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

肖玉然 劉雯 胡磊

摘要：高學歷外來人口是超大城市建設和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生活預期是預測超大城市高學歷人才再遷移行為的一個關鍵指標?；诒本┦械恼{查數據，運用定序logit模型分析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個人收入和在本地居住時間對生活預期都有正向的顯著影響。在本地有自購房、參加本地醫療保險的高學歷外來人口比相對應群體的生活預期層次要高。持有居住證、已申報積分落戶的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更高。而且，已婚、女性高學歷外來人口有更高層次的生活預期。最后，針對超大城市人才服務保障和公共服務提出一些建議。

關鍵詞：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定序logit模型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22.02.007

目前我國大城市紛紛推出人才引進政策，目的是吸引各類人才到本地工作，以促進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為重要的人力資源，高學歷人才是推動超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Florida，2005）。拿北京市來說，2018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達38.9%①。在這些高學歷人才中，相當一部分人口沒有本地戶口，通常被稱為“外來人口”。根據2018年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抽樣調查數據（以下簡稱“2018年數據”）顯示，2018年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規模有164萬，占比達21.5%②。

城市常住戶口是享受很多權利和資源的憑證，因為戶口身份而遭遇種種社會排斥，“北漂族”等群體生活在高度不確定性和不穩定之中，他們對未來是否在城市定居并不明確（陸益龍，2008）。相應地，對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而言，未來生活的地點具有不確定性，他們對此的預先判斷和估計包括離開城市、將來再做決策或留在城市定居。換言之，他們的生活預期具有若干種可能的情況（Hu等，2020）。根據Hu等（2020）的研究，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具有層次性，提高生活預期的層次能夠使他們未來留在本地工作更長的時間或在本地定居。那么，哪些因素影響他們的生活預期呢？本文探明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有助于完善超大城市的人才服務保障和公共服務政策。

一、文獻回顧

一些西方學者重點分析社會經濟因素對移民生活預期的影響。Watkins等（2003）研究發現，對于學歷較高的移民來說，個人或職業機會將對未來生活預期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Landale等（2011）指出，移民家庭中子女教育影響國家未來經濟發展，應將更多政策資源向其傾斜。還有一些西方文獻關注重點人群的生活預期。Thompson和Zuroff（2010）從心理角度探尋影響青少年對未來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結果表明，自我批評對預期有很強的影響。此外，移民政策能夠影響移民的生活預期以及遷居決策。Garni和Miller（2008）指出，美墨西哥裔移民的日常生活行為受移民政策影響，一些限制性措施會制造焦慮，這些都影響他們對遷移的判斷。

國內學者對生活預期的早期關注點是戶籍制度對農民工生活預期的影響，這方面的代表性觀點是：中國農民被長久以來的戶籍制度所塑造的生活預期和生活目標并不因短暫的戶籍改革而發生變化，戶籍制度對生活預期和生活目標的作用最大（李強，2003）。胡茂（2009）研究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城市勞動力的生活預期，結果顯示，大城市的公共福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勞動者未來的工作預期。楊江瀾等（2016）等研究不同城市地區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發現，“北上廣深”一線城市的流動人口的戶口遷入、長期居住預期的指標值高于二、三、四線城市。近期，Hu等（2020）聚焦超大城市，針對整個外來人口，探究生活預期的類型以及形成機制。

綜上所述，國內外文獻已揭示出一些因素對城市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重要作用，這對本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不過，目前仍缺乏對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影響因素的研究。并且，盡管目前國內不少文獻研究城市外來人口的居留意愿，通常將“居留意愿”定義為“個體對是否在城市定居的打算”，但“生活預期”的內涵與“居留意愿”不同，其是個體對未來生活條件的預先判斷或估計，這里的“生活條件”不僅包括未來的居住地，還包括婚姻、工作、生活的物質標準、休閑、朋友關系和健康等方面（Hu等，2020）。這些生活條件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地理附著性（geographically attached）或地點特定性（place-specific），高學歷人口對他們的生活預期實質上包含著對未來生活居住地的選擇。因此，本文以未來的生活地點來劃分生活預期。

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

在此采用網絡問卷法獲取研究數據。調查時間段是2019年4月15日至2019年4月30日，目的是收集北京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人口學及社會經濟等方面的信息。調查對象是目前在北京工作和居住6個月及以上、16至60歲之間、無北京戶口、有本科（包括大專③）及以上學歷的人口。

