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中地區秦漢時期紋樣的發展與傳承

摘? 要：關中地區歷史文化資源豐富，作為秦漢時期都城的所在地，出土了大量蘊含歷史文化的文物。文物所包含的紋樣反應了秦漢時期的社會經濟、技術、文化與民眾思想。關中地區秦漢時期紋樣的發展與傳承研究通過對關中地區出土的該時期的銅器、金銀器、陶器、織物、漆器等重點文物紋樣進行梳理，分析其生產工藝、裝飾內容以及蘊含的意義，了解秦漢紋樣的變化、特征以及社會對紋樣的需求心理。

關鍵詞：關中;秦漢;紋樣;傳承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陜西省教育廳專項科研計劃項目“用戶視角下的咸陽地域文創產品設計研究”（19JK0815）;2021年西安職業技術學院科研骨干項目“基于意象轉譯的關中地區文創設計研究”（2021GG15）階段性研究成果。

關中平原為渭河沖積平原，南依秦嶺，北靠北山，西起隴右，東至崤函。自古風調雨順，農業發達，是我國第四大平原，被譽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關中地區歷史上的富足，使得這里誕生了周、秦、漢、唐等多個中國歷史中的輝煌王朝，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文化形態[1]，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

經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陜西省共有各類不可移動文物49，058處;經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陜西省各文物收藏保管機構收藏可移動文物7，748，750件。陜西這些文物包含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軍事、民俗、飲食等內容，是中華輝煌歷史文化的延續。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物在其不同造型的基礎上，依靠不同紋飾來體現不同歷史時期的藝術文化。中華文化的歷史傳承與延續，需要借助歷史文物中的紋飾進行演繹。

公元前221年，秦先后滅韓、趙、魏、楚、燕、齊六國，成為了中華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然而秦滅六國之后，由于統治經驗的不足，濫用民力，在秦二世期間，秦朝就因各地方起義而滅亡。秦朝滅亡后，西漢王朝建立，延續繼承了秦朝大部分的制度，被譽為“漢承秦制”。秦漢時期中華文化的整合、社會的發展，使其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強盛時期。秦漢將都城定于關中地區的咸陽、長安，該區域內留存有大量秦漢時期文物。秦漢時期社會的安定以及經濟的發展，在冶金、紡織、雕刻等領域技術有了大量的提升，使得該時期出土的銅器、金銀器、陶器等都具有其獨特的藝術特色。

一、秦漢時期器物藝術形象

（一）銅器

漢代，社會穩定，人民專心生產勞動，生產技術的改良使得人民富裕，先秦期間作為禮器或貴族使用的銅器開始在百姓間使用，成為了一般階層的生活用品。在漢代，銅器脫離了之前周秦時期華麗的花紋，多以素器留存于世，而其中較為華貴的，會采用鎏金、錯金銀等工藝手法。

在銅器種類中，漢代銅燈，尤其是虹管燈，不僅展示了當時工匠的聰慧才智，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社會冶金技術的先進。陜西歷史博物館中所展示的雁魚銅燈就反映了當時銅燈的設計、制作水平[2]。雁魚銅燈為國家一級文物，其整體造型為一只回首銜魚的鴻雁。銅燈分為四個部件，包括雁頭、雁體、燈盤和燈罩四部分，大雁口中銅魚下方為燈罩，燈罩下有燈盤放置于大雁背部。燈罩和燈盤能夠自由旋轉開合，以此來調整光線的明暗與照射方向，并兼具擋風功能。銅魚與雁首為中空狀態，一直連接到雁身腹部，使用時在雁身中盛滿清水，燈煙通過魚身、雁頭再進入鴻雁腹部，溶于水中。油煙收集于雁腹之中，凈化了空氣，避免了對室內環境的污染，可以看出，當時工匠在設計時的匠意，以及人民對優良居住環境的要求。

