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三重邏輯探論

摘 要：作為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新的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中創造出來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有其邏輯必然性：從理論邏輯上講，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華文明、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有機融合的時代產物;從實踐邏輯上講，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人本邏輯、系統邏輯與和平邏輯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進程中的實踐創造;從價值邏輯上講，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破解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國強必霸論的中國方案。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不僅開啟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還為破解世界性難題貢獻了中國智慧，預示著人類將迎來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人類文明新形態;理論邏輯;實踐邏輯;價值邏輯

中圖分類號：B0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22）05-0061-08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研究專項項目“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研究”（18VZT004）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陳玉斌（1993-），男，山東棗莊人，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當代社會發展。

作為一個表達人類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現實性概念，文明形態詮釋了特定歷史階段人類社會的發展水平和文明程度。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文明形態演進史，不同的社會形態意味著它具有不同價值取向、發展水平和特定內涵的文明形態。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莊嚴宣告：“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盵1]人類文明新形態這一全新命題的提出，鮮明地昭示了一種新的文明已然沖破舊的文明的邊界，一種歷史的、實踐的、全新的文明形態由此獲得了新生和發展的契機。因此，厘清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邏輯必然，是確證人類文明新形態何以誕生、以何確立、意旨何在的理論前提，也是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走出中國、走向世界、獲得普遍認可的必然之舉。

一、理論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華文明、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有機融合的時代產物

作為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華文明、現代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有機融合的時代產物。如果沒有與馬克思主義的交融和現代文明的碰撞，中華文明就不會在資本主義仍占主導的世界體系中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如果沒有與中華文明的交融，社會主義文明也很難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時實現賡續式重生與再造式涅槃，現代文明也不會在馬克思主義占指導地位的中國實現范式轉換與全新發展。

（一）中華文明奠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鮮明底色

人類文明新形態植根于弦歌不輟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是人類文明新形態最深沉的“源”與“流”，其所承載的民族精神生生不息、滾滾前流?！皬拇呵飸饑鴷r期的九流十家、百家爭鳴，到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以及近現代史上的西學東漸和當代社會的文化轉型”[2]，中華文明從始至終從未出現過斷流。究其根源，是因為中華文明內在地具有兼容并蓄、容載百家的包容性，博采眾長、協和萬邦的融合性，交流互鑒、互動互促的共進性。植根于中華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具有強大的包容性、融合性和共進性，這是中華文明的內在品性所決定的。中華文明不是超歷史的存在，而是隨著社會變革不斷發展著的存在。中華文明的發展既沒有割斷與生俱來的歷史文化傳統，也沒有脫離延續生命的社會現實，而是能夠隨著中國現代化的實踐進程不斷地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也決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同樣具有文明的傳承性和文明的重塑性?！爸茈m舊邦、其命維新”，植根于中華文明中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就是中華文明的舊邦新命。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對資本主義文明產生了強大沖擊，也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文明范式;不僅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滋養與支撐，也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注入了營養與活力。

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滋養著人類文明新形態。理念與智慧并存、氣度與神韻兼具的中華文明積淀著中華民族最優秀的精神特質，承載著中國人民最深沉的精神力量，奠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最堅實的“根”與“魂”。比如，中華文明昭示“克己復禮、大道厚德”“天下為公、求索大同”的政治理想;注重“仁民愛物、立心立命”“民為邦本、君舟民水”的民生關懷;遵循“天人合一、和諧共生”“尊重自然、無為而治”的自然觀念;講求“貴和尚中、協和萬邦”“與鄰為善、出入相友”的交往理念;等等。這些理念飽含著“求大同”“重民本”“尚和合”“崇正義”的民族底色，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最根本的精神基因，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都具有無與倫比的思想指導力。中華文明所蘊含的無窮智慧將為我們超越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重塑文明共生、平等對話的世界新秩序，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參與和認可提供智慧源泉和思想指導。與此同時，人類文明新形態也使中華文明實現了時代化發展，不僅重新煥發了中華文明的生機與活力、深化了中華文明的內涵、拓寬了中華文化的外延，使其成為中國共產黨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智慧寶庫，而且為推動人類文明新形態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成為引領人類發展的普遍范式提供了價值指引和文明支撐。

