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振興視角下傳統制鹽村落的保護對策探析

摘 ?要：傳統制鹽村落，是中國西南地區歷史最悠久、主題文化鮮明、保存完整的傳統村落形式之一。傳統村落的保護，歷來受到學界的關注和探討。文章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提出文化振興是傳統制鹽古村落保護的有效路徑之一。通過重塑以井鹽文化為特征的典型性傳統村落，深入挖掘井鹽文化、激發村民文化自信、推動景區投資建設以及利用品牌文化拓展市場等措施，可以促進傳統村落的保護、傳承和發展。

關鍵詞：文化振興;鹽業;傳統村落;保護???????????????????????????中圖分類號：K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864（2022）01-0050-10

中國是一個鄉土文化濃厚的國家，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科的學者，歷來重視對鄉土（村）社會的研究。進入21世紀之后，傳統村落的保護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重視。2011年，中央四部委明確提出：“傳統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較早，擁有較豐富的傳統資源，具有一定歷史、文化、科學、藝術、社會、經濟價值，應予以保護的村落?！?sup>① 但是，學界認為傳統村落保護的成效，總體上令人擔憂。有學者曾指出傳統村落的發展與保護過程中，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傳統村落大多年代久遠，位居相對偏僻、落后地區，長期以來的人口外流和空間荒廢導致大量村落出現“空心化”與“自然衰退”，村落發展主體缺失，造成村落的“文化失落”。另一方面，不科學的城鎮化、新農村建設以及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開發導致“建設性破壞”和“開發性破壞”^②。另有學者指出：“人們在提出種種保護措施和保護實踐的時候，卻往往帶著城市人的心態，甚至是城市精英的居高臨下心態，以城市標準要求傳統村落。因此，有些保護愿望很好，效果卻甚微，甚至相反?！?sup>③ 因此，為傳統村落的保護提供合理的對策，依然需要學界不斷去探討和研究。

從中國傳統村落的形成方式來看，可大致分為：農業生產聚落型、手工業生產型和軍事屯墾型3類。其中，受華夏文明多以農耕文化為核心發展而來的影響，農業生產聚落型傳統村落占主要地位，呈現出數量多、分布廣、形式多樣等特點，而其他兩類傳統村落所占的比重不大。盡管如此，手工業生產型傳統村落，作為一種依賴某類行業發展而來的村落類型，應受到學界和有關部門的重視。例如，云龍縣境內的幾處傳統村落，就是以傳統鹽業生產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聚落，其歷史底蘊深厚，井鹽文化豐富。這類生產型傳統村落在西南地區分布最廣，尤其以云南省境內分布最多。自2012年12月17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等部門公布第一批646個具有重要保護價值的村落列入中國傳統村落名錄以來，一共公布了5個批次。其中，云南省入選的傳統村落中，僅傳統制鹽村落就有10個^①;而云龍境內具有悠久制鹽歷史的8個古村落中，有6個村落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此外，還有一組數據值得關注，即云龍縣一共有12個村落入選第1批至第5批傳統村落名錄，傳統制鹽村落的入選率高達50%。

不過，目前云龍縣在如何保護、傳承和發展傳統村落等方面，依然面臨很多困境，其主要表現在：進入后鹽業時代，傳統村落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強，生計方式多樣化，但缺乏核心的產業帶動;文化振興后勁不足，經濟發展和村落保護之間的關系難以平衡;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模式，缺乏各部門、社會力量、村民三者之間的聯動;重疊管理，相關部門之間難以形成統一領導，導致村落的管理出現責任交叉、重疊，工作效率不高等問題。筆者以為，云龍境內制鹽古村落的形成和發展，是以井鹽文化為基礎，鹽業經濟為動力，并衍生出多元文化的傳統村落。因此，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將文化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魂，并通過文化振興來推動傳統村落的保護，這是文化特征凸顯的傳統村落發展的有效路徑。正如有的學者所言，鄉村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題中要義，是消解農民精神貧困的必然要求，更是推進鄉村振興的動力源泉^②。

