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視域下的“滿洲利權”與侵華政策的形成邏輯

劉 軒 紀雅琦

引 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成為名副其實的“大日本帝國”。日本不僅以五大國身份全面直接參與了凡爾賽會議和華盛頓會議的國際秩序重建，而且還名義上順應國際和平主義的發展潮流，開始高調倡導“協調外交”。與一戰前的帝國主義“舊外交”相比較，日本政府雖然明確提出了國際協調主義的新外交路線，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外交政策轉向，然而，通過日俄戰爭和對華“二十一條”攫取的多項中國東北權益，日本政府不僅沒有絲毫“協調”之意，而且往往變本加厲，企圖不斷擴展其在中國東北的權益，致使中國東北權益問題逐漸演化為“中日邦交之癌”[1]2，并推動了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和全面侵華的進程。

關于日本侵占中國東北權益和日本近代侵華政策問題，日本已有許多研究。緒方貞子著《“滿洲”事變：政策的形成過程》，從關東軍、陸軍中央和日本政府三個層面探討了九一八事變時期日本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川田稔著《“滿洲”事變與政黨政治》、小林道彥著《政黨內閣的崩潰與“滿洲”事變》、島田俊彥著《“滿洲”事變》、栗原健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面》、白井勝美著《“滿洲”事變：戰爭與外交》、小池圣一著《“滿洲”事變與對中國政策》、森克已著《“滿洲”事變的背后史》、筒井清忠著《“滿洲”事變為何發生》等，分別從軍政關系、政策過程、歷史背景等不同視角探討了“滿洲利權”及其相關問題，這些研究重點在于分析日本法西斯上臺及采取冒險軍事行動的歷史原因及影響，主要意圖在于揭示日本為什么最終走向了全面侵略戰爭、為什么發動了“無謀”的太平洋戰爭等問題。

在國內，曾經出版易顯石著《九一八事變史》、劉庭華著《九一八事變研究》、馬越山著《九一八事變實錄》、俞辛焞著《唇槍舌戰——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中日外交》、高樂才著《日本“滿洲移民”研究》、史丁著《日本關東軍侵華史》等多部著作，九一八事變博物館、《歷史研究》《世界歷史》《抗日戰爭研究》等雜志社也編輯出版了大量相關論著。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討日本策劃侵略中國東北、對東北進行殖民統治和掠奪的歷史事實，側重于揭示中國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過程。與日本相關研究相比，國內研究注重從整體上把握日本政府、軍部的對華政策和殖民侵略，但對日本國內不同權力集團之間圍繞中國東北權益問題的政策差異和權力博弈等研究不足。本文試圖通過考察不同時期日本政府、軍部、在野黨、大眾媒體等圍繞“滿洲利權”問題的所謂戰略考量和政策選擇，探討一戰后日本對外政策發生兩次重大轉向的制度邏輯。

一、日本視域下的“滿蒙問題”

日本對中國東北的覬覦，早在幕末時期就有佐藤信淵的“合并‘支那’論”[2]、吉田松陰的“補償論”[3]。明治時代日本首相山縣有朋曾經提出“滿蒙利益線論”[4]。日本視域下的中國東北權益，源于日俄戰爭后日本從俄國手里獲得的南滿鐵路經營權和關東州的租賃權。1905年，后藤新平就任第一屆滿鐵總裁后，大力倡導“滿洲經營論”，并特別強調對“滿洲”移民：“日本在‘滿洲’應始終處在以主制客、以逸待勞地位”，為此，日本應該“第一經營鐵路，第二開發煤礦，第三移民，第四畜牧諸業之設施，其中以移民為最”?！耙越洜I鐵路為基礎，不出十年，就將有五十萬國民移居‘滿洲’，俄國雖強，亦不敢輕易與我挑起戰端，和戰緩急之控制，即落入我手中?！盵5]后藤新平試圖通過經營鐵路和“滿洲”移民確立日本對俄戰爭的后方基地。