（二）現代文明指明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基本方向

人類文明新形態追求現代文明的發展目標?，F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永恒追求，它以資本主義社會因素在西歐的發生與發展為邏輯起點和原初樣態，隨著世界市場的開辟與全球化進程的加速，跨越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而成為一種世界性現象。馬克思曾指出：“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盵3]追求現代化是中華民族自近代以來的奮斗目標。在中國開啟現代化的早期階段，有人認為率先開啟現代文明的歐美國家是獨立富強的典范，中國要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就必須向他們學習。然而，以資本和現代形而上學為核心的現代性在西方國家的實踐中產生了一系列自身無法克服的負面效應，這也警示我們不能一味地跟隨西方現代化國家的步伐，而應獨立自主地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從“四個現代化”目標的提出到“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創造，從“一五計劃”的完成到“十四五規劃”的開啟，從“兩個文明”的提出到“五個文明”的推進，我們僅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經過70余年的發展，我們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創造了超越西方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盡管中間經歷過挫折、徘徊，但中國旨在開辟一條既充分享受現代性成果又最大限度避免或減輕現代性后果的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目標始終沒有動搖和改變。

人類文明新形態遵循現代文明的價值旨趣。啟蒙運動以來，以自由理性為內核、以資本邏輯為動力的現代性在社會變革中表現出了強大的力量感和復雜的問題域，它在傳播現代文明和推動時代發展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危及人類生存和社會發展的負面效應，“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4]34-35，“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5]156。對于現代性在展開過程中出現的各種異化現象，后現代主義者給出了自己的解決意見，如哈貝馬斯用新的“交往理性”來全盤否定理性，吉登斯用自反性來“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的特征”[6]，羅爾斯基于政治哲學的視角提出用“公共理性”來解決現代性問題。對于現代性問題的癥候，他們的診斷結果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們給出的解決路徑則有待商榷：他們將現代性后果歸結為現代性之“魂”即理性本身，特別是文化價值觀念本身，因此試圖以重塑理性或重構文化觀念的方式尋求一種個體自由無序的狀態以解決現代性困境。究其實質，這是站在泛文化主義立場上來解決現代性問題的，他們的破題思路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和社會的全面異化，其結果必然是走向虛無主義[7]。與后現代主義者不同，馬克思立足于唯物主義的立場深刻剖析了現代性的病癥，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是現代性產生的標志，資本邏輯主導下的資本積累是現代性發展的動力。通過對以資本為核心的“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8]416，馬克思實現了現代批判的革命性變革，即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8]416。換言之，馬克思就是要通過批判來改變現存世界，從而建立一個使人自由全面發展的“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5]506。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我們所進行的現代化實踐都是以人民為中心并始終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服務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得以創造的根本原因也在于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始終把人作為實踐的主體和價值的主體，實現了實踐主體與價值主體、建設主體和享受主體的有機統一。

（三）社會主義文明規定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性質

社會主義文明形塑了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基本定向。相比原始文明、封建文明，現代文明無疑是更高一級的文明形態，但它所蘊含的沖突與對抗也超過了以往任何一種文明形態，正所謂資本主義文明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9]。正是看到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東西的資本主義文明史，馬克思不希望東方社會也經歷與西方資本主義一樣的發展痛苦，認為東方國家可以在充分享受資本主義發展正面成果的同時建立一種跨越資本主義文明的社會主義文明。這一觀點蘊含著人類文明形態的“社會主義邏輯”：使現代化擺脫與資本主義的糾纏，使其與社會主義建立聯系，從而為創造不同于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提供新的契機與可能。當時空轉換至具有古老文明傳統且亟待開啟現代化事業的近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使其與中國的現代化建立起了本質聯系。之所以是本質聯系，是因為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必須經歷一場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而這場革命也歷史地采取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定向。以社會主義為基本定向的中國現代化事業超越了傳統社會主義文明的弊端，創造了社會主義文明邏輯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必然，也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繼續前行的基本定向。歷史充分證明，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定向的社會革命，沒有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中國絕不可能從社會動蕩中脫離出來并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絕不可能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了社會主義文明的全新境界。十月革命后，蘇聯進行了一場自上而下、由政治到經濟的改革，歷經40余年的發展實踐，蘇聯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計劃指令與有限市場結合+集權型現代化國家機構”[10]的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格局。但是，蘇共二十大的召開和波匈事件的爆發充分暴露了蘇聯社會主義發展模式的種種弊病，這也引發了毛澤東對學習蘇聯模式的正確性和適用性的深刻反思。毛澤東指出：“形式主義地吸收外國的東西，在中國過去是吃過大虧的。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盵11]基于此，我們黨因時制宜地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與中國的現代化建立起了本質聯系，并以此為理論指導進行了一系列現代化實踐，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跨越，最終創造了獨具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二、實踐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人本邏輯、系統邏輯與和平邏輯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發展進程中的實踐創造