一、云龍縣傳統制鹽村落的文化特征

云龍縣屬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西部，地理位置處于橫斷山脈的南端，地勢北高南低，境內以峽谷和高山為主。2020年末，云龍縣全縣總人口20.82萬人。其中，漢族有24，953人，約占全縣人口的11.98%;少數民族一共183，324人，約占88.02%。在少數民族人口中，白族為150，700人，約占全縣人口的72.36%，是一個典型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③。云龍縣境內的各類傳統村落中，歷史悠久、保存完整、文化特征明顯的村落，多數是以制鹽為基礎發展而來的。這類傳統制鹽村落是以歷史上云龍境內著名的“八大鹽井”為依托而形成的。除了石門井周邊的村落已經成為縣城的一部分，未保留有傳統村落之外，圍繞其他的7個鹽井，均保留有各具特色的傳統制鹽村落，這包括：諾鄧鎮諾鄧村（諾鄧井）、寶豐鎮寶豐村（雒馬井^④）、諾鄧鎮大井村（大井）、諾鄧鎮天井村（天井）、諾鄧鎮山井村（山井）、檢槽鄉師井村（師井）和白石鎮順蕩村（順蕩井）。其中，諾鄧村和寶豐村兩個村落保存的完整程度高于其他5個村落。通過調查，上述7個傳統村落具有文化底蘊深厚、文化主題鮮明、多元文化并存等特征。這些村落將各歷史時期鹽的生產、運銷、貿易以及人們的宗教信仰融合起來，并通過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方式傳承下來，成為了解和研究傳統村落形成、發展、衰落的較好案例。

（一）文化底蘊深厚

云龍縣的歷史最早可追溯至漢代，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中央在此設比蘇縣，當時屬益州郡管轄。東漢永平十二年（69年），云龍屬永昌郡。唐時云龍屬南詔，西漢屬永昌節度，東漢屬劍川節度，宋代至大理國時期（937～1253）稱云龍賧。元代，蒙古國平定大理，先以萬戶所和千戶管理地方，1274年改制為路，云龍設云龍甸軍民總管府。明代，中央平定云南之后，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設云龍土知州，下轄1個土干總、5個土巡檢，至此云龍進入到由土司統治的時期。清代，當地設云龍州，民國二年（1913）改州設縣。

云龍是云南省境內，乃至全國井鹽開發歷史最悠久的地區。方國瑜先生認為漢時期的比蘇縣，即今天的云龍縣、蘭坪等地，且當時的比蘇縣境內已經產鹽^①。唐代，樊綽所著的《蠻書》一書中提及“劍川有細諾鄧井”^②，此井正是云龍縣境內的諾鄧井，至今仍沿用此名。因此，云龍產鹽的歷史有2000多年。

唐至元代，未見官方記載云龍境內食鹽生產情況。明代，洪武十五年（1382）十一月，中央設云南鹽課提舉司，據《明史》“食貨志”記載，云南提舉司凡四：“曰黑鹽井、白鹽井、安寧鹽井、五井?！逼渲?，五井提舉司設在云龍縣諾鄧井，據史料記載，在洪武十六年（1383）中央設置五井鹽課提舉司，下設諾鄧井鹽課司、大井鹽課司、山井鹽課司、師井鹽課司、順蕩井鹽課司5處^③。此時，云龍境內鹽的生產已成規模。嘉靖三十五年（1556），云龍境內“新開石門關三井鹽課”^④，有學者認為，這是新開石門井、天井和金泉井^⑤。清代，云龍制鹽業繼續發展，并到達頂峰。據《新纂云南通志》記載，云龍井在雍正年間產額為2，601，680斤，乾隆初期為2，421，232斤，除去安豐井代煎以及秤頭鹽，實際煎鹽數為587，920斤。嘉慶初年，煎銷鹽2，815，100斤，道光時期為2，114，600斤^⑥。清末，云龍井“額鹽六十萬七千六百四十斤”，但是“溢鹽四十九萬一千八百十二斤，漏報溢鹽七十八萬八千八百斤，共一百八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斤”^⑦。

