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背景下抑郁癥高發的社會根源及社會干預

葉靜 柳澤民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深刻的轉型，抑郁癥作為一種情感性疾患逐漸發展成一種影響人們身心健康和生活品質的嚴重社會問題。抑郁癥的雙重性質決定了抑郁癥不僅是醫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也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課題。隨著傳統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社會化大生產所取代，以農耕定居和熟人社會為特征的傳統鄉土社會逐漸瓦解，跨地域、經常性人員流動成為常態，陌生人社會形成。與日俱增的社會壓力、“原子化”生活方式下“孤島”式生存境遇等構成了抑郁產生的深層社會原因。抑郁癥是現代社會病，治療抑郁癥的關鍵在于消解人們“孤島”式生存境遇，構筑人們感性交往的社會支持體系，同時構建紓解人們社會壓力的現實渠道。

關鍵詞：抑郁癥;社會根源;解決路徑

從2003年世界精神衛生日將主題定為“抑郁影響每個人”到2017年世界衛生日以“一起來聊聊抑郁癥”為主題，抑郁癥作為一種情感性疾患引起國際廣泛關注。在中國社會轉型的背景下，抑郁癥日漸走進公眾的視野，抑郁癥何以從個人疾病發展成群體性疾病，不僅僅是醫學領域需要關注的問題，也是社會學領域值得關注的問題。那么，從社會學角度出發，我們應該如何正確面對抑郁癥？抑郁癥產生的深層根源何在？降低抑郁癥發病率的現實路徑又在哪里？

一、抑郁癥：嚴重困擾人類生活的時代“流行病”

根據2017年世界衛生組織聚焦抑郁而發布的《抑郁及其他常見精神障礙：全球健康評估》（Depression and Other Common Mental Disorders：Global Health Estimates）報告，全球有3.22億人患有抑郁，2015年已占全球總人口的4.4%。有一半的人口居住在東南亞地區和西太平洋地區，這其中就包含著中國，另外在2005年到2015年十年間，全球抑郁患者人數增加了18.4%。按照這一發展趨勢，世界衛生組織預估到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疾病負擔源。目前我國大約有950萬人患有抑郁癥，這已經逐漸發展成一種社會現象。

（一）“易感人群”的結構特征

首先，低齡化趨勢明顯。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顯示，2005年至2015年間中國10一24歲青少年抑郁障礙的患病率顯著增加，約占全球患有抑郁障礙的青少年人數的1.3%。2019年中國青年報在微博上發起大學生抑郁癥的調查，超過兩成的大學生認為自己存在嚴重的抑郁傾向，而且72%的患者首次確診年齡低于25歲2。關注到患有抑郁的學生群體，家庭是主要影響因素，例如親子關系的沖突會給身心仍處于成長過程的學生帶來打擊，而且相比成年人而言，單薄的人生閱歷和待深化的認知都無法實現自我調節。目前，中國學生群體的抑郁發病率在23.8%。我們不禁思考，在大多數成年人的印象中學生時代是最單純美好的，生活在父母精心構筑的溫室。為何現實卻是低齡化趨勢顯著？

第二，低收入地區抑郁發病率更高。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的抑郁癥發生的地區數據，非洲地區占9%、東地中海地區占16%、歐洲地區占12%、美洲地區占15%、南亞地區27%、西太平洋地區占21%4。顯然，低收入地區的抑郁發病率高于高收入地區。低收入地區的人們追求的主要目標是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他們無力獲得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唯一增加勞動產量的方式就是單純的通過人自身的生產來增加勞動力，隨之而來的饑餓、環境惡化抵消了人口增加帶來的益處，反而陷入了愈加貧困的境地。此外，以經濟能力為核心的社會階層分化，同樣不利于低收入地區的人們，他們不得不承受社會壓力，而且還要承擔更多社會發展的代價，即使在同一國度，低收入地區的人們除了無法獲得良好的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資源，也可能會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貧困、失業、生活事件（例如親人的離世或是人際關系的突然破裂）、身體疾病和藥物、酒精的濫用等等，是低收人地區常見的癥結所在，由于物質生活的貧瘠，精神生活也缺乏發展的物質基礎，如此多樣的抑郁癥誘發因素，再加上缺乏診斷及治療的醫療條件只會加劇發病率。

第三，女性群體更容易患抑郁癥。抑郁癥的全球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占5.1%、男性占3.6%，相比之下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癥，其中，中國女性抑郁癥患者占65%。從性別差異上來說：情感方面，女性比男性情感更為敏感細膩，更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產生林黛玉似的傷春悲秋之感;生理方面，女性具有獨特的生理構造，身體激素水平的變化直接影響情緒的波動，例如女性常見的經期綜合癥、產前抑郁癥、產后抑郁癥等，另外，現代女性扮演多重角色，家庭、育兒、職場、社交上的壓力與日俱增，激烈的社會競爭環境下，獨立女性的形象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價值認同，一面是追求女性自我價值的實現，另一面是家庭責任帶來的情感羈絆，兩相拉扯之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患抑郁癥。