根據“2018年數據”顯示，2018年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中原戶籍省份（自治區或直轄市）的人口規模占總人口的比例從小到大排列依次是：西藏（0.01%）、海南（0.03%）、青海（0.13%）、上海（0.17%）、貴州（0.21%）、寧夏（0.23%）、新疆（0.31%）、云南（0.33%）、廣西（0.41%）、廣東（0.61%）、重慶（0.89%）、福建（0.91%）、浙江（1.17%）、湖南（1.76%）、甘肅（1.79%）、江西（1.87%）、陜西（1.96%）、天津（2.21%）、江蘇（2.36%）、吉林（2.57%）、內蒙古（2.86%）、遼寧（3.50%）、四川（3.54%）、湖北（3.71%）、山西（5.03%）、黑龍江（5.66%）、安徽（5.92%）、山東（10.02%）、河南（13.50%）、河北（26.32%）。由于來自每個省的外來人口規模不等，本研究采用二階段概率比例整群抽樣法獲得樣本。第一階段，將省作為初級抽樣單位。首先，將上述30個省的比例按從小到大的順序排列并計算出累計比例，那么，每個省對應一個累計比例區間。接著，在0～100%范圍內抽取10個隨機數，這10個隨機數落入的區間所對應的省即為調查省份。結果是河北抽中3次，河南抽中2次，山西、四川、吉林、陜西和重慶各抽中1次。這樣，河北、河南、山西、四川、吉林、陜西和重慶組成初級抽樣框。第二階段，在初級抽樣框中隨機抽取個體。按照計劃在每個抽中的省抽取200個個體，河北、河南、山西、四川、吉林、陜西和重慶各隨機抽取600、400、200、200、200、200和200個調查對象。

本研究購買在線問卷調查公司的樣本服務實施問卷調查④。針對原戶籍地是上述7個省的調查對象發放預定數量的問卷。問卷收集的具體操作如下：首先，公司的工作人員向其會員庫中符合條件的會員隨機發放網絡問卷。依據“2018年數據”中北京市2018年常住外來人口的年齡結構，20世紀80年代出生的人發放問卷最多，接著依次是70年代、90年代出生的人，然后是60年代出生的人，最少的是21世紀初出生的人。據介紹，會員庫的會員是公司員工在過去10年內隨機邀請填寫在線問卷的用戶加入而形成，會員數量目前超過260萬;然后，公司的在線系統通過設置篩選標準排除不符合要求或填寫不達標的問卷，包括收入是負數、個體來到北京的日期晚于出生日期等問卷被排除;最后，研究人員對每一份問卷進行人工核查，排除全部是相同答案、有明顯錯誤的答案（例如，月平均收入是5元）、收入缺失等問卷，以保證數據質量。實際回收問卷2004份，有效問卷1718份，有效問卷的比例為85.73%。根據研究需要進一步剔除以下問卷：收入值缺失（114份）、學生樣本（11份）、年齡小于16歲或大于60歲（8份）、在北京居住時間少于6個月（53份），最終用于數據分析的有1532個樣本。

表1展示了樣本的基本情況。1532個樣本中，平均年齡約30歲，女性多于男性，大學本科（包括大專）的樣本是研究生的兩倍多，已婚人數較多。參照仇立平（2001）的職業層級劃分方法，職業從高到低分為領導干部、辦事員和職員、專業技術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四個層級。領導干部主要包括企業/公司廠長/經理或管理者、私人企業主、外商代理人等。辦事員和職員主要包括銀行職員、外資公司職員、外貿公司職員、機關事業單位一般職員、秘書等。專業技術人員主要包括律師、演員、音樂家、畫家、記者、科研人員、工程師、會計等。商業服務業人員主要包括經紀人、企業/公司一般職員、個體戶/自由職業者、銷售員、營業員等。本樣本中，隨著職業層級逐次升高，人數占比逐步變小。本調查還收集了高學歷外來人口的個人收入數據，是指個人的工資、績效、股票等證券投資收益和房租收益的總和。如表1所示，樣本的個人月收入均值是1.07萬元。

（二）變量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是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針對北京而言，一共有三個層次：第一層是先在北京生活一段時間，以后將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生活;第二層是目前先在北京生活，以后再決定在哪個地方生活;第三層是未來將留在北京生活（Hu等，2020）。這三個層次的生活預期在模型中的操作化定義依次是1、2、3。

如表1所示，第二層生活預期的人數最多，占樣本總數的52.02%，其次是第三層生活預期（27.35%），最少的是第一層生活預期（20.63%）。同時，比較來看，第三層生活預期的平均年齡最大，第二層生活預期的個人月均收入最高。三個群體中均為女性多于男性，大學本科（包括大專）人數高于研究生學歷人數，商業服務人員比例最高。從婚姻狀況來看，第一層群體的未婚人數高于已婚人數，而第二、三層的已婚比例較高。