除銅燈外，銅鏡在漢代也有了一次大的發展，是漢代金屬工藝中的一個主要種類。兩漢時期銅鏡背面的紋飾精致至極，具有很高的藝術性與裝飾性。銅鏡在兩漢時期，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技術的成熟，其背面的紋飾從西漢時期的平雕，逐漸發展到東漢時期的浮雕。同時，鏡面也從早期的平面逐步演進為后期的微凸，已獲得更大的照射面積。西漢初期，銅鏡多使用螭紋、草葉紋、星月紋，以連弧紋作邊飾。漢景帝陽陵博物院就藏有一面四乳螭紋銅鏡，鏡面直徑近10厘米，銅鏡背面有銅銹，中央為三弦鈕，鈕座為圖形，向外一周凸弦帶，主區以四個乳丁紋與四組蟠螭紋環繞，將鏡面分成四部分，地紋為渦紋，寬素緣，緣邊上卷。地紋保留有戰國的特點，為戰國末年或西漢初年，是陪葬墓中重要的斷代文物。西漢末期至王莽時期，規矩鏡開始在民間流行。規矩鏡也作博局鏡，因其背面有TLV型裝飾而得名，國外漢學家常稱之為TLV鏡，TLV型裝飾實為六博棋格而來，該類銅鏡多還裝飾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獸圖案，設計極為精美[3]。東漢時期，銅鏡除了裝飾性花紋外，還產生了畫像鏡，多以西王母、東王公等神話傳說為題材，繪有仙人歌舞、騎馬、飛騰等形象。銅鏡在漢代的發展，與漢代逐步提升的生產力密切相關，銅鏡從本身的實用物件也逐漸產生了表達使用者期許和美好愿望的象征作用。

（二）金銀器

中國運用金銀制作器物的歷史悠久，殷墟武官村大墓就出土有環狀金片，西周、春秋時期也有出土形狀簡單的金片，如條形、圓形、長方形等，部分表面壓有花紋。戰國時出現金銀錯工藝。秦代由于其時間較短，出土的金銀器較少，但金銀錯、鎏金工藝廣泛用于當時貴族階級，如現存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樂府鐘，就采用了復雜的金銀錯工藝，在鐘身錯金云紋、蟠螭紋，上下緣錯銀云紋。同樣被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館藏的被譽為“青銅之冠”之稱的秦始皇銅車馬，在傘柄上也使用了金銀錯的工藝，且銅馬上還穿戴有大量金銀馬飾，如金銀項鏈、金當盧、金銀泡等，極為雍容華貴。

兩漢時期還出土了大量以動物為原型的小型鎏金雕塑，如陜西歷史博物館藏的鎏金銅蠶，其蠶身分為九節，頭部微伸，如作吐絲狀，銅蠶制作精美，造型逼真，這源于當時鎏金工藝的嫻熟。

（三）陶器

漢代制陶工藝有較快發展，并有一定的創新，后漢時期，陶器的發展使得其取代了社會中一部分青銅器、漆器的地位。漢代時期彩繪陶的裝飾主要包括幾何紋、人物紋、動物紋等題材，常見于壺盒碗盆，多為出土明器。陜西歷史博物館所藏的漢代彩繪陶鈁，高達47.5厘米、口徑12厘米，方口、束頸，腹部鼓起，圈足呈方形，帶蓋，蓋上有四鳳鳥紋鈕。腹部兩側貼塑對稱的獸面銜環鋪首，器身有3道紅色弦紋將器身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肩部繪三角紋，頸部繪云氣紋;第二部分腹部用紅、白彩繪云氣紋。器形個體較大，紋飾精致，色彩鮮艷，是同類器物中難得的精品。5ECA5848-2265-4062-B017-988EBD59B325

漢代期間，磚瓦制作工藝十分嫻熟，產生了大量具有較高藝術性的畫像磚、瓦當等。關中地區畫像磚現出土多為空心長方形、實心方磚，以及少量實心磚條，磚上多為幾何圖案，為壓模而成。

秦代，瓦當由半圓瓦發展為圓瓦，兩漢時期社會安穩，大興土木，瓦當制作達到興盛時期。此時瓦當紋樣主要分為卷云紋、動物紋、四神紋、銘文紋等。卷云紋多為對稱構圖。動物紋多使用鹿紋、鳥紋、魚紋等。四神紋又稱為四鄰紋，即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為中國古代紋飾中具有代表性的紋樣，其在漢代尤為流行。銘文紋則使在瓦當上使用文字作為裝飾，文字內容包括表示所使用的位置，如“上林”“蘭池”等，也有表達人民美好意愿的“長樂”“千秋”等[4]。