（二）抑郁癥的危害

從個人角度來說，抑郁癥是個人的“心靈感冒”。我們必須認識到身體會生病，心靈也是如此。在心理上，抑郁會顯著影響個人的身心健康，患者會持續性地處于抑郁狀態，絕望的幽靈會隨時出現，對事物失去了興趣，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活，對世界也充滿虛無和無力感，憂郁的心境會使患者難以適應環境的變化，疲于人際交往，任由人際關系的疏遠會將個人抽離社會關系，身份認同出現危機，更有甚者會產生“社會性死亡”，確診患病之后，一部分患者沒有正視抑郁，難以接受自己患病的事實，延誤治療，“病恥感”也會讓患者因自我封閉而拒絕向外尋求幫助，從而加重病情。在生理上，大腦深處的杏仁核區域會異?；钴S，神經纖維活力減退，負責記憶的海馬體也會縮小，使人反應遲鈍，注意力難以集中，記憶力減退，嚴重的會喪失行為能力，如此，個人的生活質量會隨之降低。此外，抑郁癥的自殺風險也難以忽視，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球每年自殺的人數超過80萬，而這其中約40%的人患有抑郁。從社會角度來說，抑郁癥是社會的“藍色憂郁”。隨著抑郁的發病率上升，抑郁癥不再是個人的疾病，而是逐漸發展成一種社會問題，患者不僅難以勝任日常的學習工作，而且需要醫療資源等社會資源的投入，增加社會成本，難以忽視的自殺風險，一方面對患者而言，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另一方面也會輻射性影響身邊人形成“自殺者遺族”。家人、朋友、同事、身邊熟悉的人不僅會為自殺者死亡感到悲痛，而且會因為自殺者的離世而陷入迷失和自責，抑郁群體的擴大，自殺群體人數也隨之增加，背后的“自殺者遺族”群體也十分龐大，而且“自殺者遺族”更具備隱性特征，他們也會成為罹患抑郁的高風險人群。如果說“自殺者遺族”群體擴大，那么抑郁會進一步彌漫性影響社會群體，影響社會穩定，如今越來越多的自殺事件通過媒體途徑傳播，沖擊現代人越來越敏感的神經，不僅是逃避社會現實壓力的“佛系”文化興起，更具有抑郁氣質的“喪”文化也隨之興起，對生活不再充滿激情和奮斗的欲望，而是沉浸于“眼前的茍且”。

二、抑郁癥產生根源的深層探析

（一）社會深刻轉型是抑郁癥高發的社會歷史條件社會轉型時期也是社會階層發生劇烈分化的時期，是當前最顯著的中國國情，以農耕為主的傳統中國社會是“鄉土”式的，土地不僅是承載著作為自然界中的人生存的基礎，也是社會關系中的人存在的基礎，在小農生產方式的基礎上與之相契合是血緣共同體的生活方式以及集體的思維方式，現代工業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不斷瓦解著傳統的“鄉土中國”，在當前社會轉型時期，以往故土難離的人們正面臨新的境遇。

首先，農耕社會讓位于工業社會，生活從此連“根”拔起，“飄”成為一種時代境遇。人們祖祖輩輩生在土地之上，勞作于土地之上，最終也化作一抔黃土落到土地之中，所以土地是人們的“命根”，人們的雙腳也像是長在土地里頭。土地提供了安身之地，是組建家庭的物質場所;土地提供了生產之地，為生產生活提供物質保障，人們的土地情結也是小農生產方式延續數千年的原因之一，即便是受制于自然條件而外出經商的商人不是將大部分收人投入再生產而是用于回鄉修建家宅，購置土地，因為“鄉”是衣錦榮歸的去處。

如今，工業化的飛速發展，為社會發展按下了快進鍵，城市化的進程吞并了越來越多的土地，機械化的農業生產，解放了“長”在土地上的勞動力。阡陌縱橫的不只田間的小路，還有連接天南地北的交通網，從道路的四面鋪設，到交通工具時速越來越快，行萬里路成為現實，越來越多的青年人不再滿足以往的生活方式。更多的發展機會、更完善的基礎設施、更高的生活質量等等，無一不吸引他們去逐“水草豐美之地”而居?？梢幻媸潜尘x鄉的眷念，一面是融入新環境的重重壓力，想要在新居住地扎根卻不是可以簡單實現的。