作為一種全新的現代文明形態，人類文明新形態既體現了現代化發展的一般邏輯，又注入了現代化發展的中國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實現了人本邏輯、系統邏輯、和平邏輯的有機統一，超越了西方現代化的以資本為中心的運思邏輯，也克服了蘇聯高度僵化和過度集權的傳統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弊病，開辟了人類文明形態的新境界。

（一）人類文明新形態蘊含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

西方文明將資本作為現代化的核心。從本質上講，現代化的根本問題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由傳統的、異化的人向現代的、自由全面發展的人轉變是現代化的價值旨歸。然而，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把人作為現代化的核心，而是將資本作為一切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2]，生活在資本邏輯下的人不可避免地遭受資本的奴役，人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全面異化。在資本邏輯統治下，人與資本的主客體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異位，人成了資本實現價值的工具，資本成了社會運行的真正“主體”，當作為主體的人淪為資本增值的工具時，人就同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一樣同處于一個資本建構出來的物的世界，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支配著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樣一來，人的主體地位就徹底喪失，人也進入到徹底異化的世界，甚至生命和死亡都被資本完全掌控，“人人都被剝奪了死亡，人人都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死，……為了讓生命符合民主和等價法則，必須把生命化為數量（這樣也就把死亡化為烏有了）”[13]。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人的主體地位似乎逐漸顯現，但是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國家仍然沒有超越以對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這一階段，市場經濟的前提和目的——私有制仍舊使人生活在資本的魔掌下，人與人的關系依舊表現為物與物的關系，人對物的依賴性本質并沒有完全消除，人仍然是異化和物化的人。

人類文明新形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與資本主義現代化把資本作為社會生產的核心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始終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毋庸諱言，中國的現代化離不開資本，反而需要利用資本的力量不斷鞏固自己的發展基礎。換言之，中國需要作為手段的資本而非作為目的的資本，中國需要駕馭資本而不是被資本所駕馭。中國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體量如此巨大的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在世界上前所未有。那么，中國是如何開啟現代化新道路的呢？最重要的法寶就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的價值與人的發展有機地統一起來。在消除貧困方面，我們實現了從新中國成立初位于世界上最貧困國家行列到2021年歷史性地解決了全體人民的絕對貧困問題的歷史性跨越;在城鎮化建設進程方面，我們實現了從新中國成立初絕大多數人生活在農村到2020年末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60%的歷史性進步;在發展教育、提高壽命、社會保障方面，我們實現了從新中國成立初的文盲率80%、人均壽命35歲、社會保障幾乎空白到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時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44%、人均壽命773歲、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歷史性成就，等等。中國始終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始終將資本的力量作為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方式之一，而不是運用資本邏輯統攝社會運行進而謀求利潤最大化，這也是人類文明新形態與資本主義文明的根本分野。

（二）人類文明新形態體現全面協調的系統邏輯

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片面的。馬克思認為：“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盵14]換言之，人類社會是各個要素相互協調、各個環節相互關聯的有機體，而非一成不變、百世不易的結晶體，人類社會的各個要素和各個環節始終是處于變動中的，都要根據時代的發展和客觀條件的改變進行有序調整和科學組合。對于人類社會有機體的演進歷程，馬克思分析到：“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 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有機體制在歷史上就是這樣向總體發展的。它變成這種總體是它的過程即它的發展的一個要素?！盵15]可見，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一個沿著總體性向度內生化、自組織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精密的、有序的，任何一個要素、環節的缺席，都有可能導致社會發展的無序和失衡。比如，西方國家只注重資本的積累和積聚，只追求“增長崇拜”和“經濟指數”，完全忽略了人的發展和人的關懷，從而陷入“見物不見人”的異化發展邏輯，繼而引發諸如經濟危機、生態危機、異化民主等現代性的負面后果。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同，中國始終注重運用馬克思社會有機體思想指導現代化建設，以系統性邏輯統籌推進現代化各要素、各環節的協調配合，創造了全面協調、統籌發展的人類文明新形態。