到大正時期，日本右翼勢力則極力主張“滿蒙割據論”“中國非國論”等，從理論上強調中國東北的特殊性。1912年，酒卷真一郎著《‘支那’分割論》，露骨煽動侵略“滿洲”：“我國是‘支那’近親，從鄰國最深關系上，其所得份額不可不最多。即在北方朝鮮及遼東，為保衛我國領土，必須按照傳說所謂日俄密約條款，將‘南滿洲’及內蒙古一帶、直隸一部分收歸我手?！盵6]為了編造日本侵占“滿洲”合理性的理由，京都大學教授矢野仁一等多次赴中國進行所謂的考察，極力宣傳“中國非國論”，“‘支那’如果希望完成新國家組織，就要拋棄‘滿’、蒙、藏等‘支那’力所不及又本非其領土的邊疆地區?！盵7]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乘西方列強無暇東顧之機，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逼迫袁世凱政府延長旅順、大連租借期限及“南滿洲”、安奉兩鐵路期限為99年，要求開放“南滿洲”、內蒙古東部，日本國民享有經營工商業、租賃土地、居住、往來、合辦農業等權力及領事裁判權，內蒙古東部開辟商埠等特權。[8]407對華“二十一條”極度惡化了中日關系，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反日浪潮。此后，對于如何處理“滿洲利權”等相關問題，成為歷屆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的焦點?！皩τ谶@個癌癥，日本進行過各種嘗試。如1915年的二十一條問題，還有最近政友會內閣時代對‘滿洲’的積極政策，有時甚至采取了相當粗暴的手術，雖然我們也加以認可，但其根本思想卻存在著錯誤”，“傳統的坐等方式，不要說消除癌癥，反而會最終導致身體惡化?！盵1]2

為實現對中國東北的永久占領，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不斷加強思想上、輿論上的精神動員。石原莞爾多次發表演講，闡述日本的國防對策，肆意歪曲中國東北歷史，“‘滿蒙’非漢民族領土，毋寧說其關系與我國密切相關，從民族自決立場而言，‘滿蒙’是‘滿洲’人及蒙古人的。與漢民族相比，‘滿洲’蒙古人毋寧說更接近大和民族”[9]78，“‘滿蒙’所具有價值的偉大之處，必須讓許多日本人理解?！疂M蒙’問題得以解決，則中國本部的排日亦將同時熄滅?！盵9]861928年10月，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后，開始陰謀策劃“滿洲”占領計劃，并四次組織“參謀演習旅行”，系統搜集東北各地情報，研討日本對華、對美戰爭對策?！啊疂M蒙’問題解決的唯一方法在于使‘滿蒙’為我所有，為此，必須做好對美戰爭準備?！盵9]90在石原莞爾看來，對美戰爭必將是一場持久戰，占有“滿蒙”是對美蘇持久戰的重要一環。由于日本國土沒有縱深，缺乏戰略物資資源，在戰略地位上處于不利位置。要扭轉這種戰略劣勢，日本必須擁有一個后方基地，這個基地自然就是“滿蒙”?！按虻埂疂M洲’三千萬民眾的共同敵人，是賦予我日本國民的使命”，“‘滿蒙’的政治價值在于建立國防上的據點，經濟價值在于解救燃眉之急，而解決唯一方策在于將其變成我國領土?！盵9]99-101