兩漢時期在喪葬中還使用了大量的陶塑，包括人物、動物、建筑、用具等，幾乎涉及當時期各層人民所能接觸到的物品，其形態生動質樸，裝飾性強。

（四）織物

秦朝年代較短，其織物樣式多與之前戰國時期相近，先秦《諫逐客書》中就有了“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可見在秦朝時期絲織品的種類就十分豐富[5]，但因織物保存不易，關中地區至今出土較少。秦咸陽宮出土的一件織物，整體以菱格紋為骨架，在菱形中間設置有動物紋、植物紋等，紋飾樣式簡單、概括，構圖飽滿、平穩。

漢代織物的制作，在繼承戰國時期的基礎上，有了飛躍式的發展。漢代提花紡織工藝的提升，各種新型化精美花紋紡織方式的出現，使得織物的品類有個大的增長[6]。同時，涂色、浸染、套染等印染技術的改進，也使得織物紋飾有了新的表現方式。漢代織物骨架出現了曲線構圖方式，一改前期菱形的織物骨架，使用流云形式。曲線的運用使得織物更富有柔軟流動的感官，構圖也更加多樣。紡織技術的提高，使得織物上的裝飾性紋樣也更加具象化、寫實化，動植物的造型更加生動、靈活。

（五）漆器

秦漢時期的漆器，在戰國的基礎上，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達到當時漆器制作的頂峰。但是由于關中地區環境原因，出土的漆器并不多，由于當時漆器多采用木胎，經過數年前的歷史蛻變，木胎早已腐朽，所以很多漆器在出土時僅為一張漆皮。如西安重丞臣張安世家族墓發掘時，在祔葬墓M1耳室里就存有一件大型彩繪漆木箱器[7]，但從當時出土時的照片中可以看出，該漆木箱已腐朽坍塌，木箱上方及兩側安裝由青銅器件，木箱漆皮完整，顏色鮮艷，漆皮上圖案骨架為集合形態，中間添加著動物、植物等紋飾。

秦東陵也出土了一件高柄漆豆以及三件漆豆座，為秦東陵被盜掘時繳獲的文物，后移交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8]。這些漆器都為黑底紅紋，經鑒定為戰國晚期秦豆，秦漆器的顏色以黑紅為主色調，但在戰國末期至秦代，漆器的彩繪還出現了黃、蘭、金、灰、白等。該時期紋飾則十分多樣，以幾何圖形為形態的點紋、圈紋、菱形紋等，以動物為形態的龍紋、鳥紋、獸紋、魚紋等，還有對動物紋進行演繹而生成的變形云鳥紋、變形鳳紋等，以及以植物為形態的梅花紋、花草紋等。

（六）玉石器

秦漢時期，玉器與石器的雕刻也十分知名，尤其是漢代石雕。漢代石雕分為圓雕和平雕兩種。漢代圓雕，利用石材自身形狀，依附與石材本身的自然起伏，借助其石材上的溝壑紋理，寥寥數筆，對必要線條加以刻畫，使石材展示出所雕刻對象的神態，古樸生動。如藏于茂陵博物館的石人、石魚等。在茂陵博物館館藏的石刻中，馬踏匈奴是刻畫最為細致的一尊石雕，其雕刻藝術上并無可圈可點之處，但是在西漢時期，對抗匈奴，拓展邊疆，以安中原，此件石雕所代表的精神象征意義已經遠高于其石雕的藝術表現本身。

秦漢時期玉器主要為禮器、用器、明器和印章四類。其中禮器主要是玉璧、玉璜、玉玦等，用器則由玉鏟、玉帶勾、玉佩等，明器則有玉鏟、玉豚等。玉璧、玉璜等物，多使用浮雕方式，部分區域會使用透雕的方式，紋飾上多配有螭紋、龍鳳紋、鳥紋、花草紋等。用器多由器物形態而定，多數裝飾簡單，只用玉石刻畫本身形態。漢代殉葬禮儀中，有用玉封其九竅的風俗，該風俗一直延續到隋唐時期。作為明器的玉器，也有其規制，如玉琀，為喪葬時放于逝者口中，為蟬型;玉豚，放置于逝者雙手之中，為豬型。

二、秦漢時期紋樣發展特征

秦漢時期器物紋樣的發展，主要依附于各領域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社會對器物美學價值的需求。