其次，熟人社會讓位于陌生人社會，“舉目無親”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在鄉土社會中，人們扎根在土地之上繁衍生息，通過婚姻關聯逐漸地生發出社會關系上的同心圓波紋式的血緣親屬關系，進而投射出空間地域上的地緣關系，土地作為無法搬遷的存在，因而鄉土社會的流動是微乎其微的，再加上家族作為擴大了的家庭，是一種緊緊抱團的整體性概念，個人從出生伊始就是身處于祖輩社會關系中的人，小事互幫互助，大事集體兜底，人人都貢獻自己的力量構建家族的庇佑，人人都在家族的保障下安居，從親屬家眷到鄉間鄰里，人人都知根知底，算一算親屬關系，人人便都是熟人。熟悉的生活環境、熟悉的人物關系，熟悉的生產方式在代代相傳中得以延續，這一切潛移默化地形成了心照不宣的范式，并且足以應對生存的風險。

然而，脫離了熟人社會的地緣范圍，家族保障的觸角再也無法發生效力，現代跨地域、經常性的人員流動不斷瓦解著熟人社會，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會，人們構筑起“防范心理”，不確定性成為普遍的現象，人們再也沒有悠長的時間去熟悉彼此，便成了匆匆過客。在家族保障日漸式微的同時自我保障不得不成為人們的選擇，法律日漸替代了規矩，成為人們的行事準則，舉目無親的社會現實，溫暖的家庭是個人最后的避風港。

再次，血緣社會瓦解，沒有血緣共同體襁褓的護佑，“孤立”“孤獨”“無助”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在血緣式社會的差序格局當中，親屬關系是人際間與生俱來、渾然天成的關系，人們血脈相連，互通有無。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期，匯聚個人的自然力并將其轉化，成為最初的社會勞動的自然力，以提升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維持生產生活的狀態穩定，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血緣社會就是想用生物上的新陳代謝作用，生育，去維持社會結構的穩定?！痹谘壣鐣?，個人是有歸屬的，約定俗成的道德也是有規范效力的。在農耕社會讓位于工業社會，熟人社會讓位于陌生人社會之后，人們遠離了地緣社會、脫離了血緣社會，從血緣共同體抽離分裂成原子個人。人際間情感疏離，人情住來不再是熟人間的情感交流，而是變成了短暫的社交禮儀，甚至成為一種社交負擔。生產生活的方式與道德約束的范式也在原子化社會的組建過程中消解，在新的聯合方式產生作用之前，社會會產生一系列信用危機、道德失衡的負面危害，以集體為中心的情感價值認同也在實際生存中轉化為以個人為中心。處于轉型時期的社會群體，既體驗過血緣社會的淳樸溫情，也經歷著傳統社會結構解體重建的陣痛，兩相對比之下，雖然現代物質條件極大地豐富，但歸屬的情感寄托卻找不到落根的土壤。

社會轉型時期歷史條件的變化，使得傳統鄉土式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不再是一成不變，不確定的風險使得原子個人的世界隨時都要崩塌，人們雖身處當前社會轉型時期，歷經從田園牧歌式的鄉土社會模式切換為節奏加快、激烈競爭的現代社會模式，但心理上卻尚未普遍接受，因此，轉型期的變化是引發抑郁癥的社會歷史原因。

（二）日益增大卻無法排解的社會壓力是抑郁癥高發的社會根源

抑郁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結果，現代最常見的抑郁誘因主要有：貧困、失業、身體疾病、意外事件、人際關系的突然破裂等等，多種誘因的共性都指向一社會壓力，社會壓力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國家、社會、個人，單從個人的社會壓力角度出發，社會壓力無蹤無形卻一頭連接著個人，一頭連接著抑郁。

