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幽造秘”

元國霞

引言

1919年，弟子張大千請曾熙書章草作品，曾熙激動不已，為其作章草《從所每無聯》，并在題款中感慨：“季蝯仁棣癖嗜予書，且嗜予作章法。予于章頗謂能發幽造秘，當世阿某外，鮮有知之者，季蝯乃造門而請，亦大奇事，因并識此?！薄?〕（1919年4月10日）由此可知，曾熙眾書體中，李瑞清最喜愛〔2〕的章草不為時人熟知，時過百年仍不為后人所關注，系統研究者無幾。

曾熙是近現代書法大家，但無論是于他個人的書法成就而言，還是對整個近現代的章草發展來說，他的章草成就正如他自稱“頗謂能發幽造秘”那般，都是不可或缺、極為重要的一部分。弟子兼妹倩的馬宗霍也曾向其學習過章草，對此頗為了解，曾在《霋岳樓筆談》中稱譽道：

章草不振久矣！雖唐宋大家，亦于此遜謝。明之宋仲溫，略有六朝風度，可謂空谷逸響。然猶從閣帖悟入，未能望皇索之墻也。至曾先生出，知章由隸變，與八分同源，因合分隸以為之，遂爾默契漢矩，奄邁晉規，有清一代，無可位置，惜不輕為人作，故草跡流傳，不若他體之盛耳?！?〕

馬宗霍此語既強調曾熙的章草在整個章草史發展中起著里程碑式的劃時代意義，也道出了與其價值相悖的“有清一代，無可位置”、備受冷落的境況。

據查證相關作品集及年譜長編等資料得知，曾熙研究章草大致始于1911年前后，現能查到的最早的線索是其1911年收藏的《宋仲溫手跋宋拓〈蘭亭〉》，之后時常研究書寫、與李瑞清等友朋切磋探討，直至離世持續了近20年，可謂橫跨他的書法高峰階段。與同輩人相比，其乃關注、研究章草較早者。曾熙傳世的章草作品數量不多，章草書寫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1916年至1922年間?，F存的章草作品主要為臨摹章草作品、章草創作作品、信手拈來時出章草筆意的信札手稿以及書畫作品款字等，其大字、小字在書寫方式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此外，他還常用章草筆意作畫。下文將對其章草取法觀念和成就展開細致探討。

一、“通乎古以為變”的多樣取法觀念

1916年，曾熙為孫卿書章草作品《高步奇文聯》。并在款字中言：“古隸變，乃有章草。索靖不傳已久，今取隸法，下以己意……”〔4〕

1921年，弟子朱大可問學于曾熙時請教習草之道，回答曰：“草書有章草、狂草之分?？癫荨蝗缯虏菰闯龇謺?，多存古意?！薄?〕

同年他在章草作品《節錄〈急就章〉》的題款中又說道：“章乃隸分之變?！薄?〕1919年在為馬宗霍作章草示范時隨后記有其分別采用的方式：“章草從隸變……以分書轉換作章?！薄?〕“古隸變，乃有章草”“源出分書”“隸分之變”“從隸變”“以分書轉換作章”，這幾種說法都是出自他，都強調要上追章草的源頭，取法高古。但后世對其章草作深入研究時，有必要厘清其取法路徑和觀念，否則無法明他更傾心于隸書章草、分書章草，還是兩者兼有抑或其他。而曾熙針對“隸分近多不能辨別。覃溪翁引據極詳，未能以一二語剖析之故，學者無一定準繩”〔8〕的現象，曾多次對隸書、分書作出較為明確的定義和區分，其在多件作品和款字中都有這般表達，如1921年的《隸書課圖稿》〔9〕等，還曾在回答學生朱大可問及隸分之別時說：

改易篆體，歸于整齊者，隸也。依據隸書，加以波磔者，分也?！?0〕

關于章草與隸、分，沈曾植在《菌閣瑣談》中也有談論：

篆畫中實，分畫中虛……中虛造端于史《章》，而中郎極其致于波發?！?1〕

《急就》是古隸章草，《月儀》是八分章草……《急就》止右波，《月儀》左方起處收處皆有作意?！?2〕

沈曾植認為“中虛”造端于史游《急就章》，而蔡邕“極其致于波發”，可見蔡邕分書波發有章草的影響。而蔡邕是曾熙最為推崇者，言：“分書以蔡中郎為集大成……”〔13〕李瑞清也譽曾熙為“今之蔡中郎也……能傳中郎之絕學，惟髯一人”〔14〕。曾熙“最得力者在《華山》《夏承》”〔15〕，《夏承碑》“非中郎不能為也”〔16〕。沈曾植曾在《郁岡齋墨妙蕭子云書〈月儀帖〉跋》中道：“月儀筆勢頗有足與《夏承碑》相發者?！薄?7〕曾熙時常臨摹《急就章》《月儀帖》等作品，可見其對章草和蔡邕分書的研習是相互作用的，并非只是單向影響。

