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東美“理想人格說”對新時代“明大德”的現代價值

許金哲，谷菁菁

(1.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河北石家莊 050061；2.河北大學，河北保定 071000)

所謂黨員干部“明大德”，關乎的是理想信念、黨性提升、是非觀念等等精神層面的自身修養，這種自身修養的提升可以追溯到傳統哲學的“實現理想人格”理論當中?，F代新儒家學者、著名哲學家方東美的“理想人格說”就談到了其獨特的人格超升方法，對于新時代黨員干部“明大德”有著一定的現代價值。

一、黨員干部“明大德”離不開理想人格的追求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把黨的政治建設放在第一位，其中“政德建設”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共產黨政治建設的重要內容，因為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官無德不為。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重慶代表團審議時，首次提出了政德建設就是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這是對黨員干部政德建設之內涵層次分明地表述，其中“明大德”是政德建設的核心和統領。

(一)何為“明大德”

“大德”一詞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價值，于黨員干部而言，“大德”就是政治品質，是黨性修養和道德修養。具體來看，即鑄牢理想信念、錘煉堅強黨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幟鮮明，在風險考驗面前能夠無所畏懼，是領導干部首先要做好的自身修養。作為政德建設三個維度中的核心或政德之統領，“明大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習近平總書記說：“干部的黨性修養、思想覺悟、道德水平不會隨著黨齡的積累而自然提高，也不會隨著職務的升遷而自然提高，而是需要終生努力。成為好干部，就要不斷改造主觀世界、加強黨性修養、加強品格陶冶。要時刻用黨章、用共產黨員標準要求自己，時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勵，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干事，清清白白為官?！盵1]P417《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同樣指出，黨員干部要在實踐中努力增強道德修為，解決好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這個“總開關”問題，努力成為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黨中央強調改造主觀世界、談到人之三觀，不難看出“明大德”離不開內外兼修的“自身修養”。

所謂自身修養，不只是單一的政治理論、道德理論培訓，還要結合自身內在道德修為的提升，質言之，這種修養提升是一種深度理解、深刻修行的政治要求，應當內化到黨員干部的靈魂之中，外化到具體的實踐活動之上。關于如何做到明大德，其實踐方法諸多，如果從傳統文化維度來看，習總書記則是以引用傳統文化經典的方式強調黨員干部自身修養的提升，譬如他多次談到“德者才之帥，才者德之資”，再比如要做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等等?？倳浺玫倪@些關于自身修養的典故，于古代傳統文化、尤其是中國傳統哲學當中可以被稱為“理想人格的實現”。

(二)中國傳統哲學中理想人格的實現

理想人格追求，其本身也是中國哲學政治思想和人性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很多先秦時期的哲學家，都構想著一個充滿道德內涵的理想世界，孔子所提倡的“德治”、孟子談到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同社會、老子“無為而治”“小國寡民”的理想藍圖、墨子“兼愛、非攻”的社會理想等等都從各個方面體現了宣揚仁德、崇尚和合、追求大同的古代至高道德人格。這些優秀的道德品格逐漸成為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核，體現了一種人格的向上追求、向上超升。及至現代新儒家哲學，諸多學者同樣提出了關于理想人格提升的內涵分析或者具體實踐的方法論等等，同時這些新儒家學者在理想人格追求的途徑上也較為一致。譬如熊十力認為人可以對宇宙“窮天人之際”，進而決定人生修養；張君勱認為人生主旨在于探求人生的意義，也就是追求道德至高的層次；馮友蘭強調哲學的任務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等等。此類新儒家哲學思想對當代黨員干部道德修養提升均有著傳統文化層面的啟示。而其中對中國人生境界論之探索較為包羅萬象，并一以貫之匯通儒釋道三家的同時，還能堅持價值理想關懷的則是方東美的“理想人格說”。

二、方東美“理想人格說”上下回向的邏輯理路

之所以選擇探究方東美“理想人格說”對“明大德”的現代價值，一方面源于方東美自身學術涉獵相較其他新儒家學者更為廣泛，另一方面則是方東美哲學在研究體用關系上，不單單突出了理想人格向上的追求，還涉及到了向下回歸、普世濟生的人本主義效用。

(一)不拘一格的學術風格

方東美生命哲學思想包羅儒、釋、道三家、他曾說：“在家庭傳統上我是儒家，在性情契合上我是道家，在宗教啟發上我是佛教徒，但就后天訓練而言，我是一個西方人?！盵2]P48方東美的哲學思想兼容并包，致力于各種文化之間的比較，更適合研究不同宗派人性論的結合，有助于以寬廣的視野探索傳統文化中的“理想人格說”乃至黨員干部“明大德”的現實意義。