進入國民政府統治之后，1912年云南省先是革除清朝制度，設立實業司兼管鹽政，在黑井、白井和磨黑井設督煎督銷總局，其余各井設督煎和督銷局^⑧。此時，云龍井歸白鹽井督煎督銷總局管轄。1915年9月1日起，云南鹽運使署在云龍井設場務公署，據《續云南通志長編》記載，云龍井場“在云龍縣城東北之石門井，距縣城約半里許。東西一里許，南北半里許。距喇雞井場約二百四十里、喬后場約二百余里。距省一千二百余里。所屬分石、諾、大、天、山、金、順、師八井區。光復后改設督煎督銷局，繼改設場署……二十七年后改為場務所?！?sup>① 民國時期，制鹽者的身份是灶戶（鹵?。?，整個云龍井共計455個灶戶，具體為：石門井68灶，金泉井55灶，諾鄧井75灶，順蕩井36灶，大井72灶，師井40灶，天耳井84灶，山井25灶^②。

1950年末云南省鹽務管理局成立滇西鹽場管理處，設在喬后，轄拉（喇）雞、彌沙、云龍3個場務所。1953年之后，云龍成為喬后鹽廠的分廠。此時，地方制鹽為國營，但實質上是由地方政府承辦，按照企業管理模式，云龍縣的制鹽業一直持續至20世紀末期。

客觀而言，云龍因鹽而興，歷經千年的制鹽業，促進了地方社會的發展，并與中央王朝始終保持著密切的聯系，如此深厚的歷史文化，是傳統村落形成、發展的重要條件。

（二）文化主題鮮明

縱觀中國傳統手工業生產型村落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兩個要素：一是一定數量和規模的人口;二是持續穩定的產業?；谏鲜鰞蓚€條件，一旦村落具備一定的規模，各種文化現象將隨之出現，村落便成為一個功能齊全的小型社區。但是，一部分傳統村落在長期發展、變遷，甚至衰退之后，可能失去原有的文化特色，這將降低傳統村落保護的價值。

云龍縣境內的諾鄧村和寶豐村，是人口集中、建筑規模宏大、布局合理、文化特色鮮明的傳統制鹽村落。走進這些村落，大家可以看到整個村落由古鹽井、民居院落、牌坊（含題名坊）、鹽局或衙門遺址、廟宇等部分構成。而且，這些村落容易讓人情不自禁地聯想到其悠久的歷史底蘊和當地的井鹽文化。明代以前，文史資料對當地制鹽村落的記錄相對較少。明代之后，隨著人口聚集，制鹽規模的擴大，人口數量不斷增長，民居院落的規模也不斷擴大。其中，村落中定居下來的人群，主要包括鹽官、制鹽者和鹽商，他們成為食鹽生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的遷入或流動，對地方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

明代，中央加強對邊疆地區的鹽務管理之后，象征國家權力的鹽官隨即進入云龍鹽區，并開始大力修建官署衙門。諾鄧的鹽局、提舉司衙門舊址等成為留存至今的重要遺址。通過這類宏偉的建筑群，可以想象當年食鹽生產的盛況?？傮w看來，云龍境內傳統村落的形成和發展，是以鹽的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為核心，形成一個大的社會系統。在每一個環節上，都注入了不同的文化因子。這樣，以鹽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村落，包括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部分，三者相互影響、緊密聯系。物質文化是以鹽的生產為核心，涉及生產者、管理者、商人等群體的物質生產和消費活動;制度文化，是以鹽政制度為核心，再向地方行政事務、村落管理等方面延伸的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了維系食鹽生產的祭鹵龍王儀式以及祈求平安、豐收的宗教信仰，如佛教、道教和本祖信仰等。因此，諾鄧、寶豐等地的廟宇，數量龐大、規模宏大、分布廣泛。