曾熙時常感慨傳世章草作品中漢晉意味已蕩然無存、資源不佳的現狀，如：“得漢刻《急就章》殘石，始知世傳之本無一筆可法”〔18〕“世傳《急就章》非漢人草法”〔19〕“索靖不傳已久”〔20〕“近傳《月儀》已失索靖筆法”〔21〕等，則?！叭∷骶概c漢匋器寫之”〔22〕，以“隸法”“漢分法書”〔23〕“以《夏承》筆作”〔24〕“取《流沙墜簡》與漢人匋器書〔25〕，以“漢世殘簡存章法者”〔26〕等臨寫《急就章》《月儀帖》等法帖、創作章草作品、題寫款字等，廣征博取，不囿于一家，亟欲通過對漢代碑石墨跡等的鉆研，還其筆下章草以“本色”。

但仔細觀察曾熙的多件章草作品發現，曾熙的章草取法路徑和觀念還不能完全這般概括。如從《獨留蒼翠照山川：紀念曾熙誕辰160周年書畫特展》作品集（湖南省美術館編）和《曾熙書法集》《曾熙臨古書法作品集》（曾迎三編）中便能感受到，他在臨摹或創作章草時，雖有多種取法和側重，除偶有如1916年的《節臨〈急就章〉》〔27〕作品中出現稍顯刻意的波折、同年的《高步奇文聯》和次年的《節臨〈急就章〉》﹝28﹞等作品中強化線條中段以外，多數作品都是“下以己意”，由較為圓厚中實、簡潔純粹且少波折的筆意統攝之，如集黑女志字的《章草五言聯》、《章草五言聯》（長歌素月聯）、《書帖四屏》中的臨《豹奴帖》、《篆隸草真四屏》中的臨《月儀帖》等〔29〕作品。將曾熙臨的《豹奴帖》和《月儀帖》與原作對照便能看出，其弱化了粗細、提按等豐富的線條表達語匯和跌宕欹側的姿態，而是以沉著平和、近于中鋒圓轉外拓的篆籀筆意寫就，在漢晉章草的基礎上上追篆籀。正如朱大可回憶其師所說：

學書當先篆、次分、次真，又次行。蓋以篆筆作分，則分古;以分筆作真，則真雅;以真筆作行，則行勁。物有本末，此之謂也?！?/p>

師授及門諸子學書，先習毛公鼎或散氏盤，次習石門頌，務使筆意堅蒼……〔30〕

曾熙以篆筆作隸、分、章都是平常之舉。其作于1920年《集〈石鼓文〉聯》的上聯內容為“章草王子敬”〔31〕，集聯內容應能體現曾熙的想法。而提倡上追三代的曾熙傾心于王獻之的哪個方面？他曾說過：“右軍……草書每方轉、方折，蓋從章草來也。大令……作草純以篆法行之……”〔32〕李瑞清也有此類說法：“大令草出于篆?！薄?3〕可知曾熙應是推崇王獻之以篆作草的方式。其《篆隸草真四屏》中的臨《月儀帖》及書于1919年的《題〈金冬心冊頁〉》等，便是用漢晉簡牘墨跡中順勢圓轉的筆勢書寫。此外，他還曾多次“以篆草之筆”〔34〕作畫。

他認為學書如學詩一般，“必先知其源流，推其條理，然后可以集大成”〔35〕，自三代鼎彝至近人各有所長，需篤守和博取不可偏廢〔36〕，不囿于某一碑帖。他的章草取碑刻“中實”的厚重之意而非碑刻方硬之形、篆籀和《夏承碑》之類的沉厚圓融、簡牘章草的簡樸，且1918后的章草更是簡省了線條中段的動作、弱化波折，用較為簡練、樸實、遒逸的篆籀筆意進行演繹，表達出一種敦厚圓融、簡潔爽利、堂正洞達的獨特面貌，這與其隸書鐘情蔡邕的方式迥異。

沈曾植在《研圖注篆之居隨筆》中稱：

篆參隸勢而姿生，隸參楷勢而姿生，此通乎今以為變也。篆參籀勢而質古，隸參篆勢而質古，此通乎古以為變也?！?7〕

與沈增植、王世鏜的章草時出魏碑方硬之形相比，曾熙在漢晉章草基礎上摻和篆籀、古隸、分書之意，更符合“通乎古以為變”的追求。

二、溝通南北，糅合眾體，寄情畫筆

民國前期章草大興。簡牘的面世和傳世法帖、名家墨跡易得，加之書法自身發展需求等原因，此時章草呈現出多種演繹方式。曾熙與沈曾植早在19世紀末便熟識，后同寓海上時金石書畫頻繁往來。曾熙的章草也如同沈曾植及王世鏜、羅復堪等章草大家那般，走上了溝通碑帖、“異體同勢”“古今雜形”的探索道路，只是他沒有被沈曾植“激越跳蕩”、方轉翻覆的風格所同化，演繹出了一條獨特的碑帖融合的章草道路。