(二)內在邏輯理路

從體用關系上來看，方東美的“理想人格說”更突顯了一種宏偉的人生境界，和當代黨員干部提升道德境界一樣，絕非細枝末節亦非淺嘗輒止，而是有著理論化、系統化的特色，同時兼具深刻的現代價值。方東美生命哲學是以“普遍生命”為至高本體的，這一本體是一種兼容物質和精神，貫穿于情和理的廣大和諧生命?！袄怼痹谟谌怂娴目陀^世界，“情”則代表主體人類生命精神，是寄托著生命精神，融攝真善美的價值世界?！捌毡樯边@一本體可以照亮人生的“理”和“情”兩儀，把人之生命意義彰顯和高揚。同時，作為萬物本體的“普遍生命”必然存在其功用效用，方東美根據這一體用關系理路進而以“即用顯體”來論證了生命本體的功用。這種“即用顯體”凸顯了現代新儒家常見的“體用不二”之內在邏輯理路，也就是：一來不偏離本體論的構建，二來落實到人自身的人格超升精神之中。這便是“理想人格說”——方東美認為“普遍生命”創進不息的生命之力傾注于人個體生命之中，在此基礎上，生命本體的功用歷程也可以通過人生命精神的提升表現出來。這種人格的超升，不僅凸顯了生命的創化不息，也進一步確證了宇宙形而上本體“普遍生命”的存在以及它“涵融情理”的價值意義。

基于這一體用關系，方東美把其“理想人格說”的實現過程歸納為“上回向”和“下回向”兩條理路。據此，方東美“理想人格說”對當代黨員干部“明大德”的現代價值，具體可以體現于兩個方面：其一，“上回向的超升精神”對“大德建設”中黨員干部自身修養的增進有著傳統文化層面的啟示。其二，“下回向的實現途徑”，與黨的大德建設要回歸到人民群眾中，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三、“上回向的超升精神”有助于增強黨員干部自身修養

方東美在1969年東西方哲學會上提出了“人與世界在理想文化中的藍圖”，這一藍圖又可稱為“二層六境界說”。其中，“二層”的哲學理論支柱分別為：客觀物質世界和主體人類生命精神，質言之，把世界分為了形而下自然界域的三重境界和形而上世界的三重境界。通過人格超升論，方東美開始描繪不同的人生境界，他說：“……以物質世界為基礎，以生命世界為上層，以心靈世界為較上層，以這三個方面，把人類的軀殼、生命、心理同靈魂都做一個健康的安排。然后在這上面發揮藝術的理想，建筑藝術的境界，再培養道德的品格，透過藝術和道德，再把生命提高到神秘境界—宗教境界?！盵2]P14也就是說人的生命精神可以從下到上不斷提升，依次為：自然人、創造行動的人、知識合理的人、藝術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在此提升過程中，人的生命價值和生命地位得到了不斷的超升。這一“上回向超升過程”不僅沒有忽略形而下界域，也沒有高抬形而上界域，使得理想人格提升不僅有了起點和基礎，還明確了要追求的終極歸宿是什么。

(一)儒、釋、道三家的“上回向的超升精神”

上回向的超升過程，可謂是生命本體以其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根植于客觀世界的基礎上，向宇宙最高境界的追溯和創進。這一創進過程可促進人的奮進不息、追求更高的人生價值。方東美認為，上回向的超升精神，在儒、釋、道三家的哲學中皆有體現：中國儒家把“成圣論”當做自己上回向的具體踐行方式，憑借道德實踐、反求諸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方式來實現精神上的升華、進而成就偉大人格；方東美強調中國大乘佛學，尤其是華嚴宗哲學具備積極向上的人格提升方式，華嚴宗提出，要憑借人心靈境界的升華，達到一種“如來藏自性清凈心”，進而通達“一真法界”的華嚴宗佛教本體。其《華嚴經》也是努力憑著人格超升去探索人類生命精神的終極歸宿；道家的上回向則側重于對“智慧”的把握，方東美認為莊子的智慧是把“圣人無己、神人無功和圣人無名”看做一種上回向的超脫精神，這種超脫是一種個人最高位格的提升，并非盲目的自我解脫也不是一味貶低現實世界，而是舍棄了物質上、情感上無謂的拖累，體會著風神曠放、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高尚精神境界。