（三）多元文化共存

食鹽生產是一項系統性的行業。因食鹽生產發展起來的傳統村落，隨著其生產規模的擴大，除了井鹽文化之外，建筑、宗教、飲食以及教育等文化也相繼形成，且實現了多元文化共存、共享和共榮。

云龍縣境內的7個制鹽村落中，以諾鄧古村的各類建筑規模最大，數量最多，保存較好;其次為寶豐村，民居院落圍繞鹽井而建，各類白族民居排列整齊。再次為大井村（現為象麓村），這里具有代表性的是清代入仕人家流傳下來的民居建筑，以馬錦文家族為代表。其中，諾鄧村的民居樣式主要是“四合院”“四合五天井”“三坊一照壁”以及較為特別的“一顆印”等。學界曾指出，白族的民居建筑主要受漢文化的影響，“移民的進入及漢文化在云南的廣泛傳播，是漢式建筑影響、傳入白族地區的社會背景……不論是‘三坊一照壁還是‘四合五天井，或者是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一進數院的‘六合同春，都屬漢式合院體系，也就是說，都是在受漢族影響的基礎上融合了本土建筑的特色而發展起來的”^①。這就給云龍八井民居多數在明代之后所建提供了解釋，即明清時期鹽的生產規模促進了地方社會的經濟發展，同時促使建筑行業迅速崛起。

當物質資料豐富到一定的程度，人們精神世界的享受或慰藉油然而生。以諾鄧古村來說，明清時期“以廟宇眾多而聞名遐邇，據說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個廟”^②。玉皇閣道教建筑群是該村古建筑最高成就的代表，十分雄偉壯觀、氣勢磅礴，是諾鄧食鹽生產時代最輝煌的宗教文物遺產。整個建筑群，包括文廟、武廟、靜室、欞星門等建筑。玉皇閣是以道教為主，融合儒、釋為一體的古建筑群，是云龍境內現存最早，保存最完整，最具典型性的宗教建筑群。而在寶豐古鎮，“明清以來，寶豐鹽業經濟發展，推動了各業的大發展，以佛、道和三崇本主交融的宗教建筑群隨之大量涌現。據統計，寶豐明清以來共建54座寺觀廟宇”^③。

歷史上的云龍除了建筑文化、宗教文化較為發達之外，作為滇西重要的產鹽基地，食鹽生產對飲食文化的影響不容忽視。據了解，無論在任何國家或地區，食鹽腌制都是早期人類保存食物的最好方法之一。人類較早腌制的食物，主要是魚類。在重慶中壩遺址的考古發掘中，人們發現古人已經懂得用鹽腌制魚類^④，而生活在西藏東南部的鹽井、怒江貢山等地的民族也有腌制琵琶肉的習慣^⑤。滇西云龍境內的白族，多數有腌制火腿的習慣，火腿成為了有當地民族特色的美味佳肴。除了當地有適宜的氣候之外，主要和當地產鹽直接相關。直到今天，在人們眼中只有用當地熬制的鹽巴才能制作出上等的火腿。

明清以來，云龍鹽業經濟的持續發展，極大地影響了地方社會對教育的重視程度?！爸Z鄧古代文明的產生、發展和歷世不衰，端賴鹽業經濟和文化教育兩大支柱的穩固支撐?！?sup>⑥清末，諾鄧村里有“二進士、五舉人、貢爺五十八、秀才四百零”之說，上述數字，當有過之而無不及^①。顯然，制鹽規模的擴大，中央對地方鹽務的重視，使得諾鄧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蓬勃發展。為官從政的家族或是鹽商，歷來重視子孫的文化教育和思想的熏陶。因此，鹽區的教育水平明顯高于非鹽區，官宦家庭或是名門望族的子孫后代，接受教育的機會自然較多。教育事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地方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

