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將衛生防疫史融入“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的初步思考

趙諾 高紅兵

摘 要：在全球新冠疫情以及中國抗疫戰疫的背景下，“中國近現代史綱要”課（簡稱“綱要”課）應該結合課程特點和定位予以關注。將“衛生防疫史”帶進課堂便是一個可行且有效的方式。但要想真正實現常規性地融合，教師必須做好組織內容、安排論證等工作，即要在認真做好知識準備工作的前提下，抓住衛生防疫史相關之關鍵問題，形成大體能夠覆蓋主要線索的基本論述；然后將這些帶有明顯問題導向的論述內容加以組合，恰當地安置到某些具體章節里，構建出與既有課程脈絡相適應并對“綱要”課主題、主線形成支撐的若干“結合點”。而在“結合點”上，可擇機對近期涉及“綱要”課內容的熱點歷史問題給予回應。

關鍵詞：衛生防疫史；“綱要”課；教學

一、引言

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思政課理應關注時代、關注社會，汲取養分、豐富思想[1]。應該說，近期高校思政課普遍將防疫、抗疫問題納入課堂教學，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高校思政課多是在教學計劃中加一兩次“防疫、抗疫專題”，這種方式主題明確、內容集中，往往能給學生留下比較深刻的印象。盡管多數教師注意與四門思政課各自特點相結合，但這種方式對未來疫情結束后的教學延續性問題考慮不夠，與原本的課程脈絡、知識主干關聯不強。因此，我們在這種方式之外，特別是學生大多已經上過一些關于疫情防控的專題課程，應嘗試將防疫、抗疫相關要素常規性地充實到原有課程內容中去。

根據“中國近現代史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課程的定位和特點，應注意在不打亂既有教學計劃的情況下，尋找若干合適的“結合點”將衛生防疫史相關內容常規性地引入課堂，對課程主干形成論述上的輔助、補充，進一步回答“必須走什么樣的路”“必須以什么樣的思想理論為指導”“必須由哪個階級、哪個政黨來領導人民完成民族復興的偉業”這一系列中國近現代史的核心命題。要實現這樣的目標，自然需要在資料搜集、課程設計、教學方法上有相應的準備和調適。本文希望結合教學實踐，談談對相關問題的初步思考，就教于方家。

二、做好四方面知識準備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講好思政課必須視野要廣，有知識視野、國際視野、歷史視野，通過生動、深入、具體的縱橫比較，把一些道理講明白、講清楚[1]。對“綱要”課教師而言，自然要緊扣現實脈動，將近期黨中央、國務院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防疫抗疫問題的相關講話、指示學好、吃透，做到心中有方向、胸中寓關懷。同時，結合課程定位和學科特點，不難感覺到，能否將衛生防疫史內容融匯于中國近現代史的大脈絡，能否在教學中增加“新版塊”而不顯突兀，能否起到育人功效而兼具學術厚度，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于自身的知識積累、學術視野。因此，任課教師備課時必須在這方面下些硬功夫。

第一，注意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經典文獻中汲取智慧?！熬V要”課的課程性質決定了我們要增加課程內容的理論深度、凸顯“思政屬性”?？梢哉f，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的修養、積淀是思政課教師的立身之本。在這樣一個面對疾疫威脅的特殊時期，我們愈發應當沉下心來看看經典作家們說了什么，弄準確、講清楚，堅決杜絕近期在網上甚至個別思政課堂上出現的把一段編造言論作為馬克思對防疫問題的“經典”論述并加以引用的紕漏。

