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短視頻剪輯行為的刑法規制研究

宋曉宇

(北方工業大學，北京 100144)

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使傳統著作權載體和內容發生較大變化，催生出許多新的著作權形式，網絡環境下的著作權概念的外延逐漸擴大，[1]如何規制新型侵犯著作權行為成為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問題。對網絡著作權的保護，除《著作權法》賦予的復制權、發行權與信息網絡傳播權等絕對權以外，《刑法修正案(十一)》對侵犯著作權罪作出重大修正，以增加“通過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方式來解決部分刑民脫節的問題，細化對著作權及相關權利的法益保護。短視頻作為近年來最熱門的產業之一，提供給人們豐富內容的同時，在傳播方面也產生了一系列復雜的法律問題。由于短視頻時長有限并非直接上傳整部影片，因此，對以剪輯影視作品內容上傳至平臺傳播的行為能否進行刑法評價、如何評價應作準確理解。

一、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現狀分析

2012年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用戶碎片化瀏覽閱讀的習慣養成，我國短視頻行業迅速發展并衍生了一系列移動端短視頻產品，如秒拍、抖音、快手等APP。2016年發展至今，自媒體短視頻應用迅速發展，網民參與度驟增，各類短視頻作品呈爆發式增長，短視頻成為當下自媒體時代的熱門產業。根據CNNIC最新發布的《中國互聯網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我國網絡視頻用戶規模達9.27億，占網民整體的93.7%。[2]短視頻市場的迅速擴張吸引了眾多短視頻愛好者和制作者，使短視頻內容占比大幅提升，然而版權問題也接踵而至。其中，自媒體平臺未經授權編輯他人影視作品制作短視頻并將其傳播的行為，使電影版權權利人的合法權益受損。

近日，超過70家影視傳媒單位、500多名藝人、五大視頻平臺及影視行業協會發出聯合聲明，呼吁大眾網絡短視頻平臺和公眾號生產運營者尊重原創、保護版權，禁止未經授權剪輯、切條、搬運、傳播具有版權保護的相關影視作品的行為。同時，國家電影局也表示，針對當前較為突出的“××分鐘看電影”等短視頻侵犯電影版權盜版問題，將配合國家版權局依法嚴厲打擊未經授權通過網絡傳播影視作品的行為。[3]同時，國家就權利救濟的必需，將短視頻版權侵權問題納入開展的“劍網2018”專項行動中三項重點整治任務之一，打擊短視頻侵權行為,共下架57萬部涉嫌侵權盜版短視頻。除國家采取的行政保護手段外，權利人也通過訴訟手段對其侵犯自身著作權的行為進行維權。例如，北京互聯網法院發布的涉短視頻著作權典型案例十。2021年9月，優酷網絡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優酷公司)訴樂視網信息技術(北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樂視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糾紛案，北京互聯網法院對其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優酷公司已經獲得對涉案作品《奶奶再愛我一次》的合法授權，樂視公司侵犯了優酷公司依法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判令樂視公司對優酷公司停止侵權，并對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37000元承擔賠償責任。①

除此之外，在流量經濟的助推下，傳播影視剪輯類短視頻內容也成為引流的主要方式之一。其中影視剪輯類短視頻通過間接營利的模式層出不窮，例如傳統的貼片廣告、信息流廣告及劇情植入將品牌露出等多種廣告形式，導致一些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短視頻案件出現違法所得數額巨大的問題。同時，傳播者將引流裂變技術應用在該視頻中，短時間內使廣告鏈接“裂變式”傳播到網民觀看頁面當中，使網民在結束觀看短視頻時被迫進入廣告頁面并訂閱該發布用戶，實現瀏覽量迅速上漲，這不僅使著作權人合法權益造成侵害，還在一定程度上擾亂了網絡生態傳播秩序，造成市場經濟秩序的混亂。然而，影視剪輯類短視頻能否成為侵犯著作權罪的保護對象，須從該罪的行為模式、保護范圍、危害結果等方面探究《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的內容對影視短視頻侵權行為的適用。

二、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的認定

針對短視頻行業著作權亂象問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以通過《著作權法》修訂的方式，將現行《著作權法》中無法涵蓋新興事物及相關行業新態勢的部分規定加以完善，從而解決該領域中出現的現實問題。新法的修改，為電影作品的網絡侵權案件中短視頻的原創性以及作品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判定依據，一定程度上清除了權利人的維權阻礙。