在軍部法西斯分子秘密策劃武力占領“滿蒙”的同時，日本右翼勢力積極配合，高調宣揚“滿蒙生命線論”。1931年1月23日，在第59次議會中，松岡洋右代表政友會向幣原喜重郎外相進行質詢，首次提出“‘滿蒙’問題是關系我國存亡的問題，是我國的生命線”[10]，此后，“滿蒙生命線論”迅速演變為日本社會的流行語?！皠邮幍摹疂M蒙’，其直接作為我國經濟上國防上的生命線，是基于歷史的、地理的區域開拓。我國已為此事業投入莫大犧牲和巨資，而且我們的要求，盡管只是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權，現在也不能滿足愿望，今天連既得權益也正在遭到侵害，我國的特殊地位感到明顯動搖?！盵10]1曾經長期留學于美國的松岡洋右，不僅十分清楚歐美發展歷史和國際行動規則，而且深悟列強爭奪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邏輯。他不僅強行把日本民族的生存權綁架于中國東北，甚至還堂而皇之地將其名之為“民族最小限度的生存權”，足見20世紀30年代日本右翼法西斯分子扭曲的思維邏輯。

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滿洲”分裂論、“滿洲”經營論、“滿蒙”占有論等不同，一些知識分子則反對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擴張，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1909年，耶魯大學教授朝河貫一著《日本之禍機》，猛烈批判日俄戰爭后日本的“滿洲”封鎖政策和國家主義思潮?！扒鍑约簩⑷毡疽暈榍致灾鳈嘀當?，世界將日本視為機會均等的破壞者，他們往往認為，日本將以戰后優勢踐行戰前俄國之志，然而，與俄國相比較，應該說日本是更加偽善、更大的和平攪亂者?！盵11]1912年9月，末廣重雄在《外交時報》發文強調：“日本獨占‘南滿’，不僅甚為失策，而且十分危險?！盵12]三浦銕太郎、石橋湛山在《東洋經濟新報》相繼發表《‘滿洲’放棄乎？軍部擴張乎？》《大日本主義乎小日本主義乎？》《放棄一切之覺悟》《大日本主義的幻想》等文章，批判日本帝國主義思想，主張日本應該放棄“滿洲”，放棄大日本主義的幻想，提倡小日本主義，實現加工貿易立國。日本應“對弱小國家(亞洲等)一改‘攫取’態度，轉變為‘放棄’的覺悟，即放棄‘滿洲’，允許朝鮮、臺灣獨立，放棄在中國其他地方建立多個經濟特權和武裝介入等特權，與此等弱小國家共同生存?！盵13]

到九一八事變前，對于日本政府及軍部的“滿洲”政策，日本社會和新聞媒體雖然偶有批判和反對之聲，但在長期天皇專制主義思想熏陶下，日本培植了日本主義(皇國主義)、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泛濫及爆炸式成長的肥沃土壤。九一八事變后，大量知識分子、無產政黨、主要新聞媒體快速轉變為軍部法西斯侵略行動的后援勢力，日本的對外政策再次發生重大轉向。

二、日本侵華政策中的“滿洲利權”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迫于國際和平主義的發展形勢，日本政府開始調整外交政策，注重與英美國家協調行動。原敬內閣時期，日本確立了新的外交方針，即推進日美友好，重視與美國實現在亞洲地區的諒解和協調，并繼續鞏固日英同盟關系。原敬外交的核心在于協調日本與英美在華權益等問題。對于中國，原敬強調：“中國是日本無二的善鄰，鄰邦治亂直接關系著帝國存亡。不幸的是，中國尚未完成統一大業，國內動搖跡象不斷，但總而言之，這是中國內部事情，而不應是胡亂添加外力之事?！盵14]可以說，原敬內閣全面調整了日本政府對華所謂戰略定位，即放棄對華積極擴張政策，確立了不干涉中國內政和開展經濟外交的行動方針。

1921年5月13日，原敬內閣制定了《對‘滿蒙’政策》，重申“‘滿蒙’與我國領土接壤，在我國防上及國民經濟生存上具有至大緊密關系”?；诖?，日本應以實現“‘滿蒙’特殊利益”為著眼點，“扶持‘滿蒙’之我國勢力，乃我國對‘滿蒙’政策之根本?！薄拔覈兰皣窠洕嫔现匾匚患袄麢?，即使在今后，也要更加努力獲取。但當今世界大勢之國際傾向，民族自決主義涌動，如將上述必須至當之要求，誤解為侵略傾向之表現，必然使帝國國際立場益發困難，因此，在實行之際，應細心準備和極微熟慮?！盵8]523-524由此可見，原敬內閣雖然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原來的積極對華政策，但其政策底線依然是最大限度地維持和擴大中國東北權益。