2.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是本研究要重點探究的影響因素，主要是高學歷外來人口社會經濟（socio-economic）方面的變量。如前所述，將被調查者的職業和收入納入模型。本文預計，職業層級越高、個人收入越高的個體，生活預期層次越高。胡磊等（2019）研究發現，在北京有自有產權住房能減小高學歷外來人口外遷的可能性，子女在京上學遇到困難而無法解決能增大他們外遷的可能性。我們將住房產權情況和子女教育情況兩個變量加入模型。住房產權情況的操作化定義是：有北京的自購房=1，無北京的自購房=0。子女教育情況的操作化定義是：孩子在京上學遇到困難而無法解決=1，無孩子或有孩子且順利上學=0。本文預計，有北京的自購房、無孩子或有孩子且順利上學的個體都有較高層次的生活預期。根據鄭建明和朱春奎（2014）的上海市外來人口的長期居住意愿受社會保障影響的結論，將參加北京市醫保情況作為一個解釋變量，其操作化定義是：參加北京市醫保=1，未參加北京市醫保=0。本文預計，參加了北京市醫保的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更高。

Ham和Hooimeijer（2009）研究發現，通勤時間顯著影響居民的遷居意愿。據此，將高學歷外來人口的通勤時間作為一個解釋變量。本文預計，通勤時間越長，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越低。此外，本文預計，高學歷外來人口在北京的居住時間與他們的生活預期有正向的相關性，因此，將在京居住時間也納入模型。

實踐表明，證件管理是城市政府管理本地居民的常用手段。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中，人們因持有居住相關證件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市民權益（Li等，2010）。北京市相關部門近年來針對外來人口發放的證件主要有暫住證、居住證和工作居住證。梳理相關政策發現，暫住證主要是用于身份證明，關聯的市民權益較少。并且，北京市在2015年取消暫住證制度，全面實施居住證制度。持居住證的居民可以享受城市多項基本公共服務和便利。工作居住證在購房、買車、子女上學等諸多方面享有北京市民待遇。此外，北京市于2018年正式實施積分落戶政策，《北京市積分落戶操作管理細則（試行）》對申報積分落戶的資格有在北京連續繳納社會保險7年及以上的基本要求⑤。這表明，成功申報積分落戶的外來人口有穩定的工作，他們能獲得較多的市民權益。由此，我們將外來人口的持證狀況作為一個解釋變量，操作化定義是：沒有辦理任何證件或取得暫住證=1，取得居住證=2，取得工作居住證但無居住證=3，已申報積分落戶=4。本文假設，持有居住證、工作居住證或已申報積分落戶的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層次更高。

3.控制變量

參照Watkins等（2003）和胡茂（2009）的研究，將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和婚姻狀況作為控制變量。性別的操作化定義是：男=1，女=0。教育程度設計為兩個水平，操作化定義是：大專=1，大學本科=2，研究生=3?；橐鰻顩r的操作化定義是：已婚=1，未婚=0。

三、實證分析結果

由于被解釋變量是定序數據，在此選用定序logit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定序回歸模型通常要進行平行回歸假設（parallel regression assumption）檢驗（Scott，2014），在此使用Brant test方法進行檢驗。結果顯示，模型的卡方值為22.37（P=0.071>0.05），并且每個自變量的卡方值的顯著性水平都大于0.05，表明模型通過平行回歸假設。檢驗發現，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定序logit模型擬合結果顯示，模型整體上顯著（P<0.001）。解釋變量的參數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個人月收入對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層次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說明收入的增大能減小個體未來外遷的可能性。不過，職業對生活預期沒有顯著影響。與前文的分析相符，相對于在北京未購房的個體來說，在北京有自購房的個體生活預期層次更高，未來留在北京的可能性更大。不過，子女教育情況的結果則不符合預計。具體而言，孩子在京上學遇到困難而無法解決的個體與無孩子或有孩子且順利上學的個體的生活預期沒有顯著差異。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生活預期是人們對未來而不是當前的生活條件的估計，子女上學遇到無法解決的困難是當前的困境，高學歷外來人口保留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希望，它不對未來的生活地點的選擇造成影響。與前文的分析相符，在京參加醫保的個體較未參加的個體有更高層次的生活預期。不過，通勤時間對生活預期無顯著影響，說明城市交通狀況不是個體對未來生活地點估計的重要考量因素。此外，高學歷外來人口在京居住時間越長，他們的生活預期層次越高，從而未來越有可能留在北京。這是因為外來人口在當地積累了一定的社會資本，居住時間越長，他們對北京的地方依戀越強烈，因此未來也更希望留在北京生活。最后，與假設相一致，相對于沒有辦理證件或持有暫住證的個體而言，持有居住證或已申報積分落戶的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顯著更高。在其他條件相同時，相對于沒有辦理任何證件或只有暫住證的個體，有居住證的個體未來留在北京的幾率顯著高2.951倍，已申報積分落戶的個體未來留在北京的幾率顯著高2.606倍。不過，持有工作居住證但無居住證的群體與參照組的生活預期層次無顯著差異，可能是因為前者是各行業領域的人才，更容易流動，工作居住證對未來居住地點選擇的影響不大。