(一)影視剪輯類短視頻的分類

關于短視頻的概念，主流觀點認為，短視頻是指時長一般以分鐘或者秒數來計算，依靠移動端或PC端上播放的、適合在移動狀態和短時休閑狀態下觀看的、高頻推送的視頻內容。短視頻傳播形式上較傳統視頻有明顯區別，具有門檻低，篇幅短小，轉發簡單等特點。其中，影視剪輯類短視頻為短視頻的類型之一，屬于二次創作型短視頻，通常是以他人影視作品為內容，添加文字、解說等素材形成的視頻短片，在內容屬性上區別于新聞類、獨創類以及科普類短視頻。大部分傳播該類短視頻的群體并非是“創作者”的角色，而是對在先影視作品內容的“搬運”，致使原作品權利人利益受損。

實踐中，經過二次加工影視作品而成的短視頻類型主要有以下三種。第一，影視解說評論類短視頻。制作者把數個小時的影視作品濃縮成幾分鐘的短片，并在此基礎上對原作品進行解說或評論。其中“××分鐘看電影”為典型，公眾通過制作者獨到的理解和表述，在幾分鐘內即可對在先影視作品進行全面了解。第二，影視混剪類短視頻。短視頻制作者為表達個人思想，將貼合自己所表達內容的影視作品片段剪輯在一個短視頻中。例如，為表達與親人相聚的喜悅，將影視作品中有關親情的內容剪輯在一起，配合音樂和文字，以突出對節日的特點和意義。第三，影視片段類短視頻。制作者簡單照搬和復制影視作品的內容，將一部影視作品主要情節壓縮至一部或分為幾部短視頻的類型，僅改變了影視作品的播放形式和傳播途徑，無任何新的內容。

(二)影視剪輯類短視頻的法律性質

判斷影視剪輯類短視頻是否構成侵犯著作權，應當明確二次加工后的短視頻是否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作品”。在《著作權法》(2020年修正)第三條規定中，作品是指在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現的智力成果。在第九款兜底條款中，將作品類型拓展到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結合司法實踐中法官對于短視頻的判定來看，短視頻是否屬于作品，關鍵在于獨創性這一標準。

短視頻是否具有獨創性，有觀點認為，短視頻所述故事及畫面有限，應更多考察短視頻制作者制作過程中對于畫面元素的取舍、編輯、設計是否表達了完整獨特的思想。[4]在學者孫山看來，獨創性需滿足創作主體的“獨立完成”以及實現創作成果在物理層面上的“創造性”兩方面內容。其中創作成果在判定時需借助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即思想/表達二分法。在判斷獨創性時，應關注思想的表達。[5]P45結合上述類型分析，影視解說評論類短視頻和影視混剪類短視頻，為了評說講解適當引用在先視頻的部分片段，因主要內容還是表達創作者的思想，則該使用不會影響在先視頻的正常使用，未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即便制作者使用了在先視頻的部分表達，但短片中加入創意解說，這些體現制作者獨有的智力成果的部分內容仍應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因此，不能否定它的獨創性以及它作為作品的性質，根據我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②，可以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合理使用。而影視片段類短視頻，若未經過著作權人許可或授權，將在先影視作品進行簡單的照搬和復制，完全復制影視作品片段的內容，所呈現的每一幀畫面是在先影視作品的基本構成，故該畫面內容應歸屬于版權人所有。此類短視頻由于未進行加工、解說等二次創作，僅利用在先視頻的實質內容，不存在獨特思想的表達，因而應認定為侵犯著作權行為。

(三)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權認定

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主要是通過網絡平臺傳播未經授權的原影視作品內容，而這種行為在性質上屬于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在《著作權法》(2020年修正)中，信息網絡傳播權是指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實踐中出現的情形，將錄制而成的畫面以簡單機械的剪輯方式制作成為沒有獨創性的短視頻上傳至媒體平臺，而本身享有短視頻鄰接權的權利人則可以主張其信息網絡傳播權的侵害，維護自身所享有的合法權益。[6]影視片段類短視頻以通過分解影視作品，提供公眾在其上傳的平臺可以自主選擇觀看相關影視作品的短視頻，屬于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