原敬被暗殺后，繼任的日本內閣基本繼承了原敬政府確立的“滿蒙”政策方針。1924年5月30日，日本外務省、陸軍、海軍、大藏四省共同制定了《對華政策綱領》，強調確保和擴展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特殊地位和關系：“維持‘滿蒙’秩序，對帝國在該地區的重大利害關系，特別是在朝鮮統治上，要特別加以重視。為此，平時要加以最大注意，且在認為自衛必要時，可以采取機宜措施?！比毡菊环矫胬^續支持張作霖在東北地區的統治，一方面加強對華投資、貿易、資源開發和鐵路建設等，努力擴大在華權益。[15]61-63

經過第二次護憲運動，以加藤高明為首相的三黨聯合政權成立，幣原喜重郎被任命為外務大臣，日本外交進入“幣原協調外交”時代。幣原認為，華盛頓條約規定的政策與日本政府所采取的政策全然一致，日本政府應堅決貫徹華盛頓條約精神：“日本將遵守和擴充巴黎和會條約、華盛頓會議諸條約決議等明示或默視的崇高精神，全面履行帝國使命”，“現在權謀術數的攻略乃至侵略政策時代已經完全過去，外交步入正義和平大道，開拓帝國之進路”。[16]在幣原看來，各國協調的國際主義已經成為時代潮流，而只顧本國利益的國家主義將不為時代所容。保護和增進日本正當的權益是日本政府當然的責任和義務，但是，實現此責任和義務，并不必然與列國正當權益相沖突：“我們不能以任何國家為犧牲，而滿足非理性之欲望，如所謂侵略主義、領土擴張政策等，不能依靠事實上不可能之迷想而行動?！盵17]“世界不是以一國為中心而運轉。一國之力不管如何強大，或其財力如何豐富，借此而專橫于列國之間時，最后必以悲慘失敗而告終，這已為歷史所證明。國家真正且永遠的利益，是基于列國相互立場之間，通過公平協調得以確保的?！盵18]幣原的公平協調外交主張雖然具有明顯外交辭令色彩，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當時日本社會對世界和平發展的時代認知和新外交理念的追求。

對于“滿蒙問題”，幣原外相基本繼承了原敬時代確立的“滿蒙”政策方向，即以維持其“滿洲特殊權益”為前提，通過積極推行“滿蒙政局穩定化”政策，不斷擴充其在“滿洲”的權益?！皬氖贾两K，我們無論是在同一地方，還是在中國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領土侵略意圖，政府已經多次發表聲明，我今天再次對此重申”[19]。幣原作為日本外相，其國際協調主義言辭雖然具有一定的輿論宣傳味道，但同時也客觀反映了一戰后世界和平發展的新趨勢和日本的新外交理念。

幣原協調外交遭到了軍部及右翼勢力的強烈反對，并事實上造成了明暗兩條外交路線，明線是日本政府對外主張的協調外交路線，強調維護華盛頓體系下的國際新秩序；暗線則是以軍部為主，無視政府決策，不斷制造事端，一直試圖打破現存國際秩序和擴張勢力范圍。日本政府對外雖然一直聲稱“不干涉中國內政”，對中國東北及任何地方都沒有領土要求，但是，在涉及具體中國東北權益問題時，日本政府和軍部卻往往通過隱秘形式加以“干涉”或“滲透”，其中較為典型的案例包括關東軍直接插手直奉戰爭、郭松齡倒戈事件等。外務省表面的“不干涉政策”與關東軍暗中的“直接干涉”相互交錯配合，構成了1920年代日本“二重外交”的雛形。