一方面要求我們應當重溫部分有關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文本。比如被恩格斯稱為“歷史唯物主義的起源”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又如《〈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反杜林論》等有關篇章。讀這些經典文本會比較費時費力，且看起來和上課的關系不那么直接，但這是理論、方法的準備過程，能夠幫助我們找到分析各種衛生防疫史資料、穿透紛繁復雜的歷史現象的辦法。我們的準備工作絕不能僅僅立足于一次性地追熱點、湊材料，而要著眼于為今后“綱要”課常規性地增加一些新視角、新內容。另一方面要求我們注意搜集、研讀經典作家們關于疾病、醫療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等人并非醫學、醫療領域的專家，并無關于衛生防疫問題的專門研究。但如果我們放寬視域，會發現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一般并不孤立地分析疫病問題，而將它與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勾連在一起，特別是常常與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危機聯系起來。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在《西方列強和土耳其——經濟危機的征兆》一文中談及英國的霍亂爆發時即是如此[2]。

這樣的視角顯然是發人深省的。由于這些論述大多散落于各種著述中，一時全部搜羅齊全并不容易，所以我們需要想些辦法。一是可以從一些既往的相關研究論著中析出部分文獻，再與《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進行核對，過去生態馬克思主義領域的論著應是我們的重點關注對象，近期不少學術期刊上都發表了一批利用

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分析衛生防疫問題的論文，也可注意搜集。二是利用一些既往編選的部分專題論集，比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自然科學》《馬克思恩格斯論環境》《馬克思恩格斯論資本主義危機》等，查找與醫療衛生、疫病防治及人與自然關系等方面的論述，這同樣需要核對權威文本。當然，這種學習、汲取并不是生搬硬套，要注意到馬恩等經典作家的相關論述所指與今天的疫情也有一定的差異。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同志的相關論述的搜集、研讀也大致遵循以上原則。

第二，要注意掌握一點醫療衛生、疾控防疫方面的專業知識。衛生防疫問題是有一定專業門檻的。思政課教師雖然不需要去精讀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但也應當泛讀一些科普讀物，對相關專業知識有基本了解。這既對于教師理解、分析衛生防疫史中部分問題有意義，也對辨別疫情中魚龍混雜的信息、不犯常識性錯誤有直接幫助。比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編寫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公眾防護指南》和《大眾健康》雜志的相關文章以及Science（科學）、The Lancet（柳葉刀）雜志網站上一些有關新冠病毒的科普性文章和部分綜述類文章都可以關注，而這部分知識是“綱要”課教師普遍缺乏的。

第三，要注意閱讀一些衛生防疫史方面的研究著作?！熬V要”課要想真正在思想上引領青年學生，必然要站在學術的最前沿，去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保持對學術動態的關注，認真研讀相關領域優秀的學術成果。在自己對衛生防疫史不夠熟悉的情況下，閱讀此領域的優秀學術成果，是知識積累最便捷的辦法。應該說，自21世紀初以來醫療史、疾病史研究在史學研究領域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近年來也出現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3]。

除了一些研究論文，備課時可以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專著。比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麥克尼爾的名著《瘟疫與人》、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近代演變》、梁其姿的《面對疾?。簜鹘y中國社會的醫療觀念與組織》、曹樹基和李玉尚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以及李洪河的《往者可鑒：中國共產黨領導衛生防疫事業的歷史經驗研究》等都具有較高參考價值。

第四，要盡可能搜集豐富的相關史料?！熬V要”課講授的內容是歷史，價值傳遞必須構筑于扎實的史料之上。受疫情影響，近期很多教師都在家中工作，借書、查資料都很不方便。而衛生防疫史資料又相對零散，所以在史料搜求問題上需要轉換思路、充分利用互聯網手段。就前期備課的情況看，應盡可能利用好各種數據庫、電子書資源，譬如“讀秀學術搜索”“大成老舊刊數據庫”“中共黨史期刊數據庫”“思政教育資源數據庫”“人民數據庫”“人民日報電子版”等，用好檢索功能可以找到不少第一手的史料。同時，目前網上各種學術資源也非常豐富，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尋找，譬如“抗日戰爭與近代中日關系文獻數據平臺”“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等。此外，一些有關學術交流的微信群也能找到不少史料。當然，條件所限，教師不得不從部分研究著述中析出部分史料，但要注意著述的學術含金量，并且其后應盡量找到原文加以核對。另有兩種衛生防疫史資料值得重視。其一是余新忠教授主編的《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匯編》，此叢書共收錄晚清民國有關醫療衛生的文獻123種，其中圖書115種，期刊8種，很多內容都涉及防疫問題。其二是鄧鐵濤主編的大部頭專著《中國防疫史》，內容涵蓋從先秦到21世紀初國人防疫控疫的歷史，書中包含大量一手史料，其中相當一部分比較珍貴，教師備課時可以從中析出，作為綱要課的史料素材。