較一般的視聽作品和音像制品，短視頻主要借以互聯網向公眾傳播，制作效率和傳播速度大大高于前者。復制權和發行權是著作權的基本權能，而信息網絡傳播權作為互聯網的產物，用于調整網絡著作權法律關系。網絡空間中，短視頻通過電子信息的方式傳播，不具有物質載體，復制權與發行權幾乎無用武之地，因此信息網絡傳播權成為了權利人最關心和倚重的。[5P49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優酷公司訴樂視公司案，法院認定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也是因為優酷公司主張了該權利。該案通過判定涉案作品原告的著作權歸屬及被告實施的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認定未經許可將長視頻剪輯成短視頻使用或傳播，是一種典型的侵權行為。其中對于被告是否實施了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判決表明，雖然短視頻時長有限，但侵權內容對影視作品主要劇情內容進行了播放，該行為實質上符合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行為特征，構成侵權。本案將法律要求與事實特征相結合作為信息網絡傳播權的認定標準，對于認定網絡短視頻制作與傳播中常見的“切條”行為具有典型意義。

綜上，基于《著作權法》(2020年修正)對應的各類影視剪輯短視頻的法律性質，筆者認為，對于搬運影視作品內容發布在各自媒體平臺的行為，雖與傳統影視盜版行為有所差異，但未經許可將電影、電視劇作品等長視頻分割成若干片段，將能夠替代原視頻內容的影視類短視頻，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的行為，仍應在著作權法的規范框架內進行考量，以保護電影版權以及電影產業的健康良性發展。

三、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的刑法規制

(一)刑法規范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的基本立場

影視剪輯類短視頻在碎片化閱讀的網絡時代深受眾多用戶的歡迎，各類短視頻社交軟件的大規模普及，使短視頻運營者加入短視頻行業中，從巨大的流量中獲得利益。作為新生事物，影視剪輯類短視頻相關權利人面臨侵權界定難、取證難以及追責難等問題。實踐中，濫用“合理使用”③、借用“避風港原則”④推卸責任的事情時有發生，而真正有利于權利人的“紅旗原則”⑤在適用上又存在較大難度。短視頻產業在大數據及5G網絡的助推下發展速度持續走高，以短視頻為載體傳播侵權內容，侵犯影視資產傳播權的行為在各類自媒體平臺上俯拾皆是。除此之外，還衍生了相關聯的影視剪輯教學課程等產業，致使侵犯影視傳播權呈現嚴峻趨勢。通過檢索發現，在一些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案件中違法所得數額高達到幾百萬、幾千萬元，使著作權人合法權益遭受嚴重損失，僅追究侵權者的民事責任難為實質公正。

12426版權監測中心的數據顯示，對原創短視頻、國家版權局重點作品版權保護預警名單作品及重點影視綜作品片段的監測，累計監測到3009.52萬條疑似侵權短視頻，受委托已成功“通知-刪除”1276.92萬侵權鏈接，涉及點擊量高達2.72萬億次，按萬次點擊一元計算，挽回直接經濟損失2.72億元。[7]其中口碑較好的經典影視劇短視頻侵權量已達到幾十萬條，這不僅反映出當下短視頻的傳播速度迅速，同時也反映出大眾對于版權意識的缺失。盡管侵權人或平臺履行了刪除的義務，但網絡下載的便利仍會使權利人損失大量觀看用戶。著作權作為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關系企業發展的創新這一核心競爭力。如此龐大的侵權數量對國家文化市場秩序以及營商環境會造成損害，單純借助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保護著作權人利益明顯不足，當以造成的實際違法數額和嚴重社會危害程度為界限，對滿足現有罪狀的行為予以刑法制裁。