現代社會是一個“高壓鍋”，社會壓力與日俱增，從簡單的年齡劃分來看，各年齡段的群體都深陷于社會壓力的泥潭。首先是青少年兒童的社會壓力日益引發社會的關注，各學齡段的孩子只有超過分數線才可以拿到升學的通行證，學業成績也從老師掌握學生知識接受情況的功能異化為學習的目的，教育部一再呼吁為學生減負的反面就是學生群體壓力過大的社會現實，一面是課堂的減負，一面是課后輔導班占據了學生休息時間，一邊是學生連軸轉地學習，一邊是父母待支付的教育培養費用，學生群體的升學壓力附帶著家庭的經濟壓力，目前社會資源仍然有限，考研和應屆畢業生的人數都是逐年上升的趨勢，學生群體的升學壓力和就業壓力就不言而喻了。其次，成長到青年時期，青年群體的社會壓力不降反增，青年群體的壓力過大導致婚育年齡的推遲，費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提出婚姻關系的確立非但不是當事人的私事，在經過一番社會規定的手續之后，會變成一件有關公眾的事件，2019年全國“結婚率為6.6%0，比上年降低0.7個千分點。依法辦理離婚手續470.1萬對，比上年增長5.4%?！?一面是結婚率的持續走低，一面是離婚率連續增長，“剩男剩女”群體持續擴大。群體性的婚姻關系走向帶來的影響會形成一定的社會輿論，不利于婚姻觀的構建和確立，現實生活中的高價彩禮、有房有車的結婚成本，經濟壓力使得越來越多的適婚青年望而卻步?；橛挲g的推遲一方面是社會壓力作用的結果，另一方面也在回避無法應對的社會壓力中感到焦慮，從而產生更深的社會壓力。第三，中年群體暫且聚焦于已婚育子的社會群體。中年群體是支撐社會發展的中流砥柱，是最具社會擔當的群體，在青年、中年、老年的人群劃分中，中年是承受社會壓力最沉重的群體，養育子女、勞動生產、贍養老人以及承擔社會責任，社會最尖銳的住房壓力、醫療壓力、養老壓力無一不與之相關。從自身角度來說，大多數中年男性正值過度勞動的職業倦怠期，但維持三代人家庭不允許自身的生產中斷;大多數中年女性不僅需要承擔著職場中的性別歧視，而且需要投入更多精力在家務和養育子女方面，人們明明是在追求美好的生活，卻在追求的過程中使自己疲于奔命，明明辛苦的為了收人而工作，也因此變得物質富有，但為什么找不到感受美好生活的空間呢？最后，在傳統的中國社會，子女和家族是養老的主要支持。這樣的社會支持功能在現代社會中逐漸轉為由子女和政府來承擔。首先，面臨養老金的難題，政府的養老金缺口日益擴大，企業為支付養老金而負重前行，而分攤到大部分老年人的金額似乎僅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無法抵御疾病或是財產損失的風險，再加上我國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目前社會中青年大多數是獨生子女，確立婚姻關系之后，需要承擔雙方父母的養老責任。而且我國的醫療水平獲得巨大進步的同時，仍然存在著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老年群體是疾病高發的群體，在醫保提供救治安全網的情況下，仍需要被照顧起居，不僅如此，我國養老模式在當前社會條件下正處于探索階段并未成熟，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程，獨居的空巢老人群體正在擴大。

囿于現代社會壓力下的“群像”，單看是粗略的具有各年齡群體的特色壓力，細看竟是社會的人自然成長的全過程，即人處于各年齡段都有社會壓力，只是各年齡段壓力的側重點不同而已?！吧鐣毫κ撬猩鐣蓡T所承受的心理壓力的總和?！鄙鐣毫κ莻€人壓力共同作用的共性壓力，與個人壓力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的關系，社會壓力的普遍性橫向發展，便廣泛影響著各社會群體，只要個人身處于社會之中，只要社會關系網絡仍在舒展，就會被社會壓力籠罩：社會壓力的普遍性縱向發展就與個人的期望與承受能力交互作用，因而個體的差異對社會壓力的反應不盡相同：一方面社會壓力從個人壓力中生成，在壓力生成方面，每個人都是對象性的主體：另一方面個人又因社會壓力而生發出個人壓力，在壓力作用方面，每個人又都成了對象性的客體。如此往復，社會壓力對個人實施了層層包裹的“綁架”，而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這一過程的幫兇。