三、講好六個關鍵問題

“綱要”課不同于一般的歷史課，更不是專門的醫學史、醫療史課程，不需要具體梳理中國近現代衛生防疫史的變遷過程，而是要提煉出近現代衛生防疫史的部分代表性內容，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主題主線形成支撐作用。其不能止步于在課堂上添加個別相關例子，簡單做個“插播”，而是要求教師帶著“通史”眼光于近現代衛生防疫史中抓住部分關鍵問題，以史論結合的方式建立能對“綱要”課主干構成支撐的“分論點”，形成常規性的深度融合。具體而言，目前在課堂上試提出六個問題并加以闡釋。

第一，如何看待傳統中國衛生防疫傳統？這個問題既涉及如何認識鴉片戰爭前的中國及中國傳統社會，也事關愛國主義教育問題。關于衛生防疫的一些基本觀念，在先秦文獻中就能找到相關記載。唐宋以后有一定進步。直至18世紀初，東西方在衛生防疫方面的思路和舉措差別并不大，甚至中國的防疫技術和效果等也曾處于領先地位。但即便如此，由于醫療水平、行政管理能力的限制和政府在衛生防疫問題上的缺位等，傳統衛生防疫構成的屏障十分脆弱，古代常常因疫病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且往往只能靠民間自救[4]?？梢哉f，中國古代的衛生防疫水平在近千年里并沒有太大突破。這里應提示同學們與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遲滯問題聯系在一起去分析。

第二，如何看待近代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的起步？這個問題涉及近現代衛生防疫史的開端，很大程度上是課程講授的“出發點”。晚清以降，無論是在上海等港口采用西方防疫標準、措施（西方人制訂、實施），還是被視作近代衛生防疫事業正式起步的天津衛生總局的設立（從八國聯軍建的臨時殖民機構處接收）[5]，都凸顯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熬V要”課教學中，教師總會面對一個問題：資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到底給中國帶來了什么？我們在課堂上應以論述近代衛生防疫事業起步為契機，講清楚盡管客觀上是西方人將近代衛生理念、措施帶到中國，但中國近代衛生防疫制度的逐步形成，更多是對資本—帝國主義入侵的因應，是資本—帝國主義加強政治控制、經濟掠奪的副產品。晚清數十年間中國衛生防疫多由西方人把持，列強常常以相關事務為借口侵凌中國主權。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很難在夾縫中建立起自上而下的自主的衛生防疫體系。

第三，如何看待民國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衛生防疫事業的得失？這個問題涉及與新中國成立后相關情況的比較、對照。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盡管所謂中央防疫處已經設立，但實際上還是列強共管的狀態。南京國民政府收回大部分防疫權。在衛生防疫的現代化、制度化建設上也有一定進展。在中央設立了更高規格的衛生部（署），實施了更積極的全國性防疫政策，加強醫藥研究和生產[6]，使中國逐漸擺脫單純依靠外國疫苗的局面。這一時期，地方衛生行政機構也有較快發展[7]。南京國民政府在衛生防疫制度建設和法律法規制定上下了很大力氣。從文本上看，這些制度規章大多緊追“西方先進”，但常常無法真正落實。造成這種情況原因有：一是長期戰亂（特別是抗戰爆發）導致缺乏切實執行的安定環境；二是制度設計與中國當時的社會現實不相契合（譬如在防疫問題上排除鄉村醫生及中醫，但在基層鄉村又幾乎沒有西醫，造成傳統衛生防疫體系已被淘汰而新的衛生防疫體系卻未建立）；三是過分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輕視衛生防疫中非常關鍵的民眾動員問題。因此，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依然疫病頻仍。