在快捷互聯的網絡環境下，著作權實施載體具有非物質性。一方面，簡單的操作和快速的傳播，為侵權行為人提供便利，在侵權短視頻缺乏有效規范的情況下，往往會使侵權范圍的邊界不斷擴大。另一方面，從近幾年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的案件來看，存在影視作品內容被反復利用的問題，影視作品侵權數量不斷上漲。然而，通過平臺監管以及權利人訴訟的方式并未使該侵權行為減少，相反，吸引了更多的人投入該領域市場。這不僅使著作權人的利益受損，也使影視傳播在文化市場秩序中呈現出隨意性。因此，對嚴重社會危害性的侵權短視頻行為，通過刑法強制手段對著作權保護具有必要性。但是，刑法作為控制社會風險懲治犯罪的重要工具，是對行為人科處刑罰進行非難來保護法益。所以，對侵權短視頻行為在作出刑法評價時，應保持適度的介入態度，基于著作權的雙重屬性，準確界定此類行為的入罪標準，防止刑法提前介入而導致的濫用訴權。確保著作權人合法權益的同時充分考量社會對合理使用這一需求，平衡著作權的公共屬性和私權屬性兩者之間的關系[8]P182，保障公眾合理獲取信息的途徑。

(二)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適用侵犯著作權罪的條件

“搬運式”短視頻作為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中突出的侵權行為，是新型網絡侵犯著作權亟待解決的問題。龐大的流量和市場利益吸引更多的人傳播影視作品，致使各自媒體平臺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量急劇增加，這不僅給著作權人帶來了損失，也給正常的市場經濟秩序以及知識產權的創新帶來不利影響?！缎谭ㄐ拚?十一)》對侵犯著作權罪進行了較大幅度修改，完善了我國打擊嚴重侵犯網絡著作權犯罪行為的刑事立法，為打擊影視類剪輯短視頻侵權行為提供了刑法思考，具體包括以下兩方面：

1.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屬于“交互式”傳播方式

《刑法修正案(十一)》通過對侵犯著作權罪條款的修改，降低入罪門檻、提高法定刑以及增加新的入刑行為方式，加大對著作權犯罪的打擊力度，回應司法實踐出現的問題，使侵犯著作權罪與新修改的《著作權法》形成有效銜接。其中，將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納入刑法規制范疇，終結了將“信息網絡傳播”視為“復制發行”的爭議問題，提供給著作權人以“交互式”主流傳播方式的刑法保護?！敖换ナ健眰鞑プ鳛椤吨鳈喾ā分行畔⒕W絡傳播權的獨有特征，系網絡用戶可以根據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個人選定的地點在內容提供者提數據傳輸范圍內獲得作品，具有雙向性、互動性特點，區別于傳統的著作權行為，如發行權、廣播權?！敖换ナ健眰鞑バ袨椴皇軙r間和地點的約束，使短視頻賬號運營者和用戶可以在雙方選定的范圍內實現“按需求傳播”，而“非交互式”傳播行為一般指通過直播觀看運營者提供的內容，屬于一種被動接受的“單向傳播”。前者為信息網絡傳播權范疇，而后者則為廣播權范疇，不在刑法規制范圍之內。相較于“非交互式”傳播行為的單方發起行為，對于具有連貫性及整體性的影視作品內容，交互式傳播方式更能滿足海量用戶觀看需求。同時，在交互式傳播的背景下，平臺通過用戶瀏覽歷史數據可對用戶喜好偏愛的分析并準確推送，使短視頻內容傳播呈倍增傳播之勢。因此，“交互式”的傳播特點決定了侵權短視頻的傳播范圍遠超于“非交互式”的傳播范圍，成為行為人傳播侵權短視頻的主要方式。除此之外，傳播范圍的大小作為判斷侵權行為的主要因素，也反映出該行為在交互式傳播下潛在的危害性程度更大。

著作權法對信息網絡傳播權的定義，即以有線或無線的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得作品的權利。[9]然而，《刑法》第217條對信息網絡傳播權涵蓋下的信息網絡傳播行為以何種標準認定，法律并未給出具體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⑥，應采用“服務器標準”判斷網絡服務提供者是否實施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服務器標準是依據行為人把作品存儲在本地或已知的服務器上，判斷被訴行為是否實施了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熬W絡環境下，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作品提供的初始行為對象是作品的數據形式，這些以數據形式存在的作品，要達到可以為公眾獲取的狀態均需要存儲于一定的存儲介中?！盵8]P186這里的服務器可以作擴大理解，即包括個人手機和電腦在內的一切存儲介質。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范圍，包括任何方式將作品置于服務器中供公眾獲取的行為。而行為人將侵權短視頻上傳至平臺，導致原影視作品處于“可為公眾在其選定的時間和地點獲取的狀態”的行為，應認定行為人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人對侵權作品享有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屬于通過信息網絡向公眾傳播他人作品的行為。

