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歷史的發展總有一定的周期性，世界沒有一成不變的中心。隨著各國經濟、政治、人口、科技、產業、文化之間的博弈，當今世界正在歷經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表現為人類正在迎來第五次工業革命、東西方大國戰略性競爭加劇、傳統的國際秩序和規則正在調整、重大性的歷史機遇與挑戰層出不窮、突發性大流行性疾病的出現。面對這樣的歷史性變局，世界主要大國都在制定本國的發展戰略，試圖搶占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的制高點以保持現有發展優勢或者實現彎道超車。中國作為新興大國，一直以全面改革、穩中求進、主動適應的姿態服務于自身發展的戰略性布局。由此可見，改革創新的時代精神依然要在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實踐中演化。

最后，一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復興。能誰帶領中國人民有效解放生產力和解決社會主要矛盾，誰就能積極引領中國精神的發展演進?；仡櫄v史，可以發現在歷史的不同階段，中國共產黨始終是中國無產階級、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利益的堅定代表者與維護者，始終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的肩負者與踐行者。過去在黨帶領下中國人民走出了一條不同于以往的新的發展道路，為民族偉大復興積累了厚實的物質基礎，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物質生活需求，并為中國精神的衍生、積孕、發展提供了動力，引領了中國精神的演進。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還將保持初心，砥礪前行，逐步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繼續推進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因此?，F階段中國精神還將圍繞著民族復興的主題而演進。

需要補充的是雖然中國精神是一種民族復興精神，但是中國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民族復興與世界發展的關系，正如馬克思所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盵12](P422)中華民族的復興不是“零和博弈”，會盡可能避免“修斯底德陷阱”，提供更多關乎人類長遠發展思想和方案，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所以，中國精神在新時代的具體內涵會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抬升而融入更多的國際元素。不僅如此，中國精神蘊含的民族復興意旨與世界大同意旨并不沖突，在方法論層面恰恰是“心懷天下”的中華民族復興才能真正意義上兼顧世界大同。

2.中國精神的特征。中國精神作為歷史實踐的產物，有其產生的特定時空背景、實踐主題、實踐主體、演化規律，這也就決定了其具有多方面的特征。一是參照性。中國精神在文本表達上之所以稱之為“中國精神”，是近代中國在與西方國家、民族的精神及文化對比參照中形成的，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空屬性。二是整體性。中國精神是對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孕育于革命、建設、改革過程中的一系列旨在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精神成果的整體性概括。三是民族性。中國精神是在近代中外民族斗爭、國內外階級斗爭中萌生的，是中華民族為實現民族復興而生產的精神，其首要的內涵就是愛國主義。三是建設性。中國精神蘊含著自強自立的文化內質。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全過程中，中華民族極為重視以發展性、建設性的思維，而不是破壞式、掠奪式的方式來發展自身。五是發展性。中國精神是一個歷史性概念，其延展性內涵會隨著中華民族、中國社會的發展進步而融入新的元素。尤其是當中華民族和中國政府日益強盛之時，中華民族以和為貴、天下大同的思想才有足夠話語支撐力，才能從實踐層面被世界其他國家接納、認可。

三、中國精神的實踐指引

中國精神作為生成于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之間的重要實踐產物，只有回到實踐當中去才能獲得繼續演進存在的土壤。中國精神體現著中國人民追求國家富強的強大決心、凝聚著中國人民實現民族振興的超凡智慧、昭示著中國人民獲取自身幸福生活的美好初衷，這其中蘊含的精神力量、治理思維、價值取向對現實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引價值。因而，站在中國歷史發展的新方位，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沿順中國精神的演化內理與目標指向，可以發現其在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體力量、賦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提供構建美好新世界的中國智慧方面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引價值。

(一)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主體力量

中國作為具有輝煌歷史的古老東方大國，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是歷史賦予的重要使命，也是中華兒女的共同愿景與美好期盼。愿景的實現需要有力的社會實踐，為此，無數中華兒女前赴后繼踏上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征程，用智慧與勇敢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創新，并最終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在越來越接近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歷史時刻，中華民族要保持戰略定力，匯聚力量全面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優勢。

中國精神蘊含中國力量。歷史經驗和當下斗爭現實已經表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還是得依靠自己的力量。因此，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切主體力量。一是要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政治力量。政治力量是統籌大局、整合資源、匯聚人心的力量，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起著巨大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具有遠大政治理想、崇高使命感的大黨，是中國精神演化的積極引領者，其自身的社會實踐也是中國精神的政治展現。在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征程中，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通過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建設與民族發展的歷史性飛躍。在新時代，要堅持黨的領導地位，增強黨的政治建設，對內繼續深化改革，對外積極捍衛國家利益。二是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科教力量?，F代化的建設離不開科學技術與人才。為了提升科技水平，歷史上中國人民懷著報國圖強的志向，以改革創新的精神攻堅克難，不斷打破西方的技術壟斷，接連取得重大科技突破。進入新時代，面對產業升級的內外部挑戰，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指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盵13]中國人民必須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和改革創新精神，努力辦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培養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贏科技戰。三是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經濟力量。繁榮的經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基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發展經濟成為中國社會建設的中心。為了解決社會主義中國不同階段的社會主要矛盾，過去幾十年間中國人民以艱苦奮斗精神和犧牲精神，初步累積了工業建設的物質基礎，以改革創新精神打造了一批世界級的企業，為民族邁進強起來階段奠定了厚實經濟基礎。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新時代，要繼續號召中國勞動人民奮發向上創造美麗生活；要讓中國企業明確責任擔當，在反哺社會中壯大自己，進而共同為民族復興鋪墊好更為厚實社會物質基礎，構建合理健康的財富結構。四是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軍事力量。近代中國到新時代中國的整個發展過程告訴每一個中國人“沒有獨立的主權，根本談不上民族的復興”。近代中國人民真正意義上站起來是通過戰爭獲得的。要清醒的認識到當今世界依然存在戰爭的風險，西方反華勢力會時不時露出自己的獠牙，因而中華民族的“復興號”在前進過程中需要強大的軍事力量來保駕護航。在邁進強起來的歷史新階段，中國人民要繼續發揚愛國主義精神擁軍參軍，以改革創新精神強軍興軍，為民族偉大復興建立起鋼鐵長城和搭建起精神陣地。