社會壓力無蹤無形，卻又如影隨形。傳統鄉土社會小農生產方式下，百姓耕耘在田間地頭，春播秋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與之相應的是田園牧歌式的生活方式，“悠閑”是生活的基本態，老百姓最大的社會壓力來自自然條件變化帶來的糧食收成多寡和官府的賦稅徭役，壓力產生的主體和來源明確，一旦壓力主體不再施加壓力或是壓力源減弱，人們就會轉而進入“怡然自得”的狀態。而在商品化、市場化的今天，貨幣成為人與人唯一的關系紐帶，社會壓力的來源也從具體轉向抽象，隨著競爭的日趨激烈，人們面臨的社會壓力與日俱增，但卻不清楚壓力來自何方，既沒有蹤跡可尋，也不知道如何排解?，F代社會的競爭意識已經從市場領域蔓延到整個生活的方方面面，無論是社會的集體無意識還是個人的自主意識，都被一種“進步強制”所綁架，籠罩在一種“超標準”或“超前”完成各種生產生活事項的社會氣氛之中。對大多數勞動者來說，按時按量完成工作是基本要求，超時超量完成工作是一般生態，同時為了增強自身競爭力來降低可能的失業風險，工作之外少得可憐的空閑時間也無法得到真正的放松，必須不斷學習新技能，“充電”成為工作之余的必然要求，占據了本就很少的閑暇時間。在這種被“進步強制”所綁架的無形社會壓力下，個人一方面深受社會壓力的禁錮，另一方面，“抱薪救火”式的壓力排解方式反過來進一步強化了社會壓力，壓力源在如此反復的“抱薪救火”過程中越來越模糊，最終形成社會“高壓鍋”。再者，深度發展的全球化打破了權力的領土邏輯，社會壓力傳播的地域空間有效擴大，社會壓力主體和來源進一步隱匿在更廣泛的空間當中，更難捉摸，更難掌控。無蹤無形的社會壓力，時刻潛伏在每個人身邊，很難預判它會在何時何地被何事引發，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影響人們的生產生活，這樣的社會壓力雖然對個人也會起到激勵作用，但是個人被動接受的壓迫式激勵過多，難以體會到個人發展帶來的積極感受。因此，過多的社會壓力不但不會促使人們化壓力為動力，甚至會將壓力轉化動力的過程變成“驚險的跳躍”，一部分難以消解社會壓力的人一旦跳躍失敗，會對個人乃至社會產生不良的影響。

現代社會的人們諸如抑郁癥的心理疾病高發，日益增大無法排解的社會壓力難辭其咎，一方面，社會壓力不僅是其社會根源，也是社會傳播的中介;另一方面，抑郁癥的發病率不斷升高體現著社會壓力的與日俱增，傳遞社會壓力的嚴峻的態勢，在兩者糾纏之下，相互加深。

（三）“原子化”生活方式是抑郁癥居高不下的深層根源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變化，血緣紐帶日漸松弛，“原子化”生活方式成為現代社會人們的基本生存境遇?！吧鐣踊皇侵敢话阈缘纳鐣P系的疏離，而是指在社會重大轉型變遷時期，由于人類社會最重要的社會聯結機制一中間組織的解體或失缺而產生的個體孤獨、無序互動狀態和道德解組、人際疏離、社會失范的社會總體性危機?！本W“原子化”生活方式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結果，卻深層次影響了人們的精神健康，當前突出表現為三類典型人群的精神困境，也是抑郁癥居高不下的深層根源。

第一，勞動者的“孤島式”生存。隨著社會化大生產取代傳統的小農生產，以及個體非公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分工體系下每個勞動者都成為產業鏈條中的一個“螺絲釘”，嚴格按照科學程序進行勞動，另一方面，雇傭勞動關系逐漸成為勞動關系中的一種基本關系。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基本完成了工業化轉型，成為世界的制造基地，尤其在當今大數據時代，對以分工合作為主要生產組織方式的社會化大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隨著分工的發展，代工成為全球產業鏈上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現代工業對生產環節科學高效的追求，中國從西方引入“泰勒制”的科學管理以及“福特制”的標準流水線生產，整個生產過程找不出一個多余的勞動者，整個勞動者群體在各自的生產崗位上進行單一的生產活動，最大限度地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以實現生產環節的高效批量生產，但是，其弊端業已顯露，勞動者的勞動日漸抽象化、機械化，致使勞動作為人的本質活動失去了自由的意志，也失去了主觀能動性，勞動者的自然力逐漸與生產工具同化，變成“沒有感情的生產機器”。雇傭勞動關系是勞動者最普遍的社會關系，分工體系以及日益去技術化的生產體制割裂了崗位之間的人際交往，勞動者在各自的生產崗位上機械地重復生產勞動，只有冰冷的機器流水線是勞動者之間聯系的紐帶，可以說當勞動者從進入工作場的第一天就開啟了個體原子化的過程。

勞動者在生產領域的境遇，對生活領域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過度勞動擠壓個人休閑時間的今天，社會壓力也由生產領域逐漸侵蝕到生活領域，勞動者生產過程的原子化，落到生活領域就勢必造成生活方式的原子化。當市場競爭下的必要勞動時間壓縮到不能再減少的地步，延長勞動時間變成了不二選擇，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也為打破空間障礙提供了途徑，工作和休閑的界限日漸模糊，“996”的工作時間安排，簡稱“早畜晚歸”的“社畜”自嘲，過度勞動隨處可見，其直接后果就是對生活中休閑時間的擠壓，勞動者沒有時間可以停下來感受生活，沒有時間可以停下來消解不良的情緒，也沒有時間可以停下來追求快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勞動者的日常家庭生活出現“喪偶式”婚姻、“喪偶式”育兒和缺乏社會交往，明明是組建家庭共同生活的夫妻，生活被工作占據，沒有時間交流感情，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各自工作，各自經營，增加了婚姻破裂的風險。在育子的家庭當中，工作與家庭生活的沖突更加激烈，分身乏術的現代人不得不在工作與家庭生活中艱難抉擇。勞動者在生產場所的原子化存在，在家庭環境中的原子化生活，使勞動者日漸變成一座“孤島”，人際交往除了工作交集，生活交集，難以擁有屬于自己的空閑在社會實踐中建立新的社會交往關系。失去社會交往機會的人們，情感如何表達？這就不難理解不良情緒宣泄引起的社會暴力事件的頻發以及精神障礙疾病的發生率逐年攀升。