(二)“上回向的超升精神”之現代價值

上述上回向的超升方式，對于黨員干部“明大德”中自身修養的提升，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筆者認為，黨員干部“明大德”需要有仁、義、禮、智、信五點基本修養，而方東美“上回向的超升過程”中儒、釋、道三家不同宗派的人格提升條目在這五點基本修養中有著相應體現：

“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理念?！叭省笨傮w來說，就是要做到“仁者愛人”，就像孟子所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盵3]P185方東美總結儒家“仁愛”精神時，提到一種儒家理想人格之典型，那就是我與他人和諧無間、持家時孝悌友愛、對待國家民族時做到把小我和大我一脈相承，再大而化之做到普世濟生、仁愛他人?！懊鞔蟮隆蓖瑯右簏h員干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從內心中樹立“仁者愛人”的道德目標。中國共產黨人做到“明大德”更需要把以身作則的精神和率先垂范的行動結合在一起，這樣方可真正做到“以誠待民，以德治眾”“愛民敬民”體現仁愛精神。

“義”是一種傳統價值追求。古人云：居仁要由“義”，“義”字蘊涵的意思可以理解為“正當的、適宜的、合乎理性的”，是判斷是非善惡的準繩。方東美探討儒家人格超升論時，首推的就是孟子憑借先天“性善論”和種種優秀品格而追求的“大人”境界，他認為只有人格超升到一定境界的“大人”方可居仁由義，從而明了何為正義。黨員干部“明大德”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是非分明，“大德建設”中關于“義”的修養，要求黨員干部明白何為正當、何事應當。與“義”對應的則是“利”，面對社會的高速發展、義利矛盾愈發凸顯的環境，黨員干部更要深明大義，不能總為自身謀利，更不能貪得無厭、違背黨和國家紀律，要做到見利思義、義以導利、重義輕利，面對財與利做到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就像孔子所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盵4]P42再如荀子所說：“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盵5]P27大是大非面前，要傾向于“道義”而非利益，這是中華民族傳統的價值觀念，也是“明大德”關于是非觀的重要要求。

“禮”之于“明大德”意味著一種對規矩和禮節的把握，也就是說“明大德”離不開“守禮”。方東美曾說“圣人或神人境界，夫圣人者，智德圓滿，玄珠在握，任運處世，依道而行，‘從心所欲，不逾矩’，故能免于任何咎戾?！盵6]P115即便到了儒家的圣人階段、或是道家的真人、乃至佛家的覺者這三種至高理想人格時，也不能跨越規矩為所欲為。因此，“守禮”就是要有規矩有規范。就像習總書記曾指出的：治理一個國家關鍵是要明確規矩是什么、讓人們了解規矩、嚴格遵守規矩。這也是一種“修禮”的體現，黨員干部在修身立德和黨性修養中一定要守規矩、胸懷坦蕩、言行一致、心存敬畏、對黨忠誠、對民眾誠實、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越雷池一步。

“智”顧名思義指的是智慧，在“明大德”中不單單要有理論學習，還要依靠“大智慧”去引導。中國傳統意味上的“大智慧”不似西方那般只注重知識積累，而是探尋真理謬誤的辨析、以及自身境界的提升?！按笾腔邸钡呐囵B可以借鑒方東美總結的道家人格超升方式：比如，他在談到老子時說：“當老子處于春秋戰國時代，社會逐漸崩潰，知識日漸增加，而錯誤日漸增多時，形成時代之大包袱，老子乃全盤丟下，直接向永恒世界去穿透一層mystery，二層mystery，三層……一直向上永無止境：‘玄之又玄’，一直到人性寄托在永恒世界的真相價值之最深奧的儲藏庫中?！盵7]P77可見老子在人格提升中努力追求的是一種最高的真理標準，而不是簡單的知識累加。這種獨特的智慧提升方式，對于當代黨員干部在“明大德”中“修養大智慧”有著重要啟示。譬如真正有德行的黨員干部，應該忽略那些無謂的小智慧，忽略毫無意義的私利，做到與人無爭，與世無求，沒有私心。進則達濟天下，用其理論和實踐為人民造福，退則獨善其身，一方面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一方面做到老子所說的“無為而無不為”，不私為、不為己而為、不過度為，真正凸顯自己的“大德”。