整體看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從原敬內閣到第一次若摫內閣，協調外交和對華“不干涉政策”構成了日本外交的主流和方向。在幣原協調外交下，日本政府雖然依舊強調“滿洲特殊權益”，中日之間雖然依舊存在諸多現實問題，但相對于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第二次大隈內閣時代來說，中日關系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緩和跡象?！皣@滿蒙政策，雖然體現了‘二重外交’、‘四頭政治’的弊端，但卻構成了1920年代前期對外政策的主流。在此期間，后者即反華盛頓體制傾向的立場，處于對外政策的旁流位置?！盵20]

1927年田中義一領導的政友會內閣上臺后，日本對外政策突然變調，一改原來的“對華不干涉”政策急速轉變為對華強硬外交政策，以徹底改變妥協、軟弱的“幣原外交”。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組織召開的東方會議確立新的《對華政策綱領》：“鑒于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位，對于中國本土與‘滿蒙’，不得不各自有所差異”。對于“中國穩健分子”的合理愿望，日本政府將盡力給予協助。對于東三省的重要勢力和人物，只要其“尊重我‘滿蒙’特殊地位，認真執行同地方的政情穩定措施，帝國政府應適當支持之?！盵15]101-102田中義一內閣不僅把中國東北作為日本的勢力范圍，而且視東北地區的安全與秩序為自己分內的責任和義務。東方會議通過全面清算幣原外交，確立了“滿蒙第一主義”的對華政策方針。

根據東方會議精神，外務省提出《“滿洲”懸案解決意見》：“關于‘滿蒙’政情穩定及懸案解決，前有大正十五年(1926)3月26日內閣決定，其后因中國南北形勢發生巨大變化，在重新考慮后，不得不制定具體計劃，特別是張作霖陷入內外困境之際，當前事態是促進解決‘滿蒙’諸懸案之最佳時機?！盵21]田中內閣通過三次出兵山東，直接干涉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事業，試圖在中國北伐軍尚未完全占領北部地區之前，以繼續支持張作霖政權為條件，逼迫張作霖一體解決關于“滿蒙”各鐵道建設、土地、礦山等中日各種懸案。[22]

田中內閣的強硬對華政策存在嚴重的邏輯矛盾和現實沖突。一方面，田中內閣通過武力恐嚇手段，三次出兵山東，借中國的北伐戰爭趁火打劫，試圖保護和擴大日本在華權益；另一方面又不想徹底放棄所謂不干涉中國內政之名，全面惡化中日關系，試圖借助張作霖勢力全面解決中國東北權益問題。面對中國東北的復雜形勢，田中內閣一方面授權日本軍部、關東軍隨時準備相機采取出兵行動，另一方面又極力約束日本陸軍，試圖有效控制關東軍的冒險行動?！疤镏袃乳w對華強硬外交的核心在于‘滿蒙’分離政策，即將‘滿蒙’置于與中國本土分離的政權之下，并通過對該政權施加壓力，擴大日本權益。但該政策由于突然爆發的張作霖暗殺事件而遭受沉重打擊”[23]，最終，田中內閣不僅未能借助出兵山東解決“滿蒙諸懸案”，反而使中日關系陷入極度僵化境地，田中本人也因此而自食其果。

三、“皇姑屯事件”引起的政治生態變異

在田中對華強硬外交的刺激下，日本軍部法西斯和右翼勢力日益高度亢奮。陸軍內部強硬派主張將“滿洲”從中國本土分離，使之成為一個特殊的行政區，然后由日本政治勢力進入該地域。關東軍認為依靠強硬手段是根本解決“滿洲”問題的唯一方法，應該武力占領“滿蒙”，進而推動日本國內的國家改造，實現“昭和維新”?！敖鉀Q‘滿蒙’問題是日本生存的唯一途徑，為清除國內不穩，就必須對外進攻”[9]86，為此，關東軍制定了詳細的“滿洲”占領計劃。在日本軍部對全面占領中國東北躍躍欲試的背景下，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秘密策劃并組織實施了暗殺張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河本大作試圖借此挑起東北內亂，進而出動關東軍，一舉占領中國東北。