(二)賦能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

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歸根到底是要回到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的解決，而“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14](P428)一定歷史階段內，社會的物質技術條件是相對不變的，此時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取決于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在尊重科學規律的前提下，實踐主體主觀能動性越高，社會主要矛盾越容易被解決。因而，很有必要發揮精神在促進人們解決社會主要矛盾過程的積極作用。

中國精神的形成直接源于中國人民對不同階段社會矛盾的解決。作為一種實踐的產物，它也將反過來促進當下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中國精神的核心內涵明確了我們社會實踐的價值取向和蘊含了問題解決的方法論，對于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具有賦能作用。第一，解決中國當下的社會主要矛盾，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中國精神有著鮮明的人本價值指向。近代以來，中國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的直接目標就是捍衛民族的一切自由發展權利和切身利益。在新時代中國，一切社會建設實踐依然要將人民利益擺在第一位。所以，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要秉承中國精神蘊含的人本價值取向。具體說來，要注重改善民生，實現社會財富向中下層傾斜，逐步優化廣大人民群眾的需求結構，努力實現“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盵13]要注重社會公平與正義，以制度的方式確保程序、機會、規制公平，確保廣大人民群眾的發展權利得到保障；要注重區域發展平衡，在發揮東中西不同區域的地緣優勢的同時，通過國家戰略實現區域之間的發展平衡，尤其是對中部、西部地區給予政策幫扶。對于城鄉發展的二元性問題，要繼續推進新型城鎮化來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合理利用，為區域內人民群眾帶來發展的社會紅利。第二，解決中國當下的社會主要矛盾，要始終堅持改革創新為策略的發展格局。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表明社會主要矛盾解決的關鍵還是在于發展。中國精神彰顯出銳意進取、破舊出新的氣韻。在改革開放40余年后，中國的改革已經由淺水區進入深水區，由局部走向全面，繼續深化改革需要“啃硬骨頭”、“打硬仗”。關于改革的難度，李克強總理指出：“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薄拔覀儽仨氁詮娏业臍v史使命感和責任感，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和勇氣，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盵15](P784)面對改革中的難題，需要弘揚中國精神，積蓄改革銳氣，破除改革中一些利益藩籬，將改革事業進行到底。與此同時，面對當前世界發展中出現的“黑天鵝”事件、“灰犀?！笔录?，中國政府更要主動作為，貫徹新發展理念，以改革創新思維努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三)提供構建美好新世界的中國智慧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社會有兩條道路可以選擇，一條是窮兵黷武的老路，一條是攜手與共、共創未來的新路。中華民族是崇尚和平的民族，當下中國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動美好世界的建設與發展。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重大場合表達了構建美好世界的愿景，“我們要抓住歷史機遇，作出正確選擇，共同開創人類更加光明的未來?！盵16](P3)

構建美好世界需要中國智慧。冷戰以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成為全球秩序的制定者，其推行的全球治理秩序在一定時間內促進了世界的發展。但是在遭遇“九一一事件”“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治理的真實面目、價值立場被揭露。面對全球治理中的種種困境，如恐怖主義、國際難民問題、世界性金融危機、全球氣候問題、全球性重大流行疾病，西方治理模式越發顯得難以招架，轉而投入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的懷抱當中。與之相反，當中國發展邁入強起來的階段，源于中國文化又融于中國精神的中國智慧展現出強大的治理效能，對破解西方式治理困境有著積極作用。因而在國際傳播中國精神，可以為構建美好新世界提供中國智慧。第一，中國精神蘊含著“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傳統政治追求。中國精神的生成雖然與近現代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直接相關，但是其文化源頭是中華傳統文化。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觀看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和諧美好的世界應該是世界人民共有的世界，不是西方某個超級大國、某些大型資本集團的世界。中華文明一直將“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作為最高的政治追求，為此，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提倡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相輔相成，進而為構建美好新世界提供中國智慧。第二，中國精神蘊含著“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發展理念。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熱愛和平的國家。近代中華民族的歷史遭遇使得中華民族更加珍視和平發展。當今中國是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維護力量。針對西方世界拋出的“零和博弈”“冷戰思維”“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孤立主義”，中國政府要繼續提倡“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昭示我們，弱肉強食不是人類共存之道，窮兵黷武無法帶來美好世界?！盵15](P36)中國政府及人民要努力向世界傳播好中國精神，用富含中國智慧的發展理念超越零和博弈、擯棄叢林發展。第三，中國精神蘊含著“攜手合作、共克時艱”的治理思維。近現代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過程，已經表明團結一致方能戰勝一切困難，不斷奪取勝利。因而，中國精神內在地蘊含“攜手合作、共克時艱”的治理思維。當今世界所遇到的治理問題，需要所有的國家共同參與，沒有誰能獨善其身。諸如恐怖主義、毒品問題、氣候問題、重大流行疾病問題等，需要各國人民、各國政府、國際組織之間開展對話、真誠磋商、物質支援、信息共享、行動配合，堅決抵制某些國家的“甩鍋”“退群”等逃避主義行徑。綜而述之，中國精神蘊含的治理理念與方法，能夠為構建美好新世界提供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