最后，明大德還要修“信”。與“信”結合最緊密的是“誠”，“誠信”是中華傳統美德之一，也是重要的道德原則。方東美在《中國哲學精神及其發展》一書中探討了宋明時期部分哲學家關于“誠”的看法。譬如他在談到周敦頤的理想人格說時提到，“是故成圣之道，其要有三：曰誠、神、幾——至德法誠以致明；精神廣應以致妙；幾微洞察以致幽?！盵6]P328同時，他還把張載“盡性窮理”的人格提升方式也總結為一種“自明誠”或“自誠明”。方東美進而解釋說，盡管在宋明理學中的“誠”字更偏重于對道德理性的認知，但古人云“誠者，天之道”，也就是說，“誠”在宋明理學中必然體現出一種人對天道的道德繼承。這種道德繼承就包含著“真實不虛、誠實守信”等具體品格，也遙契了當今的“誠信精神”。人無信則不立，倘若缺乏誠信，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都會一片混亂。因此，黨員干部要堅持“誠信”這一重要的美德并嚴守其規范要求。首先，內心中對待工作和人事要做到真誠，不可對工作敷衍了事，人際關系上更不可欺上瞞下，這亦是“明大德”的關鍵之一；其次，黨員干部要言行一致，很多人說一套、做一套，一來不利于黨內工作的進行，二來不利于黨員干部的黨風廉政建設；最后，還要做到知行一致，不能空有理論知識，要實事求是地落實到工作實踐中，從實踐中探索新的理論，畢竟“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產黨人看家本領——“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四、“下回向的實現途徑”回歸群眾、服務人民

在方東美看來，單單做到人的生命精神向上提升還是不夠的，因為成就自己，僅僅是理想人格提升的起點，還需要普世濟生的“下回向”來成就世人、成就社會、成就世界。

(一)儒、釋、道三家的“下回向的實現途徑”

儒家在通達高尚的道德境界、接觸到至高的價值理想后，就可以身體力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努力為世人安身立命做出貢獻，即所謂修身、齊家、治國而平天下；方東美論及佛家下回向時談到：中國大乘佛學不似小乘佛學一味追求來世的彼岸世界，反而注重一種成佛后點化世人、向蕓蕓眾生高揚生命精神的情懷，譬如華嚴宗哲學上升到一真法界的至高境界后，也要回向人世間，去拯救一切物質心靈承受苦難的世間人。道家哲學的下回向雖然不似孔子、孟子四處奔波、試圖立己立人，但從精神層面來看，老子同樣提出過“圣人常善救人”的理念，道家實現人格理想后也是要——“共享精神自由”，用一種“上善若水，潤物無聲”的氣魄回向人世間，從精神上感染世人，或者說用完美的精神品格感召這個世界。三種“下回向”的具體模式雖各不相同，但回向之對象卻都是人世間中的百姓，均體現了中國哲學注重人之價值、以人為本、普世濟生的特點，這不僅是實現理想人格的必經之路，也是人格超升的終極目的。

(二)“下回向的實現途徑”之現代價值

就像方東美所談到的儒、釋、道三家“下回向的實現途徑”一樣，黨員干部“明大德”，同樣要在自身道德修養提升到高尚境界之后，再回歸到廣大人民之中，實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中，實現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實現人自由全面發展是我們黨永不放棄的奮斗目標。因此，黨中央非常重視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強調人民群眾的重要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人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黨的十九大報告中，“人民”二字出現了203次，可謂慷慨激昂，震撼人心。習總書記更是指出：“我們黨來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務人民。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擁護和支持，黨的事業和工作就無從談起......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群眾是真正英雄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不能丟，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盵1]P367當今的大德建設，也是精神文明的弘揚，更是離不開人民群眾，1982年，時任河北省石家莊市正定縣縣委副書記的習近平就對“黨員干部修身立德”有著深刻體會，當時的他提出了“為祖國奮斗，為人民謀幸福就是大德”的觀點。所以，“明大德”同樣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一方面在“大德建設”中時刻不忘人民美好生活的愿望，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另一方面要做到“教民”，也就是把大德建設深入到人民群眾之中。就像《大學》中寫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盵8]P3其中的“明明德”指的是讓自己的德行覺悟出來，“親民”則是己欲立而立人，自己提升人格修養的同時，讓人民群眾也都能實現人格提升實現“明大德”，這對當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有著重要意義?？傊?，方東美先生總結的儒、釋、道三家下回向的實現途徑，一方面體現了己欲立而立人、回歸人民群眾、為人民服務的人本主義精神，另一方面，與當代“明大德”的實踐成果應惠及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遙相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