二、云龍縣傳統制鹽村落保護面臨的困境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對傳統村落進行保護和促進其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如云龍縣境內的傳統制鹽村落。雖然諾鄧和寶豐等傳統村落先后多次獲得國家、省、廳級頒發的榮譽^②，但是，隨著鹽業經濟衰落之后，傳統村落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強，經濟發展和村落保護之間的矛盾加劇。

（一）后鹽業時代：村落發展內生動力不強

明清以來，隨著云龍鹽業經濟的迅速發展，當地的民族通過“以井代耕”的方式來維持生計。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伴隨著省內工業化食鹽生產技術的成熟，在市場競爭的大背景下，采用傳統制鹽技術的鹽場逐漸面臨破產。例如，1957年時，云龍境內的鹽廠因柴薪工本高，鹽礦虧本，導致寶豐、天耳、石門等井停辦，年產量降為636噸。1960-1970年，云龍的鹽產量從1102噸開始下滑，其中1966年僅產31噸。其他年份，也不過數百噸。1970-1989年的20年間，共計生產鹽7，597噸，即年均產量不過380噸左右^③。1995年，云龍境內的諾鄧鹽廠停止了生產。至此，云龍進入到后鹽業發展時代。

隨著鹽業停止生產，村民的生計方式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一部分人口回歸農業，另一部分人口選擇外出打工。傳統村落的核心產業消失之后，村落逐漸走向“空心化”，其內生動力明顯下降。近些年，諾鄧古村、寶豐古鎮兩處作為云龍縣最具特色的傳統村落，鄉村旅游的發展給當地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益。村民開始想法設法，通過挖掘當地文化，試圖重振鄉村。不過，受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條件落后，區域優勢不明顯的影響，云龍旅游業發展成效并不明顯。

（二）文化振興后勁不足：經濟發展與村落保護失衡

物質資料的生產活動隨著生產力水平的發展而不斷活躍。在封建統治時期，邊疆民族地區處在封閉的自然經濟狀態，并不利于鄉村的發展。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斷彰顯，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得到正常發揮，有利于促進地方社會的發展。在新的生產力水平要求下，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經濟發展成為首要任務。但是，在傳統村落的文化體系中，一部分文化現象并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新要求。因此，在傳統村落的保護過程中，往往面臨著到底是追求經濟發展，還是堅持傳統文化保護的問題。在諾鄧古村的保護過程中，二者之間的矛盾日漸明顯。比如，村民為了經濟發展，需要修建通往古村的道路，因為便捷的交通才有利于商品的交換，物資或材料的運輸。但是，一部分村民認為道路直接修至村里，破壞了古村落的完整性。于是，經過分析討論，諾鄧古村采取了將公路修至村南（古鹽井）的方法，進入村落的內部道路保留原有的石板路。這樣，村民上街購買的生活必需品，或是運輸建筑所需的材料，只能用汽車將其運至停車場，而從停車場到各家各戶的這段山路，全靠馬幫來馱運。這導致村民進出不方便，修建材料的運輸費用增加。此外，政府有關部門為了保護古村落的原貌，要求新建的房屋必須和早期的古典院落樣式一致，即便對古院落進行改造，也要遵循“修舊如舊”和“最小干預”的原則。不過，擔任云龍縣旅游發展顧問的楊希元老人認為，從技術上來說，這很難做到。有些地方甚至出現應“修舊如舊”卻修成“外貌一新”，有些該修的沒修，不必修的畫蛇添足等問題^①。對村民自己而言，他們也有說辭，其認為上述原則做不到的原因有二：一是實行“修舊如舊”的原則，材料運輸成本會非常高，木料越來越稀缺，建筑成本也翻倍增加，但是政府能提供的補貼是有限的，特別是未列入文物保護單位的院落，政府無法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助;二是在保護傳統院落時，并未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因此，對村落的保護更多是靠村民自覺。這意味著一旦村民意識薄弱，則保護很難維持下去。

