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史通》文史分合觀內涵

李行

摘要：唐朝劉知幾“幼喜詩賦”，“晚談史傳”，才兼文史，任史官達四十年之久。所著《史通》既是世界首部系統的史學論著，也是公認的文論之作。劉知幾作為一代史學大家對于文史分合的見解更是引發了后人的持續思考，筆者認為有必要對劉知幾的文史分合觀鑿幽抉明、索隱發微，深究其中內涵。

關鍵詞：《史通》;劉知幾;文史分合觀

關于文史之間的分與合、區別與聯系，古往今來許多學者皆有討論，文學史研究者自上世紀將《史通》列入研究視野后，聚焦點和著力點之一便是其所展現的文史觀。[1]故筆者擬從《史通》所闡釋的“文史一流”說、反對以文為史、“史之為務，必籍于文”此三方面對劉知幾的文史分合觀進行探究。

一、文之將史，其流一焉

劉知幾在《史通·載文》篇中指出：“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于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2]觀察人文風俗禮儀并掌握其規律，才能借以教化天下;觀察一個國家的社會風氣便能夠判斷其興衰。故可知文學作品的巨大影響與深遠意義。宣公僖公行良善的政令，其美政記載于《詩經》之內;懷王襄王行不義之政，他們的惡行被記錄在屈原、宋玉等人的辭賦中。文學與史學，實則同屬一個流派?！拔摹钡廊纭笆贰钡?，皆是為了褒貶人物，評判是非，不隱惡虛美，達到勸善懲惡的目的。

對此，劉知幾又從正反予以論述，從反面說：若“世無竹帛，時闕史官”，則“一從物化，墳土未干，則善惡不分，妍媸永滅者矣”。又從正面說：若“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遂“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2]過去沒有竹帛、沒有史官記事，即使是堯、舜、桀、紂等這些對當時影響極大的人物也無一化為了塵土，當他們墳墓上的土還沒干時，世人便善惡不分美丑不辨了。如有史官，且記事的竹帛得以保留，即便是已經死去了、不存在了的人，他的善行亦或惡行仍能夠流傳以鞭策或警示后人。正如“《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2]，史著《春秋》讓逆反之人害怕，亂臣賊子急于篡改《南史》，史學作品記錄史實以勸導世人向善并懲罰罪惡。而這正與文學作品的價值追求不謀而合。

二、文史兩分：反對以文為史

人們對于文史關系的認識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處在一個不斷深化細化的發展過程中。太史公司馬遷所寫巨著《史記》，把文史不分的傳統推到了極致。但至此往后，文與史完美結合的現象漸趨消失，史學的獨立地位越來越凸顯。時間輾轉來到了政權更替頻繁、思想自由開放的魏晉時代。由于受到當時華美駢儷文風的影響，史學創作走向了“或虛加練飾，輕事雕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的歧途。[2]

史書之靡麗文風，余波所及一直延伸到初唐官修史書。[1]所謂“史局皆文詠之士”，唐時史館，多取文人?！胺蛞燥棻溯p薄之句，而編為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于壯夫，服綺紈于高士”，[2]劉知幾目擊其弊，深有所觸，認為當時富美靡麗的文風不再能夠與史學同頻共振?？梢哉f反對以文為史是貫穿于《史通》全書的主旋律，我們在其內很多篇章都能聽到它的回響和變奏。[3]《史通·核才》篇也提到：“蓋史者當時之文也，然樸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較然異轍”。[2]劉知幾既理解并肯定了過去的史便是當世的文，同時又強調由于時代推移變化，處于現時的文與史，已行進在了兩條不同的軌道上，故“文史一流”的思想不再適用于初唐。

三、史之為務，必籍于文

劉知幾在提出“文之與史，較然異轍”的同時，也表明了修史必須借助文學手段，他認為“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手分疄閯?，必籍于文”。[2]只有文、質雙修，借助尚簡、用晦、去妄飾與浮詞、載言、載文、模擬等一系列文學手法[4]，才能誕生出不朽的史學著作。

1.尚簡。

主張敘事“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并分四點以作闡釋：一是“直紀其才行”：《古文尚書》中用“允恭克讓”四字來表示帝堯之德;二是“唯書其事跡”：主張直陳其事，“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三是“因言語而可知”：《尚書》中記載周武王用“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的言辭來表明殷紂王之罪行;四是“假贊論而自見”[2]：取它文為贊，運用省筆之法。

2.用晦。

劉知幾針對魏晉以來駢儷風盛，“彌漫重沓，不知所裁”的不良文風，[2]切中時弊，提倡用晦。寫史“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2]，這便是“用晦之道”。

3.去妄飾、浮詞。

古史中有不少浮詞、妄飾，魏收所撰的《魏書》及牛弘所撰的《周書》都喜歡“輕事塵點，曲加粉飾”，“輕弄筆端，肆情高下”。[2]所有這些浮詞、妄飾，都應當削除凈盡，實現“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2]的史學要求。

4.載言。

史傳作品記敘人物語言要做到“體質素美”。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保留人物的鮮明個性，如《左傳》所載“童豎之謠”、“城者之謳”、“輿人之誦”[2]這些用詞皆言如其人，極富個性;注意運用方言，《六經》、《諸子》多載“晉楚方言，齊魯俗語”;保留語言的時代特色，語言是隨社會發展而不斷更新換代的。

5.載文。

史書載文應當精確恰當，譬如韋孟《諷諫詩》、趙壹《嫉邪賦》、賈誼《過秦論》、諸葛亮《出師表》等，“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2]避免訛謬雷同，導致“行之于世，則上下相蒙;傳之于后，則示人不信”。[2]

6.模擬。

劉知幾將模擬之體分為兩類：一是“貌同而心異”，二是“貌異而心同”。且認為仰范前哲無可厚非，但同時提出“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2]，主張神擬，反對貌似。

由此，我們可以感受到劉知幾的文史分合觀是具有歷史性、時代性與發展性的，其并未一味肯定或反對某一觀點，而是在具體歷史背景下提出合理見解，并且肯定了史作需恰當融入文學手法，這樣的智者風范值得我們當代人去效仿。

[1]呂海龍. 論劉知幾的圓融文史觀———兼論其對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影響[J]. 文藝評論， 2012（04）：92-98.

[2]（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通釋;呂思勉評;李永圻，張耕華導讀整理. 史通[K].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2：90，215，215，131，60，179，131，122，127，126，115，149，109，119，92，161.

[3]呂海龍.“文史分合”軌跡述論——兼評蕭統、劉知幾文史觀[J].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18（03）：94-101.

[4]鄒旭光.劉知幾文史關系論指要[J].南京社會科學，2000（06）：6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