秦漢時期社會穩定，生產力的提升促使了農業的發展，糧食的豐產促使一部分人從農業生產中脫離出來，開始注重手工業技術的改良。冶金、燒陶、紡織等產業，在秦漢時期都有了技術上的提升，為新型紋樣的產生提供了技術的基礎。紡織工具的改良，使秦漢之前主要以菱形為紡織物紋樣骨架，到秦漢時期出現了以流云紋為骨架的織物，織物的精細化使得之前織物上抽象的動植物紋樣，在秦漢時期開始具象化，并具有大量的細節，便于辨認。制陶工藝的發展，也使得該時期的陶磚，不僅僅是單一的幾何紋樣，而是出現了大量的花卉、鳥獸、人物等圖案，豐富了當時的社會生活。

秦漢時期人民生活的富足，也使得社會中開始注重精神價值追求。用品的美學價值開始成為當時各種器物在設計制作中重點考慮的元素，在青銅器、陶器、織物上，都發生了幾何形態到有機形態的轉變。傳統的幾何形態紋樣，其所隱含的限制、冷漠、呆板等屬性，已不適合當時民眾的審美需求，流云、花草、鳥獸等紋樣開始在社會中出現并普及。在西漢末年至東漢時期，單純的紋樣已經不能滿足民眾的審美需求，出現了以歷史傳說、人物鳥獸為題材的故事畫面，并被廣泛運用于銅鏡、畫像磚等器物上。

秦漢期間，在銅鏡、瓦當上也出現了用文字進行裝飾的銘文。器物上銘文的出現，除其自身形態具有裝飾意義外，還體現了文字深層的隱含意義。一部分是為了表明該器物的生產部門或使用場所，如“大上”“甘泉”“上林”等;一部分則用來表達使用者對未來的期許，如“漢并天下”“與天無極”“長樂未央”“延年”等。銘文作為紋樣在器物中的出現，可以看出當時社會的富足，民眾的精神需求已經升級到審美需求以及自我的實現上。5ECA5848-2265-4062-B017-988EBD59B325

三、秦漢時期紋樣的應用

秦漢時期藝術文化多樣，從現已出土的文物就可窺見一斑。如何將秦漢時期優秀的文化藝術表現形式運用于現代社會當中，如何讓這些中華傳統文化在現代得以繼承與延續，是當下很多文創工作者所關注的問題。

紋樣由于其自身裝飾藝術的特性，是最容易被直接應用于現代物品設計當中的。秦漢時期很多紋樣由于其擁有較高的裝飾藝術，加之易于獲取，作為裝飾符號，最先應用于大量平面作品中?？梢钥闯?，單純注重紋樣的裝飾性，在雖然具有較廣的使用范圍，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紋樣作為一種裝飾語言，其傳遞的僅為形態所具備的美感。觀看者也僅僅是獲取了形式美的價值，而對該紋樣的歷史與文化內涵并不注重，與設計者的初衷多數情況下是相背離的。

紋樣的應用過程應該將紋樣放在一個集合體內部進行統一調用，如紋飾的樣式、顏色、含義等。紋樣在使用時，裝飾性僅僅是其功能的一部分，單純地依靠紋樣的裝飾性，而忽略其使用環境與表意內涵，并不能說是紋樣合理應用，也不算是歷史紋樣的現代傳承，其所在的文創產品也就徒有其表，與一般的裝飾性商品并無二致。

因此，文創工作者在紋樣的使用過程中，首先應該挑選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紋樣進行使用，這才容易激發出使用者在歷史文化層次上的共鳴，使紋樣符號與歷史符號相對應。其次，設計者也需要深入了解紋樣所蘊含歷史文化。紋樣與使用場景相契合，才能在向使用者潛意識里灌輸紋樣背后的文化特性，做到歷史紋樣在現代生活中的傳承。

四、結語

提升文化自信，必須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9]。中華民族所擁有的數千年輝煌歷史資源是中華文化的基石，同時也是國家文化建設的基石。國家民族的強盛需要我們不斷從歷史文化中攝取優秀的資源進行傳承。依附于文物的紋樣是當時社會文化的直觀表現，其裝飾性特征便于在現代社會中進行演繹與應用，在注重歷史紋樣的裝飾價值之外，還需要積極拓展紋樣所蘊含的深厚含義，讓中華歷史文化在“意”與“象”兩個方面都能得到活化與繼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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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杜芳.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文化自信[J].探索，2017（2）：163-168.

作者簡介：黃晟，西安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創產品設計、文化遺產活化、藝術設計教育。5ECA5848-2265-4062-B017-988EBD59B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