第四，如何看待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防疫實現飛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中國短時間里即在衛生防疫方面獲得巨大進步。1955年鼠疫即下降到全國39病例。1961年，天花在中國大陸地區被消滅，這比世界范圍內消滅天花要早18年。談及新中國初期衛生防疫取得不小成就的原因，最引人矚目的是群眾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這對防治疫病、改善城鄉環境衛生有直接作用。我們在“綱要”課堂可以列舉反細菌戰運動、“除四害”運動及著名的防治“血吸蟲病”運動中一兩個例子，比如播放講述防治血吸蟲病的紀錄片《送瘟神》的片段等。但在課堂上孤立地談群眾運動，可能未必能幫助青年學生準確、全面地理解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飛躍，甚至引起“衛生運動的根本目標是政治動員而非防治疫病”的認識誤差。要想把握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核心要義，必須得將其放到國家治理體系或者制度運作層面來理解?？蓮娜齻€方面加以說明：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精神?！耙匀嗣駷橹行摹笔侵袊厣鐣髁x制度人民性的根本體現。這個指導思想有兩方面內涵：一方面是衛生防疫工作的根本目標是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一切為了人民；另一方面是在具體實現路徑上走群眾路線，一切依靠人民。防疫的成功不只需要自上而下的管控，更需要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行動和通力配合，形成前所未有的群防群治的生動局面。二是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衛生防疫體系。從頂層設計來看，新中國衛生防疫體系的核心在于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鮮明體現。新中國成立初期，在黨的領導下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高效嚴密、輻射全國的全方位的防治體系。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下設公共衛生局（后改稱防疫保健局），組建了常規的機動防疫力量“中央防疫總隊”，總隊工作人員受訓后長年分散到各地開展衛生防疫工作；地方上也相應建立了省、地（州、市）、縣三級疾疫防治站（所），鄉鎮衛生院設專門的防疫醫生，村里安排鄉村醫生，屯里、組里的群眾里也有業余的衛生員。三是形成有效的疫病防控機制。一個體系發揮作用不能只靠紙面上的機構、編制，更需要具體的運行機制來支撐，否則就會呈現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衛生防疫“空心化”的狀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防疫機制的奧義即在于把政府、專業隊伍與人民群眾這三者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是建立了比較高效的自下而上的疫情報告機制，以20世紀50年代初東北地區防治鼠疫為例，2日內報告的比例達到50％以上[8]。這不僅在晚清民國是難以想象的，而且在很多西方發達國家當時也很難做到。其次是建立嚴格的疫區隔離機制。至今看來隔離仍然是應對嚴重的急性傳染病的主要辦法之一。隔離措施落實到位，既需要政權自上而下的管控，也需要自下而上的群眾動員。新中國在這兩方面均顯示極強的治理能力，能在疫情暴發時迅速建立橫跨多省的“防線”，并在實現終端隔離時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9]。這與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防疫方案井井有條、具體行動一團亂麻的狀況形成鮮明對比。這樣比較的方式，讓學生了解衛生防疫戰必須依靠制度體系與治理體系的構建。新中國成立初期衛生防疫事業的飛躍，印證了從“一盤散沙”到組織起來的偉大變革，幫助學生更深入地理解“為什么說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

第五，如何看待改革開放以來衛生防疫事業的新發展？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發生重大轉移，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也步入新階段。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衛生防疫機構的功能定位已從單純的應急防疫發展為綜合性的疾病預防。法規制定、疫病監測、技術管理和服務等方面工作的現代化、科學化、規范化程度大幅度提高。與新中國成立初期相比，更重要的變化發生在，以高度教育、科學研究水平的提高為基礎，相關專業人才隊伍的規模、質量均實現跨越式發展，相關之醫學技術、醫療水平、醫藥研發逐漸步入世界先進行列。