綜上，對信息網絡傳播行為的理解應堅持體系思維，對《著作權法》與《刑法》中的相同概念作同義解釋，準確理解侵犯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造成的危害性。將違反前置法作為成立犯罪的前提條件，刑法作為法定犯的二次規范，堅持侵犯著作權犯罪法定犯的二次違法標準邏輯結構，對違反前置法行為的再規制，[10]從而對剪輯的影視作品予以刑法保護。

2.影視剪輯類短視頻侵權行為入罪標準分析

在短視頻行業盛行的網絡環境中，著作權侵權行為呈現出成本更低收益更高的現狀，更多短視頻內容提供者通過“通知-刪除”來規避責任，而網絡傳播的迅速則會造成侵權范圍的不當擴大。以保護法益為目的是刑法的任務，法益侵害是犯罪成立條件中違法性條件的實質內容，是對違法傳播他人影視作品刑事處罰的前提。鑒于此，有必要明確搬運他人影視作品行為的法益保護內容，界定刑法適用的限度。從侵犯著作權罪位于的刑法分則“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的章節來看，刑罰通說以列明的方式，將著作權以及著作權相關權利作為侵犯著作權罪首要保護的法益。除此之外，在知識經濟重要性不斷提升的大環境下，對侵犯著作權罪所保護的法益應以系統性的方式檢視內在保護目的加強知識產權法治。換言之，知識產權犯罪具有私權和公權兩層屬性，知識產權犯罪侵犯的首先是著作權人個體權益，這需要通過私法明確其內容，其次是國家的知識產權管理制度，應從國家及社會價值本位理解內在保護目的。追溯搬運式短視頻侵犯的信息網絡傳播權，可以看出，對于他人勞動成果的剽竊行為，在損害其知識產權經濟價值的同時，催生了更多不正當競爭的行為，擾亂市場經濟秩序。因此，透過事實對規范與價值研析，有學者將侵犯著作權的法益進一步詮釋為“市場競爭秩序”。[11]網絡時代下的著作權，其市場固有利益易被流量經濟所左右，將“市場競爭秩序”作為侵犯著作權罪保護的法益，衡量行為危害性的標準，可以合理地將短視頻侵權行為控制在刑法規制范圍。

通過上述對著作權犯罪保護法益內容的分析，辨別侵權短視頻行為是否達到刑事違法性標準，還應對事實行為進行實質考察。從影視剪輯類短視頻運營賬號發布的內容來看，考慮到短視頻時限，行為人會制作多個短視頻，或者以合集的形式呈現在先影視作品全部內容，供人們自行選擇觀看。相較于深度鏈接行為，該種通過信息網絡傳播的行為范圍更廣、速度更快。受平臺監管的限制，一些侵權短視頻會在發布后因不合規而被刪除，但從其賬號的粉絲量和瀏覽量來看，多數賬號已達到牟利的狀態。刑法在本質上是用刑罰保護法益，犯罪的本質是侵害法益(實質的違法性)，法益侵害程度的評價決定刑法是否定罪處罰，[12]據此，應當以法益為指導，準確理解、正確解釋各種犯罪的構成要件。[13]在司法適用上，應從以下兩方面對搬運式短視頻侵權行為的法益侵害性進行考察，將侵犯著作權犯罪的犯罪圈在合理范圍，堅持刑法謙抑性。