第二，青少年的“分裂式”成長?，F實生活中人們常常將年滿18周歲的自然人作為法律意義上的成年人，與實際上生理、心理成熟的成年人混為一談，仿佛18周歲的生日的時間點，就是孩子作為“子細胞”與家庭“母細胞”分裂的起點，就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年人與孩子身份分道揚鑣的明確界限。未成年人生長在勞動者的家庭之中，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對他們的影響主要集中在家庭生活中，“喪偶式”育兒會使得未成年人在成長過程缺失一部分父愛或母愛，“缺愛”不利于健全人格的形成，誘發心理問題，短期來看會學習效率低下，沉默寡言或產生叛逆情緒，甚至產生一系列不良行為;長期來看會缺乏人際交往能力，難以恰當地處理感情生活。另外，過度的關注也是成長的問題癥結，家人對子女優異學習成績的期待所遵守的一切為了孩子，實質上是“一切為了孩子的學習成績”。從小擇校就必須參加大量興趣班，多才多藝十分優異，待到升學壓力凸顯，就需要抹殺孩子的一切興趣愛好，所有的時間都要花費在學習上，按照學習機器的式樣培養，只有分數長了會說話的嘴巴，沒有時間參與勞動實踐，沒有時間認識書本之外的世界，沒有鍛煉社會經驗的機會，也沒有培育社會交往的能力，在這部分學生群體中往往會出現“自戀”致郁的風險，習慣于家人的讓步，時刻以自我為中心，然而在脫離家庭之外的社會空間難以接受拒絕、害怕失敗、抗壓能力差，甚至在巨大的落差中產生焦慮、抑郁、厭世的情緒。

即便家庭出現原子化趨勢，大部分學生仍是生活在家庭的保護網之中，是家庭共同體中最受益的個體，青年學生進入住宿式學?；蚴沁h在外地的大學，個人原子化的生存是成長過程中必須要經歷的一環，然而從小就生活在學習壓力的浸潤之下，以學習為中心的成長模式，缺乏人際交往能力。在大學里有些貧困地區的學生會因自卑而產生抑郁情緒，有些從小被過分溺愛的學生會因“待遇”落差而產生焦慮情緒，也有些學生會在知識的積累、認知的成熟后更多地思考人生，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情緒復雜認知尚不成熟的大學生也易于熱血沖動，一旦難以承受學業、擇業、擇偶的壓力，將會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有些積極樂觀的學生會向上努力，但是也有些學生要么消極逃避、要么會陷入心理障礙的泥淖，更嚴重的會采取極瑞的方式。此外，來自不同家庭、不同成長環境的學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學習、生活，摩擦與誤會在所難免，然而，缺乏良好的溝通能力，誤會難以解決，甚至會產生群體性的暴力事件。

第三，老年人的“空巢式”生活。伴隨著城市化的水平不斷提高，交通的日益便捷，離家外出尋求工作機會的人越來越多，老年人的空巢化現象越來越普遍，不僅是農村地區有大量的空巢老人，城市的空巢老人也是不容忽視的群體。其中，農村的空巢老人獲得的社會支持明顯少于城市的空巢老人。據2019年民政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60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5388萬人，占總人口的18.1%，其中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口17603萬人，占總人口的12.6%。隨著老年群體的不斷擴大，空巢老人的基數也持續上升?！拔覈壳俺青l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已經達到50%，農村空巢老人人口數量達到4000萬，占農村老年人口比例的37%。老年人被迫接受“原子化”生活方式，生活于“空巢式”的家庭環境之中，雖然我國基本醫療、養老保障制度日益完善，空巢老人的基本生存權益得到保障，但是精神權益仍處于貧瘠的狀態。