1914 年，沈曾植收到羅振玉自日本寄來的《流沙墜簡》樣稿后，認為“簡牘為行草之宗”〔38〕，便開啟了簡牘章草與黃倪行草、《爨寶子碑》等魏碑融合的道路，如王蘧常在《憶沈寐叟師》中說：“先生晚年自行變化，冶碑帖于一爐，又取明人黃道周、倪鴻寶兩家筆法，參分隸而加以變化?！薄?9〕沈曾植、王世鏜、羅復堪等的章草作品中時見碑刻刀鋒的方硬之形，波發踢出。沈曾植更是“專用方筆，翻覆盤旋，如游龍舞鳳，奇趣橫生”〔40〕，極盡變化之能事。而曾熙走的一條看似相似又截然相反的路徑，其在一定程度上也運用了碑帖融合的方式，但又有具體區別對待。如李瑞清言：

余學北碑二十年，偶為箋啟，每苦滯鈍。曾季嘗笑余曰：“以碑筆為箋啟，如載磨而舞，所謂勞而寡功也?！北饶暌詠?，稍稍留意法帖，以為南北雖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1〕

由引文可知，曾熙是將日常隨手箋啟與書法作品，抑或說是大小字區別對待。正如沈曾植所言：“行草用于寫書與用于簡牘者，亦自成兩體?！薄?2〕這從曾熙一些作品中便能看出，在書寫方式和風格上差別較大，大字作品較為蒼勁莊重，而題款或信札小字則生動流暢，姿媚瀟灑。這類小字少見純粹的章草作品，而是夾雜章草或擬章草筆意書寫，晚年的章草也主要以這種形式呈現。與大字相比，這些帶有章草的題款或信札受簡牘墨跡影響較大，在上文中也談及其常以《流沙墜簡》和“漢世殘簡存章法者”演繹。李瑞清也表示：

余近見《流沙墜簡》，欲以漢人筆法為此體中興也?！?3〕

曾熙在跋李瑞清所臨《六朝碑四種》中說道：

……近敦煌石室經卷，見有北朝書章草，以證沙簡中晉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見也?！?4〕

曾熙及友朋們極為關注章草經卷，在其《年譜長編》中多次記載他們前往其親家向燊處賞章草經卷，如：1915年觀蘭州所得章草卷，稱“皆目所未睹”〔45〕;1918年和1930年觀《妙法蓮華經玄贊》卷第十，并稱是卷“草有古法，且近章也”〔46〕。對于“南北同源”的問題時下已有較多探討，此處無須贅言。也正是曾熙認為“南北行草同源”，才會將法帖、簡牘章草與金石碑刻的寫法相糅合，從其小字類作品中隨處可見章草筆意，與其他風格渾然一體。

曾熙主張“書畫同源”，晚年開始作畫，時常運用章草筆意寫之，如其在1919年為彥升《金冬心冊頁》題跋中言：

予篋舊有冬心梅花冊子十二幅……隨觸寄筆，皆以予作草隸之法行之?！?7〕

還于1926年10月4日為親家向燊作山水冊頁十二幀，并題：

古人稱襄陽亦有蟹爪樹，如作章草八分，戲為之?！?8〕1929年，以“草隸寫墨蘭”，并題：偶以草隸筆，寫為荃蓀心。

（《大風堂存稿》）〔49〕曾熙雖以碑版類風格名世，但章草意味滲透至筆墨血脈之中，化為萬有。

三、曾熙及其友朋對宋克書風興盛的推動

宋克書風是20世紀章草發展的重要支脈。曾熙及其友朋對于宋克書風在20世紀的興起和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1911年8月，曾熙在京城購得宋克《蘭亭》。是月，好友譚延闿同其至李瑞清寓所觀此作，并思“后有宋克跋，書法極精，類鮮于樞，不審何時人，當一考之”〔50〕。譚延闿不知宋克為何時人，可見此前較長時間內鮮有宋克作品流傳。對于此點，曾熙曾感慨：“覃溪老人（按：即翁方綱）于《七姬墓志》有‘夢想三十年不得一見’之語……倘得見吾《蘭亭》手跋……不知如何快愉也?！薄?1〕李瑞清在《臨宋克〈真草書譜〉》時記：“仲溫書猶有魏、晉遺風，惜世所傳只《七姬志》耳?！北砻髑迥┟癯跛慰苏虏荻际请y得一見的。曾熙的收藏拉開了20世紀宋克作品鑒藏與研習的序幕。1915年，曾熙再次展玩宋克《蘭亭》，在書寫周太史、陶凱、申屠衡等的跋文時，也對該《蘭亭》經過眾家的遞藏和宋克的收藏過程加以詳述。后又在題跋中感嘆：“仲溫先生書法，明一代所祖……予得先生手跋宋拓《蘭亭》藏本真書，行草數千字，何異昭陵繭紙復見人間耶！”〔52〕曾熙對宋克評價之高可見一斑。此外，他還邀請了沈曾植為是冊作跋，后于1917年10月由有正書局發行珂羅版精印〔53〕。此外，《宋仲溫題跋》也是曾熙邀好友前往寓所賞玩作品的對象之一〔54〕。