對于震驚中外的“皇姑屯事件”，田中義一首相很快收到了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等的相關報告：“日本秘密結社，在日本陸軍幫助下暗殺了張作霖”[24]，陸軍省派遣憲兵司令前往中國東北進行調查，外務省、內務省、陸軍省則共同組成了張作霖爆炸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最后，各方面證據已經清楚指向了陰謀策劃“皇姑屯事件”的關東軍。然而，由于來自軍部和右翼勢力的反對，在處理張作霖暗殺事件上，田中義一長期舉棋不定，加之右翼勢力的恐怖威脅，極度惡化了日本國內的政治生態。

“皇姑屯事件”發生之初，《大阪朝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等曾經進行簡單報道，但隨后日本各報社均開始保持沉默。在近半年的時間里，盡管東京的英文報紙，上海、天津等地報紙對此均有廣泛報道，但日本政府和新聞界故意視而不見?！盎使猛褪录卑l生當天，松村謙三等民政黨議員六人正在東北考察，并在事后進行了現場調查。然而，在接到松村謙三等的匯報后，民政黨總裁浜口雄幸卻以“超越黨派關系的重大事件”為由，刻意選擇了回避和隱瞞。[25]在隨后發表的《民政黨對華政策決議》中，對于當時造成重大影響的暗殺張作霖事件只字不提。[26]直到皇姑屯事件發生半年后，民政黨議員才在第56屆國會上以所謂“滿洲某重大事件真相”之名，正式向田中義一政府提出質詢。在日常日本國會中，為了政黨利益不惜互相攻訐揭短的國會議員，面對直接刺殺外國軍政首腦、嚴重影響中日關系的重大事件，此時竟都本著“家丑不可外揚”的“愛國”理念，統一選擇了自欺欺人的隱瞞對策。

不僅如此，為了封堵社會輿論，1929年2月4日，日本極右勢力“國體維護記者會”居然在東京13家報社共同刊登“奇怪廣告”——《與某重大事件之質問者》，公然以“愛國名義”惡毒攻擊議會中對張作霖事件提出質詢的議員：“知之而猶質問，則諸君實為令人驚異之賣國奴。若真不知而質問，則諸君為完全虛偽之大蠢物，絕非有資格在帝國議會立于質問戰之第一線。議論國政之人物，敢問諸君，賣國奴乎？大蠢物乎？”并對國會議員發出威脅：“諸君實擾亂我軍陣營，而供給敵彈之徒也。日月尚未墜地，今而不改，諸君之頭上必遭天譴?！盵27]從日本政府放任東京各大報紙共同公開刊登“奇怪廣告”一事，足見日本社會的政治生態已經發生了嚴重變異。

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后，迫于軍部及右翼勢力的壓力，田中義一最終決定隱瞞事實真相，僅追究河本大作等直接策劃者的行政責任，公開欺騙日本與世界輿論。在“皇姑屯事件”刺激下，日本軍部及右翼分子更加有恃無恐，日本國家決策的權威性、統一性遭受嚴重沖擊。陸軍中央對事件本身的袒護和掩蓋，中央閣僚、政友會的縱容、遷就，民政黨等在野黨的回避和沉默，嚴重扭曲了立憲政體下權力制衡的政治生態，為后來日本連續爆發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和冒險軍事行動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行動示范和政治動員。正是在這種政治生態總體變異的背景下，石原莞爾于1931年直接策劃和發動了九一八事變。