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在現實社會進程中弱化，老年人最認同的子孫承歡膝下的天倫之樂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缺失，父母子女的反哺式關系大多集中體現于物質贍養方面，而缺乏精神贍養。家庭氛圍缺失，孤獨便成了老年人的生活常態，眾所周知，老年人的身體機能處于不斷衰退的狀態，免疫功能下降，應對疾病風險的能力不足。有老伴的空巢老年人尚能相互照顧，獨居的空巢老年人在面臨疾病危機時，無法實現自我照顧，成年的子女也陷入了在工作、學習、家庭的角色沖突之中，難以周全照顧，疾病風險帶來的生命安全擔憂、經濟問題會滋生悲觀的心緒，是老年人產生焦慮、抑郁的主要的致病因素之一。另外，在社會生態急劇變化的環境之中，老年人也會在缺失自我發展的過程中，因與新興技術脫節產生焦慮、因難以實現自我價值而狙喪。

“原子化”的生活方式使得最能發揮作用的家庭支持，在原子的狀態下效力有限。在三類具有典型特征人群的致郁原因探究中，“原子化”的生活方式使得個體在應對生存經歷的各種風險中都近乎獨自承受，缺乏家庭的支持，有限的社會支持也無法慰藉，各年齡段的人群處于原子般的孤獨生存狀態，無法消解不良事件造成的心理負擔，難以觸發致郁的阻斷機制，所以“原子化”的生活方式是致郁的深層根源。

三、擺脫抑郁夢魘的路徑選擇

抑郁癥是現代社會病，治療抑郁癥的關鍵在于消解人們“孤島”式生存境遇，構筑人們感性交往的社會支持體系，同時構建紓解人們社會壓力的現實渠道，從政府、家庭、個人三個層面構建社會支持的垂直系統，有利于多角度全方位為治愈抑郁提供有效助力。

（一）政府：社會干預的保護網

在抑郁高發的社會問題面前，政府加大政策傾斜力度和財政投入是解決問題的中堅力量。原衛生計生委制定的《全國精神衛生工作規劃（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70%以上的鄉鎮（街道）都要建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小組：全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數量增加到4萬名?！蔽募蠼⑾鄳芾頇C構和培育專業的從業人員，為治愈抑郁保駕護航。截至2019年底，全國共有民政部門管理的精神疾病服務機構社會福利醫院138個，床位6.5萬張2。不僅如此，政府行使統籌、整合的社會權力，從政策層面編織社會干預的保護網，為降低抑郁發病率提供有效的社會支持。

首先，發展是消弭轉型時期不安的穩定器。社會歷史發展的潮流滾滾向前，一切理所當然存在的現在都包含著消亡的未來發展趨勢，歷史階段交替時期的社會不可逆地進行著轉型變化。在社會結構急劇變換、社會形態變遷的新的歷史時期，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加速，在這一進程中，有一部分社會群體得益于社會轉型帶來的發展機遇，實現了社會階層的上升;另一部分社會群體應對轉型變化風險的能力不足，承受著轉型時期帶來的社會代價，在后者當中，存在著抑郁等心理障礙疾病的高風險人群。只有發展是解決社會歷史條件變化帶來的不良影響的關鍵，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國計民生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發展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帶來了豐富的物質享受、改善了廣大地區的落后風貌、實現了脫貧的小康生活。只有人民群眾的生活因發展而切實得到了改善，才可以消弭社會轉型時期的人們普遍的心理不安情緒，從而切斷致郁的社會歷史條件源頭。

其次，社會保障是社會壓力的排氣管。建立健全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是釋放社會壓力的排氣管，也是社會壓力宣泄的緩沖墊。當前市場競爭下的社會壓力與日俱增，只有社會保障體系才能化解大部分社會生活風險，只有社會保障體系兜底才能提供消解社會壓力的有效方式。針對抑郁癥，將加強早期篩查、建立科學的轉診機制納入社會保障體系，確保不遺漏的同時降低誤診率，在確診病癥之后，避免將抑郁癥邊緣化，應同常見病癥一樣納入醫療保險，為患者緩解治療的經濟壓力，規避患者因患病積聚壓力而加重病情。2020年9月11日我國衛生健康委發布了關于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試點進行抑郁癥的防治宣傳、篩查、干預，首次將抑郁癥作為精神衛生的特色工作，為今后精神衛生工作的開展“打個樣”，不論是病前篩查，還是病后治愈，社會保障聚焦到抑郁癥并成為斬斷致郁的傳導鏈條的第一把斧頭。

最后，社會活動是社會治愈的增粘劑。政府組織社會活動，加強關于抑郁癥的宣傳，提升社會認知度。在全社會樹立正確的觀念，正視抑郁，不再將社會集體的痛苦轉化為個人的病癥，從而破除抑郁疾病的“污名化”，減弱影響抑郁患者康復的“病恥感”的社會因素。此外，不僅加強社會的資金支持，也要加強社會的情感支持，提高全社會對抑郁癥患者的包容度。在社會活動中，還能增加人與人溝通交流的平臺，為建立社會關系提供了更多機會，預防因社會交往的缺失引發抑郁的同時，也能在增加社會集體歸屬感中創造治愈抑郁的有利社會氛圍。