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全面協調的。在現代化建設進程中，我們黨始終秉持系統性發展邏輯，善于發現并及時補足發展短板，科學統籌各要素、各環節的良性互動，推動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面展開與協調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農業生產條件顯著改變，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獲得很大發展，人民軍隊不斷發展壯大，開啟了現代化建設新篇章。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心一意謀發展，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歷史性轉變，實現了從生產力相對落后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飛躍，推進了現代化建設新征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統籌“兩個大局”，統攬“四個偉大”，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黨的建設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實現了從總體小康到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開辟了現代化發展新境界。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彰顯文明共生的和平邏輯

資本主義文明是在暴力行徑中建立的。在資本主義開始歷史活動之時，它劣跡斑斑的罪行就已暴露無遺，“金三角”的黑奴貿易、“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官商勾結的專賣制度、“日不落帝國”的建立等充滿血腥的行徑向全世界展示，資本主義的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內剝削和對外擴張的行徑，使其逐步形成了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思維模式，他們企圖建立劃分文明與野蠻的國際標準以維護其殖民侵略的合法性并確立其主宰全球的道德霸權。20世紀以來，西方中心主義者將合乎自身利益的“文明標準”鑲嵌于國際法中，使之成為他們建立霸權主義的工具和進行“文明審判”的標尺，充分“展現出強烈的文明—野蠻、西方—非西方的排他思維，其實踐邏輯是同者聯合、異者打壓”[16]。進入21世紀，“資本主義‘全球化’這部機器更是給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災難和溝壑，資本主義文明正借用‘軍事鐵拳頭’來支持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新帝國主義’的存在就意味著‘無限戰爭’”[17]。那么，人類文明的進步必須在斗爭和沖突中沿著西方國家的“文明標準”實現嗎？如果說在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之前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人類文明新形態創造之后我們完全可以給出否定性回答。

人類文明新形態是在和平發展中創造的。與西方國家在霸權主義思維下建立的現代文明相比，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狹隘視域，摒棄了“零和博弈”“國強必霸”的思維模式，開辟了不同文明和諧共生的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超越了近代西方列強以武力入侵、暴力殖民的方式訴諸發展的道路，而是以和平合作、共生共進的思路成為了后發現代化國家發展的典范;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打破了“國強必霸”的西方現代性發展邏輯，中國人民是從風雨飄搖、顛沛流離的近代戰爭中走出來的，因而能夠充分認識到和平之于世界、之于國家、之于人民的珍貴性，大國沖突、國強必霸勢必導致兩敗俱傷，國強必霸的陳舊邏輯不屬于中國，中國的國情也決定了國強必霸這一“實踐邏輯”不可能出現在中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創了合作共贏發展新模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亞投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造福世界人民的“中國方案”，為推動世界各國走合作共贏之路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為世界各國緊密協作、謀求發展開啟了嶄新篇章。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一條以和平謀發展、以和平謀復興的道路，不以對外擴張為實踐起點也不以稱霸世界為邏輯旨歸，其世界性意義在于打破了西方國家長久以來確立的“霸權”“強權”思維模式，創造了“共生”“共贏”的人類文明新形態，開辟了一條人類普遍進步的新道路。

三、價值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是破解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國強必霸論的中國方案

中國的現代化是在西方現代性裹挾下開啟的，因而在展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與西方現代性發生“勾連”。但中國并沒有被其所同化，而是在科學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開啟了獨立自主、實事求是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破解了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國強必霸論，樹立文明和諧共生的典范，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發展范式。