但我們仍應直面的事實是，一些疫病依然在局部有反彈跡象，一些新的傳染病仍然威脅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同時我們國家的衛生投入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與發達國家仍有差距。另外，醫療保障制度的某些問題也相當程度上制約著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應該說，衛生防疫事業的新發展體現著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而現實中存在的不盡如人意之處則告訴我們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第六，如何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角度理解抗“非典”中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抓住這個問題根本上講是要在學期末讓衛生防疫史的相關教學內容回歸到對“人”和“人類”的關懷上來，這是唯物史觀的根本體現。在課堂上首先要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抗擊非典并取得勝利的一般過程做一概述。同時要著重指出的是，抗擊“非典”過程的一個突出特點是空前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中國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和大力援助。中國政府與世界衛生組織密切合作，在病原體尋找等方面獲得良好效果。中國政府還積極推動了區域合作，中、日、韓三國和東盟各國共商合作抗擊“非典”事宜[10]。由此引導學生深化自己的認識：與近代及此前的傳染病暴發有極大的不同，在全球化、信息化飛速發展的今天，地方性的疫病可能迅速蔓延到全球。因此，超國家的公共衛生危機需要世界人民共同解決，而不能僅僅是由某個國家或地區獨自承擔。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去認識、踐行防疫、抗疫，是我們超越種族信仰區別、政治制度差異、國家利益分歧、意識形態隔閡，相互信任、凝心聚力，最終實現戰勝疾疫的根本途徑。

四、建立教學脈絡中的“結合點”

在明確講授內容上的重點后，要想在實際的“綱要”課上把衛生防疫史的“新元素”融匯其中并取得良好效果，非常重要的一步是找到合適的“結合點”。簡單試講一下即可發現，如果將前面提到的六個關鍵問題分別放到六次課里，明顯內容過于分散，以至淹沒在繁復的歷史線索中而不能凸顯育人功用。因此，目前的教學設計為將前述六個問題，兩兩分組引入課程形成三個“結合點”。

第一個結合點選在第三章“辛亥革命與君主專制制度的終結”有關清末新政的介紹中。在談及清末新政的舉措時引入1902年“天津衛生總局”設立一事，此事件一般被視作中國近代衛生防疫事業的正式開端。順著這個線索可先對晚清民初衛生防疫特別是體制初創的基本情況做一概述。這里近代衛生防疫完全西來的感覺似乎將要形成，恰可稍做轉折插敘古代衛生防疫傳統問題，說明衛生防疫的基本觀念和方法在傳統中國古已有之，卻在其賡續、發展過程中逐漸陷于遲滯。關于傳統中國衛生防疫問題的介紹在時間上目前留有較多機動性，其長短伸縮基本不影響課程主干。到此時，可以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結合史實做一理論分析，說明中國近代衛生防疫事業受到傳統因素的制約，但真正起步很大程度上還是“資本—帝國主義入侵”這一外力促動的結果。這就決定了在夾縫中發端的中國近代衛生防疫事業長期受到列強的把持、影響，先天不足、舉步維艱。這是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的重要表現。這第一個“結合點”是論述的“起點”，將與未來衛生防疫事業的發展形成“比較項”。

第二個結合點選在第八章“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中國的確立”談及這一時期的建設成就時。利用介紹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建設成就的時機，第二次引入衛生防疫史內容，講明20世紀50年代衛生防疫事業的飛躍是新中國制度優勢的集中體現。談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成就，自然會涉及建政之際面對的國民黨留下的“攤子”。這就很平順地把前面提到的第二個關鍵問題放到教學中。我們不應忽視，民國特別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衛生防疫事業已有擺脫控制逐步實現“制度化”的趨勢；但“三座大山”依舊，這種趨勢很難真