（三）自上而下：政府主導模式的單向性

云龍縣境內傳統制鹽村落的保護，主要依靠政府制定相關政策來實施。自上而下的行政策略，其效果并不明顯，主要原因是政府主導的模式是單向性的行為，弱化了村民的自覺參與度，村落保護缺失了實踐的主體。

據云龍縣文管部門提供的信息，目前傳統制鹽村落保護遇到的難題主要表現在：傳統院落、古鹽井、遺址等方面的保護，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項目資金方能運作。一般來說，國家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依靠政府下撥的經費能保證正常的維護或維修。但是，那些未列入省級以上的文保單位，則經費緊缺，保護工作舉步維艱。有些古院落，產權歸私人所有，其保護工作實屬困難。一部分保護價值較高的院落，甚至需要政府和村民溝通，并給予一定的經濟補償，購買產權。例如，寶豐古鎮曾以60萬元購買董澤故居所有權，這才實現了對古院落的保護。

任何類型的文化遺產都是人類社會實踐活動的直接成果。如果僅僅為了保護而保護，并沒有建立在村民自發進行實踐活動上，再好的保護方案也只是紙上談兵，并不能直接反映實踐主體的利益。因此，在村落保護的實施方案中，政府應該考慮讓村民自覺參與，強化文化傳承者對自身文化的認識;讓村民從被動者轉化為主動者，從保護對象轉化為文化的傳承和守護者。這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內社區旅游的研究成果，以此實現“當地居民不再是旅游開發的旁觀者或者是被動參與者，他們大力參與開發，是旅游開發的主要力量?！?sup>②

從諾鄧古村的現實情況來看，保護村落傳統文化的意識逐漸形成，但是僅限于部分村民。例如，諾鄧村老人黃金鼎，為了保護和傳承諾鄧的文化，做了很多工作。他先是和李文筆先生合作出版了《千年白族村——諾鄧》^③一書，此后又單獨出版了《千年白族村諾鄧傳統對聯拾遺》^④和《千年白族村——諾鄧姓氏譜略》^⑤ 兩本書，這為掌握諾鄧的歷史，發展的脈絡以及文化遺存提供了很好的文獻資料，價值很大。此外，楊希元老人也曾為云龍傳統文化的保護與發展提出很多意見^①。但是，整個村落的保護，還需要加強所有村民對傳統村落保護的意識。

（四）重疊管理：相關部門之間缺乏統籌和溝通

云龍縣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幾個村落在管理方面遇到了相同的問題。一是缺乏核心的組織領導。傳統村落的保護涉及的部門較多，比如院落、遺址、建筑等被列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之后，主要歸縣文化旅游事業局的文管所管理，但是，村落實施保護過程中還涉及城建局、宗教局、消防部門、旅游管理部門，以及鄉鎮一級政府部門的管理。因此，看似責任明確的保護措施，實際上出現了多重管理，一旦相關部門之間溝通少，則難免出現經費重復投入，口徑不統一，辦事效率低等問題。二是交叉、重復的管理，導致保護措施實施不到位。以諾鄧古村為例，政府相關部門一再要求，民居院落的修建應堅持“修舊如舊”，不得改變院落的傳統模式。但是，諾鄧古村目前至少有5家以上將傳統院落改造為現代鋼混結構的房屋建筑。究其原因，是在保護過程中沒有形成一個以某部門為核心的組織機構，政策和法規執行不到位。

三、文化振興與傳統制鹽村落保護的對策探析

文化振興戰略，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在對傳統制鹽村落的保護過程中，決策者需要對傳統村落中蘊含的文化因子進行不斷的挖掘，實現重塑典型的以鹽文化為特征的傳統村落;轉變傳統村落保護意識，強化主體意識，實現以政府主導為中心，村民自愿、自覺和主動行動為輔的保護策略;以推動景區建設、品牌文化塑造等策略來實現傳統村落的保護。