（一）人類文明新形態超越了文明沖突論

西方中心主義者宣揚文明沖突論。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同民族所創造的文明異彩紛呈、各具特色，歷史上人們也曾努力克服客觀環境的限制而進行文明的傳播和交流。然而，資本主義的興起使西方國家形成了以殖民主義、強權政治為內核的現代霸權文化思維，他們認為資本主義文明優越于其他文明，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應當呈現一種“支配—被支配”的關系。這一思維展現出鮮明的文明邊界和強烈的文明界限，其實踐邏輯是同質文明聯合、異質文明排斥，他們試圖通過資本主義文明來改造或取代其他文明，從而抹殺文明的多樣性本質和融通性基因。冷戰結束后，根據政治意識形態、經濟意識形態來界定國際秩序的模式逐漸離場，西方國家的文明優越論也遭遇到現實的挑戰，他們急需建立一個關于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來發展新的對抗和協調模式，而“文明的沖突”似乎成功地扮演了這個角色。無論是過去還是未來，文明都是有差異的，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事實。亨廷頓也承認：“在未來的歲月里，世界上將不會出現一個單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將有許多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擁有世界上的主要權力，它們的領導國家或是核心國家……將是世界舞臺的主要活動者。在人類歷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極的和多文化的?！盵18]2但是，他沒有把文明向融合與共生的方向引領，而是大肆鼓吹文明沖突和挑戰，“最重要的力量增長正在并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18]79。事實上，他并非承認中國的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復興，而是單方面認為中華文明的復興可能會對西方文化霸權產生沖擊。換言之，亨廷頓呼吁世界各國加強對西方霸權文明的認可，這樣才能避免因文明沖突所導致的戰爭和殺戮，這其實是一種非常隱晦的西方中心主義論。

人類文明新形態倡導文明共生新理念。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我國從一窮二白發展成為經濟總量超過100億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工業產值占全世界30%的世界第一大工業國，用幾十年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創造了人類現代化史上和平崛起的奇跡。中國之所以能從時代落后者走向時代引領者，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既深深扎根于交流融合、協和萬邦的中華文明中，又牢牢遵循和平發展、互動共進的現代文明價值，充分吸收一切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創造了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有機統一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作為一種彰顯文明和諧共生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從不以悠久的文明歷史來彰顯自身文明的優越，也從未以帶有偏見的話語來貶斥其他文明的價值，而是在文明交流互鑒中主張文明和諧共生。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中宣揚文明和諧共生的理念。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狀況，中國呼吁世界各國拋棄意識形態偏見，積極倡導世界各國加強合作抗疫，向世界各國及時分享中國抗疫經驗，主動派出國際醫療組指導救助工作，并將新冠疫苗作為世界抗疫的公共產品，以實際行動踐行了文明和諧共生理念。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解決全球性問題中貢獻了文明和諧共生的中國智慧。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都彰顯著凝聚文明和諧共生力量、形成文明和諧共生合力的大國擔當，形塑著引領世界各國超越文明沖突、堅持和諧共生的價值理念，貢獻著解決世界經濟動力不足、人類生存危機問題的中國智慧。

（二）人類文明新形態打破了歷史終結論

西方中心主義者宣揚歷史終結論。從現代性的起源看，西方資本主義誕生后所進行的實踐活動從一開始就使現代文明浸染了西方色彩，也內在地包含了西方資本主義對東西方關系的基本規定，即“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4]36?；谶@一經驗事實，西方中心主義者把西方文明解釋為人類文明唯一的、普遍的形式，認為資本主義文明是唯一優越和優先的發展范式，現代化進程就是西方現代性在世界范圍內的輸出和運用，西方現代性值得所有國家無條件、無差別地照搬和模仿，任何一種偏離西方現代性的發展范式都是對現代性基本原則的拋棄和對現代化道路的背叛。福山曾斷言：“如果我們現在還無法想象出一個完全不同于我們自己這個現實世界的世界，或者未來世界沒有以一種明顯的方式體現對當今秩序的徹底改善，我們就應該承認歷史本身已經走到了盡頭?！盵19]實際上，這種觀點內在地包含了這樣一種理論假設，即“現代歐洲發展起來的現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現的基本制度格局，將最終為所有正在現代化的社會和現代社會照單全收”[20]，這顯然是一種典型的歷史終結論，是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背離和偏廢。