伴隨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圍繞中國東北權益問題，日本的國家決策機制出現了嚴重扭曲。一方面，日本內閣、軍部和關東軍各說各話，名義上的上下級關系遭受重創，關東軍等派出機構越來越無視內閣決策，不斷擅自采取軍事等行動；另一方面，重大對華決策甚至演變為關東軍獨立策劃、陸軍中央帷幄配合、日本內閣事后追認的行動模式。一些軍部法西斯分子不斷制造恐怖事件或發動冒險軍事行動，以綁架日本外交當局和中央政府，然后逼迫軍政當局予以事后追認，日本整個國家機器逐漸進入自由落體式的制動機制缺失狀態。

四、制動機制缺失下的決策邏輯

縱觀1920年代，“協調外交”已然構成日本對外政策的主流，并獲得了國民的廣泛支持。在全球裁軍運動浪潮中，曾經長期左右日本政局的藩閥、軍閥形象遭到世人蔑視，軍人甚至被視為浪費稅金的小偷，日本一度步入了“憲政常道”的政黨政治時代。

對于通過日俄戰爭和對華“二十一條”攫取的中國東北權益，日本政府雖然始終堅持維護“滿洲特殊利益”的立場，但在國際協調外交的背景下，中日關系曾經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緩和。對此，松岡洋右曾經慨嘆道：“‘滿洲’事變之前，在日本，有一種想起來令人恐懼的失敗主義。當時，即使我們都努力闡述‘滿蒙’的重要性，指出我國付出的犧牲并加以呼吁，但國民對‘滿蒙’問題一點也不感興趣。當時在朝野很多知識分子之間，把我們的呼吁甚至當作冥頑之徒的妄語而加以蔑視”，“可悲的是，在我國知識分子之間，甚至毫無顧忌地開始提倡‘滿蒙’放棄論”。[28]

盡管如此，日本政府在中國東北權益問題上的所謂戰略定位，加之政黨政治下日益扭曲的政治生態，導致社會各界在制動機制缺失的憲法體制下，不僅無法從根本上切除“中日邦交之癌”，而且只能聽任軍部法西斯和右翼勢力進入“自由落體運動”。

作為日本國家最高權力者的天皇本身，面對明治憲法體制下的超國家主義浪潮，經常表現出矛盾甚至分裂的決策選擇?！霸谡闻c軍事激烈摩擦的現實政治中，對于陸軍所主張的膨脹主義，可以說天皇時而抑制，時而贊賞，一邊鼓舞士氣，一邊發揮國威，既有考慮國際關系的穩健性，又有見機擴大勢力范圍的膨脹主義?！盵29]天皇自身的相機選擇性，事實上暴露了明治憲法體制的內在矛盾——政務與統帥的職能分裂和軍部制衡機制的缺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這種元首職能的分裂性和制衡機制缺失直接導致了近代日本社會潛藏的法西斯基因突變，并誘發了日本對外政策、政治生態的嚴重扭曲和國家決策的制動機制缺失。

作為最后元老的西園寺公望，雖然并不認同軍部法西斯的行動，但在推薦首相時也只能是兩害相權取其輕，盡量避免選擇極端法西斯分子上臺，但這無法阻止整個國家的法西斯化進程。長期標榜協調外交的憲政會(后為民政黨)內閣，相對于田中政友會內閣，雖然對華態度較為溫和，但一直未能抓住歷史時機，有效解決“滿蒙”問題和改善中日關系。在恢復中國關稅自主權和廢除治外法權問題上，幣原外相雖然曾經有過明確“友好”表態，但由于過度執著于日本自身的利益得失，完全無視中日關系大局和國際發展趨勢，結果導致中日交涉始終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民政黨政府既沒有果斷采取措施徹底革除“中日邦交之癌”的膽量，也未能施以有效“化療手段”減少中日沖突，而只是在“維護和擴大‘滿洲’特殊權益”的名義下，保持外交辭令上的“不干涉政策”和暫時擱置，最終只能放任軍部和關東軍的肆意行動。