（一）重塑以井鹽文化為特征的典型傳統村落

云龍的制鹽村落，因鹽而興。歷史上高度發達的傳統制鹽業，帶動了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衍生出豐富多彩的建筑、飲食、宗教、教育和橋梁等多元文化。因此，井鹽文化是理解和認識其他文化的基礎。重拾井鹽文化，有利于促使傳統村落成為識別性強，文化特質明顯，動能定位準確的典型聚落。

1.大力宣傳以井鹽文化為特征的傳統村落

一般而言，以井鹽文化為特征所形成的傳統村落，因其歷史悠久，所以具備一定的區域影響力。但是，隨著制鹽業的消失，這類村落的知名度有所下降。因此，在后制鹽業時代，如何重拾井鹽文化，打造具有特色文化的古村落，首要的任務是大力宣傳井鹽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歷史傳統中的重要性，通過講透鹽對人類社會的重要性，邊疆民族地區獲取鹽的困難性，以及鹽業生產的復雜性，來提升鹽村的知名度。

2.著力打造以井鹽文化為核心的景觀村落

以井鹽文化為核心的景觀村落，是將一切和鹽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有關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呈現出來的村落。因此，打造以井鹽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村落，應當通過對講解員、管理人員、村民進行培訓以及加強網絡媒體的宣傳，使其能夠講述以鹽為中心的三大文化體系。

（二）深入挖掘井鹽文化，激發村民文化自信

學界或地方鄉賢，已經在井鹽文化的挖掘、保護和利用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建議和意見甚至對云龍傳統村落的保護貢獻很大。但是，這些工作主要停留在上層建筑層面上，而作為實踐活動的主體，井鹽文化的傳承者——村民，其文化自信的激發程度明顯不足，有必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挖掘井鹽文化，并提升當地民眾的文化自信。

1.自覺解讀井鹽文化

村民歷來是井鹽文化的締造者、傳承者和利益的享有者。因此，村民應當自覺地深入了解自身所處環境的傳統文化內涵。作為身臨其境者，對文化的解讀更加精細、準確和富有感染性。一旦村民對本地區的傳統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認識，便為文化的宣傳提供了有利條件。

2.自覺宣揚井鹽文化

宣傳云龍井鹽文化需要一定的主體，盡管媒體、網絡等外在的宣傳手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這種宣傳方式依然是站在旁觀者的視角進行的。以諾鄧村和寶豐古鎮為例，旅游業發展初見成效，每年接待的游客已經不局限于國內，國外游客的數量也有增加的趨勢。此時，在景區缺乏講解員的情況下，村民若利用自身和游客接觸的機會，自覺、主動、熱情地宣傳當地井鹽文化，其收到的效果事半功倍。

3.自覺利用井鹽文化

在利用傳統文化方面，諾鄧、寶豐的古村落已經積累了一定的經驗。通過展示傳統制鹽法、開客棧、辦餐館、開生態博物館等方式，有效增加了當地村民的經濟收入。但是，依然存在村民之間各自為陣，缺乏一個綜合性平臺來進一步實現利益最大化等問題。在利用傳統文化的過程中，并沒有形成系統性的規劃，統一的口徑，這不利于傳統村落的進一步保護。

4.自覺保護傳統文化

村民是文化傳承的主體，若堅持以政府為導向，等待項目資金的投入，則會錯失村落保護的良好時機。傳統文化的保護，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復雜性和回報不明顯的特征。因此，短時期內不應在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前提下進行保護。村民應以保護傳統文化為榮，自覺承擔起保護自家院落、公共遺產的責任;要始終認識到“破壞容易”，而“修復不易”，要深刻認識到邊疆民族地區的傳統村落如果錯失文化振興的機會，今后的市場競爭力將大打折扣。