人類文明新形態開創了社會主義文明新境界。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創造與發展充分證明，這種“歷史終結論”的觀點是狂妄的、荒謬的、錯誤的。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確立了社會權利與社會責任、“無形市場”與“有形政府”有機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超越了西方國家以個人權利或自由資本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形成了以“人民當家作主”為核心理念的實質性、普遍性、徹底性的人民民主政治，推進了全過程民主，超越了西方國家“一人一票”和黨派輪流執政下的金錢民主和選舉民主;形成了能夠包容各類無害性異質型外來文化的“多元融合型柔性文化觀念”，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主義”下的“文化優越”“文化沖突”的思維模式;實現了以“人類社會”和“以人民為中心”為立足點的發展格局，超越了西方國家以“市民社會”和“利益至上”為出發點的運行邏輯;等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昭示了與西方現代化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體現了推動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出低谷的強勁勢頭，彰顯了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的蓬勃發展，不僅解構了“歷史終結論”、超越了西方現代性，還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書寫了中國式新現代性理論范式，使中國正從西方現代性影響中國的時代向中國現代性影響世界的時代轉變。

（三）人類文明新形態終結了國強必霸論

西方中心主義者堅持國強必霸論。從西方國家開啟現代文明的歷史經驗看，西方國家霸權地位的建立與強化總是伴隨著海外擴張、殖民掠奪、戰爭侵略。葡萄牙、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國曾通過殖民和武力先后踏上了爭奪霸權的道路，二戰后的美國也依靠史無前例的工業、金融、軍事實力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世界各地，“組建同盟、滲透入侵、顛覆異己、封鎖遏制、干涉內政、扶植傀儡，不斷以各類違背國際公約和道義規范的單邊主義行動來干涉他國內政”[21]，試圖建立世界霸權。馬克思曾指出，“資產階級……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4]35-36，西方國家的現代化使世界形成了中心與邊緣、殖民與依附的發展格局。二戰結束后，盡管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功擺脫了西方國家的殖民統治，但這并不意味著西方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完全消亡。相反，西方國家將霸權主義的價值觀念簡化為包括市場經濟制度、政治民主制度、人權保障制度等意識形態教條，大肆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宣傳、推銷、兜售這些觀念的普適性，以強化自己在經濟、政治、意識形態等領域的隱性霸權。究其根源，西方國家是通過霸權主義建立起來的，因而他們也會以己度人，必然認為其他國家強大起來后也會建立霸權，甚至連正常的公平競爭也被視為對他們霸權地位的威脅。因此，他們故意挑起政治爭端、制造貿易壁壘、發起意識形態攻擊，千方百計地干預和阻撓其他國家的發展和進步，其根本目的是企圖引發國際社會對快速崛起國家的關注，從而同他們一道加強對這些國家的打壓，進而鞏固自己的霸權地位。

人類文明新形態樹立了和平崛起的典范。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創造直接宣告了國強必霸模式的終結，其世界歷史意義也突出地表現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開啟了和平崛起的典范，創造了一種有別于“國強必霸”的文明新形態。如果說中國的崛起僅僅是成為類似英國、法國、美國等的現代化強國，那么人類文明新形態就不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它就仍然從屬于現代資本主義文明所規定的意義范疇。只有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克服西方現代性后果的同時能夠超越“國強必霸”的崛起邏輯，人類文明新形態的世界歷史意義才能真正得以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是在西方現代性的裹挾下快速展開并迅速觸動其限度的，因而其就必然會在特定轉折點上突破西方現代性的局限從而展現出另辟新路的價值張力，而這種價值張力在今天看來就是創造了不同于資本主義文明的人類文明新形態。更確切地講，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之所以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態，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在享受西方現代化正面成果的同時超越了其思維禁錮，歷史地重塑和匡正了現代化的價值旨趣;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遵循了和平發展的邏輯，重塑了“國強必霸”的世界格局，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樹立了現代化發展典范。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人類文明新形態已然打破了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為基礎的現代國際關系，超越了“國強必霸”的西方現代性固有邏輯，將成為引領世界發展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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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 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