正“落地”。談舊中國，更重要的是與新中國形成對照。接下來，要講清楚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制度精神，領導廣大醫務工作者和人民群眾，創設了比較完備的衛生防疫體系，建立了比較健全的衛生防疫制度，也完善了衛生防疫的宣傳、動員機制。新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條件下，卻在衛生防疫事業現代化上取得巨大成功。正是依靠著這樣的制度優勢，新中國衛生防疫事業實現了飛躍。根本上講，談制度優勢，也是要以衛生防疫問題的前后對照來回答“四個選擇”的核心問題，這是我們講授過程中立論的基本依托。

教材第十章“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直接談及2003年抗擊“非典”問題，因此以這里作為切入點是順理成章的。第三個“結合點”將容納前文提到的最后兩個關鍵問題。這部分不再使用插敘方式，可以先將抗“非典”歸入改革開放后衛生防疫方面最突出的案例，然后把改革開放以來衛生防疫事業的新發展作為這個“結合點”的總體背景。一方面談成就，另一方面也要直面現實中的一些問題。由此“癥候”可接駁2003年的抗擊“非典”問題。這一部分內容主要抓住抗“非典”中空前廣泛、深入的國際合作是令人矚目的特點，從而引導學生從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去思考防疫、抗疫問題。中國政府主動與其他國家、國際組織進行深入合作，不僅提升了國際形象，更為全球抗疫做出了重要貢獻。突出“國際合作”，并非不重視抗“非典”成功的主觀因素，更不是忽視改革開放后中國綜合國力特別是衛生防疫方面的巨大進步，而是要在課堂上避免與其他內容重復，也是要對前兩個“結合點”的內容形成接續、延伸，更是要引導同學們堅持改革開放、秉持“開放”精神。而把中國的衛生防疫問題放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分析，是對抗“非典”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我們今日在思考衛生防疫問題的發展趨向時的著力方向。

這三個結合點相互接續、前后呼應，將六個問題嵌入既有課程脈絡。我們對衛生防疫史的關切自艱難起步發端，立足于引導學生理解新中國在面對衛生防疫上的重大挑戰時顯露的制度優勢，并圍繞2003年抗擊“非典”中的國際合作問題將課程先前隱伏的問題意識升騰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這是歷史唯物主義內在邏輯的體現，也是為了在局部回答四個選擇的問題，更是關注現實、回應現實的需要。

五、小結

席卷世界的疫病和我國抗疫戰疫的實踐要求各門思政課給予高度重視，同時結合課程定位將相關內容帶進思政課堂，也在原有基礎上充實了教學內容，增強了育人效果。

近年來，北京大學思政課堅持“理論為本、內容為王、問題導向、形式創新”的辦學理念。一個“王”字道出了內容在其間的中心地位。本文的重點也是談談教學實操中的內容問題，把課堂上到底如何組織內容、安排論證的思維過程大致呈現出來。當然，這并不是說形式、手段問題不重要。我們在教學方式上，應當注意教師講授與師生互動、課堂討論相互結合；在講授方法上，應當注意宏觀介紹與案例分析相互結合；在材料運用上，注意文字材料與影像資料相互結合。

但在這里還是要強調，我們要想將衛生防疫史真正融入“綱要”課，銜接、結合的關鍵在內容，實現育人效果的關鍵也在內容?；诖?，我們應當在認真做好知識準備工作的前提下，抓住衛生防疫史相關之關鍵問題，形成大體能夠覆蓋主要線索的基本論述，然后將這些帶有明顯問題導向的論述內容加以組合，恰當地安排到某些具體章節里，構建出與既有課程脈絡相適應并對“綱要”課主題、主線形成支撐的若干“結合點”。另外，針對近期涉及“綱要”課內容的某些熱點歷史問題，教師也應當在教學中給予及時回應。

以上只是一些初步思考，今后的“綱要”課要常規性地融合衛生防疫史內容，還需要教師在未來的備課、上課的過程中慢慢打磨、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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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2021年北京大學“黨史校史”研究課題“改革開放后北京大學思政課建設史研究”]

趙 諾，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所研究員。