（二）家庭：最撫凡人心的一劑良藥

家庭是人間煙火氣的聚集之地，是個體身心發展的重要場所，家庭是緊密聯系的小分子共同體。個人的發展追求內含于家庭的發展追求之中，發展成果由家庭成員共享;個人生活面對的風險也同樣內含于家庭應對的風險之中，由家庭成員共同承擔。家庭生活中的相互支持、相互成就，才能使家庭成為支持實現個人發展的堅實后盾;家庭生活中的相互體涼、相互關愛，才能使家庭成員在愛的浸潤下獲得心理上的支持。在個人不可控的“原子化”社會發展的潮流中，溫情脈脈的家庭生活是個體心靈休憩的最后一方天地，唯一可控的是守護家庭集合體的狀態，避免“原子化”的生活方式導致親情漸行漸遠。

抑郁作為一種心理疾病，不僅受生理機能因素的影響，而且主要受制于社會因素的影響，藥物可以治愈身體上的不適，而治愈“心靈的感冒”不僅需要藥物，更需要的是心理上的支持，已經證實心理干預是治愈抑郁的有效途徑。家庭是組成社會的最小集合分子，社會支持最終也是落到家庭支持上，社會氛圍的同心圓中心也是坐落于家庭氛圍之上。家庭作為“心藥”的一味藥引，在預防抑郁、治愈抑郁等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營造“有溫度”的家庭氛圍，使家庭成員可以分享喜悅、分擔悲傷，讓情感有寄托之所，每個人都難免需要面對人生不如意之事，在有愛的家庭中生活，一方面，自然而然會養成大度包容、樂觀積極的性格特質，很大程度上能夠避免不良情緒造成心理障礙而誘發抑郁;另一方面，不論是生活上的照顧還是心理上的共情，家人能夠最深切感受到抑郁患者的情緒變化，最直接的給予抑郁患者情感輸出。

（三）社會實踐：個人自我救贖的方式

不論是醫療、政府還是家庭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解決抑郁問題的外部因素，最重要的是抑郁患者個人的內部因素，只有患者個人的自我認同，才能發揮外部一切條件的有利因素?；颊弑仨氉陨韽膬认蛲獯蚱埔钟舻膲趑|，獲得新生。積極地參與社會實踐活動，是患者打開封閉的自我，獲得自我認同和社會認同的有效途徑。

社會實踐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支點，個人是社會存在的個人，個人只有在社會關系中才能獲得社會價值和實現自我價值。社會關系作為一種無形的紐帶，建立在人們的物質資料生產實踐和精神資料生產實踐的基礎之上，只有在社會實踐之中，才能實現個人的自我發展。大部分抑郁患者受到挫折后接收到外界的質疑，產生自我否定，陷入了習得性無助的狀態，為了逃避這種狀態而逃避社會實踐，在人為隔絕社會交往關系中又不斷加深無助感，從而形成了自我的無限否定。反之，當自我的發展帶來成就感，個人價值得到肯定，會在外界獎勵機制下觸發自我的激勵機制，如此形成個人發展的良性生態。我們要正確調節社會實踐中的挫敗感，明白“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懂得之所以有人生的高歌猛進，相應地就會有九曲回腸的艱難困苦，不然怎么體會兩相對照之下喜悅與感動。所以，只有在社會實踐中找到實現自我價值的支點，才能夠在自我價值認同中獲得社會的認同。

社會實踐有助于培育良好的社會交往能力。只有在社會實踐活動中原子的個人之間才有了交集，彼此獨立而不孤立，每個人的性格以及生活和成長環境的差異，導致就算是同一件事也會產生獨具特色的主體性“羅生門”想法。抑郁患者容易陷入自我的思想困境難以掙脫，在社會實踐中加強社會交往有利于接收到不同的信息，得知他人的看法，尋求他人的幫助和建議，從而幫助自己走出困境。另外，在社會實踐中建立社交網絡，樹立正確的社會交往認知和社會交往意識，豐富患者的交往經驗。改善社會交往的被動性，才能滿足個人社會交往的需求，提升社會交往的自信。

在抑郁發病率趨勢一路走高的今天，要深刻地認識到抑郁是一種存在于你我身邊，常見的心理疾病，也是一種已然存在的社會問題，探尋這一社會病癥的根源，有助于準確地抓住問題的命門，對癥下藥，只有充分了解抑郁癥具有的生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的雙重屬性，才能雙管齊下，達到身體治愈，心理撫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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