控制變量中，女性比男性的生活預期層次更低，說明女性未來更有可能留在北京。已婚個體比未婚個體有更高層次的生活預期，這可能是因為高學歷外來人口能夠從配偶那里獲得更多的社會和心理支持（De Jong等，2002），從而對未來留在北京更有信心。此外，年齡、教育程度對生活預期都沒有顯著影響。

四、結論及政策建議

高學歷人才是超大城市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生活預期是預測人們未來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關鍵指標，研究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以高學歷外來人口未來生活的居住地為核心關注點，生活預期從低到高分為三個層次（Hu等，2020）。本文基于北京市的調查數據，運用定序logit模型分析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超大城市高學歷外來人口的個人收入越高，他們的生活預期層次越高。在本地有自有產權住房能顯著提高生活預期的層次。社會保障效應依然存在，參加本地醫療保險的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更高。個體在本地居住的時間越長，生活預期的層次越高。相對于未辦理證件或持有暫住證的個人而言，持有居住證或已申報積分落戶的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層次更高。此外，已婚、女性高學歷外來人口有更高層次的生活預期。

研究結論的政策啟示在于，超大城市的管理者可以完善人才服務保障以及產業創新政策，提高高學歷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使他們留在城市工作更長的時間。這能夠增強高學歷外來人口對本地的依戀，這個依戀能培育和發展人力資本網絡，從而為增大人力資本的正向溢出效應奠定基礎（Cooke，2014）。具體而言，可以采取兩個方面的措施：

一是加強人才保障性住房供給的優惠力度。如上所述，已婚個體有更高層次的生活預期，而中國社會背景下穩定的住房通常是婚姻的基礎條件。并且，有北京自購房的個體的生活預期層次也更高。這都揭示了穩定的住房對增強高學歷外來人口未來留居超大城市的信心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可以提高高學歷人才尤其產業發展緊缺人才的購房優惠力度。當前許多超特大城市都在實施保障性租賃住房政策，可以適當降低高學歷外來人口申請租賃性住房的門檻以及提升租房補貼力度。

二是完善外來人口的證件管理。一方面，超大城市政府部門可以通過修訂和完善積分落戶指標和積分標準將潛在的或特定的人群納入申報的準入范圍，吸引他們申報。另一方面，建議以“居住證+居住/就業/納稅/社保年限”等為標準，建立梯度公共服務供給體系。除此之外，還應針對外來人口加強有關居住證的政策宣傳，擴展電子居住證的辦理渠道。通過以上方式提高外來人口的生活預期層次以增強他們留居城市的可能性，進而為城市建設和發展儲備更多的優質人力資源。

說明：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北京市積分落戶新政對高學歷外來人口生活預期的影響機制研究”（18GLC055）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18》。

②這里沒有統計在北京的居住時間少于6個月的人口，這樣處理的目的是與本文對外來人口居住時間的界定保持一致。

③有觀點認為，大專學歷在當前中國社會已難以跟“高學歷”掛鉤，尤其是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不過，本研究仍將大專學歷囊括到高學歷的范疇，這是因為，英文文獻對“人才”的一種常用界定方法是高學歷人口，其包括有職業文憑（vocational diplomas）的人。西方社會的職業文憑大致對應我國的?？平逃?。為了與國外研究保持一致，本研究的高學歷包括大專學歷。

④在線問卷調查公司的網址是：https：//www.wjx.cn/sample/service.aspx。該公司的樣本服務的用戶已覆蓋國內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因此，其數據具有較高的可信性。

⑤詳見北京市積分落戶服務專欄網站公布的《北京市積分落戶操作管理細則（試行）》，網址為：http：//rsj.beijing.gov.cn/jflh/jf_zcwj/201804/t20180410_720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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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Expect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 Cities

Xiao Yuran， Liu Wen， Hu Lei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100070， China）

Abstract：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s an important human resou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ega cities. Life expectation is a key index to predict the relocation behavior of highly educated talents in mega cities.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fe expectation of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in mega cities by using sequential logit model.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personal income and local residence time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life expectancy. The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with self-purchased housing and local medical insurance has a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 than the otherwise. Individuals who hold a residence permit and have declared points to settle down have a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 Moreover， married，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females have higher level of life expectations.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alent service guarantee and public service in mega cities.

Key words： mega city; highly educated migrant population; life expectation; sequencing logit model

■責任編輯：王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