（三）推動景區的投資建設

傳統村落的保護，除了發揮村民自身的力量，政府合理的規劃，完善基礎設施，形成開發和保護的系統性方案，是傳統村落保護必不可少的環節。目前，云龍縣境內豐富的旅游資源開發效果不佳，傳統制鹽村落按照旅游開發的模式進行規劃、建設的力度不足。以游客觀光最多的諾鄧古村來說，政府先后投入大量的資金，但是，景區的投資建設成效不明顯，這表現在：一是諾鄧景區的功能定位不準確，導致游客進入到村落之后，只能僅按部就班地看鹽井、住民宿、品嘗火腿等。二是景區的配套設施不完善，缺乏必要的講解員，游客進入諾鄧古村之后，完全靠游客自己去游覽。此外，從縣城到諾鄧村有5公里的水泥路，但目前游客前往該村，要么選擇自駕，要么選擇乘坐三輪車。后者安全性差，三輪車外觀上也不適合作為觀光旅游的交通工具。三是古村落內拓展項目缺乏，游客僅僅以觀賞民居建筑，感受白族文化為主，其他的娛樂項目嚴重缺乏。鑒于此，當地政府應當通過整合資源，合理規劃，精心設計，極力打造休閑、娛樂、觀賞為一體的旅游景區。

（四）利用品牌文化拓展市場

云龍境內，歷來缺少大型的企業，市場競爭力強的企業更是屈指可數。不過，2012年央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播出之后，讓諾鄧古村名聲大噪，諾鄧火腿因此名揚國內，游客紛至沓來，給諾鄧的發展帶來契機。2017年3月中央電視臺發現之旅《品質》欄目組對諾鄧火腿進行了專題報道，這讓諾鄧村民楊伍松2003年就成立的諾鄧火腿食品廠一下子找到了出路。此前，諾鄧火腿由于產量少、宣傳力度不夠，市場份額少。目前，企業有發酵一年的火腿1.8萬支，發酵兩年的火腿0.8萬支，發酵三年的火腿0.5萬支，發酵四年的火腿2000支，發酵五年的火腿和鹽泥火腿各1500支。2020年企業銷售量達到360多噸，長期用工16人，季節性用工250人，每年勞動農戶達500戶，縣城附近鄉鎮農戶均增收500元^①。諾鄧火腿，已成為中國著名商標、云南名牌農產品。

諾鄧今后的發展，應該繼續推進以企業帶動村落發展的策略。諾鄧火腿的食品加工應該遵循三個原則：一是利用諾鄧傳統煎煮法生產的食鹽腌制火腿，保證火腿的原生態;二是以企業為載體，進一步宣傳井鹽文化，將企業文化和當地的傳統文化融為一體，通過經濟發展來反哺村落保護;三是建議將諾鄧火腿廠搬遷至諾鄧古村境內或古村南側，可將火腿品牌和諾鄧村的觀光旅游統一起來，實現共贏。這樣，在企業品牌效應的影響下，促進鄉村振興。

（責任編輯：李新龍）

On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Salt-making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vitalization：Take?Yunlong County as an Example

LI Hechun

Abstract： The?traditional salt-making village is one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with the longest history， distinct theme culture and complete preserv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has always been discussed by academic circles. Based on the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tect the ancient salt-making villages. The protec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an be promoted by reshaping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characterized by well salt culture， digging deeply into well salt culture， stimulating villagers cultural confidence， inves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enic spots， and using brand culture to expand the market.

Key words：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salt production; traditional villages; protection

作者簡介：李何春（1984-），男，云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基金項目：四川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輕化工大學中國鹽文化研究中心資助項目“川青滇藏交界區的鹽糧交換與多民族互動機制研究”（項目編號：YWHZ21-01）的階段性成果。

① 住房城鄉建設部、文化部、國家文物局、財政部關于開展傳統村落調查的通知[Z].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