其一，通過傳播數量判斷法益侵害嚴重程度。對網絡空間中不以傳統方式獲利而是通過圈粉以及增加點擊量和會員制的犯罪行為，在網絡侵犯著作權犯罪中相關司法解釋引入了兩個具有網絡特色的點擊量和會員數量的入刑標準。2011年頒布的《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 13 條的規定了通過信息網絡傳播侵權作品行為屬于《刑法》第217條中的“具有其他嚴重情節”的標準，非法經營數額在5萬元以上、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500件(部)以上、傳播他人作品的實際被點擊數達到5萬次以上、以會員制方式傳播他人作品，注冊會員達到1000人以上的、2項以上標準一半以上的與其他嚴重情節的情形。結合對短視頻侵權行為的具體事實，短視頻賬號經營者在“抖音”“B站”“快手”等平臺一般不存在采用會員制或注冊會員的方式，多數賬號會通過短視頻獲取大量瀏覽量、粉絲量，然后捆綁第三方作品、提供刊登收費廣告服務的方式直接或間接牟利。而侵權短視頻入罪的數字量化標準，依照以上述《意見》中的點擊數5萬次以上來界定，值得商榷。短視頻產業興起后，用戶市場龐大，點擊數5萬次與當下傳播量不相匹配，對存在誤點或一人反復多次點擊觀看的問題，也不能反映實際瀏覽人數，就此判定其傳播范圍大小其行為嚴重性有違公正。筆者認為，傳播他人作品的數量合計在500件(部)以上的侵權行為可作為侵權短視頻行為的數量不法標準。數量合計在500部這一標準不論是對在先視頻的替代性還是在吸引流量方面，都為行為人實現低成本高收益提供便捷，嚴重侵犯著作權人的專有權利。但需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最小計算單位應為全部展現一部電影作品本身或電視劇的其中一集的內容，其中由片段而制作的短視頻不包括在內。⑦

其二，通過特定情節判斷法益侵害嚴重程度。對于在先視頻的替代程度以及固有市場利益的侵害程度，需要作為對“搬運式”短視頻社會危害性程度的考量要素。影視剪輯類短視頻賬號除對在完整傳播在先視頻的全部的內容外，還需考慮該類賬號是否在實質上損害了權利人的固有市場利益。短視頻侵權賬號若發布應獲授權作品的全部內容外，還持續發布通過技術手段非法獲取的院線影視作品，此時可認定行為人嚴重侵犯權利人的著作權。同時，一些影視剪輯類短視頻的經營者，為避免平臺刪除，還會在主頁或短視頻中附以詳細的再次觀看地址和途徑，并以較為突出的名字在多個平臺發布且建立粉絲群。這種達到用戶實現影視觀看自由程度的行為，不僅擴大影視作品傳播范圍，已將損害從衍生利益轉為對固有市場利益。筆者認為，在侵犯著作權人利益的同時加以對文化市場秩序產生嚴重損害的行為，存在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對該實質不法行為應予以刑法規制。

結語

數字網絡化的發展與短視頻新興產業的崛起使得用戶市場規模不斷擴大，對影視作品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吨鳈喾ā放c《刑法修正案(十一)》為保護網絡著作權所做出的修改，體現立法機關嚴厲打擊侵犯著作權行為，為知識產權的創新和文化產業市場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诋斚卤姸嗨嚾?、影視公司等影視行業的呼聲，以及全社會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意識和需求的提升，在前置規范難以規制影視剪輯類短視頻嚴重侵權行為打擊有限的情形下，對造成實質法益侵害的行為須考慮有效的刑法保護。但適用刑法在遏制該侵權行為的同時，還應考慮著作權人權利與社會文化需求的平衡，正確解讀修改后的侵犯著作權罪，避免刑法的不當擴大適用，保護國家電影行業創新能力與創作活力，構建文化市場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良性發展。

注釋:

①參見(2020)京0491民初22555號民事判決書，北大法寶引證碼:CLI.C.411226137。

②《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規定，為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在作品中適當引用他人已經發表的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或者名稱、作品名稱，并且不得影響該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損害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

③合理使用：包括公眾包括公眾出于學習、研究、評論等目的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的情形。

④避風港原則：規定了網絡服務商的“通知-刪除”義務。

⑤紅旗原則：則進一步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在“知道”或“應當知道”服務對象提供的作品侵權的情況下，未主動刪除或斷開鏈接的，仍構成侵權。

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網絡用戶、網絡服務提供者未經許可，通過上傳到網絡服務器、設置共享文件或者利用文件分享軟件等方式，將作品、表演、錄音錄像制品置于信息網絡中，使公眾能夠在個人選定的時間和地點以下載、瀏覽或者其他方式獲得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其實施了侵害信息網絡傳播權行為。

⑦根據公安部經濟犯罪偵查局向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發出的《關于就網上影視復制品數量計算等問題征求意見的函》對于如何計算侵權影視作品的數量，該函認為：“包含1部及以上電影，或1集及以上電視劇的1個視頻文件視為1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在2010年10月21日對該函進行了復函，表示對該函內容無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