與之相對，田中義一作為政友會總裁，曾經的日本陸軍大臣，其上臺本來就有西園寺公望等試圖借助其軍事威望抑制軍部勢力的政治意圖。然而，田中義一內閣時期的對華強硬外交和三次出兵山東等，不僅未能真正解決“滿洲諸懸案”，反而嚴重惡化了中日關系，并極度加劇了軍部法西斯勢力的膨脹。正是在田中義一內閣時期，日本的政治生態發生了嚴重變異，軍部的優勢地位重新凸顯，內閣的決策能力嚴重下降，在野黨的監督制衡機能基本喪失。最終使恐怖活動、冒險行動等個別突發事件演化為左右日本政治和軍事全局的關鍵因素。

對于軍部勢力、關東軍和青年將校來說，無論是軍部直接指揮的山東出兵等干涉中國內政行動，還是暗殺張作霖的恐怖行動，抑或是陰謀發動“滿洲事變”，即使是違反中央政府意志或國家對外戰略，但為了自己心目中的“國家利益”，無論采取何等極端手段，都自然可以心安理得、義無反顧。一批試圖“改造國家”的青年將校和右翼法西斯分子，一方面借口明治憲法體制下的軍部帷幄上奏權，直接威脅政黨內閣的存續；另一方面則采取直接恐怖行動，暗殺政府要員，發動軍事政變或采取軍事行動，依靠“下克上”的反秩序行動，直接牽引或左右國家命脈。九一八事變后相繼發生的“五·一五事件”“二·二六兵變”和盧溝橋事變等，無一不在證明日本的國家運行體系發生了嚴重扭曲，國家機器的制動機制已經嚴重缺失，日本對外政策再次發生了重大轉向。

自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社會逐漸形成了特定行動邏輯，即只要為了所謂國家利益，即使違反軍令、破壞統治秩序、與世界各國為敵等亦在所不惜。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追認關東軍的冒險行動，或者與軍部法西斯同流合污。在軍部法西斯的恐怖行動面前，政府對關東軍、軍部的“獨斷行動”越來越無可奈何，知識精英、左派勢力開始發生大規模被迫或主動“轉向”，新聞媒體開始密切配合軍部及右翼勢力的恐怖或侵略行動?！?920年代，日本遭受國內危機、世界金融危機的雙重打擊，將武力侵占‘滿蒙’視為脫困的抓手。為此，日本不惜策動九一八事變、脫離國聯，升級侵華戰爭，又乞靈于法西斯化并挑起太平洋戰爭?！疂M蒙情節’最終變成‘大日本帝國’的絞索，夢碎不歸路?！盵30]

結 語

日本通過非法手段攫取的“滿洲利權”問題，最終成為引起日本外交政策轉向和直接發動侵華戰爭的誘因。日本政府企圖維護和擴大“滿洲利權”的所謂戰略底線，客觀上造成了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在日本社會底層的泛濫，部分知識分子微弱喊出的“滿洲放棄論”，根本無力遏制法西斯主義高漲的時代潮流。明治憲法體制下的制度缺陷——國家治理規則的內在矛盾和制動機制的缺失，藩閥政治退出后政黨政治的嘗試及其挫折，壟斷資本主義形成過程中的經濟危機沖擊和農村凋敝，極大壓縮了日本政府進行戰略選擇的行動空間。在大正民主時代曾經一度遭受嚴重打壓的右翼勢力和軍部法西斯分子，一面高度渲染國家危難和民族主義，一面高舉“昭和革新”的國家改造旗幟，不斷制造恐怖暗殺和軍事冒險行動，借此牽引和主導國家的戰略選擇。主流政治家和知識階層雖然已經充分意識到國家戰略的扭曲和戰爭風險，卻根本無力回天。經歷了一戰后空前經濟景氣的日本，在軍部法西斯、右翼勢力及民族主義狂潮的裹挾下，整個國家步入了制動缺失的瘋狂19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