李瑞清三弟李瑞奇于“漢上得之”的《宋克書孫過庭書譜》也是這一時期的“明星”之作。曾熙因1911年與此作失之交臂而倍感遺憾〔55〕。1915年，曾熙向李瑞奇借閱此作。1917年，曾熙欲歸衡陽，才將借有一年余的此冊歸還，可見喜愛程度之深。其間，李瑞清、鄭孝胥等好友“過曾士元，觀宋仲溫《書譜》墨跡……”〔56〕曾熙在題跋中言：“海內得先生墨跡如吾二家之精且多，實未嘗見?！薄?7〕時隔數年，冊上又增添了譚澤闿、譚延闿、葉恭綽等的題跋。譚澤闿稱譽：“仲溫書以《黃庭》《樂毅》之神，兼《急就》《出師》之筆，令人觀之如見敦皇窟中晉人簡札也?！薄?8〕（1929）譚延闿感嘆“懷想十年”〔59〕（1930）。葉恭綽言其“所謂豪杰之士”〔60〕。

1928年，卓定謀藏《宋仲溫〈急就章〉墨跡》經梁啟超、羅振玉及余紹宋（1934年題）等八位名家題跋，前面還有鄭孝胥、陳寶琛等五位名家的題簽，蔚為壯觀，轟動一時，羅復堪旋即將宋克章草納入筆下演繹出典型書風。其還曾賦詩，表達對宋克章草的喜愛之情：“我愛東吳宋仲溫，毫端精熟解刪繁，曾將章草書書譜，真草聊翩辟妙門?！薄?1〕但倘若沒有此前曾熙及其友朋的收藏、品鑒、研習等多年推進，就難有“仲溫章草在近代確是中興”〔62〕。

曾熙曾稱宋克章草“超唐入晉，然名滿天下耳”〔63〕（1920），為“明一代所祖”。1921年，回復學生朱大可時說：“習章草者，宜自明人宋仲溫入手。仲溫遺跡，往往見于碑帖跋尾，可檢臨也?！薄?4〕但當被問及“得力處，其在宋仲溫、倪元璐乎？師笑而不答”〔65〕?！捌湫Χ淮稹辈⒉灰馕吨J，對學生推薦該帖作為入門法帖，也并不意味著他著力于宋克。他認為“章乃隸分之變，宋仲溫先生寫章終多楷筆，然又非國朝人所能到”〔66〕（1916），“韻逸而不檢”〔67〕（1919）。曾熙可能有過階段性地研習宋克書風的經歷，但從其作品中很難尋覓到宋克的影子。

此外，曾熙的章草成就還體現在對友朋和后學的支持上。如曾多次與張大千、馬宗霍、朱大可等弟子探討章草，也常贈送章草作品給友朋如潘天壽等人，還常為卓定謀、余紹宋、胡小石等章草家制訂潤例，并在其中力推他們的章草成就，如同章草家章一山、鄭孝胥等為章草史中著作最豐碩者卓定謀制訂書例：

閩縣卓君庸……隸楷而外，尤工章草……〔68〕

刊發《介紹余越園先生鬻書畫啟事》：

合山陰父子矩矱與章草法度為一，俯仰操縱，自成精熟，深得皇索之遺?！?9〕

曾熙身邊有多位章草書寫研究者，除上述提及的，還有同鄉譚延闿等都于章草用工極深，形成了研究章草的群體現象。

曾熙的章草演繹與沈增植方筆翻折的方式迥異，與羅復堪等宋克與碑刻結合一路、錢玄同等簡牘墨跡一路、章一山以《書譜》為主導的一路等多種路數皆有不同，放眼20世紀章草初興乃至興盛階段，曾熙的章草語言都是較為獨特的存在，雖然其并未專以章草家自居，成就亦多有蒙塵，但將其放置于章草史的坐標中，其以篆籀筆意書寫章草的取法路徑和對宋克章草書風的再次興盛，都具有時代性的開拓之功。之后的章草大家王蘧常也是運用篆籀的方式演繹章草，是否受到過其師沈曾植的好友曾熙的